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节不稍亏歌词是什么意思，编制意味着什么？
在事业单位，有编制和没编制的区别可大了。
首先，有编制意味着稳定，在没有特殊情况发生的前提下，意味着你可以在体制内做到退休，退休后还有退休金等生活保障。
如果你没有编制，说不定哪天合同结束后单位不跟你续约就没有工作了。就算你能在单位里做到退休，退休后的待遇也会比有编制的同事差很多。
第二，有编制意味着可以享受当地事业编制工资，享受财政拨款。而且有些事业单位年中、年终还会有一些奖金。通常情况下，能够在事业单位有编制，工资收入在当地基本上可以过上小康生活。
如果你没有编制，通常情况下是不能跟有编制的同事同工同酬的。比如奖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绩效工资之类的。还有一点就是没有编制的人是没有职业年金的。
第三，有编制可以评职称，可以升职加薪。比如在学校里，你往行政方面发展的话，有可能当个科长、校长之类的。如果往教学方面发展，也可以评职称，比如讲师、副教授、教授等级别。不同的级别待遇也不同，退休后能拿到的退休金也不同。
如果你没有编制，那基本上就是合同工做到退休了，学校里也可以评职称，但是现在一些学校是评聘分开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评这个职称，但是学校不一定会聘你。
第四，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福利：分房。有编制的职工是有机会分到福利性住房的。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都有可能买不起一套房，但是有编制的职工就有机会分到经济适用房。
比如在我们海南，房价那么高，光靠工资是很慢买得起商品房的。但是能分到经济适用房，那就可以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举一个例子，三亚的房价现在差不多30000元一平。几年前，我在三亚一个在学校里当老师的朋友拿到了经济适用房，价格只要不到6000元一平。一套100平的的房子只要60万，首付三成也就18要，用公积金贷款25年，他每个月的公积金都够还房贷了，一点压力都没有。
总之，在体制内有编制和没有编制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要不然怎么每年都有那么多人去考编制呢。
但是，@小城海口 认为：人生的路有很多条，体制内的工作也许好，但不一定适合你。体制内的工作也许再外人看来很体面，但你也可以在其他岗位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历史上的高俅和蔡京真是奸臣吗？
《宋史》中，蔡京名列《奸臣传》，可谓货真价实的奸臣。高俅在《宋史》中没有立传，事迹散落在其他的传记中。根据高俅生前的作为，虽然也有劣迹，但“大节不亏”，似乎不够奸臣条件。或者说，高俅的“奸臣”含量远远不及蔡京。然而，在《水浒传》中，这两人却恰好反转，高俅是十恶不赦的大奸臣。蔡京虽然也被当做奸臣刻画，却没有高俅坏。那么，历史上的高俅蔡京，与小说中的形象有哪些不一样之处呢？
高俅究竟是如何发迹的《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高俅出场。施耐庵是这样介绍这位大反派的：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
以施耐庵的说法，高俅就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这等样人自然不会干什么好事了。所以，“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虽然如此，高俅倒也没有干过什么十分恶劣的坏事，只是帮着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干那些风花雪月的勾当。因为这件事情，高俅的父亲却到衙门告了自己儿子一状。因为父亲告儿子，事情就被放大了，开封府便将高俅脊杖二十，驱逐出城。可见，高俅年少时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只是因为做了“浮浪”之事而已。
施耐庵这样写，原因还是没有历史凭据的缘故，因要为后文做铺垫，所以，才有这样的文学虚构。《挥塵后录》中记载，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高俅为苏东坡小吏。后来，苏东坡把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王诜。这天，端王赵佶在早朝时问王诜借篦刀整理头发，看中了那把精致的篦刀。小王都太尉便说，这样的篦刀刚刚做了两把，还有一把未用，晚上让人送过来。
小王都太尉所遣之人，正是高俅。于是，便发生了《水浒传》中的故事，高俅因蹴鞠功夫了得，被端王留下。几个月后，端王继承皇位，是为宋徽宗。
