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改容战父》剧情，郑成功将自己母亲开膛破肚所为何事？
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九州岛一个当地世家大族，也是一处藩主的田川家族，郑成功的母亲则是田川家族的女儿，名叫田川松。嫁给郑芝龙做二房之后，生下了郑成功。后来的郑成功的确是将自己的母亲开膛破肚，但却另有隐情。
商业巨贾郑芝龙福建人郑芝龙，那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当中国台湾仍旧在荷兰人控制之下时，郑芝龙凭借着民间力量组织起了一直庞大的水师队伍，重新夺回了台湾制海权。这也是中华王朝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将近两百年间再一次重新夺回制海权。
郑芝龙掌握了台湾到日本的航海权，开始经商作贾。虽然明朝实行海禁，但是明朝末年，政策松弛，外加郑芝龙抗击荷兰人有功，遂允许其大规模帆船入海经商，郑芝龙因此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跨国经商的大商人。
当时的日本仍旧是藩镇割据时代。在日本九州岛肥前国平户藩有一个田川家族，是把持当地一个藩镇的首领。郑芝龙经常奔波于九州岛与福建之间，势力庞大，对九州岛经济的带动也是空前的。田川家族为了能够笼络住这一个富商，将自己的女儿田川松嫁给了郑芝龙做二房，于是便有了郑成功。
关于郑成功的出生，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话说那一天，郑成功母亲田川松在河边捡贝壳，突然肚子一阵剧痛，到了临盆的时候。周围空无一人，田川松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移动到一块岩石之上，在一堆贝壳之间生下了郑成功。时至今日，在日本还有一块“郑成功儿诞石”，那就是田川松生郑成功的地方。
民族英雄郑成功田川松除了郑成功，还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出于政治考虑，郑成功跟随父亲郑芝龙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被明朝册封为官员。而另一个儿子这和田川松成为了驻平户藩“大使”。这时候清军已经南下，南明朝廷已经改朝换代为隆武政权。
隆武政权的主要局势核心便是郑芝龙，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要给大家介绍，那就是郑成功本名叫郑森，后来因为隆武皇帝为了拉拢郑芝龙，赐国姓为朱，并且赐名为成功，从这时候开始，郑森才正式改名为郑成功。
但是作为南明军事核心的郑芝龙根本没有坚定的意志力抗清，虽然掌握着庞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抗清意志薄弱，与清廷关系暧昧，导致南明朝廷屡战屡败。清朝降臣范承畴与郑芝龙为老乡，在范承畴的因势利导之下，郑芝龙决定反水，去清廷做一个逍遥自在的封疆大吏去。
郑芝龙的反叛遭到了郑成功强烈的抵制，但是郑芝龙还是带着其他儿子投降。此时的清军不断南下，终于打到了闽南南安，这是郑成功的老家，亦是田川松居住的地方。清军破城之后，将田川松俘获。
清军南下犯下的罪行是不计其数的。扬州三日、嘉定三屠虽然有喜剧性与小说性的夸张描写，但是死伤人数也不在少数。除了这几次大型的屠杀，在福建一带更是多次的“平民清洗”，八旗军队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罪恶滔天。
田川松被清军俘获之后，因为容貌倩丽，被清军百般侮辱，最终自缢身亡。在东南沿海抗清的郑成功得知消息后，悲痛之中更加坚定了抗清志愿，率领残部前往金门，最终凭借一己之力击退荷兰人，收复台湾，以此为根据抗击满清。
真孝子为母洗冤在此之间，其部下将领在福建作战之时，抢回了田川松的尸体，郑成功亲自为之大葬。在下葬之前，郑成功先是将自己母亲开膛破肚，亲自清洗五脏肠道，并说道自己的母亲不能带着被玷污的躯体下葬，应该将这些污秽的东西去处。
郑成功悲愤欲绝，以日本礼法剖腹田川氏，洗洁内脏，以恢复母亲清白，遂后葬。至此郑成功誓与清军不两立。
除此之外，在黄宗羲《赐姓始末》中同样记载：“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
根据史料，郑成功剖开腹部沿用的是日本礼法，这是对其母亲田川松最大的尊重；洁净内脏，是对满清不耻；风光大葬，是对生父郑芝龙的控诉。
郑芝龙也不急爱你的就能有什么好下场。投降满清之后，郑芝龙被派去劝降自己的而知郑成功，没想到郑成功根本不待见他。失去利用价值的郑芝龙后来被满清政府胡乱按了个罪名，押解燕京，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的五个月后，郑芝龙全家被杀。
结束语：正所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郑芝龙原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民族英雄，却不幸晚节不保，成为了民族败类。而郑成功为母亲剖腹洁净内脏，彰显出了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决心。父子二人，两种态度，大相径庭，让人唏嘘。【文 / 楚南青史君】
古代美女虞姬最悲惨吗？
古代最悲惨的美女另有其人，虞姬显然不是！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史书中对虞姬的记载的较少，但是从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这么一句记载：“有美人名虞。”从中，我们也足以，想象出虞姬的美貌。
但是，虞姬是怎么死的呢？史书中记载，在楚汉相争后期，韩信、彭越和刘邦，三人合力合击于楚国，项羽打不过，趋于败局，只能垓下修筑了营垒，被汉军围困，当年是公元前202年。而虞姬是怎么死的呢？
史书所载，虞姬乃自杀而亡，当是时，项羽被围，夜闻四面楚歌，军心浮动，大势已去。
项王不禁慷慨悲歌，自己作诗吟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王唱了几遍，美人虞姬在一旁应和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项羽所吟唱的就是著名的《垓下歌》，虞姬所唱和的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被引录为《和垓下歌》，吟唱完即挥刀自刎，是体面的死去，死前在项羽的保护下，没有受到伤害，死后更是流芳千古，引为佳话，再加上是与爱人一起死去，因此，从生理和心理分析，我不认为虞姬是古代最悲惨的美人。
那么谁是古代最悲惨的美人呢？
明清《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一首诗，名为《五美吟》，用来吟诵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大有哀众芳污秽、恐美人迟暮之感慨。但其所著人事并非根据实事，我们就不能以这个来相比。
因此，为了起到更好的对比效果，我们就用一个同时代的美人来对比。
既然，虞姬是项羽的女人，那我们就用刘邦的女人来与其相比。恰好戚夫人也是一位美人，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其一，有典故曰：“戚姬髡发。”其二，历史上有记载，刘邦在后宫佳丽中非常宠爱戚夫人，有多宠爱呢？从后文吕雉报复戚夫人的手段可见一斑，有多嫉妒，就有多恨！
我要说的就是戚夫人，戚夫人（戚姬，前224年-前194年），汉高祖之爱妃，赵王刘如意之母，秦末定陶（今山东菏泽定陶）人。公元前205年，与汉王刘邦缔结姻缘，后生子如意。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封为贵妃；恰巧刘邦也为她做了一首歌，就是与《大风歌》齐名的《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弓矢，尚安所施！”此歌，也是一曲哀歌。
从出身看：戚夫人也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微的后妃之一，农民出身，工作与母亲一样都是在大户人家做女奴，父亲病死，自己被刘邦强抢，才成为了刘邦的女人。
