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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元旦献词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迎来新的一年。
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并存，在新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人类历史上都极不寻常。在泰山压顶的危难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广大党员干部斗争本领得到锤炼，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这一年，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这一年，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显示出强大抗风险能力、顽强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
这一年，我们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劲头，一鼓作气，决战决胜，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经过艰苦努力，“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风雨中坚如磐石，大战前运筹帷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实践再次证明，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旗帜，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前进道路上，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我们奋斗的坐标。2021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我们党将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继续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为完成党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这是新的伟大征程：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要在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这是新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展现了“新成效”“新步伐”“新提高”“新进步”“新水平”“新提升”的崭新画卷，召唤我们激情燃烧、倾情书写。
这是新的壮丽开局：“十四五”大幕初启，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十四五”开好局，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更懂得，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经历的磨难、付出的牺牲太多，必须以超乎寻常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矢志不渝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
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时与势依然在我。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化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系统观念，坚定必胜信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自己的事，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
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风雨来袭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要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发广大人民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就一定能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只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就一定能够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
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只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以更大勇气、更多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就一定能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要发扬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只要树立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一定能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百年大党初心如磐，亿万人民使命在肩。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以奋斗创造历史，用实干成就未来，承载伟大梦想的中国号巨轮一定能无惧风雨、劈波斩浪、勇往直前，我们一定能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参考资料：晋城市人民政府-人民日报社论：乘势而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元旦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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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任仲平