《挥塵后录》继续说：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邪？宋徽宗登位后，高俅很快得到升迁，职位超过了同僚。高俅升官速度很快，大概引起了同僚的不满。于是，宋徽宗说：“你们有高俅那样高超的球技吗？”当然，宋徽宗所说的“脚迹”并不一定指的就是蹴鞠，而是高俅具备其他人没有的履历。
《挥塵后录》为后人辑录的史料，也难免自相矛盾之处。这部典籍同时说：“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高俅并不是《水浒传》所写的那样，一夜之间就升到了殿帅府太尉，而是经历了二十年的磨砺，才坐到殿前司这个位置上的。这样的“脚迹”，大概是很多大臣所没有的。
至于施耐庵说，高俅的父亲曾经将他告到了开封府，估计也是没有的事。《挥塵后录》中，提到了高俅父亲的事情，是这样讲的：“父敦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進士，直赴殿試，后登八座。子姪皆郎，潛延閣恩倖无比。”高俅的父亲叫高敦，因高俅而重新做了节度使。哥哥高伸与因此得到直接参加殿试的机会，高中进士。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件事情在高俅身上也得到了体现。蔡京则更是如此，一人得势，他的几个儿子蔡攸做到了领枢密院事，担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蔡翛则做了礼部侍郎、镇江留守，其余如蔡眦、蔡袺等都在朝为官。蔡钘做了宋徽宗的驸马，蔡鋆是杭州知府，据说，被义士武松所杀。仅以此相比，蔡京的奸臣含量远比高俅要大。
由此观之，施耐庵虽然对历史人物进行了艺术加工，但基本事实还是有史料可查的。
高俅知恩图报，大节不亏北宋末期，吏治腐败，高俅、蔡京等发迹，惠及家人，《水浒传》对此也做了深刻的揭露。比如，高唐州太守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大名府留守梁世杰、江州知府蔡九，等等。这样的文笔，则是施耐庵对宋徽宗的抨击，同时，也把高俅、蔡京列入了奸臣行列。
高俅的升官是因为蹴鞠，蔡京的得道，却与高俅很有点相似。《宋史·奸臣传·蔡京》中说：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是熙宁三年进士，担任过钱塘尉、推官，起居郎等不大不小的官职。宋徽宗继位后，蔡京出任江宁知府。徽宗喜好书法，命童贯四处收集名人字画。蔡京投其所好，把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都献给了童贯，并在其中评点，夹带自己的观点。
“童贯凡所书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谕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这便是《宋史》中记载的蔡京通过投宋徽宗所好，一步步位极人臣的过程。
高俅虽然也是因为一技之长得到玩乐皇帝的赏识，但却曾为“使相”，在西北将领刘仲武帐下为监军。童贯、刘仲武在边境打了不少胜仗，高俅此时也在军中，应当立有边功。后来，高俅极力推荐刘仲武的儿子刘錡，算是对刘仲武的报答。高俅其实也没看错人，刘錡后来成为南宋抗金名将，《宋史》称他与张浚、岳飞、韩世忠齐名。
高俅最后能成为殿前三司统领禁军，大约与其边境建功有关。而高俅做了高官后，不忘苏东坡的举荐之恩，经常照顾他的家人。《挥塵后录》说：“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給养，问卹甚勤。”
高俅对待刘仲武、苏轼的家人，是其知恩图报，这样的为人，也大有可以称道之处。
蔡京则不然，《宋史》说他：“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从这一点看，蔡京比高俅坏得多，是名副其实的大奸臣。
靖康元年，童贯、蔡攸、蔡翛策划宋徽宗南渡复辟，命高俅率领三千禁军随同南下，镇守泗州断后，阻止朝廷追击。“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於牖下。”
《纪事本末》中说，宋徽宗到了南京，便不愿意前行。童贯命放箭射杀御驾卫士，裹挟徽宗渡过淮河，继续南奔。
高俅父子兄弟在傍，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侧，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愤。
这部典籍称其他人为“贼”，高俅却不在此列。可见，历史上也多有对高俅正面评价者。
高俅没有继续追随宋徽宗复辟，而是托病返回了汴京。大约是高俅回京，宋钦宗得知了太上皇的复辟阴谋，立即采取措施，诛杀了童贯、蔡攸、蔡翛、梁师成等人，高俅则在靖康元年时，病死在家中。史家评说高俅“大节不亏”，应当与此有关。
宋徽宗让位后，蔡京立即被谪贬。而他的儿子们却为了挽救蔡氏集团，策动道君皇帝复辟，引发帝争，在金兵大举南下之际，分裂朝廷，可谓十足的乱臣贼子。
高俅在《水浒传》中的表现《水浒传》头号奸臣无疑就是高俅，此人一做大官，便开始陷害忠良，王进、林冲两大禁军教头都被他逼走。
蔡京的之奸，施耐庵以“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进行了抨击。据《大宋宣和遗事》说：
