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既亡歌词是什么意思，古代有哪些酷刑？
电视剧里，我们并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上的酷刑，其实历史上，真正的酷刑，是非常恐怖的。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古代酷刑！
一、梳洗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
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用滚开的水往犯人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
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
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二、剥皮历史上最爱搞剥皮的人是明太祖。
由于他是贫民出身，最恨贪官污吏，一旦被他抓到贪污，下场通常就是剥皮。他即位之初，曾抓到一对父子贪污，震怒之下，下令剥皮。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
这种刑法据说是三国东吴最后一代国君孙皓发明的，不过让他闻名天下的却是明太祖朱元璋。
犯人被从脊背下刀，然后将背部的皮肤从两边撕开，就如同蝴蝶一般，又称为“蝴蝶展翼”。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将犯人埋在土中，在脑袋上开个十字形的伤口，将水银倒进去，因为水银的密度很高，很重，会将人体的皮肤与肌肉分离。
在洪武一朝，因为贪污而被剥皮充草的官员数不胜数，甚至连朱元璋手下的大将蓝玉也逃不过被剥皮的下场。
三、腰斩电视上的包青天，开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仿佛中国式的断头台。
但是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包青天那三把铡刀其实是腰斩用的。也就是一刀下去，就要把人两段。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能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大家可以算算看一共要多少时间，而这段时间受刑人又得受多少苦痛。李斯也是被腰斩的。
补充说明一点，据说明成祖要求方孝孺执笔草诏，方孝孺执意不肯，明成祖威胁要诛他九族，方孝孺厉声说：诛我十族也不怕!明成祖一怒之下，把他的朋友算是第十族，一并诛却，当时株连数千人。
四、五马分尸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
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不要以为这没什么，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
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不过恐怕不是几秒钟就可以解决的。而撕开的时候，恐怕是血雨满天。
五、人彘另外常听到的“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活生生的倒是没听过。不过历史上有一段记载，恐怕比大卸八块还惨。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六、凌迟凌迟有被称呼为千刀万剐，这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残忍，最血腥的刑法，当然能够享受这种刑法的人也不是一般的罪犯，一般都谋反啊，犯上作乱的，当然凌迟也分不同的级别，最低等的是八刀，又称为大卸八块，然后是三十六刀，一百零八刀，当然最恐怖的莫过于3三千六百刀。
据历史记载，明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就享受了三千六百刀的待遇，整个行刑过程长达三天三夜，到最后只剩下一副骸骨了。
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刽子手也要受刑。这是明朝的规定，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瑾，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更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祯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叛国， 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渔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七、虿盆这是古老的殷商时期的刑法，在周朝创立之后就被废除了，据传说是商朝最后一位皇帝帝辛和宠妃妲己，所创，将犯人全身衣物除去，丢入深坑之中，坑洞中只有数不清的蝎子蜈蚣已经饥饿的无毒蛇，犯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一点点的啃噬。
七、骑木驴骑木驴是古代专门惩治那些勾结奸夫谋害亲夫的女人所用的酷刑。
据《狄公案》记载，古代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驴车上竖起一根小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体内穿入，押赴刑场处决。
