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流出大量国宝级文物，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组建“秘密收购小组”，在徐伯郊等人协助下，抢救流散文物。
这段国宝抢救性收购史，当时是“地下工作”，当事人又三缄其口，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浮出水面。可惜官方文件，如原始密件、档案等均未披露，使很多重要信息以讹传讹至今。
2019年底，一批1952年至1958年间的信札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包括郑振铎等文物局官员与徐伯郊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166页。这批信札的入藏，是因为许多如雷贯耳的文物，如书画《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荀斋善本、陈氏古币等，都由此摆脱了沉浮不定的命运，被藏之于国。
翻开这些余温尚存的信札，一场隐秘曲折、繁琐又激烈的“文物争夺战”徐徐展现。
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写信给周总理，表示愿意将自己珍藏的657件陶俑全部捐给北京故宫。
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还不好意思地说，这批保存在上海家里的陶俑，数量相当多，需要专门精心打包、托运，但自己却付不起雇人打包和托运的钱。同时，还有几具陶俑仍因欠债抵押，希望国家能给些奖金，以便赎回。周总理立即批示，由公家出包装、运输费，并帮郑先生还债。
这封信和总理批示，都是近年从档案中发现的。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会觉得，堂堂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文学研究所所长，把宝物献给国家理所应当，不该谈钱，却不知他有种种苦衷。
郑振铎少年成名，爱书成痴。日军侵华期间，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古籍善本流落租界，尽被日本人买去。他在痛心之余，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故宫博物院元老徐森玉等，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争取到“中英庚款”，在沪抢购民族文献。
他们的工作“秘密进行”，为了与日本人争购，郑振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狂热程度，这在他的《劫中得书记》中便有十分生动的记载：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时间，我为什么老居留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是恐怖，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自信于“狂胪文献”的事。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的文献。
够得上“珍本”“善本”的2390部（约13000册）书，就这样陆续装箱邮寄到了香港大学。不幸的是，香港在1941年沦陷，藏于冯平山图书馆的这批古籍，也被日寇劫掠而去。
郑振铎的儿子说，因为对这107箱书念念不忘，“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晚都要酩酊大醉”，甚至常常后悔自己收书是“多事”。
经过4年煎熬，这批古籍终于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乡下被寻获，并于1947年由王世襄代表“清损会”专程赴日，追讨、押运回国。
收书工作告一段落，郑振铎又痛心地发现，陶俑也快被外国人收光了。
陶俑是中国古代丧葬中使用的随葬冥器。中国收藏家爱古玩玉器，对书画也较为重视，而陶俑之类，向来被视为不祥之物。清末以来，由于外国古董商大量收购，陶俑精品流向海外博物馆及私人手中。
郑振铎一边写文章大骂那些把文物私运出国的人，“简直是卖国行为，应该处以叛逆的罪名”，一边不惜举债大量购买。
故宫雕塑馆的镇馆之宝“唐三彩骆驼俑”，就是他于1948年在上海购得的。当时卖家坚持要12两黄金，郑振铎倾尽家产也只能凑出10两，于是便将陶俑以抵押方式暂存卖家手中，直到1952年才由国家赎回。
为了与实力雄厚的国外收藏机构比拼，他不得不在夜阑人静时拼命撰写和翻译文稿挣钱，还节省开支把生活标准降到只吃面包喝白开水。夫人生气又无奈，可他仍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同在战场上作战，书生也是战士，只有前进，绝不退缩”。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郑振铎收的那批古籍又经历了一次颠沛流离，与故宫文物一起，辗转多省，运往台湾。现今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有此收书之痛，1949年的3月，郑振铎刚到新解放了的北平，便联合文化界310名著名人士，一起发表了《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宣言》，并商议马上成立专门小组，着手追讨散佚文物。
