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重庆,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共同居住的地区,但在古代历 史上,至少是在隋唐以前,情形却不是这样。且不说先秦时期,相对中原来说属少数民族的巴人,是当时重庆地区的主要居民,即秦以后,在重庆地区分布较广、活动时间较长的也是濮族和僚族。因此,研究清楚古代重庆地区的濮、僚族及其相互的关系,既是重庆地方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又是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钩沉史籍,搜罗文物,参稽前人成果,撰成此文以供同仁参考。
一、重庆历史上的濮人。濮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大族,由于分布广阔,邑落众多,又称为“百濮”。现代壮侗语族的布依族自称为布饶,“布”是人的意思,饶即僚,越语倒装,布僚即僚人。濮音仆,与布音近,故濮亦为人的意思。关于濮人的分布,《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参加牧野会师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颖达疏:“濮在江汉之南。”《逸周书·王会解》说:“卜人以丹砂。”即濮人向周王朝贡献的方物为丹砂。晋人孔晃注这句话说:“卜人,南西之蛮”, 即西南之少数民族。综合其它史籍记载来看,古代西南地区的濮,有今贵州和滇东南的牂牁郡和兴古郡之濮、滇池地区的滇濮、滇东地区的建宁郡之濮、洱海地区的云南郡之濮、川西南地区的越嶲郡之濮和川东地区之濮。
具体到川东和重庆地区,《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疍之蛮”,濮是巴统治下的第一大族。《巴志》又说,涪陵郡丹兴县,“山出名丹”,结合《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以丹砂致富和《逸周书·王会解》的“卜人以丹砂”,可知今重庆长江沿岸古有濮人居住是无疑的。关于濮人在重庆地区留下的遗迹,《舆地纪胜》卷195引《益部耆旧传》说:“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按楚襄王时(公元前298-263年 ),巴已经在20余年前为秦所灭,所以楚襄王灭巴子的说法并不可靠。但铜梁山在今合川附近,这里本来是巴的垫江,此处以“濮江”相称,足以证明濮江一名应该早于垫江,也就是合川最早原为濮人的住地,这里似乎曾有一个较大的濮族部落。巴族迁到这一带以后,征服了濮人。《舆地纪胜》记合川钓鱼山有“双墓”,据李文昌《图经》说:“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民间称此“双墓”为“濮王坟”,1987年初笔者曾亲临考察,封土堆仍清晰可见。可见今重庆市的合川,在古代似为川东濮人分布的一个中心。今合川尚有濮湖、濮岩、蒲(音同濮)溪等地名,可看作古代濮人遗留之迹。
在重庆的南部地区,即今天的綦河流域,还有一 个濮人分布的中心。綦河有一支流名蒲河,蒲河即濮河。又今綦河古名僰溪,《太平寰宇记》卷136载:“江州即南齐永平五年(公元487年)自州移于僰溪口”；又引唐《十道记》说:“自江津路南循僰溪,水路二百二十里至南平州。”僰溪口在南齐时为江津县治,即今江津县治下游顺江镇,其地为蔡河入长江汇合处。“僰”或“僰人”之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其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筰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秦以前有僰侯国,在今四川宜宾地区；秦略通“五尺道”,买卖僰人为奴隶,史称“僰僮”。汉初又设“僰道县”,即“僰人县”。重庆境内的“僰溪”,当因僰人来居而得名,时间大约在秦以后、南北朝之前。此外,与重庆比邻的涪陵也有焚人遗迹。据《涪陵县续志》载其境内汇入乌江的大溪河上,宋代有“僰人桥”,大溪又名白水,当为“僰水”之讹。“僰”与“濮”音同,居住在川南的僰族,实际上就是濮族,这一点渐为学术界多数人接受。如果从族系上分析,僰人为古代百濮民族之一,同属濮越系民族。巴蜀原有濮人,除以上所引之外,尚有左思《蜀都赋》所谓“左绵巴从,百濮所充”；扬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等等。那么,重庆历史上的濮(僰)族除了有文献记载以外,是否有文物古迹留传至今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除了上述合川的“濮王坟”尚待考古发掘证实外,还可举出綦江横山乡崖墓画像来作证明。在全市文物普查中,綦江横山乡二墱岩崖墓内发现有多人联手而舞的画像。二墱岩崖墓群共10座,分布于岩石壁上,左右长100米,上下宽40米。其中M6、7被自然分霹,其余基本保存完好。M6墓室后壁刻有7人半裸体舞乐画,画长1.4米,宽0.4米；画边有五铢币石刻,左壁角有山鸡一只。M7墓室左侧壁刻有7人舞乐画一幅；门嵋左侧刻有人头。因为这种构图是过去未见过的, 有学者认为是流传到汉的巴渝舞的一种形式；但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在考察了二墱岩崖墓画像后,认为这是西双版纳傣族文化在东汉时期的遗留。云南傣族支系很多,自称、他称十多种,语言、服饰、习俗、宗教信仰都有差异,这里所说的傣文化,专指西双版纳自称“傣泐（lè）”的这一支。綦江岩墓上的舞蹈场面,看到筒裙、发髻、紧身背心衣,这是傣族服饰和发型。图中有一支鸟,这种鸟,傣语称“hong(烘,译为风)”,被认为是傣文化的主要标志。傣族中现在还可以找到许许多多鸟崇拜的造型图案,甚至在纹身中也能找到鸟崇拜的图案,这可能与原始社会鸟图腾崇拜有关。图中人头蛇身的吹笛人,傣族也有一个善于变化的“蛇人的故事”。傣族称“笛”为bi(必),有直吹、横吹两种,古代多直吹,现代多横吹,这是又一个吻合。另外的花边图案和花纹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图形。我们并非一定要说画像反映的就是傣族先民,但其为濮或越民族的集体舞蹈场面似为可信。
除以上提到的几点以外,这里尚可举出两点来作辅证和比较：首先,越人有鸟田(鸟助耕田)的传说,《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均有记载,《十三州志》称此鸟为“雁”,这种鸟也就成为越人崇拜的图腾,后来又见于铜鼓的船纹上。以笔者之见,綦江崖墓画像中的鸟图案,也即与骆越崇拜的鸟图腾有关。其次,宜宾岩穴墓五宝蛮洞子沟MI墓内的石刻,有一种背心式的上衣较引人注意,这在左壁椎髻人身上特别明显,而墓葬的主人为宋代川南僚人。这种“背心式的上衣”与綦江崖墓画像中舞蹈者的紧身背心衣,无疑属于同一服饰文化类型。据《华阳国志》记载,巴蜀地区属于濮越系民族的有濮、僚、僰、疍等,而古代的濮人(不包括滇西南属南亚语系的“濮”)、僚人均应属于百越族群,亦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指出的“夷”和“越”两大族群中的越族群。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古代濮人与越人命名的习惯相同；皆多沿地势较低的江河流域而居；死而葬于悬棺或崖葬,出土的典型文物有铜鼓等。因而结合綦江县境有“蒲(濮)河、僰溪”等地名来看,说横山乡二墱岩崖墓画像中的联手舞场面为濮人遗迹,大致是不会有问题的。
综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从战国、秦汉迄至魏晋时期,在今重庆范围内的北部和南部地区,确有濮人活动过的记载和实物例证。而且这两部份濮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北部合川的一支与川东长江和川北嘉陵江流域的濮人援势相连,共为一体,即扬雄之谓“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者；而南部纂江、江津这一支濮人、僰人,则与贵州牂牁郡的濮人连成一气,同为一族。
二、重庆历史上的僚人。自汉至唐宋,在我国的西南和华南地区,分布着一些被泛称为“僚”的民族,“僚”读音为“老”,系百越的一支,《魏书》称为古南蛮的别种。关于“僚”的含义,以前学者多认为即“骆”的较晚译写,但因其从“寮”为放火,故作族称或与他们当时的农耕方式“舍田”有关。而且僚又常与其他一些民族混称:在岭南地区,僚常和“但”并称；在云南、贵州、四川一 带,僚常与濮相混。四川地区原只有很少一部份僚人,从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始,原分布于今贵州北部的僚人由于战乱所逼,逐步迁入今四川盆地南缘山区,数年后又进入盆地乃至陕西南部。《华阳国志·李势志》说:“蜀土无僚,至是(李势,344-347年在位)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橦,布满山谷,大为民患。”而梁朝李膺《益州记》记载更详:“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丁)以上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橦,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 依林履险,若履平地。僚人入蜀后分布几乎遍于整个四川盆地,于是重庆地区始有僚人繁息。《新唐书·南蛮传》之“南平僚”、《宋史·蛮传》之“渝州蛮”,便记载着重庆地区僚人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还较有影响。现依今天的行政区划往前追述重庆地区晋、唐时僚人的具体分布如下：
1、荣昌、永川、大足县。晋属江阳、巴郡,唐属昌州。《元和郡县志》卷33说:“昌州……张朝等所焚。大历十年(公元775年),本道使崔宁又奏复置,以镇押夷僚。至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昌州僚人曾多次起义,《新唐书·南蛮传下》载:“大中末,昌、泸二州刺史贪沓,以弱增及羊强僚市,米麦一解得值不及半”,即是说唐朝昌、沪二州地方官吏,以下等增布、羊等强行与僚人交换米、麦,使僚人损失过半。今荣昌尚有濑(僚)溪河等地名。
2、潼南县。晋广汉郡德阳县地,唐属遂州。《太平寰宇记》卷8遂州下云:“东晋分置遂宁郡,……其地多僚,官长力弱,不相威摄”；又《隋书·周法尚传》:“仁寿中,遂州僚叛。”引《旧唐书·韦云起传》:武德中,云起为遂州都督,“怀柔夷僚,咸得众心”。
3、长寿县。晋巴郡枳县及涪陵郡地,唐属涪州。《唐六典》云:“涪州贡连头僚布。”可见亦多僚人。
