一、何谓“四书”
“四书”的《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的朱熹（1130—1200）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汇编在一起，并加注释，名为《四书集注》，简称四书，于南宋光宗绍兴元年（1190）刊行。
四书是孔孟儒家思想集大成之作，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必读之书，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统治封建社会的思想达700年之久，影响深远。
《大学》：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强调了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为什么称为《大学》？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大人”有别于“小民”，是指国家统治者。
《中庸》：是极具辩证思想的处世之道，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行为标准。为什么称为《中庸》？程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不左不右，不变来变去。《中庸》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钻研过程和认识方法。
《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从政、治学、育人的经验总结，简洁明快，富于哲理，妙语连珠，耐人寻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影响了整个东方文化的形成。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论语》格言，显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
《孟子》：是孟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孟子言行的记录。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显示了孟子的人格魅力，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增光添彩。
二、何谓“五经”
五经，是儒家最早的五部经典著作，它是华夏文明的最早记录，是中国文化之根。
在先秦时期，中国产生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西汉时，《乐》已不见流传，只余《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有人认为《乐》亡佚于秦始皇的焚书，也有人认为《乐》本来就没有文字，只是配合诗或礼来演奏的乐谱。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产生于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前6世纪）500多年间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共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它是中华先民的歌唱，是我国优美文学的源头。
《书经》：又称《尚书》，是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件的汇编，主要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讲话。文字艰深，僵硬古板。书中提到的“五常”，唐朝学者孔颖达解释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是中华礼仪之邦的源泉。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谈及儒家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南宋时被朱熹编入“四书”，大力宣扬。
《易经》：是夏商周时期卜筮之术的记录。它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其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想。《易经》在夏代叫“连山”，殷代称“归藏”，周代名“周易”，传承而来就是今天的《易经》。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原文已佚）整理而成，记载了春秋时代中国古代社会处于转型时期240多年的历史。孔子修订的《春秋》是“经”，是提纲式的，用字简练深刻，“寓褒贬，别善恶”，其“微言大义”的笔法“以一字为褒贬”，成了著名的“春秋笔法”。解释《春秋》经的书是“传”，有三部：《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三、“四书五经”花絮
1.东亚儒学文化圈关注“四书五经”，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尊孔孟为精神导师。
孔子及其学说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四书五经”在这些国家也引起相当的关注。
据孔子77代嫡孙女孔德懋考证，孔子儒家思想在公元3世纪传入日本，公元8世纪，日本政府规定《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为全国必读书籍，江户时代，各地建立了许多孔庙，多久孔庙建于1708年，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日本明仁天皇1992年曾来这里视察。
新加坡中学的“公民课”，第一页就是《论语》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加坡、日本的“政治教材”讲的都是道德故事，如二十四孝的故事。
据韩国对全国18所高校在2000至2006年考试论文的考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记录中国古代思想先哲孔子言论的《论语》，在韩国的高考试题中出现过4次。另一部儒学经典《礼记》也在韩国高考试题中出现过一次。
出生韩国的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尊孔孟为精神导师。一次，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起《论语》来如数家珍，多年来，在他的钱包里一直放着一张特殊的纸片，上面摘录了《论语》中有关年龄与人生阶段的名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他说，他现在64岁，正处于“耳顺”的阶段，应当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但同时必须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
当记者询问他对中华文化的爱好，以及这种爱好对他从事联合国的工作是否会有帮助时，潘基文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他笑称自己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人”，从来不走极端，儒家的中庸之道“便是我的个人哲学”。
2.朱元璋篡改孔孟“圣经”
在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法西斯头目希特勒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径找借口，曾经在1939年篡改《圣经》，使欧洲宗教界一片哗然，不久即告失败，传为笑柄。
其实，这并非希特勒首创，早在14世纪中国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这么干过。古代中国的孔孟之书，就是当时的圣经贤传，而朱元璋看不惯《孟子》书中的一些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觉得很刺耳，很不舒服。他作为一个从草根阶层发迹的皇帝，既有高度的自尊，又有强烈的自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便充分动用他手中的皇权对《孟子》一书大砍大删，但终不能禁绝，于是就另编一本《孟子节文》行世，结果不解决问题，反而成为历史笑谈。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是：“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就是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不会忘记。哪是你朱元璋皇帝篡改得了的！
3.台湾中学的国文教材解读“四书”有新招
台湾中学的国文课本中，文言文的比例一直很高，达60%。除了《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也是高中生的必修课，而该教材的全部内容就是“四书”——以《论语》《孟子》为主，《大学》《中庸》为辅。
在高中三年里，学生都要持之以恒地诵读“四书”的经典篇章。你大可不必担心学生们会成为一身酸腐气的“孔乙己”。因为教材在启发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十分注意将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为了便于学生理解，编者将《四书》的内容重新分类，将《论语》细划为“论道德”“论修养”“论仁爱”等单元，而每“论”之后还有别出心裁的“问题与讨论”。比如讲述过“论刚毅”后，讨论题目是“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如果一个人在实现志向的过程中有困难，是否仍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在讲过“言不及义”后，讨论问题是“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引导青年学生进行专题学习讨论，这就是台湾中学国文教材解读“四书”的新招，也是经验之谈，给人以启示。
4.《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创出版新纪录
据媒体报道，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自2006年11月26日上市以来，到2007年1月已出版260万册，销售量在2月初已超过230万册。在如此短时间内达到如此大的出版量和销售量，几乎是一个奇迹。
原因何在？一是国学热的兴起使传统文化典籍备受推崇，二是该书通俗易懂，非常适合普通大众阅读。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一直就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而本书作者于丹所讲的内容是普通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直接与大众分享经典。一位80多岁的老者拉着于丹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把孔子给中国人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