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汗震怒什么梗

1、可汗震怒什么梗，被迫退位的唐高祖李渊晚年生活得如何？

当了9年的太上皇，生下了3个儿子，那时候的李渊可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生活滋润，李渊哪来的精力生儿育女呢？

626年7月2日是李渊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天！“玄武门之变”发生了！

这一天，唐高祖李渊正悠哉游哉的在宫内海池上划船，裴寂、陈叔达等大臣随侍在侧。突然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握长矛，大走地到了李渊所在的船上，这可把李渊吓了一跳。

要知道在唐朝，除了宫里的侍卫会身披铠甲、佩戴武器外，其他的文武百官见皇帝都是要除去兵器的，这是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刺杀君主。现如今尉迟恭公然披坚执锐来到此处，这显然是出了大事。

但李渊毕竟是当了8年皇帝的人，一生经历过风浪无数，于是他强装镇定地问尉迟恭道：“爱卿为何这般打扮？此来所为何事？”

只听尉迟恭回答道：“回禀陛下，今日宫中有奸人作乱，秦王怕惊扰了陛下，命我到此保护陛下的安危！”

听到这句话后，李渊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下，原来是来保护我的。但接下来他的一个问话，尉迟恭给他的答案却让他震惊、悲痛、甚至害怕。

李渊又问尉迟恭道：“今日作乱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尉迟恭回答道：“是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已派兵将他们诛杀。”

听到这个消息，李渊全身都震了一下。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秦王李世民是他的三个儿子，而且是一母同胞的三兄弟。没想到他们今天会自相残杀，此时老二李世民已经将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杀害了。

不过此时的李渊顾不得悲痛，他感觉到了危险就在眼前。尉迟恭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保护他的安危，而是为了看住他，防止他轻举妄动，甚至是直接弑了他都有可能。

于是李渊便问身边的裴寂、陈叔达等人该怎么办？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呢！当然是迎合秦王，夸他做的对，以此来保全他们一干人等的身家性命了。

萧瑀和陈叔达便回答道：

建成与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兵反抗隋朝的谋略，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劳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奸邪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大事委托于他，就不会再生事端了。”

你听听这番话说得多么好！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嫉贤妒能、咎由自取，秦王李世民当太子才是天下归心。现在只要立他为太子，并把国家大事交给他那么就没什么事了。

此时他们对李世民的称呼仍旧是尊称为秦王，而对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则直呼其名，这种细节上的改变当然是说给尉迟恭听的。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被认定为作乱的反贼，如果大臣再称他们为太子和齐王，那势必会被认为是他们的党羽，遭到清算。裴寂、萧瑀等人能混到这个地位，显然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听完这番话后，李渊也顺坡下驴，强颜欢笑地说道：“很好，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心愿啊！”

三天后，也就是7月5日，高祖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将一切的军政大事都交给他来处理和决定。

又过了十天，到了7月4日，李渊亲赐诏书给裴寂等人，说明了想要将帝位禅让给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的想法。

于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李渊和李世民又演了一场“几授几辞”的大戏，终于在626年9月4日，李世民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

李渊被迫退位后，过上了太上皇的生活。他这太上皇一做就是9年，直到贞观九年才病逝，享年70岁。这在唐朝已经算是高寿了。

当了9年的太上皇，李渊在这9年中到底过得怎样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失去了掌控天下的绝对权力，但晚年生活称得上是清闲自在、逍遥安乐！

李渊刚开始退位时是居住在太极宫的，但因为太极宫是长安城三大主宫殿群之一，其布局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原则，历来是国家帝王居住的场所。所以以此时李渊太上皇的身份，居住在太极宫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李渊还是在太极宫居住了3年，才以大安宫风景好为由，搬到了他为帝时为秦王李世民修建的这所宫殿。

这说明李世民对待自己的这位太上皇父亲还是很好的，并没有逼迫过甚。但现在父子二人所住的宫殿易位，实际上也说明了二人在地位上的微妙变化。

大安宫虽然在规模和位置上都无法和太极宫相比，但这里清净雅致、山林之景尤美，的确是一个休闲养老的好地方。宫内有垂拱前殿、山林胜景、戢武殿、囗文殿、翠华殿、祭酒台等小殿。李渊在这里生活了6年后，才以70岁高龄病逝。

住在大安宫的李渊十分悠闲自在，平时可以看看山水、喂喂鱼、养养花鸟，一切的生活饮食起居都有下人和宫女来照顾，的确算是安享晚年了。

李渊从太极宫搬到大安宫是他主动要求的，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个：

一、大安宫位置偏僻、景色优美，适合“退休”后的自己养老；

二、大安宫最初是李渊因为李世民克定天下有功，作为礼物赏赐给他的，自己要求搬到此处，是为了让李世民想起往事，顾及父子之情；

三、太极宫的地位摆在那儿，自己主动要求搬出，是表明自己对于权力和地位已经毫无兴趣，明哲保身。

贞观八年的时候，李世民决定修建一所大明宫来给李渊避暑，但由于第二年李渊就病死了，这所宫殿便没有建成，一直到唐高宗李治时才初具规模。

唐高祖李渊一生有22个儿子，其中最后三个是他禅让退位后，当太上皇时生下的。他们分别是：江安王李元祥、密贞王李元晓、滕王李元婴。

前两位名气不大，但最后一位李元婴想必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滕王阁就是他修建的。

这三位皇子的母亲并不是同一个人，李元祥的母亲是杨嫔、李元晓得母亲是鲁才人、李元婴的母亲是柳宝林。这说明李渊在当太上皇后，他的后宫众位嫔妃也都陪伴在他的身边，不然孤身一人，他怎么生儿育女呢？

另外，宋高宗赵构因为在南渡的过程中受到了金人的惊吓，导致他年纪轻轻不能生育。而此时的李渊已经60多岁了，他还能“宝刀未老”地生下三个儿子，这只能说明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负担，而是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大安宫虽然位置比较偏僻，但因为有李渊的存在，在当时也十分的热闹。

自从李渊搬到这来住以后，李世民自己曾多次前来请安问候，陪父亲吃饭，有时还会带着皇后一起来。即使李世民政务繁忙，不能亲自前来，他也每天会派下人送来好吃好喝的孝敬他。

太宗后与公卿谒太上皇于戢武殿，置酒为欢，乙夜方散，赐帛各有差。”

贞观四年，“校猎于鱼龙川，自射鹿，献于大安宫”。

贞观五年，太宗“亲献禽于大安宫”。

贞观六年，太宗“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

“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

这些都说明李世民虽然逼父亲李渊退位，自己当了皇帝，但他们父子二人关系仍旧很融洽，李世民也经常来给李渊尽孝。

在国家有重大活动庆典时，李渊还会出席，甚至亲自设宴招待他人。例如：

贞观八年三月，李渊在两仪殿宴请西突厥的使者，长孙无忌和李世民都以酒向他祝寿，李世民和文德皇后还亲自伺候李渊穿衣服。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于是太宗与文德 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 ——《旧唐书•卷一》

还是那一年，李渊在城西检阅三军，犒赏将士。完事后又在未央宫摆酒宴请群臣，并命令突厥可汗跳舞，南越的大酋长作诗。这可真是玩得不亦乐乎！

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 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 ——《旧唐书•卷一》

所以，从这些史料来看，李渊当太上皇时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

只不过一来李渊年迈，二来他不想过多的出行，引起李世民的猜忌，所以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大安宫里不出门。这也使得有些人误以为李渊晚年生活遭到了囚禁，失去了人身自由。

综合来看，玄武门之变后的李渊虽然被迫当上了太上皇，但他的晚年生活仍旧是过得有滋有味。住着大宫殿、众多后妃侍奉在侧、儿子李世民也经常来看他、自己的人生自由也没有受到限制，真可谓是逍遥安乐至极。

那为什么被迫退位的李渊能够舒舒服服地安享晚年呢？其实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李渊能知进退、懂本分，善于明哲保身

