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黄铜板报价，章丘龙山文化你知道吗？
1928年3月下旬，山东籍的年轻考古学家吴金鼎（1901-1948）到济南以东的汉平陵故城作考古调查，在4月4日途经与龙山镇（原属历城县）隔武原河相望的城子崖时，从路沟断崖上观察到这里可能有一个古文化地层。在以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先后5次到龙山镇，对城子崖遗址以及龙山镇周围七八里范围内的古迹进行考古调查。在城子崖下层遗址中，他发现了一种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而且这种陶片总是和石器、骨器同出。无疑，这是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
1930年1月，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遗址出土的远古遗物非常丰富，其中色泽漆黑、造型灵巧、器类繁多的黑陶最引人注目。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一种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和10年前发现的以红陶和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有显著区别这一发现非同寻常。仰韶文化发现后，国外考古学家根据其彩陶与中亚和近东的彩陶有近似之处，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而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东部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
对于初试锋芒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城子崖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寻找殷商文明来源的一个得意的成功之作，这个黑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殷墟文化更为接近从而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李济先生曾这样评价说：
“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就这样，龙山黑陶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由于其造型和工艺之精美为世人所折服，故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文化”。又因它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所以又称“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为4600-4000年。
梁启超次子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在早期龙山文化的发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遗忘，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的次子梁思永。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更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大师辈出，群星灿烂铸造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丰碑。如果说晚清的学术变革需要一批兼通中西.重在创新的思想家，那么到30年代，时代需要一批受过现代正规学术训练的专家，以搭建现代学术的主体构造。像当时许多著名专家一样，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的西学经历和国学素养，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以致他们分别在古建筑学、考古学以及后来的火箭发射等学科的创建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梁思永于1931年春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考古发掘工作。由董作宾主持的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的目标在于探求甲骨。在李济主持第二、三次殷墟发掘时，他与董作宾样持“殷墟淹没说”，认为地下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由于改进了工作方法，田野考古的水平大大提高。他否定了“殷墟淹没说”，并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首次判断出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的三个先后叠压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建立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对于文化堆积的理论，一般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并不难理解。在田野考古中人们发现，黑陶遗存是叠压在彩陶遗存上面的，这是彩陶时代早而黑陶时代晚的证据。从此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得到了个重要的断代标尺，那就是彩陶早而黑陶晚。又因为含有黑陶的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历史上的夏代，一些历史学家便迫不及待地将两者联系起来讨论。在当时便有学者给出这样的推理：古文献记载夏人尚黑，大禹用黑色器具作祭器，而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正是以黑陶为主的文化，所以龙山文化应是夏文化。这一推测给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极大鼓舞，莫非夏文化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931年秋季，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挖掘中发现了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墙事厚约10米的夯筑城墙，但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城墙的年代。
回溯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还得提到两城镇遗址。1934年在山东日照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这便是著名的两城镇遗址。1936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尹达先生主持了这个遗址的发掘。由于城子崖主要是居住遗址，而两城镇是由50多座墓葬组成的一片集中的墓地，它的发掘正好弥补了城子崖的不足。
城子崖和两城镇，是中国考古学家最早认识龙山文化的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不仅打开了探究龙山文化居民生活和死亡两个世界的大门，也开扩了后来者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视野。
令人遗憾的是，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先生在48岁时因胃癌而英年早逝，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梁思永先生也因病魔缠身，在50岁时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龙山文化更多更精彩的发现，也不知道他们的后继者在龙山文化的研究中开拓的领域是多么的广阔。
凡是兼具“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正像一提到仰韶文化就会即刻想到彩陶，欲把握龙山文化，黑陶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至宝。当考古学家将一片片破碎的陶片拼接复原后，那段被佚失了4000多年的历史也破土而出。如果说青铜器对解读商周历史隐秘有重要帮助，那么陶器就是打开被岁月尘封久远的史前文明之门的钥匙。陶器器形之发展、纹饰之演变、质地之改良、颜色之转换，都透露出清晰的时代特征。所以陶器类型学，就成了每一个史前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龙山黑陶的发现至今已70多年了，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充分。龙山黑陶的用料多为黄河淤泥。陶土需要反复淘洗，如制作蛋壳陶杯的陶土，是用多次淘洗的细泥，以达到其薄而匀的要求。陶工们还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进行科学配制。如制作鼎等炊具的陶土，要适量搀些砂粒，以提高其耐烧烤的能力。