《阿英日记》记载，1949年5月，曾与郑振铎谈起散佚文物的事，“拟成立组织”，先由郑振铎写个计划，再由阿英找周总理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了首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当时百废待兴，此事也许并无下文。陈君葆在1951年8月的日记中，提到在港搜求文物时，只说“可由私人相机购买，备将来政府按价收取”。
陈君葆是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同志会”成员，也是“秘密收购小组”成立后的重要帮手，如果此时已有系统收购计划，他不可能不知道。
虽然很多文章、纪录片都说，“秘密收购小组”成立于1951年，周总理还曾在报告上批示：“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不过，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故事都没有史料佐证。
通读信札可知，一位研究者在1980年代误判了郑振铎信件的编年，由此以讹传讹，将“小组”正式成立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两年。
既然“秘密收购小组”是1953年才正式成立的，那么行动因何而起？催化剂又是什么呢？
“1950年代这次香港文物回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罢了。”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对这批信札有深入研究，他告诉记者，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收购，是从著名的“二希”回购开始的。
在紫禁城内廷、养心殿西暖阁中，清乾隆帝有一处书房，名叫三希堂。三希堂中，供着三件晋代书法圣品，分别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
清朝覆亡后，“三希”中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从内廷流散至民间，落入袁世凯身边的郭葆昌手中。之后，“二希”历经波折，被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押在香港汇丰银行动弹不得。眼见押期渐进，“二希”到1951年11月底就要被公开拍卖了。
这个消息在香港银行界流传，并通过两条线路传到中央。
庄世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仅有的两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时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他在一次银行界聚会上，听闻了此事。
庄世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鼎鼎大名的“二希”眼看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将此事报告给中央政府。
巧合的是，就在这几天，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路过香港，世交之子徐伯郊也把“二希”的消息告诉了他。郑振铎紧急向政务院打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帖。
1951年11月8日，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出示了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按照总理指示，文物局立即派出“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除了王冶秋，还有马衡与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这两位故宫元老。
此后，媒体常把“二希”回购的功劳记到庄世平头上，包括安抚郭昭俊，代付定金，垫付款项，与“三人小组”接头等。其实，“二希”回购的情况，马衡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并未提及庄世平：
1951年11月15日，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前来迎接的除了老朋友徐森玉，还有徐森玉的长公子，也就是给郑振铎通风报信的徐伯郊。
徐伯郊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更难得的是，幼承家学，酷爱文物。此时，他已定居香港，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在香港收藏圈也小有名气。
1951年，粤港往来已不自由，迫于形势，最终决定由裴延九、徐鹿君和徐伯郊三人化装成船员从澳门赴港，鉴定真伪并与郭昭俊谈判。