李渊开始是隋朝的臣子，后来在诸王纷争中征战天下，其智商和情商都是非常高的。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后，李渊很清楚当时的形势，鉴于当时木已成舟的局面，李渊立马肯定了李世民的做法，然后进封他为太子，跟着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也都一一加封。后来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又主动禅位给李世民，并为李世民登基做好了一切准备。

在当上太上皇后，李渊表现得对政治和权力毫无兴趣，每天都是纵情山水和声色之中，享受着当一个富家翁的快乐生活。

这种知进退、懂本分的做法，让李世民对李渊没有什么猜忌和怀恨，李渊也得以安享晚年、高寿而终。

依照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来说，称他为“千古一帝”是毫不夸张的。但因为“玄武门之变”以及李世民纳了弟媳齐王妃，这两点使得他历来为人们所诟病。

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是情有可原，李世民不先下手为强，遭殃的就必然是自己，至于纳齐王妃，那也是出于喜欢或者报复。但如果李世民弑杀了李渊，或者退位后的李渊不孝，那么他这“千古一帝”的名号估计就保不住了。

皇帝是那时候的最高统治者，到了这个位置，如果说还想要得到什么的话，那必然就是名垂青史、流芳千古。所以一些有作为的帝王都很注重自己的德行和修养，以及获得后世人的肯定和歌颂，李世民就是如此。

正因为这样，李世民对退位后的李渊十分尊重、孝敬。即使不是出于真心，他也需要做给史官看、大臣看和全天下人看。

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生母是李渊的嫡妻太穆皇后窦氏，他和李建成、李元吉都是窦氏所生，所以都属于嫡子之列。

李建成能够被立为太子，主要是因为她嫡长子的身份，但就军功和才干而言，李建成是远远比不上李世民的。

李渊也曾有过改立太子的想法，但因为信信左右后妃被太子和齐王收买，听信了她们的馋言后，便打消了这种念头。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最认可的依旧是李世民。

从李世民角度来看，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迫不得已。自己的母亲太穆皇后早死，玄武门之变后，大哥和四弟也都惨死，三弟李玄霸和妹妹平阳昭公主在玄武门之变前就已经逝世，自己的血肉至亲就只有父亲李渊这一个人了。

所以尽管李渊主动退了位，李世民还是将他好好奉养，有空就去尽人子之孝，让李渊得以安享晚年！

相比于李隆基和李亨这对父子，李渊和李世民这对父子的相处方式要好很多。父慈子孝、子孙绕膝、寄情山水、纵情声色，李渊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的逍遥快活。

只是不知这份逍遥快活的日子背后是否有一些担心、一份悲痛和一丝无奈？

【文/若木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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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评价蒙古帝国的第三位大汗贵由？

从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在蒙古帝国65年（1206-1271年）的历史上共出现过5位大汗，其中存在感最低的，莫过于第三任大汗孛儿只斤·贵由（元定宗）。那么问题来了，贵由为何没有存在感？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贵由是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的长子，生母为第六皇后乃马真。从少年开始，贵由便跟随祖父、父亲征战，曾参加过对金朝、西夏的一系列战事，并与堂兄拔都（钦察可汗，术赤次子）、堂弟蒙哥（拖雷长子）一起参加过第二次西征，并取得卓著的战绩。然而，由于贵由性格懦弱、体弱多病，窝阔台并不想册立他为储君，而是想传位给第三子阔端，而在阔端战死后，又打算立阔端的长子失烈门。

然而，窝阔台尚未正式册立失烈门为储君，便因酒色过度暴崩于谔特古呼兰山的行营当中，时在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死后，失烈门接班的计划被打乱，而乃马真后为了把儿子扶上汗位，竟不顾宰相耶律楚材等人的反对，悍然宣布临朝摄政。乃马真后上台后，大肆笼络诸王、朝臣，要求他们拥戴贵由即位，并收到积极成效。

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除与贵由不和的拔都称病婉拒参加忽里勒台（蒙古诸王大会，多用于推举大汗、决定征战等大事），其他诸王均拥戴贵由即位，后者由此成为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贵由登基后，乃马真后虽然宣布归政，但依旧在幕后操控朝政，直到同年底病死后，贵由才开始掌权。然而，贵由施政时照搬母亲的做法，完全没有主见，堪称最没有存在感的大汗。

乃马真后执政期间，摒弃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法令总集），随意变更法度，并大肆清洗朝中老臣，任命一群不学无术的亲信担任要职，由此导致朝政败坏。与此同时，乃马真后为笼络诸王，还大肆封赏诸王，赐予他们各种特权，由此导致帝国上下号令不一、矛盾重重，使帝国近乎走向奔溃。以上种种糟糕的局面，急需贵由进行拨乱反正。

然而，贵由上台后并未改弦更张，反而继续大开府库，用金银财宝来赏赐那些推举他为大汗的诸王、朝臣和将领。如此一来，帝国财政亏空的现象更加严重，除了加重对民众的搜刮外，再没有其他办法，而这样做只能激起民众更加激烈的反抗。与此同时，贵由昼夜沉溺于酒色之中，导致朝政荒废，无形中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

极度混乱的局势无疑严重削弱贵由的权威，诸王对朝廷阳奉阴违，根本不把大汗的命令当回事，尤其以拔都为甚。在这种情况下，意在树立权威的贵由，决定以“西巡”为名义，率大军讨伐拔都。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后，1248年春，贵由正式统领大军西行，3个月后抵达横相乙儿（今新疆额敏县附近），很快便会进入钦察汗国的境内。

但就在此时，贵由突然罹患重病，在横相乙儿驻扎没几天便撒手人寰，终年43岁。由于贵由一向身体虚弱，加之此次“西巡”车马劳顿，突然患病而死也可以理解。不过，在随军的法国教士鲁不鲁乞所著《东游记》、意大利传教士加宾尼所著《出使蒙古记》两书中，却给出与汉文史书记载大相径庭的说法。

按照《东游记》的说法，贵由在行军途中便派人征召拔都，命他在横相乙儿朝拜自己，以表达对大汗的忠心。然而，拔都出于安全的考虑，派弟弟思梯坎先行朝见贵由，向大汗解释当初未参加忽里勒台的理由，而自己则在途中慢慢的走，并时刻观察贵由方面的动向。思梯坎到达横相乙儿后，向贵由转达拔都的话，并利用敬酒的机会请求大汗能够赦免其兄长。

没想到，贵由根本不领情，反而当着思梯坎的面大骂拔都心怀反复，是个十足的叛徒。思梯坎闻言大怒，遂不顾君臣礼节跟大汗争辩，并在暴怒情绪的驱使下拔刀砍击贵由，竟然将他杀死在御帐中，而思梯坎也被随即赶来救驾的侍卫乱刀砍死。而《出使蒙古记》的记载，贵由则是吃了拔都给的补药而被毒死的，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做详述。

贵由的突然离世，给本已危机重重的蒙古帝国，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诸子皆年幼，所以皇后海迷失便在窝阔台系诸王的支持下，宣布临朝称制。然而，海迷失根本没有治国理政的才能，在执政3年时间里，使得帝国陷入更大混乱中。在这种情况下，贵由的婶母唆鲁禾帖尼（拖雷之妻）便联合拔都等人，将长子蒙哥扶立为大汗，时在1251年7月。

对于蒙哥出任大汗的结果，窝阔台系诸王大多持抵触心理，有甚者还想发动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已升任太后的唆鲁禾帖尼果断采取霹雳手段，对窝阔台系诸王进行残酷的清洗（唯有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因与蒙哥交好而幸免于难），并下令处死海迷失后及其诸子。从此，蒙古大汗的位子便在拖雷的子孙中进行传承，而窝阔台的子孙则失去继承权。