八、抽肠具体做法是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缒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塞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拉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向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气绝身亡。
除了以上重刑，还有一些衙门里常用的惩罚手段，据说19世纪曾有英国人目睹了清朝衙门曾执行的这些刑罚。
他们将过程用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算是歪果仁眼中的满清十大酷刑：
廷杖：让犯人趴在地上用棍棒直接重打，古装剧中最常出现的刑罚。
照面拍板：用木板直接在犯人脸上赏巴掌。
竹桥渡仙：在犯人小腿上放一根竹子，让两个人各站在两端。
石灰腌目：用石灰粉直接撒入犯人眼中将他弄瞎。
排木夹指：用木条夹住犯人手指，让人痛不欲生。
机架夹足：将犯人固定在刑架上，官差拉紧木条夹犯人脚踝。
悬空吊刑：将犯人悬挂在半空中，让他痛苦不堪。
挑断脚筋：直接用刀将犯人脚筋挑断。
6环首死刑：将犯人吊死，与西方的绞刑类似。
斩首：浅显易懂的酷刑，也是让犯人受到最少痛苦的方式。
总之酷刑就是各种折磨人的手段，其创意跟脑洞都可以称得上“恐怖至极”。其实除了上面这些刑法之外还有炮烙、刖刑、烹煮、活埋、沉河、射杀、穿铁……数不清的刑法，随着封建王朝的破灭，这些压迫人民群众的刑法也消失殆尽了。
屈原的天问是何意？
《天问》算得上是屈原的代表作了，也是集文学、宗教、科学、哲学等多种思想为一体的“伟大”作品，这真的算的上一部“比肩”《道德经》的作品（唯一可惜的是字数太少了，可能是屈原忙着救楚国，没心情写），之所以没有广泛流传，甚至现在提到这部作品，都“无人知晓”，是有多种原因的。
下面详细的解释一下《天问》这部作品，以及为啥说它是伟大的？
顺便插一句，读完屈原的《天问》，您肯定会对这位老前辈佩服的“五体投地”，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之情。
这远比咱们上学时期学屈原的诗，或者端午节想起有这么一位“先贤”要深刻的多，因为这两种形象，一种诗人，一种爱国者，都是“屈前辈”的一面，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单从这两个方面来“解读”屈原，是大大“贬低”了屈原。
说实话，从《天问》这篇作品就可以看出，屈原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1、《天问》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天问》全篇374句，一共1553字，为屈原作品中第二首长诗。
是的，你没看错，这是一首1500多字的诗，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一篇散文，毕竟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是战国时期的人，他们当时的文学形式，和现在是有很大区别的。
《天问》被现在的一些学者，称作古今罕见奇文，因为里面描写了一些“天地玄黄，宇宙万物”等广阔而又深刻的内容，包含对“天地”，对“宇宙”，对“人性”，对“道德”，对“自然”等方面的“拷问”，这些问题在当时，哪怕是现代，也是非常大的哲学命题。
而且在屈原诸多作品中，《天问》是最难理解的，由于语言的原因，诗句里面一些字词的意思，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屈原的诗，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很冷门的一个原因，句子长点没关系，可以把它当成现代的散文诗）。
但是遗憾的是，屈原的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非常的深奥和晦涩的，根本看不懂，就像《天问》一样，很多句子如同“天书”，也很对得起《天问》这个名字。
比如《天问》中有两句“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千百年来，人们对它作了各种猜测，都嫌不妥。
后来晚清学者王国维通过对殷商卜辞的考证, 发现“该”即王亥，为殷人的远祖，而季是王亥的父亲，于是困扰学者们上千年的“谜团”解开了，这句话的意思是:“王亥秉承了父亲的道德，以其父作为榜样。
类似这样的句子还有一些，主要是因为诗句中引用的典故和历史故事，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失传，想要考证的话，非常的困难。
所以，简单来说，《天问》是一部类似于《道德经》那样的作品，里面包含的思想非常丰富，只是非常的“难读”！
2、《天问》主要“问”了什么？《天问》大概17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自然宇宙”的发问，一个是对“人类社会”的发问。
自然宇宙方面
主要涉及的内容有“混沌天体”“日月星辰”“地理形成”“鸟兽草木”等天地万物。
如“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很久以前，人类刚“诞生”的时候，是谁创造了文字，教我们说话，假设天地最初是一团混沌，那么有人亲眼看到吗？该怎样考证？
这是屈原，对于人类起源，以及天地起源的一种发问。
也是人类对自身文明起源，以及宇宙起源的一种探究。