香港方面，中南银行行长胡惠春已作为中间人与郭昭俊接洽，“三人小组”准备请胡惠春先行垫款，为了以防万一，又请周作民的金城银行作为垫资备选。
11月23日晚，提心吊胆一整天后，马衡广州寓所的电话铃声终于响起——徐伯郊告诉他，谈判成功，除赎金外，再给郭3万，本息共计488376.62元港币，便可顺利拿下“二希”。挂上电话没多久，马衡又接到北京消息：总理已获知此事，并批了50万港币回购款，次日将汇到中国银行户头。由于中国银行及时出资，中南和金城银行并未先行垫付。
有人算过，当时50万港币约合8.75万美元，可以在香港跑马地买千呎豪宅。而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国家外汇储备为1950年代的最低值，仅0.45亿美元。财政异常困难时，中央仍慷慨地拿出巨款，这是连郑振铎都没想到的。
10月31日，在德里的旅途中，他还写信“希望徐伯郊与胡惠春说一下，先行赎出”，“由我们明年购买，加些利息给他，因为今年之内，恐怕弄不到钱来买了”。由此可见，当时已有国家回购文物之事，但经费是从文物局挤出来的，并没有提到国家层面。
12月3日，离宫之后四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此时距离它们离开紫禁城，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
“二希”浮沉并非故宫书画的孤例。清朝结束、故宫博物院成立前的这十几年间，许多珍贵文物，特别是便于夹带的书画，被溥仪等遗老遗少盗运出宫。
除溥仪窃走的一千余件之外，原藏的大量晋唐宋元轴卷册，则在1933年被运往南京，后来辗转迁到台北。
被溥仪带到东北的书法名画，本是留存在内地的少量珍品，但“二战”后，却在小白楼惨遭伪满“围兵”的破坏性劫掠。之后幸存的国宝，成了市场上赫赫有名的“东北货”。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一改旧观，先后筹建了青铜器馆、陶瓷馆、玉器馆、金银器馆、钟表馆等，然而，作为中国文物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书画却迟迟未设专馆。原因很简单，库房藏品无几，无条件组建绘画馆。
马衡见此情景，不禁暗中哀叹，为之气短。作为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更是着急，他在1952年5月给徐森玉的信中说：
最近数月，常陪代表团到故宫博物院去，感觉到内部实在太空虚了。故必须亟加补充，使它能够像一个样子。心里很着急，总想使它早日能布置得好些。故需要古画等甚急也。
与此同时，香港成了全世界中国文物的交易中心，大量私人收藏待价而沽，其中就有大量“东北货”。欧美、日本文物商也闻风而来，意欲大肆收购。
在外敌侵略中被劫掠的文物，尚可通过外交方式追回，但要从私人藏家手中收回，只能靠买或捐，香港是必争之地。
“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二希”的成功回购，更坚定了郑振铎的决心。助手谢辰生回忆，1952年1月出访回国后，他立即着手筹划，要搞一个通盘计划。
作为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藏宝于国”是郑振铎的一贯思路，他不仅把自己的藏品捐献国家，并与王冶秋等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都不要购卖和收藏文物，这也成了新中国文物系统的优良传统。
谢辰生到文物局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起草《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了”。果然，不出三年，文物走私就跟卖淫嫖娼一样，在新中国基本绝迹了。
外流的口子堵上了，但流散的文物，又该如何收回呢？恰在此时，传来了张大千登报出售《潇湘图》的消息。柳向春认为，“正是由此开始，香港文物回购走上了常规化道路”。
1952年2月14日，郑振铎给徐森玉写信，邀徐伯郊出山，争取收购张大千所藏的董源《潇湘图》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郑振铎在港交友甚广，为什么单选了晚辈徐伯郊来办此事呢？
首先，从事这项工作要有清正的人品。他和徐森玉是老友，可以说是看着徐伯郊长大的，1948年还特意去喝了徐伯郊的喜酒，可谓知根知底。
抗战期间，徐伯郊为协助父亲南运故宫文物，曾自告奋勇深入匪窟，不惜以生命作“抵押”换取国宝安全，足见其对守护文化的赤诚。
其次，徐伯郊本人及多位亲友都是香港银行界高层，深谙资金运作，便于资金流转。在“富二代”和“银行巨子”云集的收藏圈，他出手阔绰、广交朋友，信息也十分灵通。
另外，由于家学渊源，徐伯郊有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知识，可以独立完成鉴定、议价等专业工作，还可以以探亲为名，经常往来于内地和香港。由他出面收购国宝，不仅方便，还不致引起外界猜疑。
徐伯郊年富力强，办事可靠，更是经受了多次考验。除“二希”外，1951年宝礼堂藏书回归，也是他全权办理。