4、綦江县。晋属江州县地,唐属南州及溱州。《新唐书·地理志》南州、南川郡下云:“武德二年开南蛮置,三年更名僰州,四年复故名。”《太平寰宇记》卷122引唐《九州要记》云:南州,“僰溪(今茶河)生僚招慰以置之”,《太平寰宇记》卷122溱州荣懿县下云:“唐贞观十七年与州同置,以领僚户。”今綦江县境尚有“百(僰)僚坝”之地名。
5、巴县、江北县、江津县、璧山县。晋巴郡江州县,唐属渝州。据前节所述,重庆以南的广大山区早有濮人和僰人居住,他们在汉晋之间的綦江崖墓画像中,留下了活动的遗迹。至唐初,有“南平僚 ,《通典》卷187载:其“部落四千余户。……其王姓朱氏,号剑荔王,大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遣使入朝,以其地隶渝州”。次年置南平县(在今巴县东南),因此这一带僚人被称为“南平僚”。唐代渝州、南州、溱州三州僚人均属“南平僚”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南平僚”的基本情况。
《新唐书·南蛮传下·南平僚传》说：“南平僚,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于后,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贵者饰以珠挡。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货求男,贫者无以嫁,则卖为婢。男子左社,露发徒跣。其王姓朱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遣使内款,以其地隶渝州”。南州，一说治今江津顺江公社；涪州即今四川涪陵；智州，其地无考,或说今贵州石阡等地。从各州的地望来看,南平僚大致分布于今重庆至-贵州的遵义之间。从以上记载可看出,这部分僚族人数不多,仅四千余户,约二十万人,居住分散,但却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组织,有本民族的“剑荔王”统领。公元630年,唐朝以南平僚所在地置南平州；634年,又改南平州为霸州(羁糜州 ),仍隶于渝州。其后,有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开道,经西赵(今贵州都匀县),出邕州(今广西庆远县 ),以通交桂蛮侄,招降28000余户, 十余万口。此道始自渝州,途经南平僚聚居区,向南直通黔、桂,是中唐时期中原通西南的重要交通路线之一。
到宋朝时期,靠近重庆中心心地区的僚人已经融合到当地汉族中去了,但南部地区的僚人依然存在。《宋史·渝州蛮传》说：“渝州蛮者… …,唐南平僚也。其地西南接乌蛮昆明(今贵州彝族)、大小播州(今贵州桐梓至遵义一带),部族数十居之。治平中(公元1064-1067年),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据其地,各有众数千家,间以威势胁诱汉户,有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税赋皆里青代偿。藏匿亡命,数以其徒伪为生僚劫边民。……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木攀首领赵泰、播州夷族杨光荣,各以地内属,诏建溱(今四川綦江县南、贵州桐梓县北的川、黔交界处 )、播(今贵州桐梓)二州。”这一片地方固然是唐代南平僚居地的一部分,但僚族人口已经很少,大部分为“熟夷”和汉户。剩下的少部分原南平僚的后代,显然是僻处山区而比较落后的部分,被称为“生僚” ,分布在今四川綦江县南部至贵州桐梓县一带。《太平寰宇记》卷136记“渝州风俗”说:“大凡蜀人风俗一同。然边蛮界乡村有僚户即异也。今渝之山谷中有狼揉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兰(干栏)。不解丝竹,唯吹铜鼓。视木叶以别四时。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也。”熙宁三年(1070年),宋朝廷派兵平荡李光吉等三族,得租35000石、丝棉16000两,把三族之地宾化寨改设为隆化县(今四川南川县),隶涪州(今涪陵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南川僚人起义,为宋王朝派兵镇压,于其地置南平军,以渝州南川县和涪州归隶。据《元丰九域志》卷8夔州路载:“同下州,南平军。熙宁七年诏收西南蕃部,以渝州南川县铜佛坝地置军。治南川县。……土贡,绢。县二:南川、隆化,……有僰溪。”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发生了渝州僚人出生的国子博士赵谂伏诛,朝廷改渝州为恭州的事件。据《玉照新志》云:“赵谂者,其先本出西南夷僚,戕其族党来降,赐以国姓。”原来,赵谂祖上,本为渝州边地的僚族人,至其父庭臣,约同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归附宋朝,被赐以国姓赵。赵谂自幼聪睿,少年及第,为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第二名。其时,因朝中党争,苏轼、苏辙兄弟遭到斥逐,赵谂以自己与苏氏兄弟同为蜀人,故大鸣不平,“宣言欲除君侧奸”,并纠集族党,封授官职,建年号隆兴,欲与朝廷抗礼。其弟赵恢,在渝州居所的柱头上题:“隆兴二年天章阁待制荆湖南北路安抚使。”赵谂密谋举义之事,因哲宗去世,徽宗继位而搁置下来。原来,徽宗即位后,重新起用苏轼等人,“时事既变”,赵谂“亦蟠然息心”。他至京师为当朝宰相曾布所重,`一见其奇才而荐之,擢国子博士”,又封奉议郎。赵谂封官后,回蜀中省亲,因有人以前事告发,被投入狱，以反逆罪伏诛。朝廷以赵谂伏法,遂改渝州为恭州,时在宋徽宗崇宁元年六月。自此之后,重庆地区僚人的活动便稀见于记载了,逐渐融合于当地的汉族和其它民族之中。真德秀《送南平江守序》:南平,故汉巴渝地,至唐犹以僚名。我朝元丰中,声教远侠,始即其地置军焉。百三、四十年之间,浸以道德,熏以《诗》《书》,斌斌然一与东西州等矣。”《舆地纪胜》卷180南平军下引《图经》亦云:“自唐宾服,开拓为郡,今衣冠宫室,一皆中国。”见今重庆以南的“南平僚”,大致到南宋中期(13世纪初)已经同化于其他民族了。至于融合的方向,大多数僚人融合于汉族,有一部份则融入苗、彝、布依、水、土家等族之中。
三、综上所述,自战国迄至唐末,在今重庆地区内确曾先后分布着濮(波)、僚之人。对于这两族在重庆的活动,不仅有文献记载,而且有文物古迹、山川地名以作证明。通过本文的论述,现可得出以下二点认识：（一）濮人先于巴人居住在重庆地区,巴人迁来后征服了濮人,于是濮成为巴统治下的第一大族。濮人在重庆的分布,大致分为南、北两个中心,一是今合川,一在今綦江县境内。綦江江的“僰人”也是濮人的一支,其境内横山乡崖墓内的石刻舞蹈画像,就是濮人留下的遗迹。（二）东晋时僚人大举入蜀,重庆地区始有僚人分布。晋、唐时期,重庆的僚人有三个分布中心：1.荣昌、永川、大足县；2.綦江县；3.巴县、江北县、江津县、璧山县。其中,尤以綦江、巴县南部的“南平僚”聚落甚众。宋朝,南平僚的后裔被称为“渝州蛮”,其代表人物为赵惗。到南宋中期,重庆地区的僚人便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了。
注释：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1“种人篇”土僚条说：“蒲人，即古称百濮，《逸周书》与微、卢、彭俱称西人；《春秋传》与巴、楚、邓并为南土。本在永昌西南檄外，误濮为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缥、蒲千之类是也。”⑤⑥蒙默《僰为僚说》(上)第73页，蒙默先生引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恃君》说：“濮读为匍匐之匐”，匐属敷母，为轻唇字，古无轻唇音，当读为滂母，正当读濮。《路史·国名记》直读僰“音朴”，是完全正确的。僰、濮两族同住一地，僰、濮两字音读全同，其为同一族称之异译是无可置疑的。（13）《矩宋广韵》上声卷第3“皓第三十二”：“獠”与老”同音。作为族称，一般都改文献中的“獠”作僚。（17）董其祥《巴渝舞源流考》：“狼揉”，注为“狼僚”。（18）“惟吹铜鼓”应为“惟坎铜鼓’之误，因白居易有《郡中春宴》诗：“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坎”字在此处是作动词用的。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
宋蜀华：论古代云贵高原的濮、僚族及其和百越的关系 -道客巴巴
秦汉时期,称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及桂西插入高原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西南夷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学术界一般认为其中“西夷”指氏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根据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研究,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斧、有段石锛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这说明越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生活在云贵高原上了。然而,先奏和汉晋时期,有关文献用“越”这一族称来记录西南越人的却并不太普遍,而用其他一些族称如“濮、僚、鸠僚”等所记述的却又反映出百越文化特点。下面先将百越及其文化作一概略叙述,再回到本题上来。
