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先生写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以北京法源寺为背景，描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等一批仁人志士为民族振兴所做的努力与牺牲。李敖对这本书非常得意，自我评价说：
这本书引进内地出版时，书商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为噱头进行炒作，在炒红这部小说的同时，也让北京法源寺声名大增，引来大量游客寻幽探古。
很多人以为是李敖带火了法源寺。其实无需小说炒作，法源寺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积淀丰富、历史源远流长的建筑，其在佛学界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中国佛学院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就设立在这里。法源寺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卓尔不凡。明清以来，围绕着法源寺形成了体现北京地域特色的“宣南文化”。因此有人说：“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这样说，是否夸大其词呢？
北京法源寺位于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占地面积为6700平方米。六进院落，坐北朝南，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体建筑多为明建清修，整体采用中轴对称格局，在230米长的中轴线上，由南至北分布着山门、天王殿（韦驮殿）、大雄宝殿、悯忠阁（又名观音阁、念佛台）、毗卢殿（又名净业堂）、观音殿（又名大悲坛）、藏经楼等建筑。东西两侧，还有廊庑、庭院等。
在李敖书中所写时代，法源寺是个寒酸没落的寺院。今天，法源寺作为全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已成为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因技术所限，绝大多数都深藏闺中。但展示出来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笔者将法源寺的珍宝归结为四类，姑且称之为“四绝”。
第一绝：珍贵的佛教造像
法源寺保存了大量的佛教雕像。其来源，一部分是供奉在主体建筑内的佛教造像，另一部分来自社会征集与调拨。
法源寺供奉的佛像，主要是明清两代建造的，本身都是珍贵文物。如天王殿内的明朝布袋和尚铜像、韦驮坐像，大雄宝殿的“华严三圣”像、十八罗汉坐像等。
最为独特的是毗卢殿内供奉的明代铜铸“五方佛”菩萨造像，高齐屋顶（4.58米），共三层：下层千叶莲瓣巨座，每一莲瓣上镂一佛像；中层为四方佛，面向东、南、西、北；毗卢佛则居最高层。
1980年法源寺建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后，向社会各界和相关部门征集、商借了大量佛像雕刻文物，陈列在藏经楼和观音殿等处。
法源寺的佛教雕像，从时代来看，覆盖了东汉、三国、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从材料上看，铜、铁、石、木、泥、砖、陶、瓷、牙、松石、琉璃等材质均有，琳琅满目，以宋代罗汉、元代青铜自在观音、明代法华三彩瓷观音、铸铜千手千眼观音等最为名贵。藏经楼下层摆放的木雕卧佛，长达7.4米，是北京现存最大的明代木雕卧佛。
第二绝：珍稀的佛教典籍
法源寺藏经楼上层，是历代佛经版本展室，陈列着唐人写经、五代人写经、宋版《开宝藏》《思溪藏》《碛砂藏》、金版《赵城藏》、元版《普宁藏》、明版《南藏》《北藏》《嘉兴藏》、清版《龙藏》等经本，以及传世唯一残本《武林藏》。
此外，还藏有梵文贝叶经和西夏文、回鹘文、傣文、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经本，以及全部房山石经的拓片，蔚为大观。
据工作人员介绍，法源寺现存有佛经20万册，仅辽代珍稀版本就有2万余册；所藏的辽代金属活字印刷佛经，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
第三绝：珍贵的历史碑刻
法源寺还存有大量的历史碑刻。有的是与法源寺自身相关的，如悯忠阁内陈列的关于法源寺的历史碑刻、经幢等，以唐代《无垢净光宝塔颂》《唐悯忠寺重藏舍利记》、金代的《北部令史题名记》等最为珍贵。《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是唐至德二年张不矜撰、李北海所书，原镶嵌在唐至德二年（757年）建造的无垢净光宝塔塔身上，后因地震，塔倒碑存。碑高1.20米，宽0.73米，是我国古代惟一的一块从左至右书写的碑。在悯忠阁外侧墙壁上，镶嵌着古人的一些碑刻。
法源寺也有大量商借来的碑刻，如著名的元代白话圣旨碑，原本属于元大都福寿兴元观，上面刻的是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帝於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所颁圣旨，要求官员、军官、士兵、使臣们，不得依靠权势和武力侵夺寺庙、基督堂、道观的财产，不得向他们征收税赋。这块碑在发掘元大都北土城遗址期间出土，被“借”到法源寺，再也不走了。
第四绝：古木繁花“香雪海”
清代康、乾之后，法源寺以繁茂多样的花草树木名冠京华，至今寺内数百年树龄的古木比比皆是。
乾隆初年，海棠最盛，洪亮吉有诗云：“法源寺近称海棠，崇效寺远繁丁香。”同治、光绪之后，法源寺以丁香名动京城。丁香开放时节，色彩缤纷，芬芳浓郁，人称“香雪海”。至今，法源寺依然是京城四月赏丁香的首选去处。
丁香花开，还曾引得印度文学家泰戈尔光临北京法源寺。1924年4月，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抵达北京后，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人陪同下，到法源寺赏丁香、谈佛法，成为一时佳话。
文物是历史留下的印记，是过去留给今天和未来的“文化密码”。法源寺里大量的文物（古木），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等待今人去解码。
