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朋朋 编辑 | 范志辉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经过一个多月的舆论发酵，《听我说谢谢你》可谓街知巷闻，已经没有人能用正常语调念出这两句歌词了。
最近，歌曲的原作者李昕融一家又在抖音上清唱了这两句，随后就这首歌“频繁地被用在不合适的场景”、“造成很多人的反感”而道歉，恳请大家在合适的场景使用这首歌。
在被质疑“蹭热度”之后，李昕融的父亲发布了一个不露脸的视频表示，作为一个音乐家庭，他们不想蹭这样的热度，只是想“保护孩子、保护这首歌”。
随后，李昕融的父母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表示，很多人在视频下@他们，表示这首歌“好恶心”，称它为“本月最难听歌曲”，私信他们说“快把这首歌下线”，对不当行为的厌恶早已转移到歌曲半身，称歌曲为“万恶之源”。
从“心头一暖”到“心头一颤”，《听我说谢谢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寻本溯源，《听我说谢谢你》最初发行于2019年教师节前夕，由周兵作词、李凯稠作曲，10后歌手李昕融演唱。
当时，李昕融小朋友很喜欢自己的班主任，便请求她的爸爸李凯稠写一首歌曲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在歌曲的MV中，也邀请到了李昕融的老师出镜。
李凯稠便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想要完成一首童声版的《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的大视野、大情怀显然不适用于儿童，而童声版的《听我说谢谢你》就选择更为直白的表达“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让孩子能有一首歌曲表达感恩之心。
歌曲甫一上线，就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歌曲旋律简单、信息量小，以感恩为主题，却不设置具体的歌颂对象，进一步扩大了歌曲的适配场景。同时，在如今的短视频平台上，本身就鲜有针对儿童的音乐作品，而儿歌《听我说谢谢你》就恰当填补了这一空白。
所以，这首音色甜美、主题正能量的儿歌很快就打破了圈层，被大众所接受。短短几天，歌曲的使用量就超过了一百万。只不过，那时小朋友多用这首歌给下班的父母献上一段手势舞，氛围轻松温暖。
只不过，谁也没料到这首歌会在三年后成为“新时代酷刑”。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后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网友们用这首歌感谢防疫人员和志愿者，后来李昕融的妈妈樊桐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当时整个武汉都在唱《听我说谢谢你》，当时在抖音上天天刷……包括新华社、人民网，所有的视频里都是昕融在唱这首歌，当时真的很温暖人心”。
结合歌曲的作品质量以及广泛的传唱度，《听我说谢谢你》成功入选中国音乐节协会主办的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的2020年度优秀歌曲。
但在2022年春天，一批同质化严重的短视频出现在互联网平台上，幼儿、儿童站在核酸检测的队伍前，跟着音乐跳手势舞，表演者的千篇一律与医护者的疲态和无奈形成对比。这类视频越聚越多，《听我说谢谢你》的使用人数超过1118万，而同名话题的视频播放次数则达到了20.6亿。
很快，《听我说谢谢你》成了很多人的反感对象，医护人员也不得已发声“求求各位家长，别让孩子再来跳舞了”，一方面扰乱了核酸检测现场秩序，另一方面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下，手势舞已经成为另一种负担。甚至许多官方媒体都下场呼吁“别把‘战场’到‘秀场’”，“做完核酸，麻溜走人，不要跳舞”……
最终，人们对歌曲的不满，指向了创作者。
在这个春天，大家都对《听我说谢谢你》PTSD了。一首普普通通的儿歌，何以至此？
大家对于《听我说谢谢你》的不适感，最初是一种情感带入下的“尴尬”。面对儿童在核酸检测现场跳舞的视频，许多网友瞬间梦回在家庭聚会上被父母强迫表演个节目的童年，“脚趾抓地”成了许多网友的共同情感体验。
然而，共情以后带来的“尴尬”，还远不至于令网友集体抵制这首歌曲。更深层的价值对立，才是网友厌恶歌曲的关键。