陶器的制造最先是手制，进而一步步过渡到使用陶轮。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拉坯成形技术。利用陶轮机械的离心力双手拉坯，使陶器形状更加规整厚薄均匀，再装配种类繁多的耳、鼻、钉、条、突、饼等附件，可显示出黑陶典雅和谐之美。当然它还使制陶的效率大大提高。
陶器的颜色一方面与选择的陶土有关，同时也与窑内温度及控制条件有关。如选用含铁量高的陶土，烧制时在氧化焰气氛中，陶器多显红色；烧制过程控制在还原焰中，陶器呈灰色或黑色。若原料中掺和一些有机物或在烧制后期用烟熏法进行渗碳，会使陶器的结构更为致密，制出的黑陶会更光滑，坚实。
渗碳法的广泛应用是龙山先民的一项创举。陶器焙烧方式的演变非常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后来发展到炉灶式，最后形成陶窑。龙山先人已掌握了先进的封窑技术。制陶工匠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发现黑陶烧制到一定程度时，从窑顶往窑内慢慢加水，木炭熄灭后产生浓烟，而弥漫在窑中的焦烟碳粒在合适的温度下会渗入器体使其呈黑色。在浓烟中长时间进行渗碳，使烧制出来的陶器，不仅器表、器里，甚至胎心都是黑色的。凡是兼具这“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
数百上千年的积累，龙山先民们已掌握了魔术般的制陶技艺。面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的蛋壳黑陶，人们会承认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蛋壳陶杯是龙山文化独有的产品，其刻花精细，造型优美，有极强的表现力，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直到今天，许多陶艺家借用现代工艺，使出浑身解数，仍未仿制出得到考古学家们认可的龙山蛋壳黑陶。
但从考古队员发掘的陶窑看，其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在山东聊城茌平教场铺城址的中部居住区内有3座保存完好的龙山文化陶窑。面对这简陋的窑址，人们很难将精美绝伦的龙山黑陶与它联系在起，人们也猜测不出龙山陶工到底借助了何种鬼斧神工。
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1999年夏天，为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组织力量对城子崖透址进行勘探，并于1990年春天至19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发掘。
发掘工作由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张学海先生主持。此次发掘终于摸清城子崖遗址保存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3个历史阶段的城墙遗迹。而1931年挖掘时发现的夯筑城墙时代应属岳石文化时期（距今3900-3600年左右），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墙下新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堿墙，时间为距今4200年左右。
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东西宽430米左右，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现代足球场大小。城墙建筑方式是外挖内筑。外挖指在城墙外侧下挖形成壕沟，挖沟所取之土夯筑在内侧形成墙身，壕沟与墙身连成一体。此种建筑方式既便于就地取土，较为省工；又利于形成绝对高度，构成有效的屏障。
几百年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城址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础上内收修筑的，平面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本一致，面积相对缩小，约17万平方米左右。目前，人们从西和南两个方向看到高出地面3米左右的城垣主要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此时墙体夯筑方式较之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了很大进步，筑城的方式，首先在预定的地段下挖一宽约12-15米深约1.2-1.5米的圆底基槽，然后用生黄土层层夯筑。夯层厚12-15厘米，每层间有灰土隔层，以解决黄胶土粘夯的问题。以此种方式所筑城墙非常坚固，许多遗址历3000余年依旧保存完整，应该说是个奇迹。而距此之后1000年修建的周代城墙，由于其位于最上层，所遭受的自然和人为破坏最重，至今已残存无几。
一般人也许并不了解这3个叠压的城墙遗址的重要意义。但对考古学家来说，它们却含义深长。城圈重叠的事实说明，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而修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需要集中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这也预示着要有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机构存在的事实。在龙山文化时期，城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此次发掘结束后，张学海先生在他的《城子崖和中国城》一文中分析道：龙山文化时代，人们已经在掠夺与反掠夺的过程中发明了城，也就是在村落的周围筑起城堡式的土墙。那时城的出现，表明我国在夏朝之前，还有一个灿烂的部落方国时代。从城的规模来判断，它是那个时代比较强盛的方国，甚至有可能是那时某个部落方国联盟中的盟主国，其人口当时应在3000人以上。
小国寡民、城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横空出世城址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已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城子崖龙山城的文化堆积遍布全城，厚2米左右，反映出该城延续时间长，人口居住十分密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当丰富，有大量石、骨、角、蚌器，当然，数量多、制作精、形体大的则非陶器莫属。遗址出土的陶罍、陶瓮，陶罐等器物，均形体硕大，颇有王者风度。有一件陶罍通高79厘米，口径36.5厘米，腹径66厘米，是已发现的龙山文化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应是祭祀时所用的礼器。
由此人们可以推测，城子崖龙山文化城不仅是个管理相当大范围的权力中心，而且还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一个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心。
“龙山文化“在其命名之初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在全国不同省份被发现，相互之间又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又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因此都被称为“龙山文化“，成为对于夏以前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的统称。
到本世纪初，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在山东、河南、内蒙古、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发现了几十座龙山时期城址。城内的面积一般可以达到10万平方米，大的则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所有城址的外围都有城墙，其宽度达10米左右，有的还在城墙外挖出一周护城壕。这样的防御设施是居住在城内的贵族为巩固其权力而精心设置的，表明社会上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对立局面。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堡在历史上的出现，也就表明了不同规模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它们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在对山东地区的4座城堡（城子崖、边线王、丁公、桐林）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4座城堡的距离均在50里左右，这表明4个城邦所统治的范围不算大，是种小国寡民的状态，而这可能正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状况。