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
施耐庵据此记载，写了“智取生辰纲”这个精彩的故事，引发了梁山好汉大聚义。而在此前，又以杨志的故事，隐喻“花石纲”事，这件害民之事，也与蔡京怂恿宋徽宗极尽享乐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宋史·奸臣传·蔡京》没有提到生辰纲这件事，但却说蔡京“既贵而贪益甚，已受仆射奉，复创取司空寄禄钱，如粟、豆、柴薪与傔从粮赐如故，时皆折支，亦悉从贞给，但入熟状奏行，帝不知也。”
高俅也有贪婪的记载，《靖康要录》说，高俅借禁军营私，“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
高俅虽然没有正史传记，但却可以从很多史料中找到他的历史遗迹。《靖康要录》的这段记载，大概也是施耐庵把高俅写得很坏的一大缘故。
同时，有观点称，高俅管辖着禁军，却不操练部队，在军中大搞文娱仪仗以取悦皇帝，导致战斗力下降。这样的军队在后来的汴京保卫战中不堪一击，高俅也是导致靖康之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这一点看，高俅便是铁杆奸臣了。
不过，按照北宋后期的军事体制，高俅是没有禁军调配权的，能够调动军队的，是枢密院。所以，高俅不可能调动军队保卫京师。而《水浒传》中所号称的八十万禁军，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可能有的事情。王安石变法后，为了节省军费，禁军被裁减了至少一半，而且，很多部队都被分派到各地，或者戍边。童贯裹挟宋徽宗南渡时，高俅手下也就三千兵马，还得受到童贯的节制和指挥。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中，讲了一件高俅调兵的事情。当时，为了给高廉报仇，高俅选呼延灼为将，“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颍二州，调取韩韬、彭玘，火速赴京。”后来，还有会同枢密院一起商议军机。调兵马得通过枢密院，发兵也要这个军事最高机关同意。
而且，禁军比较分散，将领手中并无多少兵力。靖康元年正月，“靖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督泾原、秦凤兵入援。”这支勤王援兵有多少人马呢？三千！
《水浒传》中，讲到祝家庄、曾头市拥有私家武装，这便是北宋当时军事建制的真实反映。除了禁军、厢军外，大量的征用乡兵、番兵作为军事补充力量，参与戍边、御敌等军事行动。这些私家武装，最终演变成“某家军”，严重威胁到了王朝的安全。童贯挟徽宗南渡时，便拥有几万属于自己的部队“胜捷军”。这也是宋高宗斩杀抗金大将，夺回兵权的重要原因。
因而，让高俅承担靖康之难的责任，似乎不太公允。
《水浒传》暗中赞了蔡京蔡京在正史上比高俅坏很多，但在《水浒传》中却比高俅好得多。怎么讲？
晁盖带领人马下江洲救人，黑旋风李逵一路砍杀，伤了无数百姓。梁山人马撤退后，蔡九知府便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现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
病大虫薛永打探消息，给宋江报告了这件事情。还说，原来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
这是明显在为蔡九知府辩解，施耐庵非但没有黑蔡京的这个儿子，还把他立即清理死伤官军百姓，迅速申奏朝廷的事情特地点了一笔。在吴用打破大名府时，施耐庵再次写到了相似的情况。
吴用带兵打破了大名府，梁山好汉进城后，吴军师派了两路人马去杀梁中书、王太守的一门良贱。战斗结束后，梁中书回到家中，发现一家人死伤殆尽。书中却并没有过多描写梁中书为此伤心，而是“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
战后立即做善后工作，很快统计了伤亡人数，还特地把百姓的伤亡情况摆在优先地位，这与梁山泊的滥杀无辜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施耐庵为什么这么写呢？
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在反映北宋熙宁以来的党争历史。书中的高俅是新党，蔡京则是旧党。虽然，蔡京掌控朝政后，打着新党的旗号搞阴谋祸乱朝政。但是，蔡京当政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社会救助制度。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制为古代所罕见，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等遍及全国各地，惠及民众。在蔡京手上，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其成果远超历朝历代。
上面讲到的《水浒传》中的两则故事，便是蔡京推行社会救济制度的反映。梁山打下的其他州府，施耐庵便无此一笔。