百越是我国古代长江以南最大的一个族群,分布很广,支系众多。《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户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却又支系不同,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因而被称为“百越”。不过百越的分布还不限于上述地区,古代文献记载和今天的考古发掘,都说明云贵高原以至国境外也有越人的分布。百越各族虽然分布广阔,但总的说来,其居住环境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分布在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甚至分布在山区和云贵高原上的越人,也沿着较低平的河谷平坝居住。因而从地理分布上说,百越属于南方低地平原民族,它不同于高原山区民族,更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给百越各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明显的影响。在遥远的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生态环境和人们活动的交互作用,表现为百越各族在生产和生活上,和水具有特殊密切关系：善种水稻、多吃水产、习水便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或椎髻)、龙蛇崇拜、悬棺葬俗、崖画艺术等等,无不与水有关。尤以我国为世界栽培稻起源地之一,而我国最早驯化野生稻的即百越民族。这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不仅给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增加光辉,而且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百越文化的基本特征已经显露。从东南到云贵高原曾经是百越分布过的地区,考古工作者都先后发现上述百越文化典型器物,其中印纹陶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至于越人冶铸的青铜器如剑、钺、戈以及风格独特的铜鼓等,更为祖国的青铜文化增添了异彩。另一方面,百越民族由于分布广阔,在文化上不可能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例如岭南越人地区介于东南和云贵高原越人地区之间,在文化特征上,岭南东部的南越文化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东南越人地区的闽越文化；岭南西部的西瓯和骆越文化在某些方面却较接近于滇、黔越人文化。但总的说来,共同性是明显的。
在政治方面,百越中如东南地区的句吴、于越、闽越,岭南的南越、西瓯、骆越,云贵高原的夜郎和滇等,各有自己的政权组织,甚至建国称王,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二国更是逐鹿中原,先后成为霸主。秦汉郡县制度在全国建立之前,上述百越各部都实现了局部地区的统一,在宏观上为全国范围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因而秦朝平定岭南人各部后,在原已形成的政治局面的基础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两汉经略“西南夷”地区时,也利用原已形成的政治局面,在夜郎和滇王国地区,分别设置牂牁郡和益州郡,以纳入统一的郡县制度之内。不过在设郡之初,例如在云贵高原,受王朝政府加封土著王侯与郡县官吏并存,治理方式也有所不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利于郡县制度的顺利推行。两汉在“西南夷”地区封授的土著王侯如夜郎王、滇王、句町王、邛谷王、漏卧越等,其中多属百越族群。这说明两汉时期百越各部在云贵高原上发展较先进,力量亦较强大。至于“越”一族称,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华夏族以及后来的汉族对越族的称呼,因而是他称。百越虽然分布广,支系多,且各有自称,但由于具有共同的基本文化特征,因而史籍记述时往往在各地越人自称上带上一个越字,如闽越、瓯越、骆越、滇越等等,而“越”这一称呼逐渐成为百越族群的通称。不过有的虽具有共同的基本文化特征,但族名上并不带“越”字,如句吴、句町、僚等。下面我们着重谈谈濮与僚及其和百越的关系。
二、濮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大族。由于分布广阔,邑落众多,又称为“百濮”。关于濮和越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濮和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濮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越则是东南和南方的古代民族,二者在分布上不同,文化特征也有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濮和越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实际是同族异名,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区出现的不同名称。与此相近的看法,即认为濮、越同族,是二而一的关系,濮乃是越的自称。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濮、越关系不可一概而论,凡分布在云南澜沧江以东广大地区的濮人,虽名为濮,实际属于百越族系；而居住在云南西南边疆的部分濮人则不属于越人族系,而为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部分民族的先民,等等。这些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根据,濮、越关系比较复杂,文献记载在有些地方又比较含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形成不同见解。我们先看看濮人的分布,然后再探讨濮与越关系。
关于濮人的分布,《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在牧野誓师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加。孔颖达注疏说:“濮在江汉之南”。《逸周书·王会解》说:“濮人以丹砂”,濮人贡献周王的方物是丹砂。对这句话,晋人孔晃注说:“卜人,南西之蛮。”又《史记·楚世家》说:“叔堪亡,避难于濮。”《正义》引刘伯庄云:“濮在楚西南”。各家注释对濮人分布的方位均无异词。楚之西南,即自江汉以南至贵州、云南和四川部分地区,均有濮人分布。具体说来,西南地区有今贵州和滇东南的牂牁郡和兴古郡之濮、滇池地区的滇濮、滇东地区的建宁郡之濮、洱海地区的云南郡之濮、川西南地区的越嶲郡之濮和川东地区之巴濮。当楚人兴起后,曾向濮人地区拓殖。楚武王时,“始开濮地而有之”。到公元前8世纪中楚人已占有大片濮人地区。由于楚国的武力压迫,迫使濮人向湘西及西南的川、滇、黔迁徙,部分则被楚人所同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南的濮人均来自江汉地区。楚西南与川、滇、黔是相连的一大片地区,川、滇、黔部分地区早就有濮人的分布。东汉时彝族先民进入四川凉山地区和贵州时,当地早已居住着仡佬人。今日彝族仍称与“濮人”有族源关系的仡佬族为“濮”。仡佬族自称贵州的土地是他们的祖先所开辟,周围的民族也都认为仡佬族是贵州历史最悠久的土著民族。江汉之南的濮人与西南的濮人实际是同族。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濮与越的关系。
第一，从族名上看，百越族系各族由于分布很广,而且发展不平衡,历史上各自为政,未能形成统一局面,在有关文献上没有反映出统一的自称,而是“各有种姓”,即各有自己的族称,如句吴、于越、闽、瓯、骆、滇越等。这是百越族系的一个普遍现象。云贵高原的越人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从记述百越族称的有关文献看看反映出的越与濮的关系。《逸周书·王会解》提到向周王献方物的南方各族有“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有的学者考证,欧应为西瓯,邓为楚国境内的越人部落,桂国为秦置桂林郡之地,损子为岭南之乌浒人,产里当为俚僚,九菌可能为九真。这些均为百越各部,而百濮与之并列,濮与越的族属关系就显而易见了。既然瓯、骆等族可称瓯越、骆越,故也有称濮为濮越的，这是从较大范围看,具体到云贵高原,位于夜郎西南与夜郎同属两汉牂牁郡的句町,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至今”。句町王是濮人,其民自以濮人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句町”一名清楚地反映出越人命名的习惯。越人命名,在人名之前常冠以“句”(古时与“勾”互通)或“无”(又作“毋”或“亡”)字,如“句吴、句卑、句践、无颛、无疆、无诸”等。地名前亦常冠以“句”字,如“句 无、句容、句章”等。句町一名既以“句”字冠于前,其王又姓“毋”,另有一王叫“亡波”,这种命名习惯恰与越人相同。因而应视为越人的名字。可见句 町的濮人实际应是越人。
第二,从居住地区的特点看,濮人和越人相似,多沿地势较低的江河流域而居。前面提到江河地区的濮人受楚压迫而南迁今湖南沅江流域及西南地区。楚平王时,“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进一步排斥玩江流域的濮人。这说明濮人居近江河流域,河道纵横,故楚人使用水师,犹如秦、汉对岭南越人用 兵,均以楼船水师为主。西南多山地丘陵,但濮人多沿河谷而居。《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夜郎地区有竹王传说,谓竹王产于豚水(按即牂牁江),后来成为夜郎之王。这一传说虽可能与远古图腾崇拜有关,却也反映出濮人是近水的民族。云南元江及其上游礼社江古称“濮水”,即因沿江河谷地带多有濮人居住而得名。濮人沿濮水北上,直达越嶲郡的青岭县(今云南永仁、大姚一带 ),故青岭县也有“濮(蹼)水”。可见秦汉时期,濮人自汉代牂牁郡西南溯濮水而上,西北到达越嶲郡青岭县而进入江水(金沙江)河谷,散居在这一带地区。故《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会无县(今四川会理县)说:“渡沪(今金沙江)得住(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人冢,冢不闭户”。“冢不闭户，可能指越俗行悬棺崖葬,棺木暴露在外。濮人傍水而居,死后亦葬于面临江河的悬崖上,生于斯,葬于斯,自是传统生活习俗与心理意识的反映。堂狼县近金沙江,说明沿江地区散布着濮人村落和墓地。这样的分布状态和越人各部是相同的。必须指出,滇西哀牢地区即东汉永昌郡内的一部分濮人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部分濮人,西汉时称为“苞满”,东汉时为“闽濮”,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后来又分为“黑僰濮、赤口濮、折腰濮、木棉濮”等。唐代称为“扑子蛮、望蛮”。元以后濮人多写作“蒲人”或“蒲蛮”。他们实即今日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佤、德昂等族的先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司马相如奉派去西南夷地区,提到洱海地区以西的“苞满”,苞满即“蒲曼”,先后译写不同,近代俗称布朗族为“蒲曼”,望蛮之“望”即今佤族自称。这些民族都居住在山上,如《太平御览》卷791引晋郭义恭《广志》说:“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道光《普洱府志》卷18说: “蒲蛮,又名蒲人,宁洱、思茅、威远有之。……古称百濮……散处山林 ”。今天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和他们的先民一样,仍居住在山上。这部分濮人和澜沧江以东直至贵州的濮人,在分布地域、风俗习惯上以及前者散处山林、后者“耕田邑聚”的发展水平,都迥然不同。更难设想,早在先秦时期滇西属于南亚语系这部分濮人已经分布到了江汉地区。可见同称为濮,并不意味着均属同一族系,正如元明时期白族和傣族都曾被称为僰，但却仍然属于不同的族系。