史料来源：《元史》、《新元史》、《蒙古秘史》、 《东游记》、《出使蒙古记》等。

3、李世民岳父？

唐太宗的岳父，有李广之能，霍去病之勇，班超之谋，为公认的名将。

老实说，唐太宗的岳父长孙晟的名气，远远比不上他的女儿长孙皇后，甚至比不上他的儿子长孙无忌。

长孙皇后在中华历史上享有千古第一贤后的美誉，玄武门之变前夕曾亲自勉慰诸将士，而在夫君即位后，她又经常借古喻今，竭力匡正夫君为政的失误，尽力保护忠正大臣，被夫君誉为“嘉偶”、“良佐”，在世时著有《女则》三十卷，逝后谥“文德皇后”，葬于唐昭陵。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策划并参与了玄武门事变，在凌烟阁功臣中位列第一。后来在立储之争时支持高宗，被任为顾命大臣，授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喜爱到什么地步呢？贞观六年，时为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在受召时，忘记解下佩刀，匆匆入宫。

这一情节比《水浒传》里“林冲带刀误闯白虎堂”严重上百倍。

按照大理寺少聊戴胄的意思，长孙无忌佩刀入宫，罪该和监门校尉一同处死。唐太宗既想维持法律公正，又不忍心大舅子就这样被处死，非常为难，将此案交司法机关复议再复议，最后在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的巧妙干旋下，总算免除了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的死罪。

再说回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他其实一个世间罕见的名将。

宋代张预编的《十七史百将传》，以及明代黄道周所著的《广名将传》，都将长孙晟列入其中。

长孙晟的曾祖父是北魏上党文宣王长孙稚、父亲是北周开府仪同三司长孙兕。

长孙晟有多牛呢？

现在我们说起汉代名将，头脑里最先会闪现飞将军李广、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定远侯班超等一系列数熠熠生辉的名字。

而李、霍、班的特点，长孙晟兼而有之。

李广的特点是善射，箭术一时无双。

长孙晟的箭术也是妙绝天下，海内咸服。

北周风气尚武，贵族子弟都以骑射矜夸。

但每次在贵族圈内举行骑马射箭比赛，长孙晟都独占鳌头。

长孙晟也因此在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担任了司卫上士，而在该年，他才18岁。

西晋“八王之乱”起，中原板荡，周边的游牧民族乘势而入，胡骑滚滚，五胡乱华，局势闹得一团糟。

虽说刘裕篡晋，平灭了南燕，攻破了后秦，安定了南方；稍后拓跋焘也荡清了北方各种大大小小的势力，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

但周边又有新的游牧民族纷纷崛起，到了南北朝后期，已经有突厥、吐谷浑、党项和辽东的高丽等等，在中原的北方形成了一股弧形的势力，对中原构成了巨大威胁。

而当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分别蜕变成北齐、北周，中原北方的东、面两大阵营彼此忙于攻杀交战，无暇对外，突厥发展迅猛，一跃而成北方第三大势力。

为此，北齐、北周都争相向突厥交好，北齐倾府藏以结其欢，北周亦每年向突厥献绢帛十万段。

突厥的可汗虽是粗人，但蓦然得此好处，乐得坐享其成，同时也隐约懂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处，得意洋洋地放话说：“但使我在南面的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北周方面不甘心做突厥可汗的“孝顺儿”，想翻身做长辈，祭出了“大杀招”——和亲。

这不，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宣帝宇文赟就封赵王宇文招之女为千金公主，许配给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阿史那·摄图为妻。

不用说，用女人来讨好对方，多少有点丢脸。

为了挽回一丝丝颜面，北周朝廷认为突厥人向来崇拜和敬仰武力，而长孙晟是朝内最牛角色，于是就让他充当汝南公宇文庆的副使，护送千金公主到沙钵略可汗的牙旗之下，目的是让他适当使点颜色给突厥人瞧瞧，使之不敢对北周太过轻慢。

的确，北周朝廷此举收到了奇效。

此前，北周曾先后派数十趟使者前往突厥，都遭到了沙钵略可汗的轻视和污辱，长孙晟这一趟出行，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事情说起来有点戏剧性。

那天，沙钵略可汗接见长孙晟时，空中有两只大雕飞着争食。

长孙晟请射两雕，得到同意后，他抽箭弯弓，说时迟，那时快，一箭飞出，洞贯双雕！

突厥人惊为天神。

沙钵略可汗喜形于色，隆重地引长孙晟为贵宾，并让各位子弟贵人都与长孙晟亲近，学习其射箭的本事。

和亲使团回国之日，沙钵略可汗依依不舍，盛情挽留长孙晟。

长孙晟生性豪爽，豁达大度，四海为家，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从此，长孙晟成了沙钵略可汗身边形影不离的哥们，日日伴随着沙钵略可汗一起吃喝、一起玩乐、一起游猎。

如果长孙晟愿意，他完全可以在突厥娶上十几房妻妾，快活终老一生。

但长孙晟心怀故土——而且，和他交游甚得的铁哥们杨坚担任了北周丞相，执掌了大权，正需要他回国捧场。

这样，长孙晟在突厥停留了一年多之后，坚请回国了。

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长孙晟遍交突厥高层，而且与深为沙钵略可汗所忌恨亲弟弟突利可汗暗中结成了“生死之交”。

最重要的是，长孙晟在突厥跟随沙钵略可汗游猎之时，将突厥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等等要情悉记于心，对突厥之事了如指掌。

长孙晟归国后，将自己所了解到的突厥要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坚，明确指出：突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矛盾丛生，并不可惧。

杨坚闻之大喜，大笑道：吾不复惧突厥矣！

不久，杨坚篡周建隋，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

既然不再惧怕突厥，隋文帝就一改以前北周对突厥卑躬屈膝的政策，废除了每年向突厥进贡的做法，下诏书说：“从前周、齐抗衡，中原分裂，突厥坐收渔翁之利，操控着局势。北周和北齐相互猜忌，都怕突厥偏向对方，所以搜刮百姓而去喂养豺狼。突厥因此更加贪婪。本朝应进攻突厥，树立本朝威严。”

隋文帝在说这些的时候，并不闲着，他一面下诏修筑长城，加强防御工事，一面调兵遣将，以防突厥的入侵。

沙钵略可汗怒不可遏，与前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联合攻陷了临榆关(今河北抚宁东，一说今山海关)，并与各部落相约，准备大举南侵隋朝。

隋文帝急召长孙晟问计。

长孙晟侃侃而谈，他说：“如今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突利可汗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都号可汗，分居四面，他们虽然外示和好，其实内怀猜忌，极容易离间。只要我们采取战国时范雎给秦王提供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计谋，他们的矛盾就会激化，他们一内斗，我们就好办了。”

隋文帝依计而行，派出了两个使团：一个使团去找沙钵略的叔叔达头可汗，特赐狼头纛，假装对他很钦敬，对他很礼貌，认可他的权力，要与他联盟；另一个使团由长孙晟亲自率领，去找他的“生死之交”——沙钵略的弟弟突利可汗，跟他联络感情。

这么一来，沙钵略可汗所谓“集结各部”侵隋的行动，只集结到阿波可汗一部而已。

于是，接下来，长孙晟全力收买阿波可汗，他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阿波可汗，让阿波可汗派使者跟自己到长安朝见隋文帝。

沙钵略是个粗线条的人物，一听阿波可汗派遣使臣去了长安，就趁阿波可汗不备，率军袭击了阿波可汗的营地，收编了阿波可汗的部众，杀死了阿波可汗的母亲。

这么一来，阿波可汗和沙钵略可汗反目成仇，势不两立，互相干仗。

在长孙晟的撺掇下，达头可汗和突利可汗也迅速加入战团。

从此，突厥内部互相攻伐，烽烟不息，永无宁日，最终分裂成了沙钵略的东部集团和阿波的西部集团两大势力，再也无力南侵大隋。

当然，这还不是最吊诡的，最吊诡的是，无论是沙钵略的东部集团还是阿波的西部集团，都买长孙晟的账，对长孙晟毕恭毕敬，敬若神明。

沙钵略以一敌三，屡战屡败，几有灭顶之灾，派人来向长孙晟求计。

长孙晟为了达到“以夷制夷”的战略目的，也不愿他就此灭亡，而让阿波一枝独大；积极建议他向隋请和称藩，以获得隋朝的支持。

隋文帝在长孙晟的授意下，表现得非常“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原谅了沙钵略以前的不礼貌行为，同意了他的请求。

