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中礼器用黄铜还是紫铜，非常名的断句似乎不合逻辑？
声明：此译文由赵庚白原创，复制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老子论名利【老子·德道经原文】道（1）可（2）道（3）也，非恒（4）道也。名（5）可名（6）也，非恒名也。无名万（7）物（8）之始也；有名万物之（9）母（10）也。故（11）恒无欲（12）也，以观其（13）眇（14）；恒有欲也，以观其所（15）徼（16）。两者同出（17），异名（18）同谓（19）玄（20）之有（21）玄，众眇（22）之门（23）。【译文】道理是能够讲述的，不是平常的道理。名声是能够大起来的，不是平常的名声。没有名声是许多人的开始阶段；名声大了许多人就会由此而滋长获取重币的欲望。原来平常没有这种欲望，是因为观察到获取重币的可能性很小；平常就有这种欲望，是因为观察到存在着获取重币的机会他才贪求不止。将讲述道理与扩大名声两者共同写出来，虽名称不同但共同算作既深奥又玄妙，有众多高远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诀窍。【注释】（1）“道”事理，道理。《广韵》：理也。众妙皆道也。合三才万物共由者也。（2）“可”能够；可以。《孟子·梁惠王下》：“可得闻与?”（3）“道”说；讲述。《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4）“恒”寻常（平常）；普通。《三国志·吴主传》：“形貌奇伟，骨体不恒。”（5）“名”名声，名誉，名望。《史记·滑稽列传》：“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6）“名”大的。《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注:“犹大也。”（7）“万”极言其多。《列子·汤问》：“高万仞。”（8）“物”人，众人。《左传·昭公十一年》：“晋荀吴谓韩宣子曰：'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9）“之”生出，滋长。《礼记·祭礼》：“如语焉而未之然。”（10）“母”重币。货币有大小轻重之别。大的重的称母，小的轻的称子。《国语·周语下》：“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11）“故” 同“固”,原来，本来。《史记·李将军列传》：“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12）“欲”欲望；嗜欲。《荀子·正名》：“欲者，情之应也。”（13）“其”根据情况所指的、提到的或认为的那个（人、物、意思或时间）的。《孔雀东南飞》：“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14）“眇”通“秒”。细小；微末。《管子·水池》：“察于微眇。”（15）“所”用在动词之前，构成名词性词组，指代人或事物。《孟子·公孙丑上》：“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16）“徼”（jiào）通“侥”。贪求不止。《左传·文公二年》：“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17）“出”《康熙字典》《增韵》：出入也，吐也，写也。（18）“名”名字，人或事物的名称。《礼记·曲礼下》：“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亲恶。”（19）“谓”通“为”wèi。算是，算作。《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20）“玄”深奥；玄妙。南朝宋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21）“有”通“又”。表示进一层。《论语·公治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22）“眇”古同“渺”，远，高。《荀子·王制》：“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23）“门”做事的诀窍；解决问题的办法。屈原《九章·惜诵》：“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朱棣是明朝第三个皇帝？
谢邀～
事实上朱棣原本不称祖，而称宗。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十八日，第五次北征蒙古的永乐皇帝朱棣，在班师回朝的途中驾崩于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是年九月初十日，礼部会同文武郡臣为大行皇帝上尊谥为 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 文皇帝，庙号太宗。
也就是说永乐皇帝朱棣在他去世后，官方给的正式称呼为明太宗文皇帝（谥号只重最后一字）。
可能有些朋友要说了，不对啊，朱棣不是被称作明成祖吗？怎么会是太宗？作者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还真没错，朱棣确实是明太宗，这个官方叫法在明代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因大礼仪之事，明太宗被改尊为明成祖，连带谥号也变更为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至于朱棣谥号变更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两次谥号背后的解读，笔者等会再跟大家详聊，我们先说一下“太宗”这个庙号所蕴含的政治含义。
