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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茂腔的不断发展
高密茂腔剧团自创建以来，有过闪光的历史，也有过不景气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大批优秀传统剧目重新出台，茂腔又一次焕发勃勃生机。剧团以“出新人、出新戏、提高艺术生产能力”作为深化剧团改革的指导思想，注重在“树”人方面下工夫，以保证茂腔事业后继有人。在艺术实践中开创“以戏带人、以人带戏”的创新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现代茂腔戏《盼儿记》的创作演出成功，可以说是艺术改革和二度创作的结晶，在高密茂腔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在专家和导演严格而耐心的指导下，演员们的艺术表演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新颖的表演手法和近乎完美的艺术创新在晋京演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博得了文化部领导、在京戏曲专家和首都观众的高度评价，剧团从此也掀开了茂腔演出史上崭新而辉煌的一页。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县文化局局长的刘福海和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李桂芳，为这台反映计划生育的现代戏的创作、演出、晋京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功不可没。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孙惠斌更是始终把这台戏抓在手上，亲自领队晋京演出。还有外聘的一些老艺术家像北京的陈坪（艺术指导）、胶州的姜立清（舞美）、潍坊的牟家明（编剧）、杨洪德（导演）、郭天民（音响灯光）、吴超凡（作曲）等都为该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尤其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艺德使剧团演员受益匪浅。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高密茂腔剧团以《盼儿记》晋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为起点，深化改革，开拓创新，连年创作排演了《根的呼唤》、《焦裕禄》、《瓜园情》、《公仆颂》等反映时代强音的茂腔现代戏，其中《根的呼唤》一剧获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并荣获九四年度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使得剧团在茂腔界异军突起，成果斐然，一大批青年演（奏）员脱颖而出，并屡次在省、市戏曲演员大奖赛中获得大奖。为增强茂腔艺术的生命力，扩大茂腔艺术领域，近几年，剧团又重新挖掘整理，精雕细琢，将《西京》、《寻儿记》、《罗衫记》等26出传统茂腔剧制作成VCD光盘全国发行，很受各地戏曲朋友的喜爱，为茂腔艺术的推广开了一个好头。谈到茂腔的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不能“老戏老演、老演老戏”，要出精品，出新人。剧团好不好，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于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戏剧精品，老戏老演不行，老演老戏更不适应形势需要。舒舒服服出不了精品，胸怀不宽育不出新人。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既要保持民族化，也要注重时代化、大众化，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戏曲要发展，一靠名品，二靠名角。必须大力实施精品战略和人才战略，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既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有了精品，还要有新人。只有以宽广的胸怀育新人，求贤若渴，甘当人梯，才能使一代又一代新人不断涌现，脱颖而出，茂腔的繁荣才有希望。当前，随着各级党委政府对文化的重视，一些扶持发展文化的文艺政策的出台，为茂腔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愿广大茂腔艺术工作者抓住机遇，珍惜荣誉，继续发扬求新求美的钻研探索精神，努力向上，精益求精，使茂腔这一独具特色的艺术剧种在祖国戏曲大花园中更加绚丽多彩，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优秀精神食粮。
茂腔的代表作有什么
茂腔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活跃在山东省东部的青岛、烟台、日照、潍坊等地区的几十个县市，被誉为“胶东之花”，曾有“肘鼓子”、“周姑子”、“轴棍子”、“正歌子”等名称，发展到后期被称为本肘鼓、冒肘鼓、茂肘鼓等。早期茂腔的唱词完全口语化唱腔单纯易学，伴奏乐器简单，易被市民、农民所接受。茂腔共有140多个剧目，较完整的有108个，代表剧目有“四大京”、“八大记”等。特别是《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罗衫记》等传统剧目，久演不衰，深受群众喜爱。经几代艺人的脑记口传和加工整理，茂腔也逐渐形成了传统保留剧目（看家戏），如＂四大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八大记＂（《罗衫记》、《绣鞋记》、《火龙记》、《金刀记》、《丝兰记》、《玉杯记》、《风筝记》）。茂腔传统剧目有100种左右，经常演出的有“四大京”：《东京》（《赵美蓉观灯》）、《西京》（《皮秀英寻夫》）、《南京》（《杜京郎寻父》）、《北京》（《于秀英求情》）：“八大记”：《罗衫记》、《玉杯记》、《绣鞋记》、《火龙记》、《金簪记》、《钥匙记》、《风筝记》、《丝兰记》等。其中《罗衫记》系根据《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改编的，人物形象丰满，剧情感人，常演不衰。1949年以后，演出的代表剧目有《罗衫记》、《锦香亭》、《花灯记》等。在百科找的，供你参考~
高密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密茂腔、扑灰年画、聂家庄泥塑、高密剪纸“四宝”，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五台山寺庙时何时修建的