之前长孙晟不是和宇文庆护送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给沙钵略可汗为妻吗？隋文帝做了个顺水人情，赐千金公主姓杨，认作自己的干女儿，改封为大义公主，以示自己与沙钵略可汗结成了翁婿之好。

粗线条的沙钵略接到隋文帝的诏书，觉得自己赚了，乐呵呵地跪拜诏书，笑着对左右官员说：“须拜妇公，须拜妇公。”

公元587年四月，沙钵略可汗卒，长孙晟持节立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

莫何可汗在长孙晟的指使下，最终生擒了阿波可汗。

公元588年十一月，莫何可汗死，其子雍闾都兰可汗(即叶护可汗)继位，受大义公主唆使，准备反隋。

长孙晟出使突厥，诛杀了大义公主。

为了牵制都兰可汗，长孙晟让隋文帝以宗女安义公主许配给突利可汗，扶一个，打一个。

突利可汗在隋朝的扶助下，大败都兰可汗。

都兰可汗只得与达头可汗结盟与突利可汗相抗。

但是没有用。

隋文帝授长孙晟左勋卫骠骑将军，协助突利可汗与之相攻杀。

公元560年四月，隋上柱国赵仲卿率兵大破突厥，都兰可汗败逃，后被其部下所杀。杨素军在灵州以北地区与达头可汗部遭遇，也大败突厥，达头可汗带着重伤逃跑，其众死伤不可胜数。

而突利可汗本人被长孙晟劫持到长安，拜见了隋文帝。

隋文帝册封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从此，启民可汗彻底成为了隋朝的附庸。

安义公主不幸病故，隋文帝又派长孙晟持节送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

都兰可汗死，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于公元600年四月率兵进犯隋边。

长孙晟时为秦川行军总管，率突厥归附各部为前锋，跟随晋王杨广出征。

长孙晟熟悉突厥民俗风情，命人在泉水上游撒放毒药。

突厥人、畜被毒死不计其数，步迦可汗惊疑不定，哀伤无限地说：“天雨恶水，其亡我乎？”连夜拔营遁逃。

长孙晟率部追击，斩杀突厥千余人，俘百余口，六畜数千头。

杨广设宴与长孙晟庆功。

酒至半酣，有突厥达官来降，坦诚相告，说：“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

杨广对长孙晟膜拜不已，将之与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相比，称赞说：“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此，一何壮哉! ”

南宋人叶适却认为，长孙晟之高明，远胜于卫青、霍去病。他在《习学记言》一书中写：“长孙晟终隋世，能以计縻突厥，开阖盛衰，无不如志，卒弱其势，以成北方之功，过于卫霍用百万师矣。”

清末史学家蔡东藩则在《南北史演义》中将长孙晟与东汉牛人班超相提并论，说：“以夷攻夷，为中国制夷之上策，汉班超之所以制匈奴者在此，隋长孙晟之所以制突厥者亦在此。”

公元604年，隋文帝崩，杨广登位，任命长孙晟为内衙宿卫，知门禁事，即日拜左领军将军。

公元607年，杨广北巡至榆林，欲出塞外，陈兵耀武。

长孙晟先行一步到启民可汗部喻旨。

启民可汗听说长孙晟来，召所部奚、室韦等数十个部落的酋长出迎。

长孙晟指点他说：“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如今牙帐中却是满目荒草！”

启民可汗听罢，不敢怠慢，拔下佩刀，亲自除草。

其余各部族长诚惶诚恐，争相仿效。

为示忠心，启民可汗又发命举国就役开御道，西起榆林，东达于蓟，长3000里，宽百步。

杨广倍感有面子，大赞长孙晟有办法，任其为右骁卫将军。

两年之后，即公元609年，长孙晟病逝，享年58岁。

诚心归顺隋朝的启民可汗也在这一年去世。

公元615年八月，杨广再次出塞北巡，在雁门被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围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仰天哀嚎说：“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广名将传》作有长诗专赞长孙晟，诗云：

长孙工射，一箭双雕。

处罗有识，密与之交。

山川形势，银耳昭昭。

隋有天下，摄图牢骚。

南侵合众，势盛难消。

隋主大惧，筑城阻挠。

晟因书启，胡众最豪。

兵力难制，离间易挑。

上悦其计，赐矗以骄。

再引使上，疑贰以牢。

铁勒反告，能不惊逃。

染干婚后，警辄奏朝。

赐射鸢落，获赍独饶。

毒留破敌，声比雷高。

受降再出，早死于劳。

4、唐朝的一些名门望族为什么大都不愿意娶公主为妻？

皇帝家的女儿不愁嫁。

一般来说，能娶（古代叫“尚”）一个公主，作皇帝家的亲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了。

然而，唐朝时，却有许多人根本瞧不上这个福分，拒绝娶公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唐宪宗的长女歧阳公主长大了。

宪宗让宰臣在“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作驸马。

然而，“初于文学侯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我很好奇。要推说自己有哪方面的疾病，才能推脱掉婚事呢···）

文宗想要给真源公主、临真公主在山东士族中选择驸马时，碰了不少软钉子，感慨：我家好歹二百年天子，难道还配不上他们？

唐宣宗为广德公主选驸马时，“衣冠多避之”···

即便是一些“被迫”尚了公主的人，也十分不爽！

比如，唐宣宗为万寿公主选驸马时，宰相白敏中选出了郑颖。

郑颖原本是要娶高门卢氏女的，但大约被白敏中“算计”，推脱不了，只好尚了万寿公主。

然而，郑颖不但不感恩白敏中，还对他一直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

唐朝公主怎么这么不受待见呢？

唐文宗纳闷：我家好歹做了两百年天子，难道不如崔、卢家？

文宗说得真没错！当时的山东大族，还真瞧不上李家。

唐代的山东士族，源于汉代的世家大族，兴盛于魏晋，形成所谓的门阀士族。

与关陇士族出身的李家比起来，人家才是历史悠久，根正苗红呢。

而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山东士族长期垄断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其社会地位、门第，已经为社会广泛承认，不需要皇家的“授权”。

唐太宗时，曾想“重新排序”，便让高士廉主持修氏族志。

结果，高士廉修完，还是清河崔家第一，皇家只列第二。

已经贵为“天可汗”的李世民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当面大骂，要求重修！

经过重修，皇家如愿以偿的排名第一，其次为外戚，而原先第一等的山东士族崔氏降为第三等。

李世民是按照“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等级”的标准重新排列的。

然而，皇家自己定自己的标准，社会上却另有标准。你皇家可以修改标准，“不论数代以前”，但社会又怎么会轻易与“数代以前”割裂呢？

于是，山东士族，事实上拒绝承认这个新标准，依然按照自己的“门当户对”，就是看不起你李家。

山东士族自己玩也就罢了。问题是，大唐朝廷的大臣们，依然不改其尊崇山东士族的传统，不惜“自贬家门，受辱于姻”。

所以，事实上，尽管唐天子的权力

所以，实际上，在“相亲角”，士族子弟确实就是比你皇家子女要受欢迎···瞧不上你李家女你还别不服气！

而且，“尚”你李家的公主，还确实有很多很难适应的地方。

历朝历代，都有“刁蛮公主”，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实际上，据记载，大唐对女儿从小有系统的教育，大多数公主还是很讲究的。