之前文章中，笔者专门解释过谥号的由来，那么同样庙号又作何讲呢？
所谓庙号，指皇帝驾崩后，其后代升祀太庙立室而追尊的名号，如太祖、太宗、仁宗等。
但有一点，庙号不同于谥号，不是每个皇帝都能享有的。
《礼记》上有言：祖有功，宗有德。唐代经学大家颜师古注释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所以拿西汉为例，刘邦有开国启运之功，庙号高祖又作太祖。而第二任皇帝惠帝刘盈形同傀儡，存在感很低，更没有什么功绩可言，便没有庙号，反而文帝刘恒始治天下，被尊庙号太宗。之后的景帝刘启无庙号，武帝刘彻开疆拓土，使大汉声威远博，尊享庙号世宗。
因而东汉时的学者应劭便道：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
有谥号的帝王不一定有庙号，这在谥法还很严苛的汉代，庙号与帝王的名实必然是相符的。不过随着汉代的灭亡，代汉而立的曹魏政权，率先打破了庙号的选授惯例，曹操、曹丕、曹睿三代被追尊为祖（庙号各自为太祖、世祖、烈祖），因而后世多批评曹魏，祖名多滥。
而后从唐代开始，庙号的泛滥尤甚，除一祖之外，其余诸帝，不问有功与否，莫不称宗。
这样一来，庙号便和谥号一起成了帝王死后的标配。
而“太宗”这个庙号也基本上成了开国太祖之下的第二代君主的专享，就像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光义，无论他们帝位如何得来，但被尊为太宗，也即表明其承继开国太祖的遗泽，治理天下，根正苗红。
所以说了这么多，当永乐皇帝驾崩后，明仁宗朱高炽和群臣给朱棣加尊庙号“太宗”是有深刻政治蕴意的。
太祖朱元璋的帝位法统本应由嫡长子朱标一系继承，但因朱标早亡，帝系变成了太祖、建文帝这样的隔代世系顺序。
原本排除在皇位继承权之外的燕王朱棣，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帜，推翻了侄子建文君的统治，由小宗藩王一跃为大宗帝系，重建了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帝系传承，这在礼仪为大的时代，朱棣饱受士庶诟病。
终永乐一朝，朱棣为了洗白得位不正的污点，在政治上一再贬低侄子建文君的作为，甚至完全不予承认建文君为帝的事实。
永乐皇帝朱棣，不断高举皇考朱元璋的名号为自身正名，以突显其继位的合法性、正当性。
是故，永乐之后的继承人，为了向后世证明帝系传承的正统，尊永乐皇帝为“太宗”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毕竟从礼法上讲，这是承继太祖之位而治天下的二代之君最佳选择，没有之一。
说到这里想必有朋友不禁疑惑，既然“太宗”的庙号如此重要，那为何朱棣会被改谥为“成祖”？难道“成祖”的庙号不如“太宗”吗？
从礼法上讲，“祖”当然要比“宗”的地位崇高，追尊朱棣为明成祖毫无疑问是拔高的，但事情要分两面看待，谥法可不仅仅只是死人用的，它更是给活人看的，用以传示后代，是尊显政治地位的一种工具。
笔者先简单解释下，嘉靖皇帝追尊朱棣为明成祖的原因，因为网上广为流传一种说法，说嘉靖帝为把他老爹的牌位送进入太庙，差点把朱棣的神位给扔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传言，借讲述朱棣谥号的机会，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给大家讲解清楚。
正德十六年三月（公元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其无子继位，以至于皇位空悬。首辅杨廷和援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条文，建议迎立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兄弟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
于是明代历史上再次出现了藩王入主大位的情况，原本明宪宗到明孝宗（宪宗第三子）的帝系传承，变成了由兴献王（宪宗第四子）一脉继承。
小宗变大宗，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因此嘉靖帝在登基之初，开始反对过继成为孝宗的儿子，在与百官三年的争斗中，总算实现追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呼孝宗为“皇伯父”，从法理上讲帝系传承彻底独立于孝宗一脉。
但兴献帝神主未入太庙，从礼法上说还是要矮其他帝王一头，这是嘉靖帝不能容忍的。可要将兴献帝的神位迎入太庙，首先得有位置可以供奉，这时的太庙实际已经满员了。
明代的太庙前殿为享殿，面阔九间，每间供奉一位先祖，朱元璋在位时追尊四代先祖，以高祖父“德祖”为大明始祖，定为不迁之祖，等朱元璋的四世孙英宗的神位进入太庙后，太庙就开始满了，之后的宪宗、孝宗、武宗的神位迎入太庙，依次迁出了朱元璋的曾祖父“懿祖”、祖父“熙祖”、父亲“仁祖”三位。
因此嘉靖初年的太庙九室图如下所示：