第三，从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反映出的文化特征,表明濮人属于百越族群。汉代的牂牁郡是南夷所建夜郎、句町等国所在地,其主体居民为濮、僚人。益州郡为滇国所在地,其主体居民为滇人,亦称滇濮。前已提及,根据考古研究,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有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亦即汉之牂牁郡,与益州郡之滇地区相连,两地均有濮人分布,两地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越文化特征。属于益州郡故地的滇池地区,如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有肩斧与广东番禺石蜘塘亦即古代南越的中心地区,所出土的有肩石斧相似；有段石锛则与香港出土者相似。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均 出土少量印纹陶器,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出土者颇为相同而。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解放后在今天贵州兴义、盘县、清镇、平坝、威宁、毕节、赫章、织金、水城、黔西、贵阳 等17县(市),发掘出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包括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段石锛占有一定比例。威宁、水城两地的38件石锛中,有段石锛即达11件。出土陶器的地方也不少,其中清镇、平坝出土的陶器多为轮制,部分手制,火候高,硬度大的陶器都有纹饰,部分模印有方格纹,部分拍印的有几何图案。这些都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和滇池地区一样,已有越人生息活动于夜郎地区了。
到公元前1千年以后,云贵高原产生了以晋宁石寨山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它与岭南地区以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青铜文化颇有共同之处。例如石寨山滇文化墓葬中出土一种形状特殊的青铜斧,器形似钺,但刃部两侧很不对称,一般称为靴形斧。此种青铜器在广东、广西、湖南、浙江等百越地区均有发现,越南东山文化遗址中也有大量出土。考古学界大都认为它是古代百越文化遗物。又如“晋宁、江川、楚雄等地有一种刃呈半圆形的钺(或称‘月口斧),在广西恭城、田东、广东清远也有出土。浙江省博物馆中陈列这样的锥多件,其中郸县发现有一件,上有船及羽人花纹,与云南青铜器风格尤为一致。江川、楚雄还发现一种有肩铜斧,与有肩石斧形制全同。在广西平乐、广东清远、四会也有这类器物出土”。有肩铜斧和有肩石斧的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技术发展上的连续性,说明这里的青铜文化是滇人创造的。至于铜鼓,也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近年仅在滇池区域就出土20余面,石寨山型铜鼓已成为铜鼓分类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可见,滇文化创造者的滇人,应当属于越人的一支。夜郎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石寨山式铜鼓、靴形铜械(斧)、一字格曲刃铜剑、铜戈以及铜锄等,均与滇文化相同或十分近似,同样反映出百越文化特征。位于夜郎西南与夜郎同属两汉牂牁郡的句町,青铜冶铸业也很发达,它的政治中心,今广西西林普驮区出土重达数百公斤的铜棺,出土的铜鼓、羊角钮钟、铜牌饰等,其造型、纹饰均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相似；并以铜鼓作为葬具,一具铜鼓葬中就出土铜器、铁器、玉石器400余件。其中有些铜器为中原汉式器物,如六情棋局、聪坐俑等,反映出与中原的文化联系,而铜鼓、钟、山羊纹牌饰等,则是当地所造。句町的青铜文化表现出明显的 越文化特点。
第四、今天居住在夜郎、句町故地的壮侗语族各族,学术界公认他们是古代越族的后裔,他们居住在这些地区已经有悠久的历史。这地区古代濮人和他们的关系,很明显“汉晋时期的这部分濮族,是近代贵州境内的布依族和广西、云南境内大部分壮族的先民。布依族的‘布’即‘蹼’；广西、云南壮族的大部分自称‘布壮、布侬、布泰、布雄’,乃至部分与贵州的布依族同样自称‘布依’，都是‘濮’名称呼的遗留”。总之,从上述几方面都说明古代的濮人(不包括滇西南属南亚语系的“濮”)应属于百越族群,亦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指出的“夷”和“越”两大族群中的越族群。但是,民族是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由于濮人分布很广,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必然给濮人带来影响和变化。魏晋以后,濮人基本上不再见于记载。应该说,一部分濮人早已成为汉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主要是江汉地区的濮人；另一部分在分布上比较靠近云贵高原北郊的濮人,为越嶲之濮、部分样柯之濮和建宁之濮等,随着彝语支民族先民的发展而被融合进去。大部分濮人则和僚族结合而以僚族的名称出现于史籍中。
三、关于僚族。史籍记载两汉时期僚族已是牂牁郡的主体居民之一。僚人的分布区域很广,包括牂牁、兴古(蜀汉时分牂牁西南部设置,在今云南文山州和红河州南部)、郁林(当今广西桂林、南宁地区)、苍梧(当今广西桂林西北及广东西部)、交趾(今越南北部)等郡,地区相连。这些地区大都属于秦朝在岭南越人地区设置的桂林郡和象郡的疆域内。牂牁郡的大部地区属秦时象郡故地,可见这些地区原来就是越人地区。牂牁之僚实即岭南越人中之骆,僚(鲁皓切,音佬)、骆声近相通。僚族实即越人中的一部分,作为牂牁郡的主体居民之一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东汉时期的永昌郡内,《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地出产兰干细布,而“兰干,僚言经也”,是即兰干细布是当地僚人的手工业品,说明永昌郡内也有僚人的分布。到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成汉主李寿卒,其子势立。原来“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橦,布满山谷,大为民患。”这在当时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僚人主要居住在牂牁地区,为什么如此大规模迁徙？这要结合西南地区民族的盛衰兴替来探讨。下面讨论僚和濮的关系时,再谈这个问题。东汉时期,一些地区的僚族中又先后分化出鸠僚族。当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6年)在云南西部设置永昌郡时,郡内的大部分僚族已称为鸠僚。因此,《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列举永昌郡的民族,只有鸠僚而无僚。他们和后来德宏地区至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具有密切的族源关系。云南东南部当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分牂牁郡设置兴古郡时,境内也“多鸠僚、濮”。这里的鸠僚和后来文山地区南部与红河南岸一带的壮族和傣族具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关于僚人和濮人的关系,应该说起初他们是支系很近的两支越人,后来融合在一起而以僚的族称出现。濮人的分布是自江汉以南达于云贵；僚人的分布则自岭南达于滇黔。两族荟萃于牂牁地区,交错杂处,文化特征相同,关系密切。岭南是百越的重要分布区,大片聚居,一些越人由此扩散到滇黔地区,成为滇黔越人的一部分。秦设象郡包括了部分牂牁地区,就是把这地区视作岭南越人地区的一部分,显然这地区的越人包括僚人在内,说明僚人在牂牁地区的分布已经具有很悠久的历史,而且是夜郎国的主体民族之一。但《史记》和《汉书》的《西南夷列传》虽列举了西夷和南夷中的不少民族包括南族在内,却对分布相当广的僚族没有提到。这种情况表明,由于夜郎国的存在,国名又兼具族名性质,尤如相邻的滇,两汉人著作中有关史事,遂以夜郎名称记录下来,僚的族称反失于记载。至于濮人,情况则有所不同。两汉人以至先秦著述对濮人的记述都颇为频繁:武王伐封,有濮人 参加,成 周 之 会,蹼 人 贡 献 方 物,由于力量强大,对楚构成威胁,以致“楚子为舟师以半濮”,夜郎国的建立臧牂牁濮人与僚人同为主体民族。均活跃于历史舞台上。魏晋人著作中僚这一族称开始出现,这些都说明濮人在先秦及汉记述僚人的活动也日益频繁,时并存,但有的记载偏重濮,有的偏重僚,有的则并重。无濮。下面的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僚与濮这两个族称同南北朝以后的著作几乎是只有僚而最早记载僚人的似为《三国志》的作者、生 于蜀汉至西晋时的陈寿。《三国志·蜀张疑传》注引《益部省旧传》(此书亦陈寿著)说: “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马)忠令疑领诸营往讨,疑内招降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蜀书·霍峻传》“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书反说稍后,东晋人常著《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一段史事 ,说夜郎国竹王被汉都尉唐蒙所杀,“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竹王被杀,濮人甘冒风险,围阻郡城呼冤,并提出为其立嗣的要求,说明竹王也是濮人,夜郎国的主体居民应是濮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作者刘宋人范晔,也记述了同一件事,而且他的基本史料来源于《华阳国志》,但他却说:“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在这里,濮人变成僚人。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温水》,也同样记述了这件事,却说竹王产于豚水(牂牁江,即今北盘江),成长后“遂雄夷濮”,他被杀后,“夷僚咸怨”。这里,又同时提到濮和僚。《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谈稿县有濮、僚”。谈稿在云南富源、陆良二县东部与贵州连接地带,两汉属牂牁郡。这里是说两族杂居。再往后,史籍中就基本上有僚而无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姐·境异篇》说:“僚在牂牁”。唐人梁载言《十道志》说:“珍州(今贵州桐梓)夜郎郡,古山僚夜郎国之地。”这里把牂牁郡夜郎濮人统称僚人,而且认为夜郎国即僚人所建立。