从死法来看：她是怎么死的呢？刘邦死后，吕后将戚夫人的手脚砍断，熏聋了她的耳朵，灌哑药，关在厕所里，起名为“人彘”，最终，被吕后折磨致死，死后其子唯一的儿子赵王如意也被吕后下鸠酒，七窍流血而死。
因此，不从心理，仅从生理的角度，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去看戚夫人绝对是中国古代死的最悲惨的美人！
这一次，刘邦、项羽，两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男人，算是打了个平手！
我是说史君，关注不迷路，关注说史君，翻开浩瀚书卷，一起领略历史风韵！
后来成为晋武帝女婿的王敦？
王敦出身是琳琅王氏，琳琅王氏是中国古代顶级门阀士族，晋代四大盛门“王谢袁萧”之首，是中古时期中原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素有“华夏首望”之美誉。琳琅王氏从秦汉时兴起，延续到唐末五代，直到南朝后走向衰弱。说到王敦可能大家很陌生，但如果提到王翦、王贲，大家就知道琳琅王家的底蕴了，没错，辅佐始皇帝剿灭六国的大将王翦、王贲两人就出自琳琅王氏。
才学过人的驸马，东宫太子的嫡系。王敦年轻时相貌俊秀，生性洒脱，善于评鉴人物，精通《左氏春秋》，尤喜清淡，深得族兄王戎赞赏。这位王戎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就是三国至西晋时的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他因娶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为妻，被拜为驸马都尉，后又担任太子舍人。说到这里大家会发现，王敦之所以能成事，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他的妻子襄城公主，一个就是太子。
一帆风顺的仕途，出了一点小插曲。但一个女人的出现，打乱了王敦的仕途，这个人就是晋武帝的儿媳，晋惠帝的皇后贾南凤。贾南风废除太子司马遹，将其送往许昌幽禁，并禁止东宫的官属送行，王敦违反禁令与同僚在路侧送行，结果被收捕入狱，本来是要被砍头的，但在河南尹乐广，都官从事孙琰的营救下，最终得以释放。按道理王敦得罪了贾南风，不会再被启用，可后来王敦又被改任为给事黄门侍郎。这个官位虽然不高，但是却能侍奉在皇帝左右，负责传达诏命。
琳琅王氏的支持，东晋王朝的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西晋八王之乱开始，在这个乱世之中，王敦在族兄王衍的庇护下，外任广武将军，青州刺史，后又被征拜为中书监。当时天下大乱，王敦将襄城公主陪嫁侍婢百余人全部许配军中将士，散进府中库财，独自返回洛阳。这个时候，王敦结交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琳琅王司马睿。王敦的从弟王导在司马睿幕府担任安东司马，深受司马睿信任。王敦于是和王导一起共同帮助司马睿在江东树立威望，使得司马睿逐渐获取了江东士族的拥戴。
王与马，共天下。在王敦、王导的帮助下，司马睿在建武元年称晋王，建立东晋，于次年正式称帝，史称晋元帝。王敦此时已升任征南大将军，又进拜大将军，加侍中、江州牧。司马睿能立国于江南，是因为得到了南北门阀大族的支持，其中琳琅王氏在其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故而在东晋建立后权势极盛。王导内掌朝政，王敦外握兵权，王室子弟皆位居要职，以至于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但是位高权重必然引起君主的猜忌，王敦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有所预示。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方孝孺讨贼檄文原文？
原文：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
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
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谘合谋，授以裨师，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戚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操遂承资跋扈，恣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
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
后会銮驾返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
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弄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纲。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
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国。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袅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今乃屯据敷仓，阻河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
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火票]炭，有何不灭者哉？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余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杨之余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仇敌。
若回旆方徂，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勖哉！
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给与，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书到荆州，便勒现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整义兵，罗落境界，举武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宜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迫之难。如律令！
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
这个问题牵涉到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熙宁变法等多个问题，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王安石与熙宁变法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危机为目的，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主要有三项内容：一、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内容）；二、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械监法等内容）；三、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内容）