所以嘉靖要把老爹给奉进去，必须得移出一位祖宗，按顺序当然是太祖了，可这就尴尬了，哪一个皇帝都能动，就是不能动开国太祖，这是原则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即便嘉靖帝不是为了他老爹，后边的皇帝也会为了嘉靖而迁走一位祖宗，这是不可避免的，当初朱元璋在定德祖为始祖时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笔者认为，肯定是有考虑过的，只是朱元璋不可能自己定自己为始祖，他必须得尊崇一位祖宗，不然有违孝道。但朱元璋毕竟是太祖，即便他不提什么要求，后世的子孙也会尊他为始祖，这也是“以孝治天下”所必然的结果。
因而，嘉靖帝又重新追尊太祖朱元璋为始祖，定为太庙不迁之祖，将德祖迁出了太庙正殿，腾出了一间位置，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要迁走朱棣的意思，网上的传闻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之后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奏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兴献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
明堂祭天与郊祀一样是古代礼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在宫殿里进行的“堂祭”，祭昊天上帝，并需要有功德的祖先配祭。
大臣们认为，参照周礼，周代明堂配祀的是文王，以此来论太祖皇帝相当于周的始祖后稷，那太宗就是文王，明堂配祀也应该是太宗文皇帝。
这让嘉靖皇帝很不高兴，亲自写了一篇《明堂或问》明确表示，称宗必须祔庙。同时为了解决明堂配祀的礼仪问题，又道：“太宗靖难，功与开创同，当称祖以别之。”
将明太宗朱棣的庙号升格为成祖，与太祖朱元璋一道成为大明的二祖，同时出现在每年的郊祀祭天典礼上，配祀天帝。那么明堂里位置就空了出来，可以名正言顺的配祀兴献帝。
这样一来从礼法讲自然完美，嘉靖皇帝如愿以偿的将其父追尊庙号为“睿宗”，神主祔太庙。
但貌似被更加尊崇的朱棣，其实却遭逢无妄之灾。
我们来看看谥号的前后差别，最早的太宗谥号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 文皇帝；而之后的成祖谥号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 文皇帝。
这里边的“弘道”、“高明”、“圣武”之类都是基于朱棣的功绩而上的溢美之词，就不必过多累述，只说两个谥号之间的差别，“体天”变成了“启天”，“广运”改成了“肇运”。
所谓“体天”乃体察天意，依据天命之意，这表明了永乐继承帝位是上承天命的，强化了君权天授之意，淡化了夺位的血腥。
但改为“启天”就变了意思，启为开启、开发之意，“启天”不就等同于开辟新天？
人人都知道天下乃太祖高皇帝所开创，朱棣不继承还另开，虽然是事实，但绝不能摆在台面上讲呐。
再者“广运”有开拓国运之意，意味着继承太祖衣钵的太宗皇帝朱棣，进一步将大明的国运弘扬广大，含继承发展的双重意义。
但改成“肇运”立马画风突变，肇本就作开始、引发讲，这不就是告诉天下朱棣新启大明国运，从太祖的“启运”中分了个叉？
当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朱棣一生费了多大劲，篡改了多少史料，来证明其继承太祖朱元璋帝位的合法性，可到了嘉靖朝倒好，为了更亲的老爹，便大手一挥，将朱棣后半生的辛苦全付诸东流，如果朱棣泉下有知，估计棺材板是按不住的。
难道嘉靖帝就不知道，改谥朱棣的庙号和谥号会影响这位祖宗得位的正统性吗？
笔者以为，嘉靖应该是能想到的，可至少有两点原因，让他依旧这么做了。
首先，朱棣去世了一百多年，燕王一脉的帝系传承稳固，不是谁都能轻易动摇的，所以即便改了又如何？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嘉靖帝是在大宗绝嗣的情况下才得以入继大统，不然是没有半点继承资格的，为了突出合法性，他一再声称：今之天下，太祖高皇帝之天下。
这话引申意思就是，大明天下是太祖传下来的天下，不是武宗、孝宗能私有的，但凡朱家子孙都是有继承权的。
所以不管是永乐的武装夺权称帝，亦或者嘉靖的大宗绝嗣入继，都具有合法性，既然这样，谥号、庙号改动一点还重要吗？
为什么儒家的礼是等级的意思？
儒家的“礼”就是等级制度，这一点毋庸怀疑。
一、礼的提出的出发点。
孔子对礼的态度是什么？孔子对于从夏朝到殷朝延续下来的礼十分赞赏。说自己十五止于礼说明孔子很看重礼的。但是孔子又是不幸的，他生活在春秋末年，那时东周的社会正是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从奴隶社会逐渐到封建社会，具体来看，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纷纷崩溃，所以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作为奴隶主或者说统治阶级一员的孔夫子，心理肯定是崩溃的，但是孔夫子没有学习老子走向消极避世，而是积极行动，推销自己，“仁”“礼”“为政以德”“中庸”。为了实现自己对于仁这一至高至纯至上的成圣成贤的理想境界，他提出了“礼”的伦理道德追求，给世人一个到达成圣成贤的修身之法。