上述情况反映出历史发展中濮人和僚人之间的盛衰兴替及进一步融合。这种情况和云贵高原上氏羌族群与百越族群的发展变化、盛衰兴替分不开。当西汉末年夜郎国灭亡后,统一的政权解体,各地邑君分立,濮、僚人的力量大为削弱。但滇西属于氐羌族群的彝语支民族先民的嶲、昆明族,正日益强盛。他们是随畜迁徙、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据司马迁的记述,汉武帝(前156-前87年)派他去“西南夷”地区时,嶲、昆明族尚主要游牧于今西昌以南、保山至大理之间的广大地区。但到东汉初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叛”。这里说的昆明诸种已经从今滇西的华坪、大理地区以及姚安和大姚,分布到滇中的滇池地区的晋宁和昆阳。到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时,庲降都督李恢与诸葛亮自僰道(今宜宾)分路率军向滇池前进时,恢军被围于昆明。根据李恢进军路线,“此昆明在牂牁郡西部,即所谓牂牁昆明,今东黔滇西地区。”这说明昆明人在此以前,即在东汉时期早已分布到滇东黔西牂牁郡的主体居民是濮、僚人,彝族先民昆明人进入牂牁郡必然和濮、僚人接触,有友好的一面,也有矛盾,甚至发生战争。贵州彝文《西南彝志》记载 :“恒师哲纳舍,向濮索猎区,濮的十五寨,‘只一天之内,被恒家占了去”。又载:“恒捕濮的人,恒以濮使用,……取濮九个城,还不止九个,共取十五城。”又载“濮裔以万计,久为彝所平”。“攻濮地而居,基业大发展。”战争是互有胜负的 ,也有友好相处的一面,如“恒濮要友好,恒濮杀牛吃,两家联盟誓。”彼此接触交往多了,也就互相影响,因而《西南彝志》中有所谓“濮变彝”和“彝变濮”的记述。但总的说来,彝族先民在发展中占了上风,统治和融合了大量濮人。由此可见,夜郎王国解体后,牂牁境内的濮、僚各部已经式微,在昆明族 向东发展过程中,各地邑君强者得以在战争中保存下来,甚至融合部分昆明人,弱者则被征服和融合。上引资料提到彝族先民战胜濮人，共取了15个城,可能就是对邑君的征服。由于濮人和僚人均属越人族群,同是夜郎国的主体居民,面对外族的压力,加速了彼此的团结和融合过程。濮人融入僚族后,遂以“僚”的族称出现。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濮、僚进一步融合之时,故前引的史籍如《三国志·蜀书》《华阳国志》《后汉书》以及《水经注》等,有的称濮,有的称僚,有的濮、僚并称,都是这一变化过程的反映。
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另一重大事件,即僚人大规模地北迁巴蜀。对此,不少文献均有记录。《晋书·李势载记》说:“初,蜀土无僚,至此,始从山西出,北至犍为、梓橦,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北史·僚传》说:“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族国,为益州大患”。郭元韬《蜀鉴》卷四引李膺《益州记》谓成汉主李寿因境内人口稀少,于是自牂牁引僚人入蜀。僚人大举入蜀,众至十余万户,当时引起巴蜀地区巨大震动,而且导致巴蜀地区人口的变化。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引王隐《蜀记》,刘禅降晋时,整个蜀国包括南中地区在内,编户之民不过28万户。又据《晋书·地理志》,晋分蜀汉为梁、益、宁三州,共有编户38万8千6百户,稍多于蜀汉末年。虽然少数民族一般不在编户之内,但入蜀僚人的户数和编户相比,约当编户的一半,分布又很广阔,正如上引诸书所载,这不能不成为成汉以及随后几个王朝政府难以应付的问题。僚人入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史籍中有的归之于成汉主李势政治腐败,有的说李势之父李寿招引僚人入蜀。但昆明人（即彝族）迁入牂牁地区后,与土著居民僚(濮)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原因,原来作为牂牁地区主体居民的僚(濮)族,在人数上就逐渐减少了。
翁家烈：贵州古代濮、僚、越族属关系初探 -道客巴巴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里,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一个伟大的整体--中华民族。贵州,是祖国的一个民族杂居的省份,包括汉族在内共有民族10个。在两千多万人口中,少数民族约占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10个民族的族属关系,通过古今学者的长期研究,已基本弄清。只是仡佬族的族源问题尚有争论。另外,在贵州境内称为“南京、东家、七姓民、木老”等的族别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现仅就古代贵州涉及“濮、越、僚”等的族属关系试行探索,希冀能对贵州古代民族问题的深入讨论有所稗益。
一、古代贵州有“濮、僚、越”。据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得知古代贵州曾居住过“濮人、僚人、越”人。1、“濮人”。《逸周书·王会》: “成周之会……氏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孔晃注曰: “卜人,西南之蛮也”,又说:“卜，即濮也”、《史记·楚世家》:“周定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刘伯庄曰:“渡在楚西南”；孔颖达疏《左传》文公十六年曰: “濮为西南夷也”；《华阳国志、南中志》: “汉武帝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因斩竹王,置牂牁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一表丧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
2、“僚”人。《后汉书》:“夜郎者,初有女子洗于豚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三国志》:“牂牁、兴古，僚种反”；《博物志》:“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广韵》:“僚,上声皓,卢皓切,西南夷名 ”；《集韵》:“西南夷谓之僚”；《太平寰宇志》: “僚在牂牁、兴古、郁林、苍梧、交趾” ,《蜀鉴》: “晋康帝建元元年,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酉阳杂俎》:“僚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
3、“越”人。《华阳国志》:“蜀国地南接于越,东接于巴”、《异物志》:“有一山,在海内。小而高,似系船杙。俗人谓之越王牂牁。远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为一株柏树在水内”；《古今图书集成》: “唯南越者,其地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浦之境。山深而地险,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明李攀龙《送刘员外使黔中》:“牂牁万里越王台,北眺中原秋色来,江嶂忽分三楚断,海天不尽百蛮开。……”贵州在中原的西南方,也是在楚国的西南方。秦汉时期贵州属于“西南夷”。自战国至秦汉这段时间内,曾在盘江流域建有一个奴隶制的地方政权“夜郎”。故“卜人,西南之蛮也”,“濮在楚西南”,“濮为西南夷也”,以及夜郎王(即竹王)被杀后引起“夷濮阻城”等资料,均表明从西周到秦汉这一较长时期内,贵州境内有“濮人”；汉武帝时建立的牂牁郡,大部份区域是在今贵州。从所引资料可看出,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僚”人散布在以贵州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蜀国存在于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之间,而今天的贵州正处当时蜀国之南。“牂牁”作为国名,最早见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由主“葵丘之会”的齐桓公所提及。它地处北盘江(牂牁江)流域。由“蜀国地南接于越”、“俗人谓之越王牂牁”和“牂牁万里越王台”等资料得知,几乎整个周代,贵州曾居住有“越”人。综上所引,可见贵州古代曾有“濮”人、“僚”人和“越”人居住。