这两个问题，说实话，我们现代人都没有“搞太明白”，人类文明起源于何处，地球是怎样形成的，目前虽然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真相却依然是“未知”的，更多的是一些假设和理论推算。
这样的发问，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很“稀松平常”，但是在屈原那个时代，大家是相信“天道”和“命运”的，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人类从何而来，女娲娘娘给捏的，天地如何形成，盘古一斧子劈开的，就怎么简单，无论你有什么困惑，这些神话故事，都能给你完美解释。
在屈原那个时代，甚至一个国家能否昌盛，有没有瘟疫，有没有灾难，都是用“天道”来解释的。
而屈原能发出这样的疑问，显然，他对这些神话是“质疑”的，对“天道”是质疑的，这种精神是超越时代，是需要勇气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更应该把屈原看作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被“淡忘”的诗人。
当然，后面的发问还有很多。
比如“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日月胺属？列星安列？”、“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靡薄九衢，臬华安居？”就不一一解释了，大概就是问了一些：“天上的星辰是怎么安排的，它们是怎样对应黄道？”“它们那个时候的人，认为月亮亏损是死亡，而变圆是重生，屈原就问这是怎样重生的，难道是嫦娥的仙药？”“太阳和月亮是由什么来支撑？那个时候还不懂万有引力，其实就算是咱们现代人懂了万有引力，还是不懂，宇宙中这种力究竟来自何处，现在的研究也发现，不止万有引力一种，是十分复杂的，总之还没有搞明白。”
其实用一个孩子的思维来“还原”屈原当时的疑问，是比较不错的，就像你在给孩子讲我国传统神话，孩子的心中其实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你可以轻易的用现代科学给孩子解释，但是，在屈原那个时代，这些问题，都是高深无解的。
如果说，问宇宙只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上面也说了，其实现在懵懂的幼儿，也会有这种疑问），不足以体现屈原的伟大，那么《天问》下半部分要“问”的“人类社会”，则是屈原思想的“光辉之处”！
在“人类社会”这部分，屈原主要发问了一些“君臣矛盾”的事情，大概就是，有功劳的为什么最后要去受罚，忠臣为什么会惨死，残暴的君王，最后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好的名声，总之就是想问问“好人为什么得不到好报？”“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比如，屈原重点关注的一个人物——鲧[gǔn]
鲧是大禹的父亲，曾经治理洪水长达九年，用在岸边设置河堤的障水法，缓解了中原泛滥的洪水，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劳苦功高。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彻底平息洪水灾祸，因此有了大禹治水。一说因鲧与尧之子丹朱、舜争部落联盟共主之位失败而被尧流放至羽山；一说是“尧令祝融杀鲧于羽山”，总之，鲧葬身于羽山，是一个悲剧色彩浓厚的治水英雄。这个人是大禹的父亲，虽然没有把水治好，但是也是有功劳的，在屈原看来，他的结局和他的功劳是“不公平”的！
《天问》—“顺域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弛？”、“咸播柜黍，莆薑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家治水，也是有功劳的，为啥要惩罚人家，关在“羽山监狱”三年之久，还要背负“四大罪人”的罪名！
四罪指共工、三苗、鲧和驩兜(欢兜)。流四罪即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古书有记载，且与五帝之中的舜有关，舜的功绩之一就是平四罪。鲧也是好意，也希望百姓安居乐业，就算最后没治好，也不至于当成“罪人”吧。
所以屈原认为鲧治水有功无罪，帝舜拘禁鲧于羽山且多年不释，很不公平。（当然，屈原并没有直接表达这层意思，而是反问，语气其实更强烈。）
还有一些发问，比如：天帝派下后羿，是为去除夏民忧困，为什么他却去射河伯，夺取洛水女神为妻？
当然，这些都是神话，很难用“人的思维”去解释，屈原也没有过分的去探究，他只是想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和好人不得好报的不满（因为屈原政治上不得志，自己好人一个，没想到却是这种下场！）
除了对神话中的人物，进行“人性”拷问，屈原还对“历史兴亡”中“贤臣”“君王”“奸臣”的不同结局进行了“拷问”。
比如：文王、武王，最后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建议了大周王朝，并且留下了千古佳话，而春秋霸主齐桓公，多次联合其他诸侯，签订盟约，相当于是维持天下太平，也算是一个“贤德”的君王，但是死后60天没有下葬，尸体生蛆。
有些贤臣，伊尹、吕望、管仲，结局很好，而有些贤臣，梅伯被剁成肉酱，比干被挖心，箕子靠装疯苟活。
这里面有好人得到了好报，有好人没得到善终，更多的是在拷问人物，而没有把这些人物放进“国家兴亡”这样一个大环境来考虑。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屈原所处的时代，各个诸侯国，名义上都是大周王朝，所以不存在“国家兴亡”一说，楚国可以亡，但是大周是不会亡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屈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能有这样的拷问，已经很了不起了）。