变法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运作，造成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同时，变法也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因改革阻力重重，宋神宗的立场也摇摆不定，王安石两度辞官，并于1076年辞去宰相后隐居江宁，至病逝。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启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全部废止。
二、苏轼与熙宁变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推进改革，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
严格意义上说，苏轼不是反对变法，而是不赞成新法中的部分不合时宜的改革举措，以及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
请看苏轼反对之变法内容：第一，农业改革之青苗法。新法把天下民众分为五等，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级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每次贷款要收20%的利息，所以其年利率为40% 。
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如果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保户要分摊赔偿其贷款，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就造成了“贫者既尽，富者亦贫”的局面。
如果遇到灾荒，百姓的欠款可以顺延到下次收成时再还。但是，连年的灾荒造成百姓旧债未还，新债又增，本息叠加，越欠越多，以至百姓被“积欠”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逃往他乡，家破人亡。
更甚者，各级官吏以多贷为有功，假借新法之名，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徇私舞弊，更进一步逼得百姓无法生存。
第二，商业改革之市易法。国家成立“市易务”，低价收购滞销货物，让商贾、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赊贷钱款或物货，半年付息一分，一年付息二分，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用于市易务官吏们的俸禄开支。
市易务为了实现多赢利，先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各地客商处“贱买”物货，再“贵卖”给零售商人，同时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使“市易务”成了官家的市场垄断机构。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虽有流失，却仍挂在账上。同时为了提高政绩，多得奖励，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在账面上都不显示。这样，上坑害国家，下坑害商户，却肥了市易务的官吏牙人。
市易务以收息多少来衡量官吏工作的优劣，所以市易务官吏就以多收息钱为能事，有压力就有动力，强买强卖的现象时常发生，引诱民户赊贷的事件也普遍存在。
市易务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集团，需要大批牙人、仓库管理、催欠等大小的管理人员。北宋殿中侍御史韩川在《上哲宗乞罢市易》中揭露：“仓务占官六员，仓场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
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揭露：“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以此一千余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余家。都城之中，养此蟊贼，恬而不怪。此事之当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见归著，及无家业之人，皆差人监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则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捽缚，何所不至。”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市易法》废罢时，东京城内欠市易务钱的行户共计27155户，共欠237万余贯，已致大批商户倒闭。
第三，军事改革之免役法。“免役法”就是“以钱代役”，以前的差役法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新法规定百姓向政府上缴募役钱，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服役。这项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是农户不再受烦杂差役的骚扰，可以安心农耕；二是雇用无田可耕的闲散人员和灾民来服役，促进了社会稳定。
但是，在实际征收这一项免役助役钱时，却又增加了高达20%的免役“宽剩钱”，名义上是为了“备荒年”，实际上却年年都要征收，等同于“常赋”，而且规定标准是20%，实际执行中却普遍扩大到了40—50%。仅此一项，比青苗法的收入还要多。
此法一出时，苏轼曾经大加赞扬，后来针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他实事求是地向王安石提出过整改意见，但是王安石刚愎自用，把苏轼的建议当成了耳旁风。
其实，针对熙宁变法中的部分内容，不只是苏轼提出了反对意见，苏辙、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范纯仁等一批重臣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抨击，他们都是为国为民、一身正气的国之栋梁。
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陷诽谤，为躲避政治灾难，苏轼自请外任，调任杭州，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
三、司马光与熙宁变法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四朝元老，博学古今，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二人因为政见不同，常常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是全面反对，尤其是在变法初期，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但是他经历过范仲淹的庆历变法，深知变法不能急于求成，要徐徐图之，但他看到王安石急功近利，颁布“青苗法”损害国之根基时，才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县官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危害更大，同时认为不应该对贫困农民加重负担，而是要施以“仁政”。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继位，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建议“广开言路”、用人赏罚分明，提出新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建议废除。
后又进言，将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召回朝中任职。
针对新法显露出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各界沸腾的民怨，司马光再上书《请革弊札子》、《请更新新法札子》，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救民于水火，至正式拜相，新法全部废除。