然而，李家本是关陇贵族出身，仍旧保持了许多鲜卑军事贵族的习俗。这些习俗与中原士族的习俗不合。

比如，唐初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这就“不和谐”了。

而且，唐朝公主如果先于驸马去世，驸马必须为只服斩衰三年。这就不合中原传统礼法了！

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旧唐书》。

而且，公主如果寡居，可以改嫁，这又与传统礼法不合了···

大士族，人家多有自己的流传数百年的家风（比如《颜氏家训》更是流传千古），怎么能因为娶（尚）一个公主而“受到破坏”呢？

而且，和皇家作亲戚，真的危险！在唐代尤其如此。

我们知道，唐朝前期，自玄武门之变开始，宫廷政变几乎没有断过。

而且，其中，女性的参与度极高！

所以，驸马等外戚，往往卷入其中，遭遇大难！

武则天夺权后，许多驸马都无辜遇害。武则天、韦后倒台后，“武、韦诸族”，又遭到清算···

所以，唐代民间有谚：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

士族们日子本来就很好了，不需要“富贵险中求”呀！

何况，做了驸马，“富贵”也会受到影响。

作你李家的驸马，非但不能飞黄腾达，反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与魏晋时期不同，唐朝时，要进入仕途，多要走科举之路。

看起来，这对士族的特权是一个剥夺。

然而，与现代一样，士族的文化传统、教育资源，使其子弟往往都比较容易通过科举出头。

所以，人家靠自己和家族资源，本是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的。

然而，做了唐朝的驸马，这些可就都没有了。

我们知道，唐朝前期，后妃、外戚，往往“乱政”。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们，一度成为对大唐江山最大的威胁。

因此，唐中期开始，天子开始限制驸马等外戚的权力了。

“自景龙后，外戚多家检校官，不治事”，驸马“皆除三品外官，而不任以职事”。

所以，作了驸马，政治前途反而渺茫了···

由此来看，唐代的名门望族，对作驸马避之不及，自然就不足为怪咯。

5、安史之乱是什么？

安史之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标志着唐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安史之乱是天宝14年，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揭开了地方割据势力长期与唐朝中央政府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序幕。安禄山因为残酷的镇压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天宝元年742年，被提拔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到京师长安，在宫廷和官场活动中，对唐政府的腐败，虚弱情况了解的很清楚，蓄下了起兵灭唐的意志。

安禄山为了发动叛乱做了充分的准备。养精蓄锐筹集人马，军械，米粮，绢帛，积聚了大量物资。经过长达十余年的秘密准备后，安禄山认为已经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天宝14年755年，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悍然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由此开始！

腐朽的唐王朝军事上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叛军攻陷洛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安禄山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是由于叛军到处烧杀抢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给安禄山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慑，安禄山派史思明引兵回击，许多郡县重新沦陷。不过不久李光弼，郭子仪率领军队在河北大破史思明，断绝了安史叛军返回范阳老巢的道路，使叛军陷入一片混乱。如此有利的局面，却被唐朝的昏庸腐败葬送殆尽，叛军西陷潼关，整个战局的形势急转直下。

潼关失陷，玄宗仓皇出逃四川。杀奸臣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勒死杨贵妃。玄宗最后在七月逃至成都。太子李亨则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簇拥下北逃至灵武。于展乱中登基皇位，此时，京师长安陷入叛军之手。

在胜利面前，安禄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禄山恣行暴虐，众叛亲离。不久，安禄集团分裂开始。

唐朝政府收复长安之后在河南境内，与叛军展开反复争夺，互有胜负。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史思明大败李光弼，并趁胜向长安进犯，在途中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再无力向唐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762年，唐朝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率禁军杀死张皇后，肃宗受精而死。宦官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帝位，为唐太宗！唐太宗，调集各路兵马，率军相继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地，唐军视河南地区为“贼境”，大肆抢掠，三个月，杀人万计，大火延续几十天不灭。唐军的暴行，进一步加剧了河南地区的灾难。

丢城失地的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的叛军见他大势已去。多不听其指挥，纷纷向唐军投降。广德元年763年初，史朝义在唐军的追击下走投无路，穷途自杀。历史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集团叛乱是不得人心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抗是促使安史集团失败的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北方黄河流域所受破坏，最为严重。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的边防军队多征调至内地，造成了边防空虚，是让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趁机对唐进攻西域等地。相继被吐鲁番占领南方。在民族斗争中，唐朝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守。安史之乱还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藩镇割据势力在乱后越来越强大，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总而言之，安史之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乱后，统一，繁荣，强盛，的统治局面成为过去，唐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6、为何说张光晟是唐朝最有争议的名将？

其实之所以会这么说，肯定有所依据。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其中的缘由。

张光晟（？－784），陕西盩厔(zhōu zhì

)（今陕西周至）人，唐代中期北方军人，施恩不图报的义士，边境护国的良将，屠杀使团的刽子手，命运捉弄的叛臣。

唐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守将、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在玄宗皇帝的严令下，痛哭流涕出关迎战，结果掉入叛军的埋伏，全军覆没。“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近二十万将士，或膏锋锷、或填沟壑，活下来的也多半做了叛军的俘虏——包括主帅哥舒翰本人，而侥幸逃出生天的只有八千余人。

兵荒马乱中，担任先锋的步兵统领王思礼的战马中流矢而毙，似乎也是在劫难逃。可就在此时，他获得了拯救。一个年青的骑兵经过此处，将战马让给了这个倒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将军。然后他就一言不发地走入了溃逃的乱军，走入了未知的命运。

三年之后——这场祸乱却还没有平息的迹象，玄宗皇帝被儿子赶下了台，祸首安禄山被儿子要走了命，而昔日的潼关败将王思礼，已经官至司空兼河东节度使，成为举足轻重的朝廷大员。

此时，代州刺史辛云京正象热锅上的蚂蚁。数年平乱的艰辛可以不说，可是同僚们屡屡的小报告却不得不防，况且，他也不是全无过失可挑的完人。他已经得到了消息：新任上司王思礼十分震怒，悬在他头上的斧子就要砍下来了。而他除了急得团团转，竟没有一点办法可想。

这时，那曾经照拂王思礼的天使之光又降临到辛云京的头上。他麾下一名小军官开口了：“我曾经帮过王司空一个大忙，过去从不提起，是因为耻于以此受赏。现在使君忧迫，我愿意去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

当辛云京的信使出现在面前，王思礼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救命恩人。顿时，满面肃杀化作了春风拂面，位高权重的司空大人握住小军官的手泪流不止：“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

由此，张光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成为了历史大戏上有名有姓有戏份的角色。王思礼的报答是非常丰厚的，他不但爽快地赦免了辛云京的种种过失，更与张光晟结为兄弟，赠给他田宅缣帛，并“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

一年以后，王思礼就病逝了。能在生前回报这一大恩，对双方都是值得快慰之事。后来辛云京继任为河东节度使，他也知恩图报，立刻表奏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护国良将

张光晟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波澜不惊的时光——当他再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已经是十几年之后了。大历十三年(778)，回纥的入侵终于使他获得了显露才能的机会。

《旧唐书 代宗本纪》载：“春戊辰，回纥寇太原，(河东留后)鲍防与之战，我师不利。……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张光晟击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

同书《回纥列传》记载略详：“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我师败绩，死者千余人。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回纥引退。先是，辛云京守太原，回纥惧云京，不敢窥并、代，知鲍防无武略，乃敢凌逼，赖光晟邀战胜之，北人乃安。”

回纥从何地入寇河东未见记载，但进军线路还是比较清楚的：由南向北，在阳曲（太原以北）击败唐军主力，在河东横行月余，“获羊马数万”，然后带着抢掠的大批物资从忻、朔回军。而张光晟主动出击拦截于羊武谷(今崞阳西三十里），打破了回纥的如意算盘。

这两份记载都过于简略，多大规模、战果怎样，都没有明确说明，只有“北人乃安”一句，可证其价值。这一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后来回纥登里可汗又欲东侵，其相顿莫贺达干劝谏：“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虽讳言羊武谷之战之得失，但“粮乏，士卒多徒行者”，足以说明先前“获羊马数万”的“大捷”都成泡影。而此战的最大价值，恐怕还是给回纥人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劝谏无效后，顿莫贺达干利用民众的畏惧和不满，杀登里自立，可说亦是羊武谷之战的间接后果。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头，这次胜利给应对不暇的唐王朝挽回了一点面子。张光晟也因此走上了他人生的顶峰。升任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皇帝对他特别委以重任：“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张光晟也的确不负重望，“至镇，威令甚行”。 可是两年以后，张光晟陷入了一个他自己制造的大旋涡。