最后，屈原自然也是要问一下“楚国”的，他说，历史上楚国也有很强大的时候，但是也有弱小的时候，比如被伍子胥引吴伐楚，攻破郢都，是为了给现在在位的楚怀王一个警告。
最后屈原也说，奸佞小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并且老天爷也不会惩罚他们，所以不要“迷恋”天道，人心才更加可怕！
这基本上就是屈原关于“人类社会”的发问了，能够远离“天道”，更加关注人的作用，也是屈原思想超越时代的地方，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一切都是命运，没看到人的作用。
3、《天问》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一、对于哲学思想的启蒙《天问》中有很多关于“宇宙”“自然”的发问，按说这对“宇宙学”“天文学”“地理学”“自然学”等现代的很多学科，都是有启蒙作用的。
但是限于当时人们的技术手段，这些问题只能用“哲学”来解释。
这里面其实有很浓厚的“道家思想”，如果屈原顺着这个方向去研究，很可能会写出像古希腊自然哲学《论自然》之类的哲学著作，甚至开创自己的“哲学流派”。
其实后人，也继承了屈原的精神，比如，比屈原出生稍晚的后来做楚国兰陵令的荀子有《天论》，汉代王充有《谈天》，柳宗元有《天说》，刘禹锡也有《天论》，这些都是大胆探索宇宙万物奥秘，提出自己思想体系的“先贤”！
屈原虽然没有继续研究这些哲学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敢质疑，敢“呐喊”的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很了不起了。
二、对历史的记载和传承
《天问》记载了很多历史和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和我们现代的版本是有出入的，毕竟由于年代的原因，很多东西都会失传。
假如，屈原可以把这些历史典故，包括神话故事，给咱们写下来，这相当于是咱们国家的一部“史诗”，对咱们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记载，有重大意义。
看看西方的《荷马史诗》，给西方学者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和迈锡尼文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荷马史诗》也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也是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史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 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总之一个拥有《史诗》的民族，会让自己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史诗不仅仅在于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资料。
就像《红楼梦》一样，很多人研究它，不是研究他的小说内容，而是研究一些当时封建家族的礼仪，以及家族制度和日常生活，这相当于是用一台“摄像机”把当时，至少是封建大家族的日常给我们记录的下来，是非常鲜活的历史资料。
可惜这两点，屈原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做到，这可能是因为，屈原的主业是“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国家都快灭亡了，那里有心情给你们写史诗。
公元前304年，秦楚订立了“黄棘之盟”，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天问》就创作于屈原被流放汉北的这段时期。
屈原出生不错，官也做的很大，所以在楚国，他是属于“贵族阶层”的，如果楚国灭亡，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屈原的爱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这也不否定，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屈原爱国、爱民、也很自爱，不过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治国理念是“美政”。
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内容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国君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另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
屈原的“美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孔子的“礼治”差不多，都是一种复古的“治国理念”，而因为和历史的大潮流不符合，最终被淘汰。
最后说一下，屈原的爱国精神和咱们现代的“爱国”是有点小区别的。
确切的说，屈原的爱国，更多的是一种“爱家”。