二、“濮、僚、越”之间的关系。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仡佬族,与古代“僚”人和“越”人有若干相同之处。僚人有“凿齿、鼻饮、着桶裙、悬棺葬”等习俗。如《魏书》载: “僚者,……其口嚼食,必鼻饮”。《北史》载: “僚者,……盖南蛮之别种,……其口嚼食并鼻饮。”《博物志·僚人》载“既长,拨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烯”。《太平御览》:“蜀郡诸山,夷名僚子,……儿生便置水中,浮即养之,沉便遂弃,至长皆拔去其上齿”。《炎激纪闻》载: “僚人……有飞头、凿齿、鼻饮、花面、白衫、赤棍之属,今岭表左右及海外诸国在在有之。……其俗，一依深山积木以居,名曰干栏”,又载:“仡佬一曰僚,……以布一幅横围腰间,傍无襞积,谓之通裙。……硷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咸宾录》载:“僚:俗谓之山子。旧传其类有飞头、凿齿、鼻饮、赤棍之属,殆百余种”。仡佬也有“凿齿、鼻饮、穿桶裙、悬棺葬”之风。如《溪蛮丛笑》曰: “仡佬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边上一齿”。《老学庵笔记》曰: “辰州、靖州蛮,……有仡僚,……饮酒以鼻,一次至数升,名钓藤酒”。《贵州地理志》曰:“打牙仡佬在黔西、平远、清镇各属,女人以青羊毛织为长桶裙。将嫁,必先折其二齿,恐妨害夫家,即所谓凿齿之民也”。《云南志略》曰:“土僚(即仡佬)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初颠崖之上”,《思南府志》曰: “府南四十里许,有家亲殿者,古仡佬奉先处也。在一大崖中穴,崖高百余丈。下临大河,行舟者往往遥见之。其规制如今之床然。上下依崖,不施蔽盖,雨日亦不及之。正统间,居民避苗者,曾至其处，见有木主数道,字迹已不可辨。又有棺柩数具,启视之无见者。大抵棺柩曰家亲殿。而下崖穴中处处有之。岂昔仡佬之制不土葬软？”《黔书》曰:“仡佬……硷以棺而不葬,置崖穴间”。
苗逸夫的《僚为伦佬试证》说:“董同解上古音韵表稿P128假定:“僚之古音为ltog,即声母是复辅音”。若快读就是《集韵》说的“上声皓,鲁皓切”,若将其复辅音分开慢读,写为“葛僚、葛佬、仡僚、仡佬”等。所以《新唐书》南平僚条就是将“僚”与“葛僚”互用的：“戎沪间有葛僚,……大中末,昌沪二州刺史贪沓,以弱增及羊,疆僚市米麦一解,得直不及半。群僚诉曰,当为贼死耳里。”很明显,这里的“葛僚”指的就是“僚”。仡佬住地就是原“僚”住地的一部份,并且保存着“僚”人“凿齿(打牙)、鼻饮、穿桶裙、悬棺葬”等特习,可见仡佬是从“僚”人的一部份发展而成的。因此《异域志》说:“僚,……有打牙者,为打牙葛僚”(仡佬)；《 正字通》说:“佬,鲁考切,音劳,上声,仡佬蛮也。”明田汝成的《炎檄纪闻》说:“仡佬一曰仡僚”,在《行边纪闻》里说:“仡佬一曰僚”,足见他已看出由“僚”到“仡僚”,再由“仡僚”到“仡佬”这三者之间的族源关系。清人罗绕典也认为：革佬(仡佬) 是从“僚”人演变而来的。他在所著的《黔南职方典》里说:“晋代邛筰间有僚,盖即武王时髦人也。其种漫退于今之黔粤,诸蛮种多役属之。遂名其役属之蛮为仆僚,其僚人则谓之主僚。其后主僚讹为样佬,仆僚讹为木佬”。
关于“僚”是否即“髦”人,“主僚、仆僚”之名称是否来源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些又当别论。但他认为仡佬是由“僚”人发展而成的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此外,“仡佬”在族名、人名、地名上的若干称谓与“濮”人的关系也很密切。清初的彝文文献《西南彝志》里,许多涉及“仡佬”族名的地方都以“濮”相称。如记述默部第五代入黔时,曾与“濮”人发生战斗,被“濮”人打败后变成了“仡佬”。又如布部后裔朵默德曾“杀牛议事,征讨濮人,占地造城”。大方彝族呼仡佬为“普”,叫场坝为“底”。大方县白纳区有个地名叫“普底”,就是“仡佬族的场坝”之意。《平远州》说: “依仿先朝旧例,满三年一普夥。普谓称仡佬，夥谓祭献”。平远州即今织金县。《平远州志》的记载,说明织金县的仡佬长期保存着祭祀祖先的传统。称仡佬为“普”,“普”即“濮”的同音异写,也就是呼仡佬为“濮”之意，黔西彝族在春耕前,要上山祭仡佬,因为他们认为仡佬原是山寨主,如不这样,庄稼就长不好。又据贵州民族研究所田曙岚先生等人解放初期在平坝县大狗场的调 查,那里的仡佬族每年正月有祭“开荒辟草”老祖公的惯例。在所祭的老祖公中,有“濮老苴、濮克劳、濮交西、濮水交”4位。这4位名字都以“濮”字为冠首，“克劳”则似古僚音[ ]的音变。又据德国人鲍克兰解放前在安顺地区的调查说,那里的布依族称仡佬为：Bu sung,青苗称仡佬为la ke。其中“Bu”当为“濮”的译音,“la，应是“僚”的音译。贵州省的普安县、普定县和前述大方的普底等地名,都应视为与“濮”有关。以上这些并非偶然,个别的有关“濮”的族名、人名、地名的存在,表明疙佬与濮有着一定的族源联系。通过对仡佬族与“僚”的关系和仡佬族与“濮”的关系的探索,我们是这样理解仡佬与“僚、濮”之间关系的：仡佬是由“僚”人中的一部份发展成的, “僚”人又是由濮人中的一部份演变来的。
“濮”与“僚”有着一定的族源关系。《水经注》说:“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后唐蒙开牂牁,斩竹王首,夷僚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为祠”。郦道元在叙述“竹王”的始末时,先说“遂濮”,后说“夷僚咸怨”。很明显,这里的“夷濮”与“夷僚”是同一族系,异称的方式来进行表述,并正确地反映出“濮”与“僚”的先后发展变化顺序。《苗防备 郦道氏是以同族览》载仡佬“呼竹曰盖脑”。“盖脑”即仡佬的音转。仡佬中的一支披袍仡佬仍自称Glao，打牙仡佬自称Gao,实是“盖脑”之合音。以族名呼竹，正是“以竹为姓”的图腾崇拜的反映,是竹王传说经过“濮”人、“僚”人到仡佬的历史遗存的表现。而贵州许多地区的布依族常自称“布越”。“布”当是“濮”的音转。“布越”即“濮越”。作为族名的这种自称,可视为古代濮人与越人相融合的一个历史反映。
贵州在蜀国之南。《华阳国志》的“蜀国地南接于越”,是指贵州在战国以前是属于“越”地范围。同书的“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南中”是中古时期对今云贵两地及四川西南部的称谓，这就指明了包括贵州在内的“南中”过去是“越”地。古代所谓“海”不定然都是指海洋之海,一些内陆湖也常被人叫做海,如云南的洱海、阳宗海、贵州的草海等即然。《异物志》的“有一山,在海内。小而高,似系船杙,俗人谓之越王牂牁。”这段记述,告诉了我们,汉语叫系船椿为杙,而越人则叫牂牁。“越王牂牁”应理解为牂牁国的统治者是“越”人,牂牁区域主要是在贵州境,因此,可以说是在春秋时期贵州境内有越人居住。“越”与“僚”有着一些相同的习浴。如“越”人也有像“僚”人那样行“鼻饮”的:“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俗,相习以鼻饮”(《通典》)。而一般认为是由“越”人发展而成的壮、布依、傣族等,均有穿“桶裙”、居“干栏”(“干”的意思是楼,“栏”的意思是房,合称表示楼房)、贵“铜鼓”的习俗,这在“僚”人中也同样具有:“南平僚者,……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旧唐书》),“僚者……依树积水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其口嚼食,并鼻饮”(《北史》）,“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隋书》)。“僚人……有凿齿、鼻饮、花面、白衫、赤裸之属,……依深山积木以居,名干栏(《炎檄纪闻》)。根据越人与僚人曾先后居住过同一地域,以及两者又有着一些共同的生活习俗看,应该说“越”与“僚”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关于贵州境内的“濮、越、僚”三者之间的关系,归纳起来，我们是这样看的：原居住在贵州境内的濮人与周代形成的越人，在贵州范围内的一部份,经过互相影响、融合后演、变成自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僚”人。这部份僚人又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和其他族系的相互影响、融合,分别发展成唐宋以来的仡佬、布依、侗、水等民族。
三、今天的民族与“濮、越、僚”。民族是一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与氏族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而民族则不然。正如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里所说:“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我们说今天的某个民族与古代的某种人有族属关系,绝不能理解为今天的某个民族就是古代的某种人的后裔。否则,我们就会把族属问题曲解为单纯的血缘问题。因为纯血统的民族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都是由两个以上不同族系的人,经过不断影响、融合而逐渐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也不能因为每个民族都是由若干族系的人所融合而成,就否定古今民族之间一定的族属关系。因为后代的民族与古代有关的人存在着一定族属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故而说贵州境内的仡佬就是“僚”人的后裔,“僚”人又是“濮”人的后裔,或布依、侗、水等族是“僚”人(或“越”人)的后裔,都是欠妥的。但说仡佬族根本与“濮人、僚人、越”人无关,布依、侗等族与“僚”人、“越”人无关,也同样是不当的。如果说仡佬族就是“僚”人,那为何“僚”人住“干栏”、贵“铜鼓”的这类文化特征在仡佬族中会基本上不存在？如果说布依、侗、水等族就是“僚”的后裔,那么“僚”人的“鼻饮、悬棺葬”等特习为什么也基本上未出现过？如果说他们就是“越”的后裔,怎么他们又没有越人“纹身”、流行蛇图腾崇拜的痕迹？更何况同属一个族系的越人中,还有“断发”与“椎结”之别(如《史记、赵世家》:“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北史》列传八十三说林邑国“发拳色黑,妇女椎结”)；同是仡佬族,又分为“剪头仡佬、锅圈仡佬、打牙仡佬”等不同分支。如果认为仡佬与“濮”人、“僚”人、“越”人没有一定的族属关系,那么关于前面所说仡佬与“濮、僚、越”等的共同点将怎样理解？如果认为布依、侗、水等族与“越人、僚人”无族属关系,又怎样理解他们与“越”人、“僚”人上述那些共同点？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民族产生、发展、变化的基本原因。先秦时的贵州即与四周相邻的“蜀、南越、滇、楚”等有着经济往还。北边蜀国的药酱通过夜郎贩运到南越(今两广),南越则以财物役属夜郎；滇国的黄金，经夜郎向东输入楚国(两湖地)。夜郎与云南境内之漏卧国、广西境内的句町国的关系那就更为广泛、密切。生活在贵州高原的“濮”人，与北边的“蜀”人、南边的“越”人、东边的“苗”人、西北方的“楚”人，长期交往互相影响着。战国末年,楚将庄蹻“略巴、黔中以西”,降夜郎王滇,秦开五尺道,汉唐蒙通夜郎设郡县,中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就直接传入贵州。