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建议将河南、陕西、山西辽东，冀北等地与山东龙山文化区域相连，时代相同的考古学文化，统称为“龙山时代”。这一建议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从此，以城子崖遗址所在地龙山镇得名的“龙山时代”，就成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了600年之久的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冠名。
龙山时代红铜的运用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龙山时代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制社会抑或介于两者之间？但考古学家还是习惯用器物对这一文化进行认定，也即它到底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是青铜器时代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铜石并用阶段？毕竟考古学家所能看到的是具体的器物而非社会形态。
众多的龙山文化遗迹显示出这样的信息：当时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养殖业空前发展，改进了人们的食品结构，促进了人们体质的增强：采集、捕捞和狩猎在人们生活中还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陶器制作、铜器冶炼、玉石加工、建筑业均发展到专业化生产的程度。这一切表明社会分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交换活动日益活跃和发展。
其中冶金术的发明曾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志。以半个多世纪龙山文化考古所获资料而论，龙山时代冶金术已较为成熟。中国史前铜器的发现多限于黄河流域，其它地区发现极少，而黄河流域早在仰韶时期就已有小件铜器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中也发现有一些小型铜工具，在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中不少遗址都发现了铜器，器形主要有锥、刀、凿、匕斧，镜和指环等，以小型工具为多，还有个别大型铜矛，但基本没有发现容器。
出土铜器经过鉴定，铜料既有自然铜，也有人工冶炼铜。先民制作铜器最初使用的是自然铜红铜后来用单金属矿冶炼出了纯铜红铜。从齐家文化发现红铜的事实可以推断，龙山文化也应该有红铜的存在。我国的铜器文化并不是从商周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开始的，而是从红铜时代便已孕育发展，这是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
现在可以证明的是，龙山文化已属红铜时代。红铜器比石器的优点多，它的出现突破了我国原始社会若干万年的制石方法，是个创造性的新工艺，使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带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却不及后来的青铜冶炼方便。
冶炼纯铜的熔点为1084℃，在史前时代要达到这个温度并非易事，故先民们开始尝试利用多金属共生矿冶炼铜合金，得到青铜、白铜和黄铜。青铜具有两大明显的优点：一是熔点较低，比红铜更易于冶炼；二是硬度大，适宜制作生产工具和容器青铜冶铸的成功，并且冶铸技术得到一定的普及合金的配比方式渐趋合理，这就是商周青铜时代的开始。
尽管龙山红铜时代距以后的青铜时代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红铜的出现和运用，意义仍非同寻常，由于这些铜器资料的发现，考古学家正在考虑重新评价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体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为它们已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至少仰韶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整个黄河流域都有铜器实物出土，铜器的冶铸与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说明它已跨进早期铜器时代了。
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从龙山黑陶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先民手工制造之精巧，但他们的心智水平通过什么来衡量呢？只有文字，文字的发明被看作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自从商代的甲骨文被确认以后，人们知道那些刻在甲骨上的字符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据粗略统计，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有字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据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
研究者注意到很多新石器时代陶器上都有些刻划符号，这些刻符简练而醒目。20世纪90年代初，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中发现了1块刻有11个字的陶器碎片，字迹较为工整用连笔刻写。许多学者指出该组陶文为古文字无疑，有人甚至将它命名为“陶书”。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陶文在写法上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别，不是同一系统，称之为“走入歧途的文字”或“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还有学者认为陶文是古彝文，它与甲骨文一样是祭祀时的占卜之辞。
文字本就是一种符号，文字的产生与演进有定的规律可循。由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看，最早出现的应当是图画文字，以图像记录和传递信息。后来图画文字和某些图案的表意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乃至记词字符，这时准文字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汉字的发明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最完美的图画文字可能就是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简略连环画，考古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让我们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我们还需耐心等待，等待具有决定意义的惊人发现。
对于80年来龙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张学海先生认为：80多年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该次发掘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拂晓期”，证明了中国东方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也的确与龙山时代重合在一起。在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临近结项时，中国学者已将视野推及传说中的将近1000年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加上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正好构筑起中华文明5000年的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强调：夏代不是文明的起源已很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应向前推1000年，即公元前第3千纪比较合适，这与文献的记载较为相符。但考虑到中华文明溯源工程难度较大，所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龙山时代晚期。以晋南豫西北为代表的中原中心地区，已被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里不仅有数十年来连续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丰富而具有标识性的材料，同时也与夏商周断代研究有良好的衔接性，而且文献记载的内容也有许多是集中在这个区域范围。