施耐庵著书尊重历史，评价人物比较客观。虽然高俅比蔡京还坏，却是因为高俅更多的事迹并不见诸历史，文学虚构的空间很大。蔡京却因为有此亮点，施耐庵暗中点赞，也是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了这个大奸臣。
可惜的是，《水浒传》仅是一个残本，高俅、蔡京在七十回后还有没有故事呢？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我想，以施耐庵严谨的创作态度，肯定也会基本遵循历史，给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结局。
正如上面几处所提到的高俅、蔡京的事迹那样，公元1126年，高俅在汴京家中去世。因为他没有继续参与宋徽宗复辟，得以全身而退。蔡京则在同一年作为“六贼”之首，被宋钦宗“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
《水浒传》中，以宋江在九天玄女庙见到“二龙戏水”的细节，隐喻了宋徽宗镇江复辟的历史。那么，从泗州托病而回的高俅，是不是也会被施耐庵据实写进书中，从而反转了这个人物呢？
以班固的视角写一篇对苏武的人物短评？
班固对苏武是崇敬的赞许的，曾说过苏武“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
写文字数行，以飨读者：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 ，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
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有笳声，入声痛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
如何评价在卢沟桥事变中国民党西北军第29军的表现？
2017年7月，在纪念七七抗战80周年之际，我给《国家人文历史》写过两篇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文章，比较熟悉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纠缠、压迫，冀察地方实力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临走之际，特别叮嘱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对日交涉，凡是有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拒绝。”卢沟桥风云变起，宋哲元觉得事态不至扩大，指示秦德纯“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蒋介石判断战争不可避免，当即电告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矣。”然而，宋哲元却另有打算，如果引发大规模冲突，苦心经营数年的冀察平津地盘难保不失，遂由秦德纯出面婉拒中央军北上，且又不顾蒋介石一再劝阻，擅自和日方展开和平谈判。天津市长、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出面与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
7月26日，完成既定部署的日军露出庐山真面目，分兵进攻廊坊和北平广安门，宋哲元幡然醒悟，下令全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可惜一切为时已晚，中国军队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陷于敌手。宋哲元撤离平津，南下保定坐镇指挥，“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临别之际，张自忠含泪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德纯只好劝勉：“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
8月初，张自忠认识到对日交涉实属与虎谋皮，在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形势下，无任怎样虚与委蛇，冀察地方都不可能恢复战前的模糊空间，毅然登报辞去所有职务。后在外籍友人帮助之下，秘密离开平津是非之地。
总的来说，第29军高层在对日态度上是存在分歧的，有人主战，有人主和。宋哲元一心维持半独立局面，试图圆滑地夹在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求得华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宋哲元有着一颗爱国之心，大节不亏，他说过“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第29军中下级军官及广大爱国官兵抗日态度坚决，打响了全面抗战第一枪，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平津失陷之后，宋哲元充分认识到自己犯下大错误，主动请求南京处分。事已至此，蒋介石倒也好言安慰：“兄等离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