在这样的社会的背景下,贵州境内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族类--“僚”人。“僚”人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成为贵州境内的主体居民。中古时期,中原长期分裂、战乱,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人民大量流徙西南。西南地区的大小封建领主也乘机扩张势力,拥兵割据。或“朝秦暮楚”,或各投一主作靠山,进行着长期的争权斗势。激烈的社会动荡,加强了民族的交流与消涨。《黔南职方纪略》曰:“唐蒙之开南夷也,徙蜀中龙、傅、尹、贾诸大姓于牂牁,于是牂牁遂同蜀俗”,《华阳国志》曰:.“怀帝永嘉元年,益州民流移在荆州及越嶲、牂牁,尚书置郡县,就民所在”,《益部省旧传》曰: “南平(今川黔交界处之赶水一带)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反,在令疑领诸营往讨。裹内招降得二千人,悉诣汉中”,《新唐书》曰:“南平僚……有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宋会要辑编》曰:“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僰夷葛僚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宋书》曰:“收牂牁、越嶲以为内地,绥讨蛮濮,开地增租”。就在这样的社会变迁、民族交往扩大情况下,贵州的“僚”人从唐宋时起,逐渐演化为仡佬、布依、侗、水等族。
明清两代,封建统治在贵州加强。明太祖起就实行的“调北征南、卫所屯田”和“改土归流”等重要的政治、军事设施,客观上促进了贵州经济、政治的发展,使贵州由以土司统治为主,经过“土流并治”而进入以流官统治为主,使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的贵州,能以较快的步伐向中原的经济、政治、文化靠拢,为贵州境内各民族的相互往来,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客观条件,出现了贵州各族人民大杂居的状况。这从当时许多史料中都可以看到。《贵州名胜志》说:“杨慎记云,贵阳治城中,华夷杂居,曰旧人、曰猡猡、曰宋家、曰蔡家、曰龙家、曰曾竹龙家、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江苗、曰打牙仡佬”,《苗防备览》说:“明时沿边二十四营哨,每哨募播凯数十人。播为遵义诸府土民,凯则大小章(主要居民是仡佬)也。……自来边檄有事,尝募以为军锋”,《贵州通志》引道光黔奏政案说: “唯各属寄居苗寨之年深,客户租种苗田及典买田土,相沿巳久,势难概行禁逐”,《黔南职方纪略》对“道光年间各府各族杂居情况作了较详统计，如贵阳府, 革佬(即讫佬)、仲家 (即布依)以外,尚有紫（）……共十余姓。然皆服田穑,各安本分，客笈多,读书应试之人,科第文名早于各属。是以苗风日易”,安顺府“其八十八寨悉系苗民及土著汉民。……土人云,洪武间自凤阳拨来安插之户。历年久远,户口日盈,与苗民彼此无猜”,兴义府“地居滇省冲途,右拖水西,左联粤壤,四通八达,江广川楚客民源源而至者日盛日增。尚未经兵焚以前,汉苗之夹杂,早已不能判然有别”,大定府“土著夷苗九种，仲家、侬家、花苗、革佬、羿子、僰儿子、六额子、黑白猡猡是也。白猡皆稚发易服,通汉语,与汉无异”。
就是颇为偏僻的古州(今榕江县),据《古州杂记》载,在清代由于在古州开设盐埠后,粤盐“源源接运,遂成水陆通衢。境内除镇标兵丁及屯军外,悉系苗人,流寓汉民绝少。自设盐埠以来,广东、广西、湖南、江西贸迁城成市,各省俱建会馆,衣冠文物日渐饶庶。今则货布流通不减内地”。普定的仡佬族说,那里原是仡佬世居地,后来彝族、苗族、布依族和汉族相继迁入杂居,遵义的仡佬族中流传有“汉父夷母、劝夷转汉”的说法。毕节一带彝族说“你濮也不像,彝也不像,是指彝族与仡佬族通婚生的后代而言。各民族的大杂居,有利于各族人民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各族统治阶级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力量相对削弱。社会在前进,民族亦得之发展，各民族相互通婚的数量在增长。在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各族人民的共性逐渐增多,个性在慢慢减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贵州各族人民,随着历史的车轮,跨入了近、现代历史的新里程。
梁钊韬：“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 《思想战线》。关于“濮”的族属、来源等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氐羌系统的民族，也有的认为应属古代百越系统。有的认为起源于西南，也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国沿海，北起山东，南到广西，延及云南。在此问题上，我与江应樑教授的观点相同，认为濮是属于古代百越系统的民族。这次到云南来，特别注意到云南出土的新石器，因为无论是西南，或是东南起源说都要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作为基础，并结合文献史料和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其他考古学文化，都是东至东南沿海，而沿海贝丘遗址曾发现了彩陶，但不能以此就说彩陶起源于广东。古代不少民族顺横断山脉向云南迁徙，有的沿途由游牧民族。
邓华龙：土家族:古代濮人的后裔 -豆丁网。
土家族主要居住于湘西、鄂西以及重庆市的黔江、彭水一带是自古以来的土著民族。土家族的分布地与古民族濮的分布地基本一致，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土家族是濮人的后裔。现今的土家族聚居地早在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并逐步有了穴居的村落。炎黄时期形成了土家濮人部落；夏、商、周时期，濮发展成周边方国，包括了濮、苗等少数民族。由于支系繁多，被称为百濮。公元前523年楚平王亲率舟师伐濮，濮被楚国所灭。楚国灭濮后，留居原地的濮人，就是后来的土家人。据《湖南通史》载“居于湘西蛮人、濮人，后来成为秦汉时代五溪蛮和武附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武陵蛮和五溪蛮，要是指湘西的土家族。因此也可以说，濮人就是后来的土家族。对于土家族的历史渊源，有濮人后裔论、巴人后裔论、羌人后裔论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以巴人后裔论最为流行，似乎成为定论。然而，土家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湘西和鄂西，与巴人集中居住的地区--重庆、四川 完全不同，而与濮人集中居住的地区鄂西、湘西却基本吻合，这就不能不令人质疑。
假设土家族是巴人后裔，那么当地的濮人哪里去了？楚平王灭濮后，濮地都为楚国所占领，但濮这个民族并没有被消灭。他们依山寨而居，保持着自己的风俗和习贯。当时，巴人为了依附强大的楚国，曾帮助楚国灭庸，却反被楚王羞辱，引起巴楚战争，迫使巴人向西败退（《见史记·楚世家》）。巴人不可能大规模迁移到楚国领地鄂西、湘西的濮人居住地区。巴人主要集中居住在重庆、涪陵、嘉陵江流域和成都地区。由于在这些地区对巴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发现了许多巴人祭器和用品，如云阳县陈家坝巴人剑、重庆市巴人船棺，广元及陕西巴人墓葬。但是在当地却找不到巴人后裔的影子。秦国灭巴后，巴人神秘消失，已成为史学界的一大谜团。其实，土家族与巴人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恰好与濮人有着密切联系。
一、祭祀。巴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虎。巴人将虎叫做巴，所以称为巴人。祭祀时的图腾为虎，击鼓而祭。土家人祭祀所供奉的“爬濮大神”就是先祖。爬濮大神的神像是“黑神”，后来有些地方将黑神演化为土司王神像，可是从来没有虎的图腾。土家人将祖父叫做爬濮，祖父和祖先同义，可见土家人的祖先就是濮。有些地方有八部大神的写法，大神并没有八个部，因为土家族没有文字，通常采用汉字记事，“八部”很可能是“爬濮”的不同译音。
二、白虎。据《后汉书·西夷列传》记载，巴人酋长“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蛮书》也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因为巴人把虎当成自己的祖先，所以对虎非常崇敬，项礼膜拜，五体投地，自然是不会伤害虎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土家族与巴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土家族不仅不把虎当成自己的祖先，而且还把虎当成邪恶的妖魔。土家梯马（巫师）在祭祀中就有“斩白虎”一项内容。梯马一手拿八铃，铜环上系有八个铜铃，一手持司刀，口中念念有词，杀死一支雄鸡将血洒在地上，表示杀死了白虎。由于老虎经常伤及牛羊，所以土家山寨附近发现了老虎就一定要将其打死或赶走。土家人猎虎称为赶仗，上山赶仗人人有份，全寨的青壮年都必须参加。三五成群，拿起武器，高呼“呜呼”，相互联络。将虎打死后，虎皮上缴土司王，可免除全寨一年的火坑税。虎肉则由全寨人分食，或在摆手堂聚餐，跳摆手舞以志庆贺。有些寨子则设置捕捉老虎的笼子，永顺县科洞寨的老虎笼一直保留到解放前。老虎，土家人叫做“里巴”，巴人叫做“巴”，叫法虽然接近，但是巴人敬“巴”，而土家人却要杀“里巴”。这种差别很大，而且是根本性的差别。土家人恨虎、杀虎的这种风俗习惯可能与濮人有关联。
三、剑。在重庆云阳县出土的巴人用剑，都有虎形装饰纹。在湖南湘西土家族地区保靖县出土的濮人用剑，装饰花纹是由三角形、菱形组成的图案。濮剑和巴剑的装饰花纹截然不同。仔细研究濮人剑饰的图案花纹，它们与土家族织绵的图案花纹几乎同出一脉。土家妇女衣襟的边饰花纹大多是这类图案。土司王故都老司城用红褐色卵石铺成的街面，都由三角形、菱形、直线图案花纹组成。现代土家人纳的鞋垫花纹图案也还保持这种特色。由此可见，从濮人传承下来的这些图案花纹，已成为土家族的一种传承文化。出土巴剑的云阳县，距土家族的聚居地有千里之遥；而濮剑出土的保靖县，恰好就在土家族的聚居地。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四、钟。巴人崇拜虎，虎饰无处不在，尤其是钟鼎之上所铸造的虎形更是栩栩如生。巴人在祭祖或征战前的祈祷仪式上，必定要用这些虎形钟鼎做为祭祀用品。而土家族的钟与巴人的钟完全不同。明朝嘉靖十年（公元年1531）土司王彭世麒，为祖师殿铸造了一口高，1.5米、口径1米的大钟。在钟的顶端铸有一头雄狮，头尾脚爪俱全，名为“雄狮抱钟”。土家族钟上铸狮与巴人钟上铸虎的含义也不同。土家铸狮并不是认为自己是狮的后代，而是因为土家人认为白虎是不祥之物；雄狮正好镇压白虎，以讨吉祥之兆、喜庆之象。