(一)历史常常以惊心动魄留下深刻印记，也常常以峰回路转写下绚丽篇章。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世界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险象环生。
2009年，中国经受了新世纪(23.22,-0.03,-0.13%)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信心和勇气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风雨中走过，风暴中挺立。大考之年，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答卷。
2009年初，曾有外国媒体如此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
7个月之后，这家杂志刊登题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只熊猫正拿着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那时，中国上半年7.1%的增速，“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2009年末，还是这家杂志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原因是：尽管一年前许多人认为“保八”是一个梦想，但是中国做到了。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
从否定到肯定，从当初的疑虑到后来的赞誉，一年时光，很多人颠覆了对中国的认识。但在看法不断校正、结论不断修改中，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是中国？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肃杀。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或奋力自救，或联手反击，但大都收效有限，许多经济体步履沉重。中国如何能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漩涡中“风景这边独好”？
为什么是中国？外贸依存度60%以上，中国本应成为金融危机席卷下的重灾区。在外部需求骤然减少、出口增幅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又如何能越过激流险滩，成为“2009年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2009年末的中国答卷上，写着这样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新格局。在新的世界经济版图中，这份答卷标注着沉甸甸的“中国分量”。
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将“不可能的奇迹”继续下去？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在危机袭来之际奋发前行？是什么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书写了难以置信的“中国答卷”？
(三)在外人眼里，“中国经济的复苏故事堪称神奇”，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神奇的故事”始于党中央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
早在2007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又提出，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这种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审时度势的深刻认识，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关口，大智慧。回头再看，在不进则退的险峻形势下，党中央的三个重要判断，无疑是一年来中国决胜千里的信心之源。这个判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打消了疑惧，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明确了方向。
局面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见事早、行动快、驾驭全局的“中国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打破常规，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及时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出拳重、措施实、力度空前的“中国行动”——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到全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从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一系列“组合拳”，力度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底气足、视野宽、统筹兼顾的“中国主张”——“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灵活而准确地解决问题”，“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