早在东汉时，五台山已有寺庙建筑。相传汉明帝时，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中国传播佛教，来到五台山，见五座台顶围护着腹地台怀镇，其山形地貌与古印度释迦佛修行地灵鹫山十分相似，便奏请汉明帝在五台山修建佛寺。得到许可后，建起了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孚灵鹫寺，即今显通寺。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帝王的崇尚，五台山的地位被越抬越高。从北魏、北齐、隋唐至明清，寺庙日益兴盛。清代以来，喇嘛教传入五台山，五台山又新建了黄庙，这就使五台山成为我国惟一兼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佛教圣地。现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台内著名禅宗遗迹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殊像寺、罗目侯寺；台外著名的禅宗遗迹有南禅寺和佛光寺。这些建于不同时期的寺庙，或古朴苍劲，或雄伟壮观，或重楼深阁，或构造奇巧，使风光绮丽的五台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成为众多游人、香客的向往之地。 作为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底蕴，千余年来业已形成自身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脉与兼容并包的文化生态。 尽管至今还未有人给五台山文化进行过十分明确的学术定位，但我们可以大致说，五台山文化是一种在环五台山地区逐渐形成、延续千余年并波及到世界“佛教文化圈”的、以佛教文化 为主干的、以文殊道场和“青黄并存”为标识的、兼具自然价值与人文价值、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物化形态与精神形态的区域文化。这种区域文化既彰显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站在学术角度，系统整理和研究五台山文化，深入挖掘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并创造性地将其进行现代转换，使之不断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对于区域文化的重构，对于先进文化的建设以及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现代意义之一：五台山佛教文化是考察中国佛教历史的活性标本，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形载体。 佛教文化是五台山最鲜明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标识。五台山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内蕴深厚、影响巨大，在千余年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与其他佛教名山相区别的鲜明的文化特色。择其要者，一是五台山被汉藏佛教徒共同确认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大乘佛教里，文殊菩萨是助佛弘法的首席菩萨，主司智慧。所以，五台山又被当作“智慧山”。仅从敦煌石窟最大的壁画“五台山图”及“新样文殊”中即可领略历史上五台山文殊信仰之盛和它在佛教徒心目中所占的特殊位置。二是五台山是中国惟一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处一山的、“青黄相连”的佛教名山与“皇家道场”，数百年来在促进和调节汉、藏、满、蒙等多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三是五台山佛教虽未独立地开宗立派，但却以兼容并包的文化胸怀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容纳过中国佛教各宗的弘传，中国佛教的兴衰在五台山上都留有深深的印痕。五台山佛教文化的连续性、完整性及其丰富内涵在中国佛教文化中极具代表性。正如任继愈先生指出的：“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多方面都可以在五台山佛教文化的范围里体现出来。”可以说，五台山佛教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佛教史。 现代意义之二：五台山佛教艺术表现出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与审美价值。 五台山荟萃了历朝文物古迹，融汇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地佛教、民间宗教、儒教、道教和晋文化之精华，在佛教寺庙建筑、雕塑绘画、佛教音乐等方面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宝库”、“中国宝塔艺术展览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和“中国佛教音乐奇葩”，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笔宝贵的遗产，至今仍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佛教艺术长廊里大放异彩。 现代意义之三：文殊智慧提供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哲学视角和价值参照。 文殊智慧构成了五台山佛学中最具形而上意味和最富有文化特色的部分。文殊智慧概括起来讲，主要就是般若空慧和不二中道，这种所谓“无漏”的佛地智慧在含义上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言的常识智慧，其中包含着许多唯心主义的杂质，但它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以及对待诸矛盾大而容之、圆而通之的精神，在当今社会里仍然富有启发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从文殊的智慧精神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从中衍生和转换为现代人所需要的生态智慧、道德智慧、和平智慧、和谐智慧和心理智慧的话，那么，最古老的东方智慧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现代意义之四：“五台运动”、“冰缘气候”使五台山具有了特殊的地质学价值与生态学价值。 正如学者杨茂林所总结的那样，五台山地区是地质学上的五台群和五台运动的命名地。其中，五台群是研究中国早前寒武纪地质的经典地区之一；滹沱群与著名的天津蓟县剖面对比研究在中外地质界有广泛影响；五台运动与全球同一时期的造山运动有可比性，对于研究大地构造单元和地球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五台山的夷平面最为典型地记录了山地抬升的历史，成为地文学上北台期夷平面的命名地。另外，五台山第四纪晚期以来古冰缘和现代冰缘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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