虽然完成中华文明溯源这一宏大工程尚需时曰但我们已清楚地知道：考古学家们由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入手，开始去认真解读一个过去所不知晓的时代，即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出现的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这就是龙山时代。
考古学家发现了龙山文化，他们发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晨曦初现的美丽光景：城堡出现了，冶金术出现了，刻符文字出现了，这是龙山时代已经确切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到了这个时刻，文明还会遥远吗？
中国各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风物各异，文物众多，除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之外，各地发现或出土的文物多集中于省级博物馆收藏。
下面土鳖君就给大家盘一盘，各个省级博物馆珍藏的“国之重器”
壹丨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博物馆主体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国家一级保护建筑，这座创建于1905年的博物馆，其建筑主体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大楼。
黑龙江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主楼建筑面积1.1万㎡，其中，陈列区面积3000㎡。收录藏品62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83件。
黑博的镇馆之宝是一尊1956年出土于哈尔滨阿城区金上京遗址的铜坐龙。该龙高19.6厘米、重2.1千克，黄铜质地。龙首上扬，脚踏祥云，呈蹲坐形态。居史料记载，此龙为金世宗完颜雍御驾的装饰之物，亦动亦静，威武雄姿，浩气凛然。
除铜坐龙外，黑龙江省博物馆还珍藏了金·山水人物故事镜、金·双鹿纹玉佩等珍贵文物。
贰丨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建筑面积3.2万㎡，其中，陈列区面积1.7万㎡。馆藏文物12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95件。其收录的高句丽、渤海、东北抗日联军时期的特色文物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吉博的镇馆之宝是南宋著名花鸟女画家杨婕妤横324cm，纵24cm的《百花图卷》。
杨婕妤，生卒年月不详，为宋宁宗恭圣皇后之妹，南宋宫廷画师。
此卷共分为寿春花、长春花、荷花、西施莲、兰花、望仙花、蜀葵、黄蜀葵、胡蜀葵、菩提花、玉李花、宫槐、三星在天、旭日初升、桃花荷花、海水、瑞芝等十七段，每段皆用颜体小楷仔细的书标了花名、纪年和诗句。
该卷为典型的南宋院体画，为宋理宗谢道清皇后祝寿所作。整幅画用笔工致，设色典雅端庄，以极细致的笔法向观者展示了一幅百花斗艳，万物争春的向荣景象。
《百花图卷》是一件传承有序的文物，乾隆时被收入内府，后被溥仪赠送给胞弟溥杰，辗转藏于伪满皇宫的小白楼内。1945年，溥仪仓皇出逃后，散失于民间。后来，该画被大收藏张伯驹先生收藏，1964年，张伯驹先生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期间，将《百花图卷》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
除《百花图卷》之外，吉林博物院还藏有汉·白玉耳杯、辽·银釉鸡冠壶、北宋·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等珍贵文物。
叁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博物馆，其原馆址是位于沈阳市中心的奉系军阀汤玉麟的官邸，2015年迁至浑南新馆。
辽宁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10万㎡，其中，陈列区面积4.2万㎡，馆藏文物12万件。
辽博的镇馆之宝是宋徽宗赵佶的御作《瑞鹤图》。该画纵51cm，横138.2cm，为宋徽宗纪念政和二年正月十六日，群鹤云集于宋宫上空所画。
画作构图端正均匀，用极为华贵的配色和细致的笔法描绘出群鹤在宫殿之上盘旋翱翔，翩翩起舞，清俊有神、端庄贵气。
画作完成15年后，汴京被金军所破，此画散落民间，后被清内府所藏。1945年，溥仪欲携带此画逃往日本，途径沈阳时被苏军截获并藏于东北银行。1950年，由东北银行转交给东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前身）珍藏。
除《瑞鹤图》之外，辽宁省博还珍藏了《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版）、宋徽宗御笔《千字文》、元·王蒙·《太白山图》、红山文化·玉猪龙、商·饕餮纹彩绘陶鬲等珍贵文物。
肆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建成于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之际，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
它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1.5万㎡，其中，陈列区面积7000㎡。馆藏文物10万件，以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物为特色。
蒙博的镇院之宝为：1972年在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战国·鹰顶金王冠。
这件王冠高7.3cm，带长30cm，重1.394kg，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匈奴酋长金冠饰。
该冠的冠饰是浮雕了四只狼和四只盘角羊咬斗图案的半球。半球的顶部立着一只俯瞰羊狼相搏，并欲展翅高飞的雄鹰。金质的冠带靠人耳处浮雕了卧虎、卧马和盘羊图案，主体部分为绳索纹。整个金冠图案繁复，工艺精细，充满了浓郁的草原气息，充分的展现了匈奴人的彪悍。
除战国·鹰顶金王冠之外，内蒙古博物院还珍藏了北魏·鹿角牛头金冠饰、小河沿文化·鸟形双系彩绘陶壶等珍贵文物。
伍丨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建成于1959年，其前身是位于银川市承天寺院内的宁夏地质博物馆筹备处。2008年，迁入位于银川金凤区的新馆内。
宁夏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3万㎡，馆藏文物4万件，以西夏文物为特色。
宁博的镇馆之宝为：1977年出土于贺兰山西夏王陵177号陪葬墓的西夏·鎏金铜牛。
这尊铜牛长1.2m、宽0.38m、高0.45m，重达188kg。为两眼圆睁，两角冲天，体态健壮的卧牛。造型生动，形象逼真，连中间脊背也隐约可见，充分体现了西夏王朝高超的铜器铸造工艺。
除西夏·鎏金铜牛之外，宁夏博物馆还珍藏了唐·胡旋舞石刻墓门、西夏·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西夏·《上乐金刚》唐卡等珍贵文物。
陆丨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前身是建成于1939年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它也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2.8万㎡，其中陈列面积9000平方米，藏品35万件，以丝绸之路文物为特色。
甘博的镇馆之宝为：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东汉·铜奔马，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踏飞燕。