即便将场景移至核酸检测现场，家长们此举的目的还是让孩子表演个节目、炫耀孩子的才艺，这样的行为是属于“家庭”这一场域的，讲求的也是轻松、愉快；而集体核酸检测是属于“集体”场域的，讲求的是高效、严肃。
行为与场景的不适配，也就造就了价值的冲突。“个体”与“集体”的对立、“轻松”与“高效”的对立，让网友在尴尬之上更生出抵制与反感的情绪。再加上，对感染风险、作秀之嫌的诘问，公众的不满情绪需要一个窗口，而在缺乏思考的无差别攻击下，创作者就躺了枪。
事实上，歌曲的创作和传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歌曲由李昕融一家创作并演唱后，进入流媒体平台。随后，歌曲如何传播、如何被诠释和解读、歌曲内涵有哪些延伸，实际上都不是创作者所能左右的。换言之，歌曲在“二创”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该由创作者担责。
在为歌曲的不当使用而道歉后，李凯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宁愿这首歌没有火起来”，但是“不后悔写了这样一首歌”。创作者一家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表示歌曲本身不存在问题，是滥用歌曲的错。
然而，李凯稠本以为回应可以平息针对家人的网络暴力，却依旧不乏网友指责这一家人在歌曲热度下降时出来“蹭热度”。对此，樊桐舟觉得十分无奈，“互联网就是这样，每个人看到的内容、理解的方式都不同，作为作者只能接受。”
巧合的是，在道歉视频发布当天晚上，航天员王亚平在太空中唱了《听我说谢谢你》。许多主流媒体转发了演唱的视频，使用的标签是#听我说谢谢你的正确打开方式#。
樊桐舟在采访中表示，这是对歌曲的一种帮助和鼓励，对于他们一家而言是“一剂强心针”。这一刻，这首儿歌冲出地球、走向宇宙。在高国民度的大事件的加成下，民族自豪感终于给在舆论漩涡中的《听我说谢谢你》带来了“庇佑”。
“相当于把这首歌扶正了。”樊桐舟说。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在这个时代，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
在他看来，在电子媒介勾画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都在娱乐化的倾向中稍纵即逝，很快就将被引人入胜的球赛和音乐会所取代。在这样的环境中，媒介不再提供信息，而是提供情绪。
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国民性议题面前，我们应当很欣慰地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理性的回潮，没有像波兹曼的预言一样用娱乐消解苦难。从《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带来的质疑，到全民叫停一场载歌载舞的抗疫晚会，当娱乐化的内容裹挟在更为严肃的社会性议题之中，网民们自发地调整了注意力的分配，将关注点放在更重要的内容上。
然而，这种理性始终还是有限的。公众很快就将一切推向另一个极端，对《听我说谢谢你》的创作者提出了荒谬的“道德要求”。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93年的民众对摄影师凯文·卡特作品《饥饿的苏丹》的质疑。
人们痛斥凯文没有将饥饿的女孩从秃鹫的口中拯救出来，痛斥这个摄影师冷血、见死不救。即便凯文多次公开解释秃鹫没有攻击小女孩，在按下快门键后秃鹫随之飞走，小女孩也跟着前来领取救济粮的母亲回家，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终于，在作品问世一年后，凯文选择烧炭自尽，结束了这些猜疑和指责。
虽然《听我说谢谢你》的影响和结果远不及《饥饿的苏丹》来得残忍和令人难以接受，但是本质上他们都揭露了一个事实，作品一旦出版发行，它便脱离了原作者而存在。它被误读被滥用，其实都与原作者无关，但是原作者却需要对“正义的舆论”负责。
《听我说谢谢你》无疑是幸运的，因为王亚平唱过，就证明了它肚子里到底有几碗粉。
其实，《听我说谢谢你》只是一首儿歌，罪不至此。从创作者、演唱者到跳舞的孩子、拍摄的家长，某种程度上，大家的行为和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在短视频的信息流里，所有人都被裹挟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