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是齐鲁文化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田氏代齐，标志着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齐威王厉行改革，使齐国成为经济和军事力量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齐威王、齐宣王建立和扩大稷下学宫，礼贤下士，吸引大批列国学者前来讲学和研究，使齐国一时成为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百家争鸣中不少顶尖的学者，如孟子、荀子、宋钘、尹文、淳于髡、彭蒙、慎到、田季真、接予、环渊、邹衍、儿说、田巴等，都曾为稷下学派的繁荣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与此同时，日趋衰微的鲁国也在思想文化上创造了骄人业绩，出现了墨子、子思、孟子等思想巨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墨家学派、儒家的思孟学派、荀子学派、黄老稷下学派、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派以及接续孙武兵学的孙膑兵学，并以比春秋时期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全国播扬。
墨翟创立墨家学派。他代表“农与工肆之人”，主张“兼爱”“尚同”“尚贤”“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尊天”“事鬼”，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的思想为汉代董仲舒构筑新儒学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料。
子思和孟子创造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子思是联系孔子和孟子的桥梁，他创造了“天道性命”“正心诚意”以及从“正身”“导民”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套理论。孟子宣扬“性善”，倡导“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要求“制民恒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他还鼓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荀子创立的孙氏之儒虽然与孟氏之儒隐隐对立，但对礼教与德化的认识基本一致。荀子的“天论”集先秦唯物论之大成，“礼论”集先秦礼学之大成。他以舟水喻君民关系，援法入儒，主张礼法兼容，德刑并用，大大拓展了儒学的施政空间。孟子和荀子不仅大大丰富了儒学的内容，完善了儒学的体系，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了儒学和扩大了这一学派的影响。黄老学派是不同于老庄学派的新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它主张“君道无为”、德刑兼用，减轻剥削，为百姓创造一个宽松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后来被汉初统治者选为统治思想。
稷下学派的邹衍创立了阴阳学派。他将商周以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加以改造，将五行相生相胜的理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以五德之运诠释王朝的更替。他还创造了大小九州的观念，扩大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视野。另外，在稷下学者中，还有法、名、兵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丰富和发展齐鲁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应该指出，此期齐鲁两种亚文化的发展、交流、融汇、整合以比春秋时期更快的速度进行，从而为汉代齐鲁文化跃升为主流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短命的秦皇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窒息了百家争鸣思潮。又以“焚书坑儒”将知识分子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加速了灭亡的步伐。汉初推行黄老政治，虽然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引来诸侯王坐大和豪强肆虐横行等弊端。于是汉武帝与董仲舒相结合，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宝座。
秦朝统一以后，由于百家争鸣的结束，齐鲁之学面临全新的形势，每个学术流派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在进行整合与改造。经过秦到汉初80余年几代儒家学者的努力，齐鲁儒学发展成为当时势力最大、最具生机的学派，展示了较其他任何学派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它拥有一批经过整理的稳定的思想资料，如五经和《论语》《孟子》《荀子》等。
二、它拥有一批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学者，他们或做官从政，或聚徒讲学，在政界和学界大大扩展了儒学的影响。
三、经过自春秋至汉初数百年的传播，齐鲁儒学早已突破地域界限，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播扬，影响日益扩大。
四、经过数代儒家学者的不断改造创新，特别是经过一位非齐鲁的学者董仲舒的精心整合，将齐学与鲁学的优长融为一体，儒学于是以全新的面貌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这样，通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热烈拥抱，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推上了主流意识的殿堂。这其中，太学的建立，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从儒生中选取官吏制度的推行，使儒学的主流意识地位日益巩固。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主流意识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
第一，儒学倡导大一统，鼓吹“内诸夏而外夷狄”，反映了中华各民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它倡导尊君爱民，鼓吹等级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
第三，具有丰富的伦理道德遗产：忠、孝、节、义、仁、礼、智、信，是当时的核心价值观。它提倡的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说，给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反映了君、臣、百姓对伦理道德的认同。
第四，儒学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蕴含着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肯定“汤武革命”，提倡“好皇帝”和“清官”意识，既要求对百姓实行“仁政”“德治”，又提倡“仁爱”“立人”“达人”“推已及人”，鼓吹以“爱心”和“亲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达到天人和谐、人人和谐、自我和谐。
第五，它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陶行知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第六，一贯重视教育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一大乐事。
第七，儒学具有开放的学术品格，能够不断从“夷狄”等异质文化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它不是一个自满自足、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时俱进的奋发进取意识的开放性的学派，因而能够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不断增强对社会和人生需求的适应能力。
第八，儒学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其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能够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田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里，变成民族的文化基因。
反观先秦时期那些与儒学并峙而立的学派，尽管各有优长，但本身都存在明显的缺失。如墨家的“简而难尊”，法家的“刻薄寡恩”“有术易以兴，无术易以亡”，道家的“无为”“为我”“出世”，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畏”，名家的“苛察徼绕”“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农家的平均空想等，使它们都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主流文化的诉求。只有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既保留了原始儒学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又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端，成为内容最丰富，涉及政治、哲学、经济、伦理、教育等涵盖深广的学说，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组成部分，为中华帝国的长期存在、发展和几度辉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尽管两千多年来，星转斗移，世事变迁，外来文化数度冲击，但由于儒学有着很强的因应能力，它的地位一直是安如盘石，没有丝毫动摇。直到近代，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西学冲击下，儒学的颓势才显现出来。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和与它相适应的文化已经面临全面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