这尊奔马长45cm、宽13.1cm、高34.5cm，重7.4kg。是一尊身形矫健，昂首嘶鸣，大步流星的千里驹。奔马三腿腾空，一足踏燕，小燕惊愕的回首观望，生动的展示了出一股勇往直前的豪情。
除东汉·铜奔马之外，甘肃博物馆还珍藏了马家窑文化·旋涡纹彩陶罐、西汉·绢底平绣人像、齐家文化·《复道三角纹圜底彩陶罐等珍贵文物。
柒丨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于1986年对外开放，旧址为原青海地方军阀马步芳的私宅“馨庐。2001年，迁入位于西宁城西区的新馆内。
青博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2万㎡，陈列面积9000㎡。馆藏文物1.4余万件。
青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1996年出土于青海同德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
这只陶盆是目前发现的五件多人舞蹈纹彩陶盆其中之一，其内壁描绘的是祖先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场景，反映出了生活在五干年前的古人的日常情趣。这支陶盆的姊妹款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除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之外，青海博物馆还珍藏了明·铜鎏金观音造像等珍贵文物。
捌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博物馆创建于1959年，其馆名由当时到新疆视察的朱德元帅题写。2005年迁至乌鲁木齐西北路的新馆址。
新疆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1.7万㎡，馆藏文物3.2余万件，以西域诸国文物为主要特色。
新博的镇馆之宝为：1995年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西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这件护臂长18.5cm，宽12.5cm，是典型的汉式织锦制品。它以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云气、鸟兽、茱萸、日月等纹饰，并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篆字。这八个字出自《史记·天官书》，其所谓的五星为“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是中国星相学中意义非凡的五颗占卜用星。五星齐聚于东方，乃是国家昌盛的吉兆之相。
除西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之外，新疆博物馆还珍藏了楼兰女尸、小河墓地女尸、唐·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残页等珍贵文物。
玖丨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创建于1953年，原馆址为保定古莲花池。1982年迁至石家庄市，与河北省展览馆同馆展览，1986年河北展览馆合并入河北博物馆。
河北博物院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5.3万㎡，陈列面积2.2万㎡，馆藏文物15万件，其中一级文物334件，以满城汉墓出土文物为主要特色。
冀博的镇院之宝为：1968年出土于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的西汉·金缕玉衣。这也是我国首次发现、规格最高、最完整的金缕衣之一。这件玉衣长188cm，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五部分。与玉衣同时出土的有镶玉鎏金铜枕、以及一套完整的葬玉。
除西汉·金缕玉衣之外，河北博物院还珍藏了同时出土于刘胜墓的西汉·长信宫灯、西汉·错金博山炉等珍贵文物。
拾丨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创建于1953年，但于1981年才对外开放，原馆址位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文庙院内。2006年迁至复兴门外大街的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首都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6.3万㎡，馆藏文物馆藏文物20余万件，常设展品5000多件。以北京地区遗址、墓葬、窖藏出土的文物为主要特色。
首博的镇馆之宝为： 1974年，出土于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的西周·牛头纹带盖伯矩鬲。
鬲（lì），原是一种三足炊具，后逐渐演变为重要的青铜礼器。首博的这尊伯矩鬲，是大臣伯矩因纪念受到了燕候的赏赐而铸造的纪念品。伯矩鬲高33cm，口径22.9cm，平盖，立耳，通体浮雕了7个牛头纹，盖纽为两个相背的立体小牛首，颈部饰夔纹，鬲盖、腹之内铸有两段相同15的十五字铭文。该鬲纹饰精美而复杂，造型奇特，雄浑大气，是国宝级的青铜器。
除西周·牛头纹带盖伯矩鬲之外，首博还珍藏了西周·见簋、商·三羊铜罍、战国·人形足双耳洗等珍贵文物。
拾一丨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18年的天津博物院，是国内较早的博物馆之一。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分分合合，最终于2004年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合并而成。2012年，位于河西区友谊路的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天博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6.4万余㎡，其中，陈列面积1.4万㎡。馆内藏品20余万件，图书资料20余万册。以中国历代艺术品和近现代历史文献为主要特色。
天博的镇馆之宝为：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聊城的西周·太保鼎。
太保鼎，高50.7cm，口径23.36cm，重26kg,方鼎造型。鼎耳浮雕双兽，腹部四面分别饰有垂叶纹和饕餮纹，鼎足饰有扉棱，并在中间装饰了圆盘，鼎腹内壁铸有“大保铸”三字铭文。这尊鼎工艺精湛，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尊鼎足有圆盘的青铜器，其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堪称国之重宝。
据考证这尊鼎为周召公所铸，也是唯一一尊在国内博物馆展出的“梁山七器”。1917年，时任北洋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将太保鼎连同西周太师鼎、小克鼎、克钟一并收入弢斋之中，1958年，其孙媳张秉慧女士将它们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除西周·太保鼎之外，天博还珍藏了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等珍贵文物。
拾贰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的前身是基督教浸礼会英籍牧师怀恩光主持创建的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济南广智院，其旧址现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鲁博迁至千佛山下，2010年，位于历下区经十东路的新馆正式开放。
鲁博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8.29万余㎡，馆藏文物27万件，自然标本8000多件。以山东境内出土的珍贵文物为主要特色。
鲁博的镇馆之宝为： 1965年出土于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号大墓的商代·亚丑钺。
钺（yuè），本是一种类型于斧子的武器，商代之后逐渐演化成重要的礼器和陪葬器。亚丑钺，高32.7cm，刃宽34.5cm，肩宽23.3cm, 钺身有人面，其眉、眼、鼻、唇突起，呲牙咧嘴，造型狰狞。该钺正背两面的口部两侧，各有一个“亚丑”铭文。据考证，为商代望族的族名。
除商代·亚丑钺之外，鲁博还珍藏了西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战国·鲁国大玉璧、周·颂簋、大汶口文化·红陶兽形壶等珍贵文物。
拾叁丨河南省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的前身是冯玉祥1927年在开封主持创建的河南博物馆，1961年随省会迁往郑州，1998年新馆落成。
河南博物院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5.5万余㎡，馆藏文物17万件。以河南境内出土的珍贵文物为主要特色。