岁月令人敬畏。成就法源寺的，绝不仅是以上“四绝”之珍，更重要的是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这里发生的一幕幕历史悲喜剧。
元代诗人张翥写过一首诗《辛巳二月朔登悯忠阁》：
其中“魂来沧海鬼犹雄”，说的就是法源寺修建的缘起。据《元一统志》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阵亡的将士，下令在幽州镇东南建寺纪念。他生前未能建完，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最后建成，赐名“悯忠寺”。
安史之乱时，悯忠寺一度改称“顺天寺”，安禄山部下在寺内建了座无垢净光宝塔，刻碑歌颂安禄山（就是上文所说《无垢净光宝塔颂》碑）。平乱后，恢复“悯忠寺”旧称。
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建悯忠寺，增建“悯忠阁”。阁甚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赞语。
辽清宁三年 (1057年)，幽州大地震，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修复后，改称“大悯忠寺”，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
明朝正统三年 (1438年)，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出资重建寺院，明英宗题名“崇福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戒法事，正式改为今名“法源寺”。乾隆皇帝曾来上香，写下“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的诗句；寺内有块“法海真源”的匾，也是乾隆御笔。
屡毁屡建中，法源寺见证了许多兴衰往事。
北宋钦宗赵桓晚年曾在悯忠寺居住数年。大约在1156年，金主完颜亮强迫赵桓和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参加马球比赛，赵桓跌下战马被践踏而死，81岁的耶律延禧被乱箭射死。
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宋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被俘至大都，囚禁在法源寺，看到曹娥碑后，感慨万分，绝食身亡。
明末名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行刑之地在离法源寺不远的菜市口。袁崇焕的遗骸被他的随从、佘氏义仆偷走，存放在法源寺，辗转下葬，佘氏后人世代守墓至今。
清末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斩首于菜市口，遗体同样被存放到法源寺后，又转运到家乡。
古寺经历千年风雪，阅尽人间悲欢，被历史刻上了深深的悲怆印记。伫立在历史长河中的法源寺，令李敖深深感慨：
法源寺从修建伊始就坐落在今天的位置，而北京城的轮廓则代有不同。据考证，北京城市轮廓只能追溯到十世纪的辽朝。
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即辽南京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十二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扩建北京城，这时悯忠寺就在金朝北京城东南部。十三世纪，元灭金，新建大都。元大都朝北移动，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十五世纪，明成祖朱棣重建北京城，把元大都朝南移了一点，但悯忠寺还是在城外西南角。
到十六世纪，大臣告诉嘉靖皇帝，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嘉靖皇帝任命严嵩主持加盖北京外城，设“七坊”，其中正西坊、正南坊、宣南坊、宣北坊、白纸坊等就在原宣武区内，“宣南”一词由此而来，并逐渐成为明清时期人们对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这一区域的泛称。此时，法源寺再次被圈入内城。
北京城的位置漂移不定，法源寺却始终矗立在那里，成为北京城的一个坐标。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也是一个文化坐标。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全国各地士人进京赶考，大多聚集在宣武门一带，围绕着法源寺形成了一个繁华生活区。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政策，京城的汉官、汉民皆寓居在外城，宣南一带更加繁华。
官员阶层、平民大众，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赴京赶考的文人举子汇聚于此，他们所代表的皇家、士人、平民三个层面的文化，也在这里融汇，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宣南文化。
不同于紫禁城所代表的宫廷文化，宣南文化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也是一个缩影和精华。在宣南地带生活过的历史文化名人，有据可考的达700多人。他们在这里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宣南虽没有皇城内的宫殿楼阁，西郊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但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而法源寺，正是宣南文化命脉所系，精华中的精华。近年来，当地政府设立法源寺文化保护区，作为传承、扬宣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进行改造。
现在你该知道，“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的说法，并非全然夸大：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法源寺的重要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