那么这一修身之法，孔夫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例如吾日三省吾身等等。那么孔子的礼是对谁而言的——是对统治阶级说的，为什么西周以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纷纷崩溃，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贵贱有序制度纷纷崩溃，出现在孔夫子身边的鲁三桓执政，田氏代齐，韩赵魏六家乱晋。说以孔夫子气愤至极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夫子要回复西周以来的等级秩序，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贵贱有序的等级制度。所以孔子的礼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就是把西周已经混乱了的等级秩序矫正过来，达到贵贱有序。
二、董仲舒的礼
提及儒学思想重要发展阶段，不能不提西汉的董仲舒 ，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董仲舒从孔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儒家宣扬（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这是“三纲五常”的来历。董仲舒的“五常”，把儒家的道德教条形而上学化和宗教化结合在一起。“仁、义、礼、智、信”在孔孟那里，不过是世俗的道德。可在董仲舒手中，这才获得了本源，成为体现“天意”、“天志”的自然法规。这个“五常”，其实是高于皇权的。虽然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样要受到怀疑和削弱。 “三纲五常理论是董仲舒在社会政治学说上到 “大一统”，特别是“三纲”理论对后世有极其巨大且有害的影响。所以纵观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是从尊君出发，来维护以君为核心的等级制度的。
三、宋明理学的“理”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推崇的宋明理学，在等级制度的建设方面，在某些领域几乎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首先从理学产生的背景谈起，东汉以后董仲舒儒学由于自身的完整性问题，不给人们心灵的慰藉和不能回答人们的理想追求，这一时期，社会动乱，五胡乱华，儒学在佛教、道教的双重夹击下，阵地纷纷退守，这时的佛、道的修来世，道教的修仙得道的修现世，给现世痛苦的人们种种解脱，儒学是没有办法给予人们的。结果可想而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礼制纷纷崩溃。
其次，为了回复儒学的纲常礼教，其中几个人物至关重要，唐代的韩愈，儒道佛并行不悖。真正起作用的是来自关中地区的“关学”也称横渠之学的张载第一次把世界观，方法论，修养观建立起来
之后二程朱熹之洛学，完全把三纲五常为代表的理学这一哲学体系完全建立，那么这些大儒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是纲常礼教的崩坏，一方面是宋朝要实现国家统一的需要，所以理学之后就成为官方之学，一直到清朝。从这一点来看理学的“理”就是，封建伦理道德，就是三纲五常，就是等级秩序。
综上所述，儒学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产生，之后经过大儒们改造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例如出现过许多极端言论:君叫臣死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所以儒学思想处处体现等级制度。
青天白鹤代表什么？
白鹤象征吉祥长寿，洁白一身体现白鹅纯真之雅，也代表着吉祥如意。在道教中，鹤是长寿的象征。鹤在中国的文化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其跟仙道和人的精神品格有密切的关系。鹤是古代人们最崇高动物中的一种，象征着圣洁，清雅，长寿，给人们留下的影响很大。
传说中的仙鹤，就是丹顶鹤，其生活在沼泽或浅水地带的一种大型涉禽，常被人冠以“湿地之神”的美称。但是由于丹顶鹤寿命长达50～60年，人们常将其和松树绘在一起，作为长寿的象征。东亚地区的居民，用丹顶鹤象征幸福、吉祥、长寿和忠贞。
在各国的文学和美术作品中屡有出现，殷商时代的墓葬中，就有鹤的形象出现在雕塑中。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鹤体造型的礼器就已出现。
传统音乐元素有哪些？
中国传统音乐主要指的是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1、宫廷音乐：
一般认为，到1912年清王朝结束以后，宫廷音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田青认为其实在清朝中后期宫廷音乐就已经成为了摆设，从故宫珍宝馆里所藏的金编钟就可以看出。
作为礼器象征的金编钟，根本无法敲出乐音来。此外，从广义上讲，宫廷音乐也包括孔庙的祭孔音乐这类的礼乐，而这部分音乐现今仍有延续。
2、宗教音乐
我国古代的宗教音乐主要包括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不同的宗教音乐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存在很多交叉、相似的部分。
在近代，随着佛教、道教的衰落，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也逐渐衰落。北京智化寺所存宗教音乐，包括乐谱、乐器、乐僧，可以作为我国宗教音乐的典型代表。目前，智化寺的音乐已经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文人音乐