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把握“中国故事”的脉络。2009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元旦讲话中强调“必胜信心”；3月的全国两会上，在江苏、广东代表团解析“机遇”，鼓劲打气；4月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提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月底在山东，勉励大家“拧成一股绳”；6月在黑龙江重申“增强信心”；7月云南调研提出“危中求进，化危为机”；8月新疆考察强调“改革发展，团结稳定”；9月在第六十四届联大倡导“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10月考察山东，提出“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12月考察广东，强调“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生命”……
这一年，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身临一线，调研指导。中央领导同志一年的足迹，凸显了三个主题词：信心，变革，合作。它清晰地传递着应对冲击的“中国思路”，呈现了坚定的意志、开阔的视野和大国的责任。国际舆论评价：“中国领导人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大智慧。”
(四)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高低，体现其“国家能力”的强弱。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对危急情况的应对水平，往往更能直观地呈现“国家能力”的高下。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金融危机自华尔街决堤而出，席卷全球：美国季度GDP创下27年来的最大降幅，道琼斯指数暴跌近半；日本、欧元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高台跳水，短短6个月便从11689点下探至663点……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此后充满煎熬的一年内，面对经济急剧下滑的颓势，很多国家危讯不断，中国经济也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有的巨大困难。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交出了一份全球瞩目的中国答卷。
这是一份“关于速度”的答卷。10.6%、10.1%、9%、6.8%、6.1%、7.9%、8.9%，将2008年以来近七个季度的GDP增幅连成一条曲线，是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昂首回升，“保八”已无悬念。
这是一份“关于质量”的答卷。2009年的中国生动诠释了“好”与“快”的发展辩证法。在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开始转向依靠“三驾马车”并头齐驱。以发展方式之变应对外部环境之变，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八项区域发展规划、十一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启动，抑制六大行业产能过剩，“4万亿”源源流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增长更有质量，发展更有后劲。
这是一份“关于温度”的答卷。“越是在经济困难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中国没有简单地搬用“凯恩斯式刺激”，也没有“撒胡椒面”，而是将一揽子计划重点锁定民生领域。200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100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改革稳健推进。GDP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紧系着最广大民众的福祉。
这是一份“关于责任”的答卷。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
在这份应对冲击的“中国答卷”上，我们看到执政党对形势的判断有了丰富的现实依托，看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国家目标得以实现，看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理念得到践行，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能力”的最好注脚。
(五)强大的“国家能力”，让中华民族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更加紧密，信心更加坚定，应对更加主动。“国家能力”的背后，是执政党的决策能力、制度的保障能力、理论的指导能力。
有了执政党的决策，才能第一时间形成国家意志，确定导向鲜明的国家目标。有了制度的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保证国家意志付诸实践。有了理论的引领，才能把握规律，立足长远谋划未来。