1951年5月，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潘世兹，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了郑振铎的报告，表示愿意将家族藏书捐献国家。这些藏书的精华来自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大多是海内孤本，战乱中一直封存于香港的外资银行。
为帮助潘世兹办理赴港及银行取物、运输等手续，徐伯郊在香港、北京、上海之间多次往返，反复接洽，宝礼堂藏书终于在1952年入藏国图。
此次收购张大千藏画，徐伯郊更是不二人选。他和张大千是旧识，在许多方面情趣相投，如秉烛夜谈赏画赏诗赏古物，热爱游历热爱美食等。张大千每次到香港，徐伯郊都会把他们一家照顾得十分周到。
两人交情甚深，无话不谈。见了面，张大千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已定下明年2月份去阿根廷办画展，顺便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如果合适就在那里安家，但现在手头确实费用紧张些，所以打算把这两幅画卖掉！”
徐伯郊也开诚布公地说：“小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郑振铎先生现在担任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他的情况想必兄会知道一些，当年家父和他曾一起在上海挽救善本。他是个行家，所以非常重视收购文物的工作，小弟因在香港工作，有些便利条件，所以他让我帮忙做一些工作。”
那晚“讨价还价”后，张大千毅然把两件国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及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帖、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东西，折价两万美元，“半送半卖”地给了国家。
作为一代宗师，人们对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倒卖国宝给洋人”一直颇有微词，但张大千出让的这两幅画，可是1945年花了近千两黄金才从琉璃厂购入的“东北货”。为此，他还舍弃了早就看好并已交订金的一座前清王府。
有传闻说，张大千有意把这两幅画出售至北美，只因朝鲜战争爆发，美方不予善价，这才转售内地。对此，徐伯郊生前不予置评，只说，“他能把这两幅珍贵名画最终给了内地，这是确凿的爱国行为，我们又何必再去苛求其他呢？”
故宫博物院收到这批藏品后，当即举行“特展”，轰动一时。有关敦煌文物，拨给了敦煌研究所，原所长段文杰曾动容地说，这是张大千对敦煌的三大功绩之一。
“夜宴图”回国后，张大千率家人离开香港，从此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侨居生活。郑振铎希望他能在海外为国出力，就向徐伯郊提议：“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美国的名画，还有在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
张大千也不负所托，虽身居海外，仍把自己珍藏的大量古书画，通过徐伯郊之手卖回国内，而且还想方设法在美国、日本等地购买了不少珍品，将之转卖回国。少为人知的是，他还向海外收藏家如卢芹斋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到不少好东西回归。
内行都知道，张大千画艺高超，作伪水准也出类拔萃。郑振铎为此反复提醒徐伯郊，“出于张大千之手，千万要小心”。
1952年12月23日，他在函中说：“张大千的王蒙《林泉清集》，靠不住，万不可要！最好仍要他的《修竹远山》。千万！千万！或换一件别的画亦可。”三天后又追加一封信强调：“我们不能收下伪品”，尤其不能带到广州，以防将来不能出境，陷入两难。
作为张大千的四大经纪人之一，徐伯郊一直试图挽回张大千与文物局的关系。1958年，他在信中建议：“张大千已由东京回南美巴西。张氏本有糖尿症，半年前影响眼部，不能作细笔画，闻近已渐好。其收藏尚未售出，拟与之合谈一批，成功之望，较为易办。不知以为然否？”同年的8月18日，再次建议：“我以为张大千所藏之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不过，此时大笔收购已近尾声，此事也就没下文了。
《韩熙载夜宴图》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的豪门夜宴，表面调笑欢乐，实则阴郁复杂，画家本人就是埋伏其中的奸细。收购此画，看似顺利，其实也暗流涌动。
香港当时处于英国政府管制之下，这座海纳百川的自由港，汇集着各方政治势力。躲在暗处的情报机构林立，很多外国机构对顶级藏品虎视眈眈，这令文物流动十分难测，为国家办事也更加困难。
“夜宴图”在转让文物局之前，就被人刻意曝光，应该是别有用心的“设局”之举。据传，此事几乎将张大千“架在了杠头上”，蒋介石曾为此震怒。
信息流通也不安全，郑振铎告诉徐伯郊，“以前寄的两封信均未收到，想均已失落了。以后来信最好能复写几份，分几次寄出，同时交一份托新华社或中国银行带到广州寄出，比较妥当些。”由于这个指示，徐伯郊每每复写几份，这才有了入藏国图的信札。
劫中得书的经历，让郑振铎深知，此事必须保密，如果市面上知道国家有拨款，定会大肆抬高价格。为此，他又重拾“地下工作”，在信中常署“玄览”这一抗战时用过的化名，口气也像琉璃厂老板在谈生意。
