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古色古香的西安茶文化，以及西安旅游品茶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陕西的茶文化在唐代及唐代之前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江南茶文化的发展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起来看看。
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第一，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在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汉唐时期因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机遇陕西得饮茶风气之先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推断“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奏民10000户到蜀地。公元前316年时蜀人已开始种茶、饮茶，并将此艺能传授给迁入蜀地的秦人。
第三，陕西茶业历史悠久并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西北五省惟陕西产茶，陕西茶的主产地又在陕南的汉中等地，唐宋时期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
第五，唐代长安的宫廷茶文化辐射全国并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于天下。一般说来，中国数千年里皇权中心即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中心，总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领导全国。陕西长安作为大唐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
第六，法门寺唐代地宫系列宫廷茶具的发现是中国茶史划时代的事件
地宫茶具的文化质点是三教融合，较明确地体现了佛教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的相互沟通;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填补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为唐代茶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第七，因长安宫廷茶文化而出现的贡茶之制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肃宗至德二年陕南茶被选为贡品，这无形中培养了其的“精品意识”，刺激了茶农们培植名品的积极性。于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术、制茶技术、储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艺、产品包装的不断改进无不与贡茶之制有关。
第八，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唐代长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曾踏上丝绸之路风光过，曾领导饮茶新潮流潇洒过，曾进贡朝廷高贵过，曾为朝廷交换战马荣耀过，曾稳稳占领大西北市场霸气过……曾是全国最早的茶区和茶叶种植中心，曾是全国茶文化的鼎盛地区和传播中心。陕西茶业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陕西茶文化的起源
对于国人饮茶的起源，以往学者多据成书于战国至汉代间的《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之记载，将神农氏与茶叶联系在一起。但据陈文华等学者的考证，今本《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关于神农氏“得荼”或“得茶”解毒的记载，类似的记载晚至明清时期才出现，所以，以往的研究多属以讹传讹。此外，以往学者所常引用证明“神农氏得荼”的《淮南子》等书中也仅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的记载。目前看来，最早明确将神农氏与中国饮茶起源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称为“茶圣”的唐人陆羽。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七之事”中又引《神农食经》的“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为佐证，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
神农氏最早见载于春秋时成书的《周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以神农氏著称的部落，起源于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其部落活动的时段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7000年。据《庄子·盗跖篇》的记载，神农时代“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说明当时正处于母系社会。考古证明，宝鸡地区是仰韶文化遗存较丰富的地区，发现文化遗址700多处。其中，又以北首岭文化最为典型。从北首岭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和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墓葬制度来看，它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从时间和地域上判断，北首岭文化很可能是由神农部落所创造的。而考古工作者在当地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又可与《山海经》的神话互为印证。北首岭文化形态持续1000多年，后来的炎帝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时代，神农氏作为部族推崇的首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女性。
此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又有“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先秦以前的著作一直把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分开。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世经》将神农和炎帝神农氏合并记载，而将神农氏与炎帝视为一人。此后，古籍多把两者合称为“炎帝神农氏”。但经过笔者考证，发现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最早活动在陕西渭河流域的两种前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始文化。