真正的文人音乐其实只有古琴音乐。古琴，又称琴、瑶琴、玉琴、丝桐和七弦琴，是中国的拨弦乐器，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进行音乐活动的主要乐器，甚至有“左琴右书”的说法。
近代，随着这一阶层的消失，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文人音乐也几近消失殆尽。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曾在全国范围内做过一次普查，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会弹古琴的人竟不足百名。因此，文人音乐相比其他传统音乐来说衰落得最为严重。
不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2003年古琴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古琴音乐在新世纪又迎来了一片新天地。
4、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可以分为民歌和民族乐器两大类，现代舞台上很多所谓的民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真正的民歌是来自底层的，一般没有具体的创作者，代代相传、口口相传，最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
为什么有人说古琴悦己？
“古琴悦己，古筝娱人”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源自古琴、古筝二者不同的构造及演绎方式。
相比较而言，古琴由于琴体较厚、共鸣箱较小，所以它发出的声音低沉悠远、音量较小，基于这样的特点，学过古琴的人通常认为该乐器更适合自娱自乐的独奏，演奏者倾注了太多个人情感，制造“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氛围，较难为其他人所理解。相反古筝的音量比较大，可以在悦己的同时有能力被更多人听到，演绎风格多变、表现力极强，引人入胜从而达到娱人的效果。
至于“古筝低古琴一等”的说法，则存在很大的争议。大部分人认为古琴、古筝是两种不同的乐器，没有可比性也就没有孰高孰低之分。但二者的创作、演奏群体，以及被演奏的场合确实有很大不同，也许这就是“古筝低古琴一等”说法的依据。
古琴、古筝孰高孰低的依据主要在于受众范围。虽然《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但那些贴近大众的通俗艺术“众乐乐”，因为进入门槛低，以致于人们常常给他们贴上与高雅相反的标签——俗，比如通俗艺术被调侃为“下里巴人”，或“上不了台面”，而那些小众艺术常常被尊为“阳春白雪”。而古琴、古筝正是因为流行、普及程度的差异，分别贴上了“雅”、“俗”的标签。若以“雅”为审美标准，就有了古筝低古琴一等的说法。
古琴之“雅”体现在：相传古琴是上古氏族领袖所造，如伏羲造琴、神农造琴、唐尧造琴、黄帝造琴和虞舜造琴等传说。古琴之琴韵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欣赏得来，比如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说得就是古琴。正是因为流行范围比较小众，使得古琴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地位最高的乐器，位列传统四艺“琴棋书画”之首，作为文人雅士的标配乐器，故有“士无故不撤琴瑟”一说。
所以古琴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雅集里。比如孔子在提倡礼乐文明时就曾指出，操琴通乐是君子修养的最高层次，古琴被称为“圣人之器”；诸葛亮在“空城计”中故作镇定，以悠扬的古琴声与司马懿作心理战，最后取得不战而胜的结果；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用古琴演奏的一曲《广陵散》更成为千古绝唱……我们在现代古装影视剧中也常常能看到高人抚琴的画面。
相较而言，古筝之“俗”则体现在：与古琴相反，古筝并非上古氏族领袖所造，而是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盛行于当时的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除了出身迥异，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大相径庭：相较于古琴低沉、悠远、过多注入演奏者个人感情色彩的琴韵，古筝音色优美，演奏技巧丰富多变，被大众所喜闻乐见，显得更接地气，故而深受大众欢迎。因此有人总结道听古筝的感觉：琴声清脆悦耳，不禁令人想起小张生遇俏红娘、青楼歌姬卖艺等脍炙人口的大众场景。
综上，人们总结古筝、古琴孰高孰低的标准为是否接地气。当然如果在古代，古筝、古琴确实有大众、小众之分，但在现代社会这些边界都被淡化了，古筝、古琴都作为中国传统乐器，它们悠扬的琴声都在传递着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又何来谁高谁低之分呢。
作者：高远
大家的鼓励是我创作的巨大动力，请您高抬贵指转发此文，让我们一起携手弘扬国学文化精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