因为在屈原的时代，大家都是一个国家的，就是大周王朝，而各个诸侯国就相当于“兄弟姐妹”，你秦国来打我楚国，就相当于大哥欺负小弟。
而且在屈原的政治理想中，并没有说，等楚国强大了，去消灭别的诸侯国，就是说，没有一统天下的这种想法。
楚国是我的家，秦国是你的家，大家都好好管好自己的家，逢年过节看望一下家长——周朝的大王，就行了。
因为按照祖传的礼制，诸侯国都是周朝的“孩子”，重大事情，由家长说了算，其他的内部管理，“孩子们”自己做主就可以了，所以屈原能有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
所以说屈原和孔子一样，都希望回归到大周王朝刚建立时期的那种转态，各个诸侯国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没事还可以写写诗，搞搞艺术。
但是时代变了，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了，而屈原在楚国灭亡后，也投江而亡。
楚国是屈原的家，看见“家人去世”“家园破坏”，屈原更多的是一种“家园之痛”。
但是这不能怪屈原，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爱国”和“爱家”其实是一样，咱们经常说“家国情怀”，就是说，爱国和爱家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连家都不爱，他会爱国吗？
所以说，屈原的爱国，表面上看，的确是只爱自己的楚国，和今天相比，有点狭隘，但是屈原的时代，并没有一个大统一的国家，假如屈原生活在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他也会像爱楚国那样，热爱整个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依然把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来纪念的原因。
说道这里，相信应该能让大家距离屈原，更加近一点。
假如楚国没有灭亡，屈原或许会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不管是研究哲学，或者是写史诗，相信都能给我们留下更加辉煌的作品。
但，历史没有如果，除了可惜，也只能可惜了！
古代有哪些极其残忍的酷刑？
酷刑的种类十分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精神折磨与肉体折磨。这里主要指肉体折磨，现在为大家一一列举。
凌迟凌迟，或称陵迟、寸斩、磔刑，俗称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是最残酷的死刑之一。凌迟是指刽子手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分成数百至数千块，用小刀逐块割下来。受刑者往往要忍受数小时的痛楚才会气绝身亡。而且，行刑很有讲究，如果受刑者立刻死亡，或刀伤不正确，则说明刽子手行刑失败，刽子手也可能会受罚。此刑罚主要在中国古代实施，但西方也有类似的记录。
在西方，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时，曾下令对女巫采用铁钩将骨肉分离至死亡的刑罚，类似凌迟。中世纪欧洲有以铁梳切掉皮肉的死刑，16世纪日耳曼地区仍有实施。
中国从五代开始出现凌迟，凌迟与春秋时期的“醢”处决尸体不同，是以活人执行。元代凌迟120刀为限。至明清时达至顶峰，用刑广泛。明武宗时，宦官刘瑾被施以此刑，据说割了三天三夜。此刑罚主要针对叛国者，明成祖朱棣也将许多帮助明建文帝朱允炆的忠臣处凌迟之刑。
由于凌迟过于残酷，历代以来均有不少人主张废除，包括南宋时的诗人陆游以及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驻华支使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人。最终，在1905年，凌迟和其他极刑一起废除，但1907年仍有执行记录。
与其他死刑一样，部分犯人会在被送往刑场前，先游街示众。到了刑场，会把犯人捆绑在刑场上，通常是一条柱子上。与其他古代死刑酷刑一样，大部分的凌迟行刑容许百姓围观，有时甚至可以站得非常接近受刑者。有部分百姓更以看人受凌迟为乐。
部分受刑者，不论男性或女性会被脱下全身衣服，让其全身，包括性器官暴露于群众目前。只有小部分受刑者可以保留一些衣物掩盖重要部位。这做法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对受刑者的一种凌辱。
行刑时，施刑者多以渔网网住受刑者，再顺着鱼网轮廓，以小刀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逐块割下。受刑的刀数不是一个固定的数目，因受刑者而异也因朝代而异。宋朝时只割八刀至一百二十刀。割之前会先打断犯人四肢，防止其反抗，之后再割咽喉，防止其痛苦吼叫。
到了明朝时往往超过千刀，甚至达三千刀之说。王明德说：“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千刀万剐”至此名实相符。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有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但据记载刘瑾实际上共被割了三百多刀，本计划3357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357刀，割10刀休息一下，待刘瑾苏醒后再割，但割到第二天刘瑾已一命呜呼。