没有党中央在严峻形势下的准确判断，没有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国家决策”，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主动性；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战斗力；没有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视野，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创造性。
或许外界的目光，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彭斯判断，中国应对危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应对危机的时间选择正确，延迟几个月就可能错失良机。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评价，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
联合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出台的刺激措施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六)当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印证了迎战危机的“国家能力”。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铸就迎难而上的“中国力量”。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企业，全国一盘棋，决策顺畅，执行高效。从中央到地方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杠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个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艰辛的严冬，迎接发展的春天。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用多种手段推动发展，保证有序有力的“中国效率”。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确保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适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基础。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越是处于危急关头，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七)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奠定了化危为机“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
危机面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把统筹兼顾作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顾长期与短期，协调内需与外需，统一民生与国计，既成功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眼前之急”，又通过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谋得“长远之功”。
危机面前，我们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强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大力度鼓励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奋力突围，抢抓机遇。广东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天津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生态宜居高地，锻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省区市强劲增长、力撑大局，中国经济新的强大引擎已在轰鸣。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高度重视培育资源消耗低、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国内高技术产业“抗压力”增强、增长势头迅猛，文化产业发挥“反周期调节”的特点，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逆势上扬，撑起一片新天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科学发展这一总揽全局、把握未来的清晰思路，奠定了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的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出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
(八)几百年来，中国从未抵达这样的位置。