边境屠夫

安史之乱不但终结了唐王朝的盛世，也剥掉了“天可汗”的威风。为了平叛，唐王朝不得不借助回纥的力量，双方的关系随之逆转。早在宝应元年（762）就发生了“拜舞事件”：时为天下兵马元帅的皇太子、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至陕州会见登里可汗时，因为礼仪问题发生冲突，李适尽管以“年少未谙事”避免了皮肉之苦，他的几个随员却都被毒打，有的还被打死。这次事件被唐朝称为“陕州之辱”。

平叛中回纥已是暴行累累（“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安史之乱过后，唐朝国力衰弱，内患尚难于应付，更无力经营四夷，回纥则气焰高涨，不但多次入侵袭扰，就连寄居在长安的回纥人也是肆无忌惮，在此时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每一年都可以找到回纥人的胡作非为：

代宗大历六年(771)“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

大历七年(772)“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

大历十年（775）“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

而唐王朝对此只能一味委屈容忍。甚至发生了回纥入寇太原，纵兵大掠的侵略战争后，“亦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后来，大历十四年（779）“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而皇帝的对策，也只是下诏要求“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而已。

看着这些记载，真叫人感觉时空错乱，弄不清到底是盛唐还是清末，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旧唐书》中回纥“邪恶的野蛮人”形象了：“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这个单方面评价当然未必完全公正，但无疑反映了中原人对回纥的普遍的厌恶和恐惧心理。

这种主客异位不但给唐王朝带来了无穷烦恼，也在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回纥民族原本刚健质朴的精神：“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被惯坏了回纥贵族越来越离不开大唐的奢侈品，也就对压榨这个虚弱的帝国越来越兴趣浓厚了。

及唐代宗崩，登里可汗打算趁火打劫，顿莫贺达干劝谏无效，干脆举兵击杀登里可汗，还一并杀掉唆使登里南侵的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可汗，遣使入见，“愿为籓臣，垂发不翦，以待册命”。一场危机居然轻易化解，德宗皇帝大为高兴，命京兆少尹源休出使回纥，册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严重事件，使“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转瞬成为泡影。

顿莫贺达干的叔父突董，此时正在长安。因“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后，颇思振作，命令突董带着他手下的那些真假回纥归国，实际上等于驱逐出境。突董倒也不敢抗命，带着他那些喽罗和多年来巧取豪夺的大批辎重启程，可是骄横跋扈仍然不改。到了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丝毫也没有觉察唐人早已是怨恨满腹，更不曾料到张光晟正在酝酿着一个宏大的“最终解决计划”。

张光晟欲杀回纥的动机，说法不同，《资治通鉴》说是为了“取其辎重”，而《旧唐书 张光晟传》载：“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认为是由于突董等掳掠中原女子激起了张的愤慨，恐怕都失之片面。代宗曾对他委以抵御“北蕃”的重任，而此时，回纥与“九姓胡”之间的矛盾又开始显现，“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张光晟认为找到了“所御之计”，也就是利用其矛盾一网打尽。于是秘密上奏：“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赍盗粮者也。请杀之。”

尽管“三奏，上不许”，但显然也没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张光晟知道当朝天子与回纥早有积怨，认为这是“默许”的表示，于是开始行动。这次大屠杀是如何实施的，记载也不一致，《旧唐书 张光晟传》说是摆了“鸿门宴”：“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而《资治通鉴》记载是故意激怒突董：“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突董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二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

从性质上说，这样不折不扣的屠杀，从时机与策略选择论，也并不明智——回纥高层已经倾向于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回纥使臣的恶劣行为本可以有理有节地处理，同时九姓胡与回纥已成水火，正可分化瓦解，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并杀戮，结果只能是把他们推向对立面。但是从效果上，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诸胡，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气焰有所收敛。甚至到了几十年之后，范希朝接任振武节度使，严厉打击诸胡“刮城门”的掠夺行为，“戎虏甚惮之”，居然还以为是“张光晟更姓名而来”。

张光晟的屠杀自然激起了回纥的强烈反应，“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为了维护好不容易才改善的两国关系，德宗一方面遣使为“误杀”道歉并作出赔偿，一方面调任张光晟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于是又降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应该说，皇帝对张光晟的处理还是很回护的，但是在张光晟看来，自己谋国尽忠，却落得个失权贬职，心中很是忿懑。

从此张光晟留在京城，做个有职无权的闲官，“负才怏怏不得志”。直到几年以后，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将他推入了深渊。

乱臣贼子

建中四年（783）十月二日，五千泾原兵冒着凄寒的冬雨到达首都长安，他们是奉命开赴东线战场的各道军队中的一支。随同这支军队到来的还有许多军人的家属，他们希望在首都得到天子优厚的赏赐，他们需要这笔赏赐让家人带回以维持生计，也相信这笔赏赐一定会发放——他们把命都卖给了国家，天子还会吝啬这点小钱吗？

他们在长安城外住了一夜，却什么也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再次开拔的时候，军营里充斥着怨恨和愤怒，他们行进到浐水时，总算等到了皇帝派出犒师的京兆尹王翃。然而当士兵们看到送来的“犒赏”，不过是粗劣的饭菜时，怒火被点燃了：他们就要到战场上赴死了，而在那些高高在上者眼中，他们的生命只值这个价钱。

被点燃的愤怒马上变成了燎原之火。他们踢翻了“猪食盆子”，痛打了那些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官员们。这时有人提到了“琼林、大盈”这两个名字，而且几乎在眨眼间传遍了整个队伍，那是皇帝的宝库，那里塞满了黄金、宝物和锦帛。这金碧辉煌的幻象，让这群沉浸在喧嚣与愤怒中的乌合之众突然变得同心同德，战士们披上了铠甲，拿起了刀枪，鼓噪着向着京城杀去：妈的，干了！别人不给，他们要自己动手拿。

此时，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还在皇宫里恭听领袖的训示，得到消息，他慌忙快马加鞭去控制局面，可是此时的局面已经不是控制得了的了，连他自己也被裹挟着冲向京城。

“皇上”这下傻了眼，他赶忙命令从他的宝库里取出一万匹锦帛“赏赐”给哗变的军队，可是派出的宦官得到的回馈只是乱箭。第二个派去宣慰的宦官更被杀死在通化门外。等到他第三次下命令，“出金帛二十车赐之”的时候，乱军已经涌入了长安，满城是浩浩的喧声，局面完全失控。百姓惊惶狼狈而逃，乱兵大声喊叫着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再也没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了！再也没有人向你们头上派苛捐杂税了！”

因为事起突然，而传说中的“强大禁军”又只是一张空名单，君臣全无对策，只能狼狈逃走：“帝出苑北门，羽卫才数十，普王前导，皇太子、王韦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馀骑以从，右龙武军使令狐建以数百人殿。……庐杞、关播、李竦皆逾垣走，与刘从一、赵赞、王翃、陆贽、吴通微等追及帝咸阳。郭曙与童奴数十猎苑中，闻跸，谒道左，帝劳之，恳乞从，许之。迟晓至奉天，吏惶惧谒于门。浑瑊以数十骑自夹城入北内，裒兵欲击贼，闻乘舆出，遂奔奉天。于是人未知帝所在。”

仓皇逃亡中，姜公辅曾向德宗叩马进言：“朱泚尝为泾帅，坐弟滔之故，废处京师，心尝怏怏。臣谓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则不如杀之，毋贻后患。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德宗的回答是“无及矣！”