1938年春，宋哲元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他致书勉励官兵“勇往直前，努力杀贼，抱着我作牺牲者，人作成功者的决心，向前迈进，宁死不当亡国奴，必操最后之胜利”。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享年55岁。
苏武牧羊这首诗的意思？
苏武留胡节不辱。”总起。“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痛心酸。”描写的是苏武在北地的苦难经历既是环境描写，也刻画了人物坚贞不屈的心理。 上一部分主要是通过类似旁白的口气，即以其他人，比如我们后来者、观众的角度，来刻画苏武的羁留北地，穷且益坚。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在北海边，但他的气节始终不受到侮辱。北海的气候很恶劣，冰天雪地，苏武在那里放了十九年的羊，渴了抓一把雪、饿了就吞食身上的（羊皮或牛皮）衣。（他的）心里始终不忘汉朝的社稷和自己的责任，代表着使臣身份的符节上的牦牛的尾毛（装饰用的）都掉光了，（他）还是没有回来。虽然吃了很多的苦难，他的心志有如铁石一样更加坚定不移。只是晚上听到草原上独有的笳声，心里会因为想念家人而感到难过。”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这里主要是环境描写，冬天来了，大雁南飞，南边，即是汉朝的方向；苏武看到这一幕，想起了“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 ” 下一部分，从苏武本人的角度，写他所见，所想，所感。 “转眼间，冬天来了，一群群的大雁，都朝着大汉的方向去了。（我的）老母亲头发已经白了，也盼着我回去。妻子夜夜守着空床等我回家。半夜里入睡以后，是谁梦到了谁呢？但是不管怎样变化，作为汉朝的使者，大节是绝对不能亏欠的。（我）必定要让匈奴人心悦诚服，向汉朝的威德臣服。”
恭亲王奕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鸦片战争后的满清就像一条破船，也像一个百病缠身的患者，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原来的那个诛杀闯王，荡扬州，平三番，扫准格尔那个牛气哄哄的大清不知道哪里去了。
大清的后半生就是割地赔款的命。不管谁来挑战，只一个输字相陪。
可是，就这么一个面黄肌瘦的病秧子，一艘风雨飘摇的破船，居然在四面楚歌中苦熬了几十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出现了回光返照，整出了“同治中兴”，让世人看大了一个雄起的大清，这要归功于一个人——恭亲王奕忻。
恭亲王奕䜣，道光的第六皇子，人称“鬼子六”。他是咸丰的弟弟，虽然曾经与皇帝宝座擦肩而过，但却是大清慈禧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从咸丰到光绪，大清的每一次风雨历程，都留下了这位王爷的坚实脚印，卧薪尝胆、忍辱负重。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英法美欲壑难填，希望更多的口岸向他们开发，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使他们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合法化。
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天津，清朝政府代表桂良被迫和英法签订了城下之盟：《天津条约》。消息传到北京，身为都统的奕䜣旗帜鲜明反对开放长江口岸，并建议武力维护大清主权。
英法联军于1860年8月又逼近天津。9月18日，咸丰帝亲信怡亲王载垣等人拘留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等26名和法国人13名，并对他们加以虐，授人以柄，八国联军凶相毕露，加快向北京进攻。 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咸丰帝逃往热河，留下奕䜣收拾烂摊子。
恭亲王奕䜣受命危难无怨无悔，明知道那样的情形下，没有话语权，但死马当活马医。在强敌压境之下，奕䜣忍辱负重，和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条约虽然丧权辱国，但奕忻在谈判时所展示出的风度与不卑不亢，给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后，奕䜣上奏以没有保护好圆明园和没有能减轻大清损失为提出由引咎辞职。咸丰考虑到奕䜣在千难万险中和洋人周旋，体谅苦衷为由免于追究。