当国际舆论感慨“中国方舟拯救了世界经济”，当外国政要确信“中国缺席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当世人惊叹“2009年的年度大事就是中国突然跻身世界外交和经济舞台最前沿”，我们看到，金融危机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造就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认真倾听，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力量”举世瞩目。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慨万千。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的衰落，并非完全源于经济与科技的落后，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GDP仍占全球的1/3。老大帝国实力不衰，余威仍在，却终至山河破碎、备受凌辱，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当政者对人民凝聚力的丧失、国家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衰退，让偌大的中国一盘散沙，这才会在列强环伺中一触即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锻造出坚不可摧的“国家能力”。
这种能力，曾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震撼世界；这种能力，曾在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大放异彩，如今又在应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展现威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九)走过激流，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这是年轻共和国的下一个航程，又一个甲子的开启；也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一次崭新的开局。
一年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样写道：“前进的道路，总是越过一岭又一峰，闯过一关又一坎”。一年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共同迎接奋发有为的2010年”。
我们将继续书写答卷。
我们会再次获得成功。
团队意识是大局意识、配合意识、协作意识的集中体现，核心是协同合作，目的是形成向心力，增强凝聚力，提升战斗力。有一本书叫《狼图腾》，通过对群狼捕食的描述，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团队”意识。狼群高效的团队协作性，使它们在攻击目标时往往无往而不胜。独狼的力量是单薄的，但群狼的力量则是强大的，这就是“1＋1＞2”的效果。大家知道，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但结果总是令球迷失望——胜少负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虽然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篮球选手，但是由于平时分属不同球队，无法在短期内培养团队精神，不能形成有效的团队出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只有我们班子每位成员不断强化“团队”意识，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那只能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
世上无难事的，后一句
后一句：只要肯登攀。
补充：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
是毛泽东水调歌头中的句子: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1970-1-1发生了什么大事
1970年1月1日，国务院、中 央 军 委 决定：撤销旅大市邮电局，分别成立旅大市邮局（隶属旅大市革 委 会）、旅大市电信局（隶属旅大军分区）。
1970年1月1日，《人 民 日报》、《红 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1970年元旦社论，题目是《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1970年1月1日，文 革 时期杭州补助棉花票起用。
1970年1月1日，UNIX时间启始。
长城的故事
历史的长河沉淀着自己的故事，风风雨雨度过了60多年，到了耳顺之年，想起回忆过去的事情，寻找过去的记忆。从杂乱无章断断续续的记忆中拼接起来的故事，写自己的故事自己看。
儿时的刻印象
我小时候的印象很模糊，隐隐约约记得一些。
那时候的三明城关，这下叫三元区。那时是以木质板房为主，极少量的砖木结构。只有政府，机关学校才是砖结构小高层，最高也只有4~5层的建筑物。
中山路(205国道)，是城关的主要街道，两边都是木质结构民房。
1955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十。长城在三明莘口出生。
我的父母双亲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老实巴交，吃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从闽清白樟新庄洋村，来到三明莘口以撑船为生，在莘口木帆站，在沙溪河撑船几年，后来到了城关水陆社，三明市第二运公司，用人力板车走遍了三元区的马路大街小巷，是最苦的一代人。
莘口是一个小自然村，有一座石拱桥，是古代遗留下的石桥。桥下小溪流入沙溪河，这里，每逢赶圩，人山人海，沿街两边摆摊热闹非凡。有我喜欢吃的磁吧。
这里让我想起从前我做小孩时，和父母亲在这里生活过，记得家门口有快石板，夏天可凉快。…我读初中时乘2角钱的公交车来莘口赶集，买小鸡到城关木器厂对面山上住房养。
那时候，城关到莘口公交车车票2角，那时候买米糠，买鸡鸭苗都乘公交车去莘口赶圩的集市买。
还记得我小时候，(1961年左右)我跟随父亲的后面从城关走路到莘口，那时候，父亲是在三明莘口水陆社撑船为生。父亲在莘囗撑船，母亲则三明城关。在以前的事只有姚爱娇记得。
二，我的家。
我很小的时候，凭着模糊记忆，莘口出生，三明城关住在中山路的沙溪河下流的路边木质民房，再到凤岗路靠马路的一民房(现在的城关派出所的位置)，这二处地方是最早的印象。
最早的记忆，住在木质民房，记得一次碗是用篮子吊在梁上，在取碗时掉了地上，打破了很多碗。这是在现在的胜利路靠205国道一带。
第二次住阳巷中间民房，有对面的种子站，有做恶梦，还记得闽清老家姐姐半夜从闽清来三明，我睡着了，她将糖果放我嘴里。