姜公辅的进言，被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为先知先觉，但换一个角度看又阴森可怖：朱泚本与兵变毫无瓜葛，就因为“尝为泾帅”，而且“心尝怏怏”，就要杀之以绝后患，如此对待一个曾经尽忠尽力的重臣，这个王朝的残酷令人齿冷，反过来倒证明了泾卒之乱不为无因。

其实，有这样先见之明的并非姜公辅一人。大乱初起，张光晟也并加入逃亡的行列，将至开远门，他忽有所悟，对同行官员们说：“今日之乱，不过是泾卒哗变。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曾在泾源，素得人心，现在城中，倘被泾卒扶持，局面恐怕难以控制。好在事起仓促，应该还没有人想到这些。诸公能否与我一起赶往朱泚宅第，召唤他一起走？”

众官迟疑不前——开远门在长安西北角，而朱泚宅于晋昌里，却在长安东南，这一去要斜穿大半个长安城，其非自投罗网？ 张光晟只得独自快马加鞭，赶至朱泚宅第，告知他皇帝出亡消息，并催促：“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朱泚也满口答应：“愿从公去。”一边命令准备车马，可就在此时，门前一阵大乱，泾卒已将府第团团包围。

乱军的反应之快，出乎光晟意料。原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尽管并未预谋兵变，但部下惹出如此大祸，他知道无法置身事外，于是立刻想到了老上司朱泚。

张光晟只能暗暗叫苦，欲自将逃去，朱泚却软硬兼施地留住了他——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不可预知性和诡异色彩。如果他不管不顾地跟着大家逃走，至少还可以做他的太常卿，如果在护驾中有所表现，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正是他的远见和忠心，把他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问题是：被迫滞留的张光晟，怎么会在不久后成为朱泚叛乱集团的一员，并“奉泚甚力”呢？

泾原兵变是因王朝的腐朽和傲慢激起的一次突发事件，或可说是军方对王朝的一次强烈抗议。但是在事件初期，还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泾卒只是基于一时之忿，姚令言也是骑上虎背不得不然，甚至连朱泚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反叛的，被请出来主持大事后，他给自己加的头衔是“权支六军”：临时的总司令。他受乱军拥戴，当然要做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但是他又是个局外人，是比较理想的斡旋人选，可能把事情摆平。张光晟此时“为泚所縻”，固然是受到胁迫无法脱身，可能也希望协助朱泚平息事端，以良好表现得到朝廷的再次垂青。

然而此时，一个关键人物源休的出现，改变了事态的进程。说起此人，与张光晟却也颇有渊源：张光晟振武杀胡，引起外交危机之时，唐王朝派往回纥的使节就是他。在那种危险局面下，源休争取到和平解决，表现可谓出色。他因此受到了卢杞的嫉恨，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和提升。这给了他很大刺激，“怨朝廷”。此时他认为改换门庭的机会来了。“入见，屏入密语移时，为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而朱泚的反应是“喜，然犹未决”，看来还是颇有忌惮的，然而多年的“废处京师”，和霎那降临的巨大诱惑，已经让他昔日对王朝的忠顺变得不堪一击了。

接着，源休劝朱泚“禁十城门，毋得出朝士”，“又为说诱文武之士，使之附”，拼凑起一个“叛乱核心”：“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蒋镇出亡，坠马伤足，为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节义，镇以清素，都官员外郎彭偃以文学，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为时人所重，至是皆为泚用”。这个“核心”的建立，彻底击碎了朱泚残存的那一点禁忌，迈出了成为“逆臣”的关键一步。

十月初八——事变后的第六天，朱泚在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张光晟等八人的扶持下，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年号应天。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有“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彭偃手笔）之语，表达了对唐朝的幽怨之情。接着是加官晋爵：“伪署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礼仪使，许季常为京兆尹，洪经纶为太常少卿，彭偃为中书舍人，裴揆、崔幼贞为给事中，崔莫为御史中丞，张光晟、仇敬忠、敬釭、张宝、何望之、段诚谏、张庭芝、杜如江为节度使……”（《旧唐书》）

怎么评价朱泚的叛乱呢？按照传统史观，朱泚等人也是罪无可赦的乱臣贼子。可是说实在话，当初他以藩镇入朝，路上突染急病仍宁死不回，真可谓忠心赤胆。他这一去不但老窝被弟弟朱滔占了，这个弟弟还拥兵叛逆，弄得他几乎成了牺牲品。他在朝中、外藩为官多年，应该说政绩不错，而他换来的是朝廷的不信任，是管制居住，而祸乱一起，尽管他完全置身事外，也被认为应该被除掉，这种朝廷，他有什么理由效忠到底呢？

而此时的张光晟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很难判断张光晟此时的心理变化。作为一个老军人，又“自负其才，郁郁不得志”，他在感情上不会不对这次兵变抱有某种同情；而且他与朱泚、李忠臣等可说同病相怜，抱成一团也不奇怪（《旧唐书》说他们“咸以官闲积愤，乐于祸乱”指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仅仅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让一个事变初期还表现出大智大勇的臣子转变立场。是被迫失节？是首鼠两端？还是真的相信天下要易主？或者是“欲将有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泚对张光晟的能力和名望颇为看重，但在这个“叛乱班底”，张光晟却并非核心骨干，《旧唐书》说“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但是“兼宰相”是后来的事，开始他只是和张庭芝等下级将领并为节度使，这与他的资历和声望是很不相符的。显然，在朱泚等人看来，他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是不叫人放心的。

十三日，朱泚亲自领兵攻逼唐德宗避难的奉天。张光晟以“副元帅”身份（姚令言为元帅）参与了对奉天的进攻，这正是他被指责“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的原因，但是在奉天之役中，却看不到他有任何“甚力”的表现，唯一的记载是：“光晟与怀光对壁，李希倩请以精骑五百犯之，光晟不许，曰：‘西军方强，不可轻以取败。’日暮，两军退。希倩谒泚曰：‘光晟有他志，视西军不战，臣请击之。’不许。请斩光晟，又不许，曰：‘彼善将，所以不战，盖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尽心以事君，不见信，愿乞要领归淮西。’泚许诺，以马十匹、缯锦百，曰：‘以此东归。’希倩惭，复入曰：‘臣愚褊，罪当死，愿死军前。’泚又许之。光晟见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光晟不许李希倩出战，并不能一定说明“有他志”，但却可以说明他在叛军中是不受信任的，而且在此前也不会是什么“奉泚甚力”，否则，资历甚浅的李希倩不会因此就“请斩光晟”，而且被拒绝后还要大闹情绪。

此后，张光晟又卷入了“柳晟策反事件”。《旧唐书 柳晟传》是如此记载的：“朱泚反，（柳晟）从帝至奉天，自请入京师说贼党以携沮之，帝壮其志，得遣。泚将右将军郭常、左将军张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诏，陈祸福逆顺，常奉诏受命，约自拔归。要籍朱既昌告其谋，泚捕系晟及常外狱，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亡，断发为浮屠，间归奉天，帝见，为流涕。”

再看《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南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子少保柳公行状》：“公（柳晟）徒走会难奉天，因泣奏曰：‘臣愿得尺诏，持而东入都，购其豪人以为效。’德宗奇其忠，赐诏如奏。公於是佣装入贼军中，见贼伪右将军郭常左将军张光晟，公说曰：‘阴潦之灾，鱼鳖游其墀坛，即扬光赫明，是辈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宁能从其挂哉？’乃出诏示常等，皆捧诏伏，与誓约所归。未及期，会枢籍宦臣朱既昌阴以公之状飞告泚，遂为泚捕系，定死矣。泚诘二将，词不伏，即徙於外狱，稍宽之。有顷，贼兵累败，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系者十馀人谋，相与脱其锢，髡而走之奉天。德宗为之抚背流涕。”