由于河南是我国文物大省，国宝级文物极多，要选镇馆之宝的话非常困难，从艺术性、稀缺性、珍贵性综合考量的话应该为： 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的春秋·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为一对两件，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豫博。豫博这件高126.5cm，30.5cm，宽54cm，重64.28kg。该壶为扁平造型，壶身饰有蟠龙纹、神兽，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承托壶身。壶盖两侧为盛开的双层莲瓣，花瓣的中央有一只昂首振翅的仙鹤站在壶盖上。其纹饰之细腻，造型之复杂，工艺之精湛，堪称我国青铜器之首。
除春秋·莲鹤方壶之外，豫博还珍藏了商·妇好鸮尊、史前·贾湖骨笛、唐·武曌金简、春秋·云纹铜禁、北宋·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珍贵文物。
拾肆丨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是我国三大博物院之一，其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倡建于1933年的我国首家国立博物馆—中央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8.4万㎡，陈列2.6万㎡，馆藏藏品43万件，其中，文物37万件。
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为： 1982年2月10日出土于盱眙南窑庄的战国·陈璋圆壶。
该壶通高24cm，口径12.8cm，腹径22.2cm，圈足径13.8cm，重6.25kg。壶肩、腹部有纵横有致的花枝和576朵纹饰细如发丝的桃花。并有四至栩栩如生的龙头和虎纹。与壶配套的铜丝网套由96条卷曲的龙和567枚梅花钉交错套扣而成。网罩中间有错金云纹铜箍，箍上有相间兽首衔环和倒垂的浮雕兽各四个，衔环与立兽上有错金银纹饰。此壶的装饰极其繁复，工艺极其复杂，为失蜡法青铜器精密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除战国·陈璋圆壶之外，宁博还珍藏了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明·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东汉·错银铜牛灯、明·金蝉玉叶、西汉·金兽等珍贵文物。
拾伍丨安徽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53年，1956年正式落成的安徽省博物馆，其馆名是由陈毅元帅手书。2011年，位于合肥老城的西南面的安徽博物院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安徽博物院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6.2万㎡，陈列1.6万㎡，馆藏藏品21.8万件，以安徽省境内出土的文物和江淮、徽州文化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徽博的镇院之宝为：于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出土的西周· 云纹铜五柱器。
这件青铜器高31.5cm，下半部是一长21.5cm，宽20cm，装饰了双勾云纹的空腹方座，上半部是5根高16.5cm的圆柱，远远望去就好似五根天线的WiFi路由器一般。
这件青铜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唯一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典籍，也没有任何人能说出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有人戏称他为“西周路由器”。
除西周·云纹铜五柱器之外，徽博还珍藏了商·兽面纹铜鬲、东汉· “宜子孙”钟形金饰、春秋·蚕形玉饰等珍贵文物。
拾陆丨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于1953年创建于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旁，其馆名由开国元勋董必武先生手书。
湖北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4.9万㎡，陈列面积1.3万㎡。馆藏文物26万件，其中国宝级文物16件，一级文物945件，以荆楚大地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鄂博的镇馆之宝为：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战国·编钟。
这套编钟高2.73m、宽3.35m，架长7.48m，共有编钟65件，最大的一件通高1.53cm，重203.6kg，最小的一件通高20.4cm，重2.4kg。钟体总重2567kg，全套合计4421.48kg。
这套编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乐器，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其证明了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改写了音乐史学界一直认为的十二律是由古希腊传来的说法。
除战国·曾侯乙编钟之外，鄂博还珍藏了春秋·越王勾践剑、郧县人头骨化石、元·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等珍贵文物。
拾柒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的前身是1904年由湖南巡抚赵尔巽创办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今馆址为2017年启用的新馆。
湖南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9.1万㎡，陈列面积2.7万㎡。馆藏文物18万件，以马王堆出土文物和三湘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湘博的镇馆之宝为：1972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西汉·素纱襌衣。
这件襌衣是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软侯夫人辛追的陪葬品。除衣领和袖口边缘用织锦做装饰外，整件衣服以由精缫的蚕丝织造，以单经单纬丝交织的素纱为面料，没有衬里，没有颜色，轻若烟雾，薄如蝉翼，整件衣服的重量仅49g，除去袖口和领口部分，其余重25g左右，，每平方米织物仅重12g。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美、最轻薄的一件衣服。
除西汉·素纱襌衣之外，湘博还珍藏了商·大禾人面纹方鼎、商·“皿而全”铜方罍、西汉·T形帛画等珍贵文物。
拾八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创建于1953年，其旧馆位于八一广场旁，1999年迁至滕王阁对面的赣江、抚河环抱的新洲上。
江西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3.5万㎡，陈列面积1.3万㎡。馆内藏品3.4万件，以江西境内出土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其中以各种瓷器为多。
赣博的镇馆之宝为：1989年出土于新干县大洋洲遗址的商·伏鸟双尾青铜虎。
这尊铜虎高25.5cm、长53.5cm。老虎双眼圆睁，抬头平视，口张露齿，獠牙尖长，双尾曲卷，蓄势待发。最为可爱的是，这尊老虎的背上还伏着一只尖嘴圆睛小鸟，其悠然自得的表情与下面那只刚猛的老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商·伏鸟双尾青铜虎之外，赣博还珍藏了商·鹿耳四足青铜甗、商·圈点纹假腹原始瓷豆、商·活环屈蹲羽人玉佩饰等珍贵文物。
拾九丨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其旧馆位于西湖孤山风景区内，由主楼、文澜阁、西湖美术馆组成。2009年位于运河文化广场的武林馆区对外开放，现两个馆区同时运营。