第三次，在太保庙边上{那里十字路口)，一头康复路直到第三医院，一头经码头台阶到沙溪河。另外上下为中山路。
印象中的养蚕故事，和房子的大老蛇。跟母亲参加老乡的酒席，被居委会处理清理街道的臭水沟。
第四次，是住在马路边;父亲在莘口撑船，拉了一些乡下拆的旧材料。就在马路对面盖起了约4~50平方的木质板房，盖好了未住成，因受隔壁闽清老乡欺负，没有住成。
第五次，父母亲在现在的火车站旧居河边沙滩盖第二次房子也没成功。当年(1962年)，沙溪河二岸是一片沙滩，灰白，灰黄色的沙滩留下少儿河边洗澡的脚印。
最后在木器厂对面山边是盖土墙房子，我在上小学四年级到初中毕业。(1966年~1972年)
第六次住自建的土屋，有姚进光出生土屋，姐姐爱娇出嫁。母亲在砂石公司做工。
最后，因和邻居不和，此房转租，我家就搬到前进路129号(根据扦队档案)。大慨是阳巷往下的一个巷口的民房。
在下巷和中山路的叉口边，有一木板房。有隔层，很低，人伸不直。第一间厨房，中间一间是一个单身女子住，后面靠中山路的一间仅有12平方米。做住房，真是太可怜了，有爱仙，爱玉，进光和我，加父母亲6个人挤在一起。没有一样家具，木头橙，木头箱和一部板车。就是全部的家当。我就从这里的家离开，去乡下插队了。
1972年3月25日，刻苦铭心的记忆，那天随同下乡知青，去吉口农场插队下乡。
下乡的期间，我在不定期的回家。父母亲经常搬家，就在这条中山路上，为了省几块钱，搬来搬去，有住过阳巷边中山路的民房二处，还有太保庙上去一条小巷子的二处。
76年11月选调时，是住在太保庙上去一条小巷里面住。去读煤校时也是住在那里，到将乐工作时，打了半套家具也是在那里。
82年底生长女yl时，当时家是住在阳巷口靠码头边的木板房子。
到了1983年，父母亲才搬到市第二运输公司在火车站的楼房，楼房刚盖好，就开始抢入住了，当年人们的往房条件太差了，到那时才住进了203室。房间约60平米，挤了父母亲，爱玉，进光。我一家。有7人。爱玉是从这里出嫁的，具体时间记不得了。
火车站一直住到父母亲过世，姚进光住到换新房子。2017年，我有去看三明的旧居――火车站的房子，己成危楼。钱久为老乡等私人盖的房子全拆了。仅剩下这栋楼房在风雨中哭泣。看到这旧居，很多故事都随着时光远去了。就是203室，父母双亲，爱玉，进光，长城长江和子女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长城”和“顺其自然"从这里上龙岩煤校。“林子”从这里上财校，进塑料厂工作。
二，土房的故事。
木器厂对面山边的房屋。
位置在三明城关木器厂对面山坡地，当时有几户外地人沿着山腰挖出一块空地，着山边的走向盖起土墙或砖房。山边第一层是某单位的一排砖瓦平房。我们每天要经过此地，再沿土台阶上到第二层的房子。
我读城关小学，就住在山边土屋，到校仅几分钟的时间，现在学校的建筑物剩下一片的空地，被做成停车场了。
那个时候，小学校正门对一排砖房，左边是养猪圈。右边则是长安路的木质结构民房，刘万桔同学曾住过的地方。
校门的右边前面是中医院。
回忆小学的经历，记得学校是三层楼的建筑物。中间一平台，做为大会演讲之用。校门为一教室做为上体育课之用。教学楼对面有沙坑，一些体育场地。总之，校园面积很小。1969年8月小学毕业，没有照毕业班级像片。只有个人互相赠送一寸相片。刘凤军，刘万桔，邓衍清，邓衍耀，潘文杰等人的相片至今还保存在相册中。
那时候，父亲拉板车，母亲做家务，母亲也有到沙石公司做工过，1966年姚爱娇出嫁，1967年姚进光出世。非常简陋的土墙房子，一家7口人在这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也有过我们儿时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很小，太不懂事了，记得1964~1965年间，用黄土和半截红砖(砖厂检的)，打土墙，爱娇肩挑和扒土，父亲用一种木质的设备，手工打起平房隔成四个小间，靠南还是用一些捡的半截红砖砌起的墙。靠北是厨房。厨房后面就是山上，有一片梧桐树。梧桐树上边，父母亲开荒种了青菜，长豆，四季豆等作物。我也帮助挑水浇菜。逢周未，就帮父亲推扳车。
文革，有听到枪声，父母亲就在土屋后屋搭起小床，供我们躲避当年的武斗动乱。文革时代，大字报铺天盖地，影响到小学，高年级的学业，高年级参加串联，低年级加入红小兵，各种各类的群众组织布满全社会，三忠于，四无限进入了我们的思想。看到了市委办公室一片狼藉，学校无法上课。整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城关至下洋的小路发生了武斗，人伤亡了。现在的百货大楼(青年路)，一具裸露尸体，被药水浸泡，浮肿全市人去围观，这条街上两边墙被的大字报布满。
文革三明主要有128和624二大群众组织。所有这些带着文革政治色彩群众组织，严重影响社会的进步，干挠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在那失控的场面，不断传来武斗的消息。
在厨房后面挖起了地道，也不知道支护。挖有2~3m，后来在一场的大雨中，雨水渗透了土层，垮塌了，并冲倒厨房的土墙，辛好没有大事。
房子的左边有挖的小菜园，种了些小菜。干旱时要人工浇水。自来水要用木桶到左前200M处的他人门口挑来用，用水很节省，没有电灯，点得是煤油灯，灯下做作业，鼻子熏黑了。
房子的后面是小山，杂树茅草纵生，几棵梧桐树，春天是一片大叶子的绿色景像，开白花，结球状果实，到了冬天，掉光了树叶，光秃秃的树干在寒冷冬天空中飘动。
土屋度过了我欢乐的童年，过去的一些事，都在脑子里飞转，想想过去的生活经历，感叹父母双亲的艰难。
土房子，下到公路，台阶泥土滑，母亲收工回家上台阶滑倒。
家里养了二只母鸡，马上就要生蛋，晚上鸡笼忘了搬进房间，第二天，发现整笼鸡被小偷偷走了，害的母亲伤心的落泪。
土屋，我们姐弟妹几人，我会欺负爱娇她们，有时吵架。爱娇很小就出嫁了，母亲42岁(1967年)生进光时，姐姐也生孩子，她孩子得了软骨病，没养几年就不在了。
那年代，父母家里子女多，生活十分艰苦，姐姐出嫁也是父母亲的无奈之举。
在土房子的时候，我晚上到同学家里玩到9~10点，当大街啦叭响起国际歌的时候，我就走在大路回家了。那时候，没有歌厅，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天一黑就上床休息了，条件不好的是煤油灯照明。
那时候，胶合板厂是在马路坡顶的位置，木器厂到胶合板厂有一段为当地农民的菜地。(木器厂往下洋方向，上坡是胶合板厂)。当年生活苦，到农民田间捡菜叶吃。父亲去检菜叶还和菜农发生纠纷。
为了建设木器厂至胶合板厂的马路，城关水陆社安排职工晚上到公路修路。我顶父亲去做。