五、舞。在巴人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人们发现了铸有巴人手持武器作跳舞姿势的图案，部分学者据此认定这就是土家族摆手舞的前身。其实土家族的摆手舞与巴人的舞蹈截然不同，摆手舞是一种以农耕为主题的喜庆娱乐形式，其舞姿变化形式多为播种、插秧、割稻等，按照锣鼓的节奏而变化。摆手舞是土家人在年节时祭祖、庆丰收的娱乐活动。这是因濮人善耕种，祭祀时有祈祷丰收的内容形式流传下来的原因，与巴人武士的祭祀舞姿毫无关系。或许，从原始粗犷这一点看，土家舞与巴人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濮和巴都是同时期相邻的古老民族，有某些相似也很自然。
六、丧葬。巴人死后使用船棺，伴以神树。这大概是为了引来太阳鸟照明并指引方向，坐船渡过苦海，到达极乐世界。土家人葬俗中从来就没有船棺，也没有太阳乌之类。土家人死后，巫师带领孝子围着棺材转。巫师在前面走，孝子背着草鞋干粮在后面走。一边走，一边唱孝歌。歌调内容无外乎说明将死者的灵魂送到了什么地方，对死者歌功颂德，给孝子说许多好话。这样送了一程又一程，经过几道难关后，死者灵魂便可到达极乐世界。土家人丧事使用的乐器，没有巴人的编钟而主要使用一种包包锣。锣的中央有一个鼓包，类似傣族的铜锣，但要小一点，其声阴沉。只有死了人才使用这种锣，吉庆喜事是绝不使用的。抬棺材埋葬时，一定要打“呜呼--”，可能是呼叫死者的灵魂吧。“呜呼”本来是土家人在山上相互联络的呼叫方法，因为死了人也如此呼叫，所以平时不能在土家山寨或家里呼叫“呜呼”，那样会引起土家人的反感。但在野外呼叫“呜呼”，却是向人打招呼，会使人感到亲切和吉祥。
翻开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图册，人们就会发现，现代土家人聚居的湘西、鄂西地区，正好是古代濮人的居住地，而不是巴人地区。在这个地区，主要有土家族和苗族两个少数民族。苗族是蚩尤的子孙，是因蚩尤部落被黄帝部落打败而由山东、河南一带迁移过来的客居民族。土家族则是由土著濮人留传下来的土著民族。事情本来就这么简单，可是由于土家族没有文字，几乎没有历史记载。濮被楚灭后，濮人后裔的土家人据寨自守，几乎被人们遗忘。故而造成了对土家族历史渊源有不同的说法。
向良喜：土家族的巴、濮源流 -道客巴巴
摘要：土家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文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土家族文化从奠基、发展再到停滞和复兴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几个文化时期，受到地域、宗教、习俗文化因素的影响，土家族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土家族的巴、濮源流追溯将文化 的内涵推到更深层次的内容。本文从土家族的巴、濮源流的问题本身出发，以张家界地域的 土家族历史发展为对象，通过文化称谓、主流思想和族群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旨在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历史高度，以历史的角度解读文化发展的变迁。
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演化和变迁的过程中，土家族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脉络，在历史溯源的研究过程中，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这一论断尤为著名，土家族与巴、濮源流的关系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土家族历史文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和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紧密的联 系，在族体构成上土家族的民族成分具有很鲜明的特征，从地域分布和人口基数上来看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重庆和贵州等地。土家族的巴、濮源流问题的提出能够实现对文化的现实梳理，为准确的把握文化特质、文化内涵提供丰富的资料和经验。1、土家族历史概述。土家族被确认为少数民族行列中是在1956年，在此之前土家族的形成经历了一定的奠基阶段，在文献记载中早在1941年就有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认知，在其后1948年《详细 苗族调查报告》对土家族的文化习俗进行了记载。直到50年代的时候少数民族政策得到落实，土家族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承认，并且将自己的语言、历史渊源和民族成分的研究细致化，纳入到民族文化研究的体系中。而后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研究受到了阻碍，部分历史资料缺失，土家族文化研究举步维艰。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成为了文化批判的对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土家族研究才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土家族文化的研究细化和具体化，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土家族族体成分。土家族分布位置上来看，主要集中在武陵脉及其邻近地区，大半在鄂西南和湘西北，小半在渝东南和黔东北。土家族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在族体成分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论述认为土家族是巴人后裔，巴蜀两族是同源，巴族起源于我国西部氐羌系统中的族群，归属于东夷部族体系，在族体构成上主要融合了濮、越人的成分，无论是文化 称呼上、还是语言特点、文化习惯、信仰习俗土家族和巴人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而形成活跃的文化体系，渗透在苗族体系当中。3、张家界的土家族历史追源。土家族的民族体系具有稳定性，主体部分主要集中在湘鄂西地区，土家族通过迁徙和转 移扩展到湖南地区，在文化遗址中很多体现了迁移的特点，其中以“江西街”在建筑特点和文化著称上体现的较为明显。迁移是因为环境和历史的原因，唐末局势动荡，战乱政权更迭，因为两湖地区地处偏远，资源丰富，适合战乱下求生，江西移民的迁移对土家族的形成带来深刻的影响，湘西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文化习惯、迁移和积聚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质的群体。
二、土家族的巴、濮源流。土家族的巴、濮源流之所以产生着深刻的联系，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的内容关系，从文化称谓的形成和变化，到文化主流思想的发展，再到族群内部关系。1、文化称谓的转变。在文化成为上的变化体现了民族发展的进程，在历史上土家族人以“毕兹卡”称呼自己，以当地人的称呼体现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从土家族的溯源上来看，“蛮、夷、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是最早的称呼，在《宋史》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土家族有人口众多，因此就形成了关于土家族起源的各种假说，其中包含“巴人说、土著说、乌蛮说、濮人说、蛮诞说、氐羌说”等，从这些假说上可以看出土家族与巴、濮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称谓体现了土家族的地域和文化特点。2、文化主流思想的发展。在土家族文化信仰中，崇拜白虎，这与巴人的信仰习惯是相同的。巴式剑祟虎信仰等，都是巴文化的明显特征。在历史传说当中虎龙成为权力的象征，崇白虎的风俗和龙凤文化实现了融合，这对巴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文化内涵中，白虎代表着吉祥、威武和仁义。在色彩上对白黄赤黑四色的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体现，白色的影响渗透到民族文化和民族色彩当中去，展现的土家族整体的精神面貌。土家族思想体现了道义忠诚和坚毅的特点，土家族人的民族文化和信仰渗透与生活当中。3、族群关系探寻。《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成王在成周大会诸侯，“卜(濮)人以丹砂”贡纳。湘西的少数居民和“白濮”实现融合逐渐形成土家族人的特点，土家族活动的澧水流域与沅水支流酉水、武水流域，巴文化的影响是较大的，巴楚文化就形成土家族的文化主源。在湘西的文化体系当中，楚文化占据了主流的位置，巴文化形成了文化的干流，楚、巴文化的混融一体形成了巴楚文化，结合濮文化道德特点就形成了土家族的族群特色。
三、结论。综上所述，土土家族的民族形成与其他民族一样有着自身的民族特性，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形成自身的文化个性。在民族研究的内容体系中，土家族的族体成分、民族语言、地域特点、民族习惯和形成阶段的文化变化，都能够为民族文化研究带来更多的启示。土家族文化的巴、濮溯源既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考证，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规律的体现，将文化传承作为一项历史任务，形成更加专业、科学的研究体系，实现对土家族文化研究的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