让徐森玉这位父亲心惊肉跳的，则是国内的“三反”“五反”。王世襄由于去日本追回大量国宝成了故宫“三反”中的重点清查对象，他担心，这样动辄牵扯巨款的回购工作，由儿子独立运作，也会惹出闲话。
徐森玉在信中不仅举了国内的例子，还谆谆叮嘱：“一切须十分小心。……为公家办事，浪费、贪污均宜切戒，宜时时自警惕。接此信后，务望寄我一信，俾我放心。”
6月，郑振铎听说徐伯郊曾把公安部发的护照给别人看，赶紧提醒他，“要特别小心，说话也要格外留意”，“总以不露任务真相，对外人不说自己的事为第一要义”。
复杂背景下，本就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议价、收购行动，变得更加神秘、隐蔽，文物局方面也开始考虑规范回购程序与流程，例如，如何在港组织一个小组，如何付款，如何把已购之物带回穗等。
7月30日，郑振铎在新近购得的《中秘日录》上题跋:“予方从事于搜集溥仪携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稽考”，指的就是他正在领导的秘购一事。
8月，徐伯郊刚到广州，郑振铎就寄去一信：“所有在港要收购的文物，请统计一下……并请分别‘最要的’‘次要的’，以便一次请求外汇。”这封信是入藏国图信札中最早的一封，证明国家已有专款。
虽然回购已启动多时，但徐伯郊一直是“义务劳动”，而交际、邮电、照相及交通等费用一定不少。12月底，郑振铎写长信:“许多时候以来，你替国家办事，迄未支付分文，我们甚为不安。拟按月补送薪金，乞勿却。”然而，徐伯郊仍是以“书生报国”婉拒了。
此信还再次提到保密工作：“在外办理此种事，不像在国内，处处要防备，处处要妥慎，绝对不能有一点疏忽，一不小心，就容易出乱子，实在不大好办。”
“关于收购文物事，我们已有通盘计划。”年底，郑振铎把徐伯郊留在广州，4月8日，大概是呈送高层的报告已获批，才正式通知他：
“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
至此，“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立。在香港，由徐伯郊出面奔走、办理手续，银行家胡惠春、文化名流陈君葆等作为中间人从旁协助，中国银行的沈镛和从事统战工作的温康兰负责付款。在广州，由时任副市长的朱光联络协调，并对买卖转运做具体安排。在北京，由郑振铎订立收购的清单、原则、价格等，张珩、徐森玉等几人负责鉴定。
直到1953年下半年，小组运行已上正轨，具体联络工作才交由文物局办公室主任王毅负责。王毅的信函，5通有落款，作“王逸”或“逸”，说明他个性严谨，注意保密，但他在信中大多公事公办，较少郑振铎那样的热情鼓励。
在较早致徐伯郊的信中，郑振铎谈及收购文物的总体原则：
（一）以收购“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
（二）碑帖、法书（字），暂时不收购。
（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
几次调整之后，收购目标从最初的书画，尤其是溥仪携带出宫的“东北货”为主，到优先抢救“易损”“易散”文物，还将荀斋藏书、陈仁涛古币等列作专项，进行整体收购。
1952年到1953年间，郑振铎与徐伯郊互动频繁，这也是文物回购收获最多的两年。他们一个坐镇后方，把握全局；一个奋勇当先，仆仆奔走，配合得珠联璧合。
徐伯郊本有闲散公子哥习气，对此事却格外认真。“我这一次与国家做事，完全抱了必胜的决心，多争取一件东西，觉得多与国家做了一件事。至于个人的事，现在全不计在心里。”
多年后，他对密友透露，曾被召到北京，在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小礼堂向管理文化事业的郭沫若、沈雁冰等汇报工作。快要吃饭时，周总理忽然来了，亲切地对他嘱咐了几句话，因为还有事情，连饭也不吃就又匆匆走了。徐伯郊听说，总理事先曾专门询问过他的详细情况，是郑振铎向总理拍了胸脯。
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袁媛研究员统计，从1952年到1957年，信札中讨论的书画超过140种，其中又包含查阅文献、了解动向、鉴定、洽谈等事项，头绪多，任务重，而成功回购的有40余种，可算是卓有成效。柳向春分析，徐伯郊很可能为此中断了银行业的工作，专职文物回购。
“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购。”郑振铎写这些话时，估计是字字泣血。
在香港回购文物，常要与海外收购者竞买。根据往来书信，现藏故宫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和赵孟坚《墨兰卷》如果不是徐伯郊再三争取，差点失之交臂，而同时出售的《墨井草堂卷》则流至异域，现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无论是抗战时保存善本，还是在香港市场竞买，支付困难总会使收购处于下风。郑振铎在孤岛时期就对徐森玉哀叹：
然书款殊为拮据，支付尤为麻烦。独力应付，挖肉补疮，先生当能想见其困难之情形也！呜呼！一书之获，岂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争得之者！愤懑之极，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言，则又勉强支持下去矣。
十余年后，徐伯郊也面临同样困境，他也同样是“看在文物之面上”勉力为之，但缺钱的难处，时时见诸信中。