那时父亲是在胶合板厂做卸木头，滚木头上锯台卷胶合板。松木树皮削下，按一板车卖给市民。钱久为老乡，他家住在红旗电影院边上的巷口，我曾经有拉一板车的树皮卖钱久为老乡，一板车树皮仅2元钱。
三明市胶合板厂是外地迁到三明，在60年代初，三明大搞建设，纺织厂，印染厂等，都是那个年代进入三明。我父亲也在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我还去厂里澡堂洗澡，同学有些父母亲在此厂工作。
厂区范围较大，我母亲捞虾(生虾)拿到胶合板厂宿舍卖。生虾每斤3角。是从中村一带的田间捞的，让我想起那年代，母亲带着我和爱娇到富兴堡塑料厂后山的山涧小道，翻山越岭到一处山垅田，用一种网状工具，在水稻田的边缘，捞起水中的虾和其它的浮游生物，那时农田没有用化肥和农药，保持了原始的生态环境。
从清晨出发，带上干粮，走马路，到富兴堡塑料厂后面的山上，爬山，沿着半山腰陡坡上去，走了一段平坦的山路，下到山底就有自然村，村边有山垅田和小溪流，在3~4月和7~8月的春耕，夏收夏种季节，田里有小虾和其它的浮游生物，带着虾网，走到乡间田里捞虾，一直到傍晚天黑了才到家，大人可捞6~8斤鲜虾，折合有1，8元~2，4元的收入。在当时来讲，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虾第二天卖。卖不完的做成虾酱。小时候吃虾酱吃多了，造成皮肤不好的原因之一。
当地也只有闽清人才有捞虾。记得有一次和姐姐去捞虾，回家的路上，在走到大路平路上，打翻了她的虾筒，虾在地上活蹦乱跳…
就在塑料厂后山火烧山，我和母亲，还有爱娇去检火烧山剩下黑不溜秋的树枝。树杆。搬回家做柴火，我记得检了太多，拼命地来回搬运柴火，天黑了才搬完。
我的童年和初中就是在这土墙房子度过，到了1969年9月，直接到三明一中读初一。从家里到学校有2~3公里。每天走二趟，要走十公里。经过林业灯光球场的长台阶，经过铝制品厂。
林业灯光球场在高高的山坡上，从实验小学边马路上去要经过坡度陡且又长的连续台阶，是我上中学读书的必经之路。
在读初中，那年代政治挂帅，学工学农，学校有校办农场和工厂。逢夏天要去乡下支农。每年也要到校办农场参加劳动。
记得一次学校放学，那是一个天昏地暗，暴雨交加的天气，一处高压电电线落地，同学们冒着大雨往前跑，没注意到前面的高压电落地，一下子二位同学触电身亡。
记得还有一件事情，1970年，同学们在教堂里上课，突然窗外响起来了一片嘈杂声，大家冲出去看到晨光方向的浓烟滚滚。发生火灾了，大家不约而同，立刻赶往现场，从学校跑出，经铝制品厂到灯光球场的台阶上，居高临下看到了城关中山路民房火光冲天的场景。同学沿林业灯光球场的台阶，笔直冲下，到现场帮助救火，一片混乱。人们分不清是谁的物品，一个传一个。火越来越大，全部是木质板房，最后在中山路叉口用炸药炸灭火源。
就这二年的初中生活就朦朦胧胧地过去了，初中毕业随着上山下山的高潮，来到了吉口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时候，父母和隔壁邻居不团结，闹意见，没住几年，大慨在1972年前，我插队下乡时，家搬到了中山路的下巷口，档案写前进路129号。
山上的土屋租给他人，好像因租金问题还闹到法院处理。我那时小都无法帮助处理。
最后，因上述原因，土屋就卖了。就长期租当地人的房子，一穷二白，穷得叮当响。
三，沙溪河
沙溪河这条闽江水系之一，源头从明溪境内的瀚仙，黄沙溪，沙溪村，车头口，吉口，岩前，黄沙村进入沙溪河流。
另一支流源头从宁化合溪口，西溪，茶湖江，九龙溪，过清流县职溪，入永安。
另一支流源头从连城北团镇小溪入永安。
三条支流并入永安溪河到莘口并入沙溪河，形成沙溪河。
这条河将三元区一分为二，靠东边为城关是60年代的三明市政府所在地，靠西边为鹰厦铁路三明火车站，和化机，化工厂。
城关到火车站，过往行人走浮桥，车辆乘轮渡(用二支木船连接。悬挂在钢丝绳滑轮上，靠水的力量过到对岸)。
我们小时候，一到夏天，就在浮桥边跳水和激泳，家里父母不让我去河边洗澡，叫爱娇看住，但是，我还是偷偷溜到河边游泳。一次在浮桥跳水，右脚第二拇指被锋利的玻璃割了一个口，至今还有疤痕。
那时候，靠火车站的河滩上是一片沙滩，没有建筑物，浮桥到岸边还要经过几百米的沙石路才到火车站的马路。
靠城关这边，有几个码头下到沙溪河边，由上往下，分别;康复路，阳巷，青年路，五交化商店对面。竹器社边大樟树。城关浮桥，轮渡口马路(郭尚斌家口)。
沙溪河逢端午节，那时候当地群众从神庙里抬出龙舟，下河举行一年一度的划龙舟比赛。场景壮观。用本地山歌来表达节日的快乐。
发大水，汹涌澎湃的河水，呈黄色，夹着泥沙，带着上游冲下的木头板快，急流而过，有个别撑着毛竹排，划过去捡木头。
记得一次发大水直接将乘人装载的轮渡冲翻，淹了不少人。第二三年就建起了三明城关大桥。
四，住在中山路的经历。
中山路是沿着沙溪河的南北走向，属当年的主要街道之一。两边均为木质结构的板房，和少量的砖房。在1992年旧城改造，建设为205国道。以前的旧建筑一丝都不见了。
在中山路大约在一元路靠河边位置，有一棵上千年的古树——榕树。树边是台阶下至沙溪河。附近有小店铺，竹器社，城关派出所…。
竹器社，我读小学大约5年级吧，在竹器社拜一师傅做学徒，每月工钱8元钱，理发一次，中午在凤岗路姐姐家吃午饭。有一次跟着竹器社的工人们到富兴堡塑料厂桌面用竹篾编筐，将塑料布桶包起，装车运出厂。中午饭在塑料厂大食堂吃，还记得吃得真香。那时候我才十一岁吧。
中山路的街景，令我至今不忘的每一处，每一个店铺的位置，记忆忧心真是抹不去的记忆。
中山路和解放路叉口，靠河边有一照相馆，潘文杰同学就是住在那里，对面是花木兰门市部。
解放路的街中有一收废品回收店，我曾经和同学到水厂一带检废品卖，手被玻璃割了流血。还有到对面工厂检铜铝卖了1一2块钱，那时是真高兴。
解放路的街中有卖饮料，一杯5分钱，我口渴用零钱5分买一杯过过瘾。
72年3月25日，我去吉口农场下乡了。那时候，父母亲为了省那几块的房租费，搬来搬去。
从下巷口，到阳巷口下50米的本地木板屋子，内与外二处房屋。
记得有一次长江姐姐来我家，当时就住厂在中山路沿街的一侧。阳巷口下50米处。父亲早上3点吃了母亲的油炒饭，就拉着板车，到现在叫红茹山下的采石场拉石头。从山上拉石头到富兴堡。来回有15公里。一板车石头2~3元钱。一天拉2~3板车。我有时候会去帮助父亲板车后面推车。
一早到石场，先拉1~2车石块，卸到马路边，然后再上山，拉一车石头下来，经过胶合板厂的小坡，到城门下长坡，经过酱油厂机砖厂，然后走马路到富兴煲的厂。有玻璃厂，塑料厂都在建设。那时候没有汽车运输全靠板车拉石头、砖头。
板车一去多时，十几部，空车返回时，每辆板车架在一起，下长坡，那很风光，一道风景线。
当年生活艰难，一分钱二担水，洗澡要自己用大锅烧，用大木桶洗身子。灶是柴火灶。所以读中学周末要和同学上山砍材火。下山在吉口时，有跟装木头汽车到伐木场检木柴，运到三明家里烧柴火。记得有一次，用汽车带得柴火卸在十字路的海关边上，后来和父亲用板车拉到中山路的民房。