《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这是关于炎帝生长地的最早记载。此外，《水经注·渭水》《路史·国名》也都记载炎帝长于宝鸡。《帝王世纪》又载：“神农氏，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华阳”和“尚羊”分别指今天陕西华山亦即秦岭之南及宝鸡市南神农乡常羊山。郭沫若先生指出：“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据此推测，第一个炎帝神农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在少典氏与有蠕氏家中诞生的。炎帝神农氏诞生时已属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孙的父系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这位神农氏及继承人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经济文化，功绩突出，被氏族尊为炎帝，尊号与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远古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首领殁后，其部落继承人都沿用同一个名号，从而有了“八代炎帝”的说法。传统的说法炎帝共八世，有240到300年的时间。何光岳先生则进一步判断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一位的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其他地方诞生的炎帝无疑都是他的后裔。第一代炎帝伊耆和第二代炎帝柱的故里在宝鸡，柱的后裔庆甲的故里在湖北，末代炎帝榆罔曾与蚩尤在涿鹿大战，此后，又在阪泉败于黄帝后，退往湖南。所以，笔者赞同张辉杰、路笛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炎帝始祖应为神农氏，而神农氏则是炎帝族早期首领的泛称。神农氏族的发展历程应为：神农氏(母系社会)—少典氏(父系社会)—炎帝族—炎帝神农氏。
通过上文的综合分析，我们可知“尝百草”“得荼”的人应是母系社会的神农氏，而不是少典之后的炎帝神农氏。由此看来，通过生活在陕西宝鸡地区的神农氏，陕西已经与中国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学者以往多系于巴蜀或云南。学者之所以忽视《淮南子》及《神农本草经》等书中神农氏在关中地区“得荼”的记载，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近代关中不出产茶叶，也不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不过，陕西在远古时期完全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地理条件。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史料记载加以分析。秦岭山麓作为茶叶的适生区，历史由来已久。《诗经》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等，都是描写古周原一带的诗句。这些诗句中多次出现的“荼”字，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明确指出：“荼”就是四季常青的茶，非苦菜一类的小草。《诗经》关于古周原一带“荼”的记载，应该是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其次，我们可以从气候变迁角度分析。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有竹鼠的骨骼遗迹，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关中气候温暖，具备茶树生长的条件。目前，在秦岭北麓终南山下还发现有几十株半米高的茶树。再次，我们可以从秦岭丰富的物种加以分析。陈宗懋先生《中国茶经》在论证“神龙架”为神农氏“得荼”之所时，认为“神农架包括茶在内有130多种药材，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但神农架的物种量与秦岭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秦岭已发现草药3291种，仅太白山就有640种。而且茶树所属的被子植物全国有291科、秦岭包括山茶科在内有188科，占全国的64.6%。陕西比神农架更具备神农开创人类茶文化先河的条件。因此，神农氏在陕西秦岭一带“尝百草”“得荼”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二、西周时期的陕西茶文化
根据《周礼》记载，西周宫廷设置“掌荼”官职，说明周王室已把茶事列为国礼，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茗饮之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茗饮之事”逐步由王室礼仪转而下移，关中地区的诸侯大夫甚至普通百姓之家都形成吃茶、饮茶的饮食习惯。
《诗经》中《大雅·绵》《诗·邶风·谷风》《豳风·七月》是古代流传于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大雅·绵》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诗句。其中，“堇荼”就是锦葵和茶两种植物混煮的茶食。《诗·邶风·谷风》也记载有“谁曰荼苦，其甘如荠”的说法。这里的“荼”，是指茶而不是苦莱。因为只有茶才会因制作方法或茶汤的浓淡不同，有苦有甘，苦菜的味不会有甘。而且在这两首诗中记载的植物、气候、风土人情、河流，都是陕西的事。如“泾以渭浊”“我有旨蓄”(储藏的腌菜和干菜)、“北风其喈”(疾貌)等。《豳风·七月》中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句，说的也是以茶为原料，煮作羹食。由此可见，早在西周时期，陕西地区的百姓已经把茶作为日常食用品。
西周时期，除了陕西本身已经出产茶叶以外，与周族关系密切的巴人也将其地出产的茶叶进贡给周天子，丰富了陕西茶文化的内涵。
“巴”，是一个古老民族之名。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此外，在《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路史·国名纪甲》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古代巴人在江汉流域立国的信息。对于巴国的疆域范围，《华阳国志》载为“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川北、陕南、鄂西等广大地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看，汉水上游地区的城固、勉县、安康等地曾出土了史密簋、虎妞镦于、青铜乐器及巴式剑、戈、矛等众多巴国文物。这就说明陕南的汉水流域在西周时期是巴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
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巴国的出产的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等特产，均需“纳贡”与周天子。对于巴国所出产进贡于周王朝的“果实之珍者”，包括了“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翦、香茗，给客橙、葵”。这段文字记述了巴国作为宗周的封国，把出产的茶叶等特产，作为贡品敬献朝廷的史实。《华阳国志》的这段记载，应是目前关于中国古代贡茶的最早记录，将贡茶的历史追溯到了西周时期。而该书中“园有芳蒻、香茗”的记载，证明巴国所进贡的茶叶属于园栽，而非野外天然长成，由此也可知巴人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人工栽培茶叶的时代。作为宗姬的巴国，是中国最早的出产贡茶和人工种茶的地方。而通过纳贡的方式，陕西茶文化的内容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陕西茶文化的传播历史