柳晟策反，史籍中未明载发生于何时，但大致可以分析当在李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期间。比较这两份记载，有颇可玩味之处。两种记载很相似，但又有不同：前者只说郭常“奉诏受命，约自拔归”，而对张光晟是否参与密谋含糊其词，而后者却明确指出他参与了密谋，并因此受到了牵连。后者有回忆录性质，记载应该是可靠的。为什么《旧唐书》要打马虎眼呢？恐怕只能解释为张光晟后来成了铁板钉钉的“叛逆”，这段史实只好略过不提了。 尽管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这次密谋失败，意味着张光晟“光荣反正”的机会已经丧失。

命运玩偶

在经过“李怀光叛乱”等波折后，李晟收复了长安，各种史书均把这次光复描述得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其中最简略的《新唐书》是这样记叙的：“晟率浑瑊、骆元光、尚可孤悉师攻贼，晟薄光泰门，败贼将张廷芝、李希倩，贼弃门哭保白华。晟引军还，居三日复战，大败之，乃分道入。泚将段诚伏莽中，为王伉所禽。姚令言、张廷芝与晟遇，十斗皆北，遂至白华。” 但事实上，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旧唐书 张光晟传》 “始，张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东渭桥十里，密约降于晟。晟之入，光晟劝泚等出奔，故泚挟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残军桅，光晟卫出之，因诣晟降。”《新唐书逆臣传》“先是，泚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去东渭桥十馀里，光晟密输款于晟。及泚败，光晟劝泚出亡。泚乃与姚令言帅馀众西走，犹近万人。光晟送泚出城，还，降于晟。”《资治通鉴》李晟军进攻长安，“去东渭桥凡十余里”的九曲是必经之路，所以“光晟密输款于晟”，未加阻挡在前，“晟进兵入苑”在后，当无问题。问题是“光晟劝泚出亡”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在李晟击败朱泚等的抵抗之后，那么显然朱泚早该知道张光晟已经叛变，怎么还会言听计从？况且，光晟还能“以数千人送泚出城”，重兵在握，这又如何解释？

再看唐人赵元一的《奉天录》：“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仆射李公晟、金商节度尚可孤、同华节度骆元光、神策制将高秉哲、潼关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东渭桥至终南山，百有余里，南北布兵。骑士行列，前后如鱼鳞焉。李公従苑东北角坏垣而入，泚不之觉。泚用张光晟为门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势穷，因为内应。李公纵骑至于白华殿，泚方知官军大入，不敢枝梧，策马而遁。李公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然后使之号令，都人不知，军令肃如也。”

从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分析，在李晟军攻入长安之前，朱泚、姚令言、源休等首脑骨干都已在张光晟的劝说下逃出，叛军方面群龙无首，亦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当然小规模的战斗还是有的，但都属于“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的单方面扫荡性质。由此不难看出，张光晟的“内应之功”在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到了这个时候，张光晟还是希望对得起所有人的：他的反正，使首都长安得以顺利解放；同时把朱泚礼送出境，是不想对这个曾经厚待自己的人反戈一击来换取功劳。但是马上他就要尝到被别人对不起的滋味了。

《资治通鉴》：“秋，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光晟虽臣贼，而灭贼亦颇有力，欲全之，上不许。《旧唐书张光晟传》记载的更为详细：“晟以其（张光晟）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新唐书》：“李晟爱张光晟才，表丐原死，置军中。骆元光怒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坐。’拂衣去，晟乃杀之。”跟《旧唐书》的区别，是没有提“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

以上三种史料，导致张光晟被杀的关键人物一是皇帝，二是骆元光，李晟的手很干净，可比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本丢彼拉多。可是实际上，李晟的表现是否那样完美无暇呢？

《奉天录》：“时伪门下平章事张光晟，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李公知其奸诈，乃集三军而让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闻忠不恶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同谋不终其义，佐汉又非纯臣。事迫势穷。返噬其主。晟方扫除妖孽，洗涤宫闱，四凶碎首于王阶，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乱我邦国，将付大戮以戒将来。岂可使首鼠竖子与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赐之极刑。”《奉天录》对李晟推崇备至，认为张自己找死，“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可是却经不起推敲：一个叛臣，势穷反正，夹起尾巴做人还唯恐不及，怎么敢如此招摇？即使他这样做了，又怎么可能达到“立功于众臣之上”的效果？张光晟再傻，会做这样一厢情愿的事么？

《唐国史补》（唐李肇）则明确说：“李令军逼神鹿仓，贼张光晟内应，晟乃得入，先斩光晟。又与骆元光争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觉，走归营，不复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以上两种史料中，皇帝和骆元光都没有主张杀张光晟，相反，前者认为张光晟一旦得逞，还有可能获得皇帝的青眼；而后者更揭露骆元光罢宴而去的真正原因，居然是因为怕被李晟毒害，而不是什么“不能与反虏同席”！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或许能够看清这位“功高盖世”的“李令公”的真面目：他确实是个可怕的敌人，但更是个可怕的“战友”，为了争功，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看他对张光晟的处置，亦不难发现其卸磨杀驴、两面三刀的伎俩。先是利用光晟无心为逆、希望反正的心理许愿，促其内应；然后抓个借口，翻脸杀人，于是顺理成章将其“内应之功”据为己有。而两《唐书》及《资治通鉴》（成书都要晚得多）有关记载，只是后来为胜利者贴金之说。

张光晟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扮演的是一个悲剧角色，先是被利用，然后被出卖。他的临终遗言是：“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这就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出典）尽管这句痛切直言被轻蔑地斥为“贼臣之词”，却是他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痛苦的智慧”。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光晟在想什么呢？他在怨恨翻云覆雨的李晟，还是在怨恨无情冷酷的皇帝？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此刻他可能意识到，比这些人更险恶的，是冥冥中的神灵。

多年以后，当张光晟面对刽子手的屠刀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在华岳庙度过的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他还是一个身份低微的潼关骑卒，经常受到主将的欺凌鞭笞。这一天他奔波于潼关至华州的官道，炎热的天气让他难以忍受，但对这个“有才用，性落拓嗜酒”的年轻人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心中的屈辱和迷茫。在经过华岳庙时，他下了马，脱衣换酒，进庙祭祀金天王，朗言：“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唯神聪鉴，当赐诚告。”酒入愁肠，极饮大醉，睡在祠庙的碑堂里。在梦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召唤他，在声声催促中，他进入一座森严府第，远远看见一位尊贵威严的王者。这位大人物对他说了一段谜一样的话：“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 他猛然惊醒，身上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让他感觉彻骨的寒冷，而梦中的预言却又在他心中燃起了一盏希望之火。在这盏火光的照耀下，他一次次挺身迎接各种危难，不曾有任何退缩，也许他把这些都看作“天降大任”之前的种种考验。可是纷纭乱世中，这盏“指路明灯”的轨迹又是如此诡异，如此令他难以把握。直到他被已经穷途末路的朱泚拜为“仆射平章事”（相当于丞相），才悟到“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的反讽意味。 命运就是这样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旧唐书《张光晟传》

张光晟，京兆盩厔人，起于行间。天宝末，哥舒翰兵败潼关，大将王思礼所乘马中流矢而毙，光晟时在骑卒之中，因下，以马授思礼。思礼问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礼阴记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无何，思礼为河东节度使，其偏将辛云京为代州刺史，屡为将校谮毁，思礼怒焉。云京惶惧，不知所出。光晟时隶云京麾下，因间进曰：“光晟素有德于王司空，比不言诸，耻以旧恩受赏。今使君忧迫，光晟请奉命一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云京然其计，即令之太原。乃谒思礼，未及言旧，思礼识之，遽曰：“尔岂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也！”光晟遂陈潼关之事，思礼大喜，因执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结为兄弟。光晟遂述云京之屈，思礼曰：“云京比涉谤言，过亦不细，今为故人，特舍之矣。”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赉田宅、缣帛甚厚，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云京为河东节度使，又奏光晟为代州刺史。

大历末，迁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密谓之曰：“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光晟既受命，至镇，威令甚行。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后回纥遣使来诉，上不欲甚阻蕃情，征拜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又降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负才怏怏不得志。

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晟以其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