我在吉口插队，家有搬到阳巷的码头边的民房，康复路上的小巷2处民房。
75年，谈了朋友，那时家住在阳巷口下中山路的位置。
到选调时，拿着调令，在列东依建宿舍过了一晚，依建是福州人和我母亲熟悉。(有一年春节和长江去过他家)。
第二天一早到列东汽车站，乘车到大田建设，转其它车到永安槐南“三明市煤矿”。
从煤矿，推荐到煤校，77年3月，家是住在康复路下的巷子。母亲去康复码头台阶的烂房子剪洋灰袋。
79年2月去将乐，结婚家具是在上面住房内加工，用煤矿拉水泥的汽车带到将乐
80年家又搬回阳巷码头边的木板房，四面透风。爱仙在制鞋厂，她和父母亲关系很差。
80年12月18日，长女林子在这里出生了，由于长江产期后推，我用了二年的探亲假。来陪伴长江生产，在河边木板房的回面透风，又是冬天寒风吹得冷，床铺没有垫被，用书籍铺满了床底。在冬天坐月子。真是苦。
到了满月那天，还记得请刘万桔同学到家吃满月酒。那时家里太贫困了。
80年代，政策放开，中山路街面一片繁荣。烟，大米放开了。
五，回忆初中的故事
三明一中，学校的范围比较大，正门从红印山叉口上去几佰米是一中的正校门，后门是靠铝制品厂，土围墙相隔，一半同学都往后门进入校园，记得学校一条干涸的沟，这条沟除了文革深挖洞，广积粮留下的防空洞外，还有一处有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有一处类似庙的建筑物。施能抗老师带学生制药的工厂。我们同学去摘野菊花制成枇杷糖浆。
记得一操场，在教学楼旁边。印象太模糊了，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当年母校的样子。一些事，带着遗憾永远消失在记忆中了。
印象中的郑学海，在校办农场的72年元旦，他提问了一句，元旦社论的文章名称是什么?我还记得是在农场简易茅房打统铺开会问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梭，一晃就过去了40多年。再也想不起当初的模样。
吉口插队的日子
时光在不留意间过去了，今天能做下来回忆往事，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我从留下的7~80本的日记一页页翻过去，看到了当年的长城。仿佛火就在昨天经过的事情。
我把时光拉回到1972年的3月25日，我刚刚三明一中毕业，我16周岁就报名上山下乡了，经过市四个面向办公室批准。在校的应届毕业生统一分配到回饶，溪口，吉口等三个农场。条件属吉口农场较好。
1972年3月25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来到了吉口农场。安排在车头坑的农业二队，一起去的有潘文杰等人。
三明市吉口农场座落在三明和明溪交界处，306省道30公里处。农场由大吉溪、车头坑和场部组成。从事茶叶队、果队、养猪场、养鱼塘、农业队、机砖厂、养鸡场，拖拉机站等等经济实体。在70年代~90年代，农场很兴旺的。
最早一批知青是71年去下乡的。我是第二批，一起来吉口农场下乡的有潘文杰，李祥华，闵明星，小印尼，张振东，杜贺明…等人，后来又断断续续来了很多批知青。
第一年在车头坑的车二队，车头坑是靠明溪县交界的小自然村。一条吉口小溪，两边山峰。当地人基本姓邓，有邓声信队长，邓水珠，邓必成，邓水生，邓必阳，邓声宽，邱金超，吴文义等当地人。
车头坑早在58年就有吉口良种场的单位，后来合并到吉口农场。
当时的农场比去生产大队条件要好，农场每月发一次工资，每月杀一次猪，一人分一斤猪肉，有食堂，有医疗室，这些待遇在乡下大队没有的。
第一年，我和潘文杰是分配到农场的车头坑的农业二队。主要种植水稻，在山垅田种水稻，地点记得叫罗坑。队长叫邓声信，前二年过世了，到了农业队跟着老农出工，最高工分是10分工，我们知青评为5分工，一个工分是1角钱。第一年，国家补给知青每人每月8元，第二年就没有补贴了，那时候一个月十几元，每月用精光。记得第一个月，将饭菜票买了，剩余4元钱拿给了父母，是第二次拿钱给家里。第一次是在中山路的河边竹器社做学徒每月8元。…
第一点做过插秧，砍坢(用扁而弯的刀将田堤的草连根劈了)拔秧，挑秧，田间下肥，除草，有时用手在水里拔草，那时候，我的双脚被蚊虫叮咬得皮肤痒，抓破了皮肤，血都渗出，用田的泥巴盖上，…
每天清晨迎着朝霞，拿着锄头要走过一座小桥，到河对面的田间做农活，桥下的小溪叫做吉口溪，河水清纯见底，光肉眼可见和小虾，小鱼等浮游生物，可见70年代环境的纯洁。
我每天收工经过这条溪流，在夏日的季节，直接下河游泳，洗澡。刚去的时候是三月份种双季稻，早春的二月底就进入春耕的准备工作，从育秧到三月底插秧完。又进入了耙草施肥，打农药的阶段。
那时候，田里的水还是很冰冷，我学着他们把裤脚卷老高，咬牙齿光着脚丫，踏进了水田。感到刺骨的冷水钻心的疼。踏在松软的泥里，裸露的皮肤，接触冰冷的水，用木头装的铁质爬子，在田间的秧苗中间来回上下左右的抽动，泥土长的草被翻动浮了水面，原来清澈的水，一下子被挍黄了…，过了一些日子，稻田的秧苗长高了许多，拔节、抽穗、并开出了淡黄色的稻花。再过了些日子稻花结成了稻穗，由青绿色逐渐变成了黄色，形成了沉甸甸的稻谷。
夏天就要到了，进入的双枪。那个时候叫夏收夏种，因为这里的水稻是种双季稻的，早稻收割了，马上接着犁田、插秧、种晚季稻子。我割过谷子，插过秧，还晒过谷子。记得那时候，是吃大锅饭，统一做馒头。按各队的人头送馒头，做点心到田头，连茶水都做到田间。
选调三明市煤矿
选调，回城是所有知青的愿望。大家各显神通，各找门路，把上山下乡做为一个过渡的据点。我家父母文盲，没有社会背景。农场一有选调的名额，都被其他知青拿走了，到了1976年11月份，三明市煤矿招工了，知青嫌煤矿艰苦且危险，有着“男不进矿，女不进纺”的影响，都没有人报名去煤矿，我看到也是一个选调的机会。就报名，填表，下来调令。就这样来到了三明市煤矿。
记得去三明市煤矿报到的时候，要到列东长途车站坐三明开往建设的班车，为了赶早班车，也就提前一天，到母亲认识的一个木工，福州人，叫依建。在列东靠二中那一带搞建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走路到车站，乘6点多的到大田车，沿着老公路，从东霞进入富兴堡，盘山公路到了建设站，下车，再转车到永安槐南公社。建设到槐南是一路下坡的公路。
到了槐南，找到了煤矿，当时尚处在筹备阶段，煤矿的房子还在建设。所有住房，办公室，仓库都是租用当地人的房屋。
从各地招工来的有几个人，名字也记不得了。
1976年11月26日，
龙岩煤校
分配到将乐煤矿了
改制了，告别了煤矿
回顾从前的生活真是太苦太苦了。
未完待续。
关于1970年元旦社论原文和1969年元旦社论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