虽然陕西不是饮茶文化的发祥地，但与蜀地的饮茶文化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陕西茶文化的传播历史，一起来看看。
陕西茶文化的传播历史
(一)“秦人取蜀”推动了“茗饮之事”向全国传播
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茶》载：“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在此基础上，其进一步指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但根据上文所述，早在西周时期，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吃茶的风俗。此外，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巴国在西周时期已经掌握了园栽茶的技术，并将“香茗”等名茶作为贡品进奉给周天子。所以，将顾炎武所言理解为我国饮茶始于战国时代显然不妥。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前，中国茶叶的主产区应该仍在巴蜀地区。在战国诸侯纷争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流非常困难，尤其是巴蜀僻处西南一隅，茶叶及茶文化的对外输出基本无法实现。所以，据文意揆之，顾炎武所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当指自秦国取蜀之后，巴蜀地区所出产的茶叶才开始大量进入中原地区，饮茶的风俗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言。“秦人取蜀”在公元前316年，此后，巴蜀地区的茶文化与关中地区的茶文化之间的交流应该更为频繁和密切。而“茗饮之事”完成向全国的传播，应该是在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之后。
(二)唐朝中期在陕西开启了“茶马互市”的先河。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针对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作为汉唐时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及宋代以后的西北重镇，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是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唐朝的茶风鼎盛，其饮茶习惯开始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重要影响，吐蕃、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渐如唐人“一日不可无茶”。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尚无饮茶的习惯。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饮茶的习俗也开始传人吐蕃，吐蕃民族饮茶之风逐渐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与唐在赤岭(今日月山)、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处互市，双方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此外，在回纥帮助唐朝平定安史叛乱后，为了酬谢回纥之功并满足自身的战马需求，唐朝与回纥之间保持了长期的以唐王朝特产换取回纥马匹的贸易。在唐人封演所撰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回纥与唐朝进行茶马贸易的具体情况：“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此外，《新唐书》《陆羽传》亦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此可见，在唐朝输入回纥的物品当中，除了绢帛，茶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唐代长安与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
1 唐长安创造了最辉煌的宫廷茶文化 宫廷用茶在周代已有记载。到了唐代，统治者对茶事格外投入，将宫廷茶饮推向了极致。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以茶事展现大唐威震四方、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德、泽被群臣的风范。唐宫廷茶文化还创制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茶具。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共27件。其中，有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金银丝结条笼子、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专家一致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古老、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华贵的茶具，堪称国宝。它代表了唐代茶文化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印证了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2 唐代长安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由于隋唐时期国力昌盛，日本在这个时期曾经先后派遣了20余批次的遣隋使及遣唐使前往中国。日本在唐代之前尚不产茶，但在805年左右，日本的京都附近已经有茶树的存在，故学者推测大致在贞观四年(630)至805年之间，日本所派遣的遣唐使将茶籽带回日本，并最终种植成功。但真正将唐都长安的茶文化传播到日本的却是日本派遣到唐朝的留学僧。其中，又以空海、永忠最具代表性。永忠和尚在唐代宗大历十年(775)随遣唐使到达长安，此后其在长安居住了30年之久。在长安期间，永忠深受长安茶文化的影响。所以，其在805年返回日本后，不仅将茶种带回日本，更是将唐都长安的茶文化传播到日本。根据《日本后纪》的记载，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磋峨天皇“幸近江国滋贺韩畸，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司奏风俗歌舞。五位已上、并掾以下，赐衣被，史生以上、郡司以下，赐帛有差”。据日本学者小川后乐的研究，永忠为磋峨天皇所煎的茶是由其在日本栽培的优质茶。在磋峨天皇的推动下，永忠培育茶叶的方法得以在日本关西地区普遍推行。此外，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大师跟随遣唐使来到长安。而其在长安青龙寺学习佛教密宗教义期间，深受长安嗜茶风俗的影响。所以，在空海回国后，其一方面将从唐朝带回的茶籽分种各地。另一方面，他还将唐朝制茶的工具、技术，以及饮茶技艺等也带回日本。空海在815年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就有“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的记载。通过永忠、空海等高僧的努力，唐朝的茶文化在日本的寺院和上层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