浙江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两个馆区总建筑面积2万㎡，馆藏文物10万件，以浙江境内的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浙博的镇馆之宝为：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前半卷。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山水画家黄公望于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山水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用了七年时间创作完成。将富春江烟云变幻之奇，江山旖旎之胜绘于一图，其布局、笔法对后世的王蒙、倪瓒、沈周、八大山人、黄宾虹都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变故，《富春山居图》被一分为二，前半段《剩山图》于1953年由大画家吴湖帆捐赠给浙江博物馆，而后半段《无用师卷》则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转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前半卷之外，浙博还珍藏了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牙雕等珍贵文物。
拾九丨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其原址位于南京西路旧跑马总会，馆名为陈毅元帅手书。1996年，位于人民大道的新馆正式开放。
上海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3.9万㎡，陈列面积1.2万㎡。馆藏文物近百万件，以青铜器为特色。
沪博的镇馆之宝为：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的西周·大克鼎。
这尊鼎通高93.1cm，口径75.6cm，腹径74.9cm，重201.5kg。鼎身以变形兽面纹，小兽面纹，觚棱凸棱为装饰，造型庄严而厚重。最重要的是此鼎的腹内铸有290字铭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文献资料。该鼎与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
这尊鼎出土后，被时任工部尚书，书法家，金石学家潘祖荫所藏。1952年，其孙媳潘达于将其捐给国家，与其同时捐赠的大盂鼎后被转交给了国家博物馆。
除西周·大克鼎之外，沪博还珍藏了西周·晋侯稣钟、春秋·子仲姜盘、唐·越窑青釉海棠式碗、唐·怀素·《苦笋贴》、东晋·王献之·《鸭头丸贴》等珍贵文物。
廿丨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33年的福建省立科学馆，其坐落于福州市的西湖公园内，2000年在其原址上进行扩建，2002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福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3.5万㎡，陈列面积1.5万㎡。馆内藏品17万件，以福建境内的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闽博的镇馆之宝为：1978年出土于建瓯黄科山的西周·云纹青铜大铙。
这支铙通高77.8cm，重100.35kg，是一种敲击乐器。铙身饰有36个冏纹乳突状枚，变形兽面纹，云雷纹，造型厚重古朴，是福建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
除西周·云纹青铜大铙之外，闽博还珍藏了南宋·银鎏金霞帔坠、明·德化窑·文昌坐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银印”等珍贵文物。
廿一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创建于1957年，2010年迁至珠江新城。
广东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6.7万㎡，馆内藏品16.6万件，图书及文献10万余册，以岭南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粤博的镇馆之宝为：1974年出土于广东信宜县的西周·信宜铜盉。
盉（hé），古代金属制温酒器。粤博的这支盉通高26.2cm，口径14.2cm。盉饰有夔纹、斜角雷纹、饕餮纹、龙纹，把手由两条镂空夔龙组成，盖钮和流口也是两条立体的龙，器型独特，刻镂精细，是广东省出土的最精美的青铜器，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岭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除西周·信宜铜盉之外，粤博还珍藏了元·青玉镂雕龙穿牡丹钮、南宋·赵孟頫·《陋室铭》、民国·金漆木雕大神龛等珍贵文物。
廿一丨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省博物馆创建于1957年，2010年迁至珠江新城。
广东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6.7万㎡，馆内藏品16.6万件，图书及文献10万余册，以岭南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粤博的镇馆之宝为：1974年出土于广东信宜县的西周·信宜铜盉。
盉（hé），古代金属制温酒器。粤博的这支盉通高26.2cm，口径14.2cm。盉饰有夔纹、斜角雷纹、饕餮纹、龙纹，把手有两条镂空夔龙组成，盖钮和流口也是两条立体的龙，器型独特，刻镂精细，是广东省出土的最精美的青铜器，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岭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除西周·信宜铜盉之外，粤博还珍藏了元·青玉镂雕龙穿牡丹钮、南宋·赵孟頫·《陋室铭》、民国·金漆木雕大神龛等珍贵文物。
廿贰丨广西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自治区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34年的广西省立博物馆，在经过多次迁址后，1978年先用馆址对外开放。
福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3.2万㎡，馆内藏品5万件，一级文物152件，以广西境内各民族的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桂博的镇馆之宝为：1971年出土于广西合浦县望牛岭一号汉墓的一对西汉·铜凤灯。
这两盏灯皆为高33cm、长42cm、宽15cm，为双足并立，回首望尾的凤鸟造型，凤尾后曳下垂与足共同支撑全身，轮廓清晰，栩栩如生。凤的背部开有一圆孔，可以放置灯盘，颈内有两节套管相连通，可以折开和转动，腹腔可以盛水，嘴衔叭形灯罩，正好罩在灯盘上方。当灯点燃之时，灯灰可以通过凤嘴进入颈部，溶入灯腹水中，用意十分的巧妙。
除西汉·铜凤灯之外，桂博还珍藏了西汉·蓝水晶串珠、西汉·龙首柄铜方匜、101号云雷纹大铜鼓等珍贵文物。
廿叁丨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创建于1951年，没有进行过迁址和扩建。
云南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1.6万㎡，其中，陈列面积3000㎡。馆内藏品20万件，以古滇国、大理国、佛教、民族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云博的镇馆之宝为：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的战国·牛虎铜案。
这尊高43cm；长76cm的铜案是战国时期古滇国祭祀用的礼器。其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一头成年牛为祭案的主体，四脚为案足，牛背为案面，尾部则是一只正在扑咬的猛虎。大牛肚子下面还有一只小牛，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此铜案造型奇特，构思新颖，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与甘博的铜奔马并称为“北马南牛”。
除战国·牛虎铜案之外，云博还珍藏了宋·大理国·金质阿嵯耶观音立像、宋·大理国·银质鎏金金翅鸟、元·黄公望·《剡溪访戴图轴》等珍贵文物。
廿四丨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创建于1953年，2015年迁至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
贵州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4.6万㎡，馆内藏品8件，以夜郎国和贵州民族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黔博的镇馆之宝为：1975年的10月出土于兴义市万屯汉墓的东汉·铜车马。
这套铜车马总长1.12m，通高0.88m，由一只昂首挺胸，立耳竖髯的高头大马和一辆造型精致的驾车组成，整套车马有11个部分，近300个零件组装而成，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一套铜车马，是探寻夜郎国文明的重要资料。
除东汉·铜车马之外，黔博还珍藏播州土司夫人的凤冠、宋·鹭鸟纹彩色蜡染褶裙等珍贵文物。