国内拨付款项，限于预算，手续繁杂，而争购文物必须当机立断，有时还要垫付巨款。徐伯郊时常因为欠款得罪朋友，有时候还为“躲债”藏在广州。最让他难受的，莫过于错过时机，让争取多年的书画流失国外。
袁媛发现，“一些书画作品在通信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往往与收购的曲折过程有关，如宋徽宗赵佶的《四禽图》共出现14次”。这幅画虽然被讨论了很多次，却以争购失败告终，现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早在1953年8月29日，郑振铎就指示说，赵佶的《四禽图》是重要的、非购不可之物，盼能即办。1955年7月，徐伯郊终于寻得此画下落，并与物主接洽数次，做了鉴定：“这是一件赵佶画纸本精品，且一卷有画四段，惟稍残破，无伤也。”
此画既然早就确定要买，又鉴定无伤，按道理应该非常顺利，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因资金不足，屡屡受挫。
原来，物主王南屏在华盛顿博物馆与徐伯郊之间待价而沽，只要徐能出同等价码就可优先购买，期限是一个星期。徐伯郊一方面请求展期，一方面紧密联系国内，希望能够尽快批准、拨款，但直到11月20日，此事仍未解决。
次年元旦，徐发现此画尚未售出，又赶紧写信：“现在图已寄至欧洲求售，尚未售出。如仍拟争购，尚有办法。”
国内还没来得及回复，又生变故。英国收藏家大卫德到香港寻宝，看中了这幅画，跟王南屏相谈甚欢，颇有成功希望。
不过，王南屏仍有意把《四禽图》卖给国家，还打包了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册》、文彦博三札卷，三件共开价20.5万港币。徐伯郊认为，《四禽图》可能是赵佶亲笔所绘，《向太后挽词》为米芾唯一之楷书，三札文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三件都该收。
可无论他如何写信催促，国内一直未发出明确指示。1956年3月底，因为没有拨款，《四禽图》最终远离故土。
除大卫德外，被屡屡提及的文物贩子还有美国的何斯泰。两人多次交锋，互有胜败，就连“镇国之宝”《五牛图》也曾被何斯泰觊觎过。
唐韩滉《五牛图》是存世最早的纸本绘画，被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评为“神奇磊落，稀世名笔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五牛图》被掠走、变卖，从此销声匿迹。
关于《五牛图》回归，有各种传闻，最常被提及的故事是：1950年，周总理连夜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去一封紧急电报，上面只有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在拍卖前的最后一刻，新华社的黄作梅兄弟甩掉国民党特务，以6万港币的价格拿下了此物。
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并不足信。1952年，郑振铎写过一个清单给徐伯郊，《五牛图》在必购榜上排名第一。
1956年2月，徐伯郊报告进展：《五牛图》为吴蘅孙所藏，前几年谈过多次，皆因索价过高，未得要领。现吴环境转变，已有售出之意。而何斯泰亦有意购买，已出价十八万元，吴未卖。大约二十万左右或可以谈。
此后一个月，连续四封信都提及《五牛图》，可见徐伯郊一直在奔走。袁媛认为，这批信札所收徐、王二人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57年（电报则持续到1961年），但之后再没提过《五牛图》，这说明，收购工作很可能在1956年即完成了。
如今，这件“绝品”藏在北京故宫，只在每年的9、10、11月份安排展览。世人多沉浸于传奇的夺宝故事，对繁琐的回购之路反而知之甚少。
文物真伪夹杂，经费紧张，收藏市场的变化乃至国际局势都给收购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郑振铎对其中难处深有体会，他鼓励徐伯郊，“这个工作，虽是麻烦，但成绩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务望继续努力，不怕麻烦，为人民服务，必应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烦的事”。
“收购小组”成立后，最大的两单“买卖”，是将荀斋藏书、陈仁涛古币列作专项，整体收购。
陈仁涛所藏古钱币，计五万余枚，包括我国历代各地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币种全面、体系完整、脉络清晰。
1953年，徐伯郊受命与陈仁涛接洽，不想陈坐地起价，以前托别人出售时只索价70万（有信为证），现在却要90万元港币。
郑振铎多方打听底价，并指示徐伯郊推翻此议：“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待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
为了不让陈仁涛看出底细，由陈君葆出面作为买家。陈君葆跑了几趟，已经在日记里大倒苦水：文人晓以大义，商人却锱铢必较。好不容易谈定80万成交，但所需外汇，内地一时还未汇到，这里却不得不先给陈氏一笔款以坚定其信心，这批东西也是押在银行里的，拿出来也要手续费。所以不得不先由几个香港朋友凑了五万元给陈氏，随后又添了若干才谈定。验货就更麻烦了，“计八箱，洋洋乎巨观哉！要统通看完了，非一日不可办”。