3 唐长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饮茶之风俗 在唐代的中西方贸易当中，茶叶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国茶外销的贸易中心。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147年间，阿拉伯曾37次遣使来唐。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逐步接触饮茶之风。在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作者苏莱曼通过记述“关于印度、中国及其国王的情况”，对当时唐朝所出产茶叶也有所记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阿拉伯商人将茶叶向西传播。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自唐朝算起饮茶亦有千年历史了。
(四)陕西茶商在明代创造了中国茯砖茶的始祖文化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抓住中央政府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政策机遇，输茶于陇青，逐步垄断了西北边茶贸易。为了减小茶叶体积，方便长途运输，精明的陕西商人把茶叶制成茶块，运往西北地区销售。对茶再加工的过程中，陕西商人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制作工艺，特别是通过一道特殊的“发花”程序，专门在“砖块”中培养“冠突散囊菌”，俗称“金花”，有化腻健胃、御寒提神的饮用功效。因此泾阳茯砖茶一直受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与粮、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泾阳茯砖茶制作工艺上形成了“三不能制”的说法：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离了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经过多年反复摸索和试验，直到1953年，在陕西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经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才实现了在湖南安化砖茶厂所谓“移地筑制”的神话。
陕西茶文化的历史起源
至唐代,陕西茶进入辉煌时期。陆羽《茶经》记载全国茶叶生产情况时写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即今安康、紫阳、石泉、岚皋几县沿汉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留坝、勉县一带。———当然,陆羽对陕南茶评价并不高,那原因在于江南茶得其天时地利后来居上,中国茶业的重心也就是从唐代以后渐向东南倾斜。但陕南茶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新唐书·地理志》载:“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红枣……柑、枇杷、茶。”
陕西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自唐代始。据西安“清盛魁”茶行的传人回忆,他们家清代还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山南茶”的帐册,上面记有唐代名臣秦琼、尉迟敬德买山南茶的帐务。说明在唐代的陕西已有较成熟的茶叶市场,茶业的消费者不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有达官贵人。
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48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当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战略物资。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叶产区》一文言道:秦岭以南包括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总产量的30%。宋熙宁七年实行“茶马法”,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在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由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熙宁七年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朝廷每年购马11900匹之多。
宋代茶风旺盛，且盛行斗茶之风。汤色白,喜欢选用黑色茶盏以衬托汤色,便于评判胜负。由此可见,饮茶自然已成为山南人的普遍嗜好,且以斗茶为乐。
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马的国策。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茶法》90%的文字皆针对汉中茶和川茶。《明史》载:“用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0000匹。”100斤汉中茶可交换1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 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便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以茶易马更见其重要,对汉茶的生产成了当务之急。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全力以赴,有效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加之明王朝由于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打击,不得不废止“禁山政策”,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万历《陕西通志》卷8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陕南的茶叶产量在陕西大地震之前,“正额茶易马外,多开中以左公家,有至500万斤者”。
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率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是湖南人,见“汉茶”充斥大西北茶叶市场,有意提携湖茶,为湖南茶商争得一些份额。如左宗棠驻军的甘肃省,添设南柜,涌来大批南方商人。发展的历史机遇,重新占领了大西北茶叶市场,并转输鄂北、豫南。陕西茶业又有较大发展,仅兴安地区就达300万斤,合1500吨,其中紫阳一县的产出超过200万斤,合1000吨。
总之陕西的茶叶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西安有什么地方可以喝茶？
南门里紫金花大酒店那 有专门喝茶的地方 好像不太贵 具体价钱不太清楚呵呵
关于古色古香的西安茶文化和西安旅游品茶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