廿伍丨重庆博物馆重庆博物馆，又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其前身是创建于1951年的西南博物院，2005年迁至重庆人民会堂正对面。
重庆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7.1万㎡，其中，陈列面积2.7万㎡，馆内藏品11.5万件，典籍文献1.8万册，以三峡地区的古巴渝文明，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渝博的镇馆之宝为：1980年出土于巫山县大昌镇的商·三羊尊。
该尊高52cm，腹部最宽处61cm，口径41.2cm，圈足底径35.5cm，整器重量51.2kg。大口广肩，饰有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以及回形纹、目形纹、兽面纹、凸弦纹等，全器图案布局错综复杂，繁而不乱，肃穆庄重，是极为典型的商代青铜器造型。
除商·三羊尊之外，渝博还珍藏了战国·鸟形尊、战国·虎钮錞于、东汉·铜牵马俑等珍贵文物。
廿六丨四川博物馆四川博物馆，创建于1941年，原址位于明远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至人民公园内，邓小平同志为其题写了馆名。2007年位于浣花风景区的新馆正式开放。
四川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3.2万㎡，其中，陈列面积1.2万㎡。馆内藏品26万件，以三星堆、川西藏区历史文物和张大千作品为主要特色。
川博的镇馆之宝为：1959年出土于彭县竹瓦公社的西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
该罍，通高69.4cm，口径21.8cm，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并间饰有夔龙纹、牛纹、云雷纹，瑰丽繁缛、典雅庄重。
除西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之外，川博还珍藏了战国·铜编钟、明·鎏金金刚萨埵铜像、明·珐花双耳瓷瓶、救八难绿度母唐卡等珍贵文物。
廿七丨山西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19年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原址位于太原文庙中。2005年迁至滨河西路新馆址。
山西博物院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5.1万㎡，其中，陈列面积1万㎡。馆内藏品50万件，其中，一级文物2129件，以山西地区历史文物和青铜器为主要特色。
晋博的镇馆之宝为：1992年出土于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的西周·晋侯鸟尊
该尊，高39cm，长30.5cm，宽17.5cm。造型为一只昂头立冠，两翼上卷，满身雷纹，伫立回眸的凤鸟，在大鸟的背上还有一只小鸟静静相依。
除西周·晋侯鸟尊之外，晋博还珍藏了商·龙形觥、西周·晋侯苏钟、西周·晋侯猪尊等珍贵文物。
廿八丨海南省博物馆海南博物馆是我国开馆最晚的省级博物馆，2008年才正式对外开放。
山西博物院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4.3万㎡，馆内藏品2.5万件，以海南地区历史文物和南海沉船文物为主要特色。
琼博的镇馆之宝为：来源于国家文物局海外征集的春秋·“越王亓北古”错金铭文青铜复合剑。
这把剑，通长65.2cm，格宽5cm，青铜双色复合式，圆茎双箍错金纹饰，宽格正背刻“戊王亓北古自乍元用之”错金鸟虫书各10字铭文，圆首环列“台戊王亓北自乍元之用之佥”12字错金鸟虫书铭文。据考证为越王句践之孙越王盲姑“不寿”所配。
除西周·晋侯鸟尊之外，琼博还珍藏了宋·青白釉花口凤首壶、战国·青釉瓷钵等珍贵文物。
廿玖丨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创建于1994年，1999年正式对外开放，2016年闭馆扩建，目前尚未对外开放。
西藏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2.3万㎡，陈列面积1万㎡，以西藏地区和藏传佛教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藏博的镇馆之宝为：1970年出土于昌都卡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双体陶罐。
这只陶罐高19cm，口径11.3cm，单侧底径8.4cm，器型好像两只相向而立的小动物。陶罐表面饰有刻划纹和黑色彩绘，构思巧妙，工艺纯熟。
除新石器时代·双体陶罐之外，藏博还珍藏了贝叶经、掣签金瓶、桦树皮书写经等珍贵文物。
卅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创建于1944年，原址位于西安碑林。1991年位于大雁塔西北侧的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国家一级馆，建筑面积5.5万㎡，陈列面积1.1万㎡。馆内藏品171万件，其中，一级文物762件，以西安古都历史文物为主要特色。
陕博的镇馆之宝为：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唐·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把杯长15.6cm，口径5.9cm，以玛瑙精心雕琢。杯体是一只双目圆瞪，直视前方的似羚似牛的异兽，兽角弯曲成杯把，造型精巧，创意十足。
除唐·镶金兽首玛瑙杯之外，陕博还珍藏了唐·鸳鸯莲瓣纹金碗、西周·旟鼎、五祀卫鼎、多友鼎、西汉·皇后之宝、西汉·鎏金银竹节熏炉、唐·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唐·三彩载乐驼等珍贵文物。
卅壹丨台北故宫博物院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转运台湾。1949年4月，“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对迁台文物进行登记造册，统计文物总数为231910件，占故宫文物总数的四分之一。1965年，为纪念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山博物院）建成，迁台文物全部移送台北。200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扩建至现有规模。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我国三大博物院之一，占地16公顷，主体馆区是仿中式宫殿式建筑。其馆藏文物67万件，以故宫、南京故宫、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文物为主要特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数不胜数，土鳖君觉得其镇馆之宝应该是：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此帖共全文4行，28字。本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由于其在大雪初晴之时写就，作者心情愉悦，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悠闲逸豫。
此帖先后被魏征、褚遂良、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米芾、朱存良、王穉登、冯铨所得。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被收入清廷内府，乾隆将此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洵《伯远帖》同贮于养心殿温室内，并称为“三希”。
日本侵占东北后，《快雪时晴帖》随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古物南迁，后来辗转运到贵州安顺。1945年，日本投降后，《快雪时晴帖》转到南京。1949年初，《快雪时晴帖》和北京故宫众多的珍贵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地区。
除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贴》之外，台北故宫还珍藏了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宋·苏轼·《寒食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商·盘龙纹盘、西周·毛公鼎、清·翠玉白菜、西周·散氏盘、唐·李隆基·《鹡鸰颂》、宋·蔡襄·《海隅贴》、宋·米芾·《道味贴》等珍贵文物。
另：由于香港博物馆和澳门博物馆规模都非常小，也没有重量级文物收藏，土鳖君就不在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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