恭亲王作为一朝重臣亲身经历了技不如人，处处挨打、弱国无外交的屈辱。痛定思痛。年轻气盛的恭亲王下定了洋为中用、富国强兵的决心，奠定了变革图强的思想基础。
雷霆之力、力挽狂澜咸丰十年(1860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办公。
做出这一重大决定的正是恭亲王奕䜣。这个衙门专办理和各国的外交事务，文祥、桂良和奕䜣任总理事务大臣。 由于总理衙门的设立，奕䜣总揽了清朝外交大权, 以后扩展到通商、关税相关事务， 间接控制了朝中的财税大权。
而在此时，以肃顺、载垣为首的几个重臣则在热河那边组成另一个权力实体，掌握着朝中的行政权力。 北京和热河戏中有戏，一幕一幕跌宕起伏。
可是戏中的主角咸丰奄奄一息，到了谢幕的时候。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病入膏肓的的咸丰帝死于承德，临终选定了叶赫那拉氏所生皇子6岁的载淳为接班人。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单上没有奕䜣的名字。
而咸丰的皇后慈安和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在文件上“盖章”的权利。
咸丰驾崩了，他死后，这场宫廷暗斗才刚拉开帷幕。殊不知，一场政变已经在酝酿之中.。肃顺嚣张跋扈，意欲把持朝政铲除慈禧，恭亲王奕䜣以奔丧为名来到热河，调兵遣将，力挽狂澜，铲除肃顺，保证了大清政权能够延续，没有落入外人手里。
这次政变后，奕䜣荣升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奕䜣踌躇满志，决心大展宏图，让大清脱胎换骨。
兴办洋务，与时俱进奕䜣大展宏图的依托就是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作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事实上成了和军机处平起平坐的军国大政决策机构。奕䜣兼任总理衙门的掌门，更让它如虎添翼。
总理衙门从一个纯粹的外交机构，演变为统揽通商、海防、关税事务的权力机构，后来又它的管辖权力延伸到建筑铁路、矿山、轮船、军火部门。
奕䜣划时代的贡献，就是在他主政总理衙门三十年间，与欧美建交，建立商务外交关系。在 新加坡和日美设立领事馆。中国在列强眼里，由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蛮夷和乡巴佬，变成了国际社会一个成员，被它们所接受。
奕䜣的贡献还不止这些。教育改革。引进先进技术，兴办近代企业，兴办实业，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建造兵工厂。经奕䜣兴办的军工企业20多家，遍布10几个省区。 1862年，第一个不同于封建八股教育的同文馆成立，馆内开设了天文、数学、化学、国际法，生理、物理，外国历史、地理等多门课程，成为当时第一所具有象征意义的综合性学校。
作为近代教育的倡导者，奕䜣不遗余力推动各省行政首脑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倡导洋务运动中，促进军用、民用工业的发展。在奕䜣的不懈努力下，大清这个奄奄一息的病夫就像输了新鲜血液一样红光满面，现出勃勃生机。
壮志未酬，饮恨余生对于奕䜣的努力，慈禧心里面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乐见大清振兴，一方面却对奕䜣的权力和名望的日盛感到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当自己权力受到危险时，她宁愿大清和她陪葬，也不愿意失去权力。
1865年3月，慈禧授意大臣上了一道奏折，控告恭亲王奕䜣“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这就像一枚炸弹投向恭亲王，慈禧要大开杀戒了。 慈禧剥夺了奕䜣的一切权力，包括议政王的头衔。后来因为一大群朝臣的劝谏—，慈禧才不得不作罢，恢复了奕䜣的差事，但并未恢复其议政王的头衔。
此后的奕䜣，行事开始有所顾忌，时刻收敛自己。 但即便如此，慈禧还是无法容下他，最终把他赶回家养老去了。
此后整整十年，奕䜣郁郁寡欢， 眼看着清廷一步步溃烂，却有劲使不上。这十年，是奕䜣最痛苦的十年。 直到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引咎被撤，慈禧无人可用，不得不重新启用年迈的恭亲王奕䜣。但事已至此，奕䜣已经无力回天。
四年后，奕䜣郁郁而终。 应该说，奕䜣是一个有胆有识之人，很有治国才能。但他不会宫斗，不懂权谋，只是个将才，只能当总理。即使没有慈禧的羁绊，他也只能让大清回光返照、无法让它起死回生， 因为大清的存在是跟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逆天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