四、熙宁变法产生的社会效果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治平三年（1066年）1229万8千7百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万1千029石，变法八年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国富”对应的应该是“民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请看苏轼在任期内给朝廷的奏状：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奏准南闭粜状二首》：“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这仅仅是苏轼在任的两浙几个典型的地方，其他地方呢？全国呢？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八千万，数字触目惊心。而且，两浙还是富庶地区。
公元1092（元祐七年），苏轼在调任扬州途中看到的社会现实更让人触目惊心，以江都县为例，一个县的百姓就“积欠青苗钱斛2万4千9百20贯石”，还不起的农户还要年年加息，越滚越多，永远还不完。
民不强则国不稳。改革改成这样，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焉有不失败的道理。
五、苏轼与王安石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改任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了已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两人把酒言欢，谈得很投机。
不过，苏轼对王安石仍然不客气，责备王安石不该在西北连年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同时用社会现实责备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不当之处。
这时候，新法留下的后遗症已经凸显出来。王安石辞官在家，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多了，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了很多，眼界也不再只局限于朝堂，对这一切有了感同身受，能正确看待自己犯下的错误。事后他对别人说：真不知道要再过几百年，才能再出现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
六、苏轼与司马光公元1087年（元丰十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入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相当有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顾事实，完全予以废止，于是力劝司马光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好的保留，不好的废除。
但是司马光却另有考虑。他需要平抚各种社会矛盾，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这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就是王安石的变法新政。所以，他只有牺牲新法，就像当年的商鞅为新法作出的牺牲。皇帝年幼，他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除了废除新法别无选择。
可是这样一来就有趣了。当年苏轼反对变法，还因此被贬，因此激进派就认为他是保守派的人。现在，他又强烈要求保留新法，因此保守派又认为他是激进派的人。苏轼成了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由此不由让我想起一个典故。《梁溪漫志》记载：一日苏轼闲来无事，拍着肚皮笑问众人自己腹中有何物，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轮到他的宠妾王朝云了，朝云说：“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由此可见，苏轼为人光明磊落，即便政见不同发生争执，都是与国家利益有关，只对事不对人，他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之间的争斗也留存了一定的古人之风，不存在利益上的勾心斗角，不存在政治上的互相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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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讨曹的原文？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谘合谋，授以裨师，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戚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操遂承资跋扈，恣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
后会銮驾返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弄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纲。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国。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臵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细致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袅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今乃屯据敷仓，阻河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
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火票]炭，有何不灭者哉？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余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杨之余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仇敌。
若回旆方徂，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勖哉！
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给与，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书到荆州，便勒现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整义兵，罗落境界，举武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宜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迫之难。
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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