在收购过程中，郑振铎还有一重担心：“陈氏狡猾，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失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
如何审定呢？徐伯郊护送古币到广州后，由钱币共同拥有者、留在大陆的张炯伯（张占1/10）到广州验货，确定是原物，才付款给陈。古币到了北京，郑振铎又邀请行家对全部钱币“会诊”，再作评定。单是这一番操作，足见徐、郑二人认真负责、周密细致。
几经曲折，陈仁涛古币终于在1953年购回，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奠定了该馆古代钱币收藏的基础。
“收购小组”做成的最后一笔“大生意”，是收购陈澄中的荀斋藏书，这桩“生意”耗费4年功夫，堪称是一场“攻坚战”。
陈澄中曾以万金购得南宋本《荀子》，故将书斋称为荀斋。继而，他又收了韩应陛、袁克文、常熟瞿氏、傅增湘等多家旧藏，与天津的周叔韬并称为“南陈北周”，共居民国藏书家之首。
陈澄中到香港后，版本收藏家及外国图书馆，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都想囊括其藏，纷纷请求转让，但皆遭陈拒绝。
郑振铎很懂古籍，当年在上海时就知陈澄中藏书，因而多次写信，“最重要的是陈澄中的书，务请能设法购到。……重要者已仅此一家矣。”
徐伯郊深知，只要收得此书，私人藏书中的精品就基本集中于国家了，因而从1953年5月开始就主攻此事，但价钱压得太低，进展并不顺利。
为接近陈澄中，徐伯郊采取迂回战术，“一周来每天与陈见面，并帮他找书、整理书”。陈氏藏书浩如烟海，这一整理就到了1955年2月：“我来港大部分时间全花了与陈澄中谈书的问题，以及代他整理书。现在除去一二种还没有找到外，百分之九十九的书全整理完毕。”
也许是担心徐伯郊“过于执心了，价格一定会更加腾贵的”，郑振铎决定来个“多石一鸟”。他写信给徐森玉，让他跟儿子说项：“关于书价的商谈，由我们指定另外的人负责。关于版本的鉴定，则由伯郊兄负责。如此分工合作，可省掉许多麻烦。”
这个建议落实了没有，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陈澄中书，已谈妥。这又是伯郊兄的劳绩（请暂守秘！为感）！这批善本得到，则关于宋、元版本，当可告一段落。流落在外的，已经寥寥可数了。”
以1954年谈成陈澄中善本为标志，抢救流散文物的工作进入了相对停歇的阶段。1956年10月，故宫博物院举办“唐宋名画展”，郑振铎徘徊数次，不禁念起徐伯郊的功绩来，他在给徐森玉的信中说：
文物局已将伯郊兄经手的账目结清，当由王毅带沪一同查阅……伯郊兄的工作，我们都认为做得很好，为国家保存了不少名贵的宝物。
函中所言“账目”，显然是在为收购工作扫尾。徐、王两人见面后，徐伯郊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宋、元版古籍，如宋版的《陆放翁诗集》等，都以很低的价钱让给了国家。郑振铎为他的爱国行动所感动，又于心不忍地表示：“我们知道你的困难，不必要说‘捐献’之类的事了。”
最终，徐伯郊藏书21种作价两万五港币，这还包含了国家本就要给，但徐伯郊一直推辞的，1954年以前的酬劳费一万元。这笔钱，再扣除收购中的亏空，徐伯郊所剩无几，双方议定“以后如有委托收购等事，再立新帐。酌加手续费一成至二成”。
以此为铺垫，1958年盛懋《秋江待渡图》入藏故宫博物院，1960年《资治通鉴》手稿、1965年陈澄中第二批善本入藏国图等，都是香港文物回购的余响。
业内都知道，文物收藏特别看重时机，一旦错过，下次易手就不知何时了。现在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历时十年的收购工作（前二年未成立小组），称得上是我国文物回流的起点，而且是很高的起点。
镇国之宝《五牛图》、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马远《踏歌图》、黄庭坚《张大同手卷》、李唐《采薇图》、吴镇《渔父图》……这些旷世名画，都曾入选郑振铎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历代名画集》等书，有的他还专门撰文介绍过，但在这些文字中，从未透露这些画是如何费尽心血收来的。
1958年，已经在运动中被树为“白旗”的郑振铎，率领代表团出国，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徐伯郊晚景凄凉，80多岁的时候连港岛的寓所也卖了，搬到蓝田租屋住，2002年也故去了。
关于“秘密收购小组”的往事，徐伯郊生前也很少谈及，因为要搬家，才让一些信札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沧桑一甲子，就在历史细节几乎要湮没时，中国嘉德在香港征集到这批信札，并成功竞购，慨然捐赠国家文物局。
今天，重读一封封看似字迹潦草、实则满含激情的信札，仿佛看到那些为收购文物锲而不舍、奔走周旋的身影。正是他们的执着，让我们有机会与这些国之瑰宝相见相守。
（原标题：港岛救宝）
来源 北京日报 记者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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