倘若割多或割少了刀数、或者死囚的断气时间不当，刽子手都可能会受罚。理论上凌迟要割至最后一刀时，犯人刚好断气；但亦有传说家属有时可以买通刽子手，一刀就把心脏刺破，提早结束犯人的生命以减少痛楚。下刀次序亦有一定的限制：若果是女性犯人，先从乳头开始，再把双乳割下，然后才割胸肌，接着割生殖器；如果是男性犯人，割完胸肌，会接着割生殖器；然后轮到大腿、双臂、腹肌、臀部。最后割耳、鼻、眼、唇。下刀的时候助手负责报告刀数，割下来的皮肉，放在桌上排列出来等待验查；但亦有丢到地上，甚至是卖给旁观的群众。明武宗的宦官刘瑾，受刑后割下的皮肉，便被以一文钱的价钱卖给围观的民众。到了清末，残肢会被放进一个篮内示众。有时凌迟以后会再以利刃枭首，用巨斧锉尸。
后期，部分受刑者会先被施以鸦片，以保受刑者的清醒，延长其痛苦。清末则有“八刀刑”之方法，下面所提及的符珠哩的受刑便属这方法。这个方法的所有动作均由左边部位开始，之后才割右边相应部位。首先先割胸口，之后割肱二头肌，接下来则是大腿，再之后是割手臂至手肘，之后则是割小腿，最后一刀是枭首。头颅会被吊起，和放在篮内的残肢一起示众。
绞刑绞刑分为“吊死”和“勒死”两种。“吊死”，是指以将人的颈部吊在半空，以其自身的重力，拉紧颈部绳索，从而引起死亡。“勒死”则是以绳索勒住人的脖子而使之窒息而死。
一般而言，把受刑者吊在树上或梁上是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亦称为上吊。现时执行时通常将犯人双手反绑，站在活门上（韩国的绞刑是坐在活门上执行的），黑布蒙头（在日本的绞刑多数是用白布条蒙眼，而昔日英国则用白色的头套），然后在颈子系上绞刑绳。当执行者拉开活门，犯人就会颈椎折断致死。
亦有像拔河那样的缢杀方法，即两组人员在两旁拉扯绳索，勒死在中间的人。
绞刑死亡的原因相当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颈部大动脉受压迫以至于血管闭塞，导致脑部缺氧死亡（绝大多数）颈椎折断导致中枢神经破坏（高处下坠，只有在问吊中发生）甚至头部掉落一般吊绳圈套人的脖子后颈处上方会有一段螺状绳结，当受刑人落下时，勒紧的脖子使得后脑自然向后仰，和该绳结因落下作用力牵引反弹，绳结力道足以将后仰的人颈椎折断，达到快速致死作用气管闭塞导致窒息（虽然大多数人以为这是死亡的主因，但实际上极少发生这种情况）因颈部神经受压而引起的心脏骤停它有一个变种——缳首死刑（Garotting）。最初用于西班牙，利用螺旋技术，将受刑人的颈部勒住窒息而死。犯人会坐上缳首架，双手被反绑在柱子上，刽子手将缳首架上绳子套住受刑人的脖子，而绞绳后方绑着一支短棍。这时，随着刽子手转动把柄，绞绳便会将死刑犯的颈部紧紧套住，然后痛苦的窒息致死。
缳首死刑的刑具
随着科技进步，1852年西班牙发明较新型的缳首死刑，将缳首架机械化，这样能帮刽子手省力，也希望能减少受刑人的痛苦。新的执行方法将原本的绞绳取代为螺丝钉，至于固定死刑犯的头部，改用铁缳加以固定。当刽子手转动短柄，螺丝钉会从颈部后方钻进脊椎内，然后切断颈椎。但是这样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减少受刑人痛苦，因为螺丝钉不一定会钻进脊椎内。
腰斩腰斩，是极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之一，从罪犯腰部将罪犯切成两段（或两段以上）的刑罚，其目的是延长罪犯死亡的时间，增加其痛苦（因人体主要器官位于上半身，故腰斩后至死亡尚有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受刑人最终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而《包青天》剧中的铡刑亦是腰斩之一种。
传闻中，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十二日河南学政俞鸿图被判处腰斩，是中国最后一位处以腰斩的政府官员，监斩人是邹士恒。俞鸿图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七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
石刑石刑，是一种钝击致死的死刑执行方式，根据情况、地区的不同，采用大小相差迥异的石头。在某些伊斯兰国家的沙里亚法规下，石刑仍然存在。这些国家包括也门、毛里塔尼亚、阿富汗、索马里、文莱、伊朗、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一个已婚的男人或已婚女子与人通奸，有四名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断定其通奸就可判刑。男性在腰以下的地方都要埋入沙中，女性的则较深，是胸以下的地方。其后人们就向受刑者反复投石。石头约拳头大，一块不足致死，受刑者最后死于严重的脑损伤及颅内出血。
穿刺穿刺之刑往往使用一根很长的木棒，插入人体的特定部位，如直肠、阴道、口腔等。如此的方法会导致受刑者在痛苦中死亡，有时候会长达数天。施刑的木棒往往会插在地上，任由受刑者在痛苦中死去。
有时候，施刑人在穿刺之时避免插中受刑者的重要脏器以避免其立即死亡，像一个插头一样避免其大量出血。将受刑者置于大庭广众之下后（有时候也包括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受刑者进行拷打和强奸），在生殖器和直肠之间的会阴处开一个口子。然后将一根粗木棒插入其间。插入人体的那头很钝，能够推开体内的重要脏器，大大延长受刑者的生存时间。
施刑用的木棒往往会从胸骨处穿出，因此将木棒的顶端抵在受刑者的下颚处，以防止受刑者身体的下滑。
穿刺之刑在古埃及以及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等西亚文明皆有使用，现代发现的新亚述帝国时期浮雕上有对犹太人施以穿刺之刑的描绘。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曾提到大流士一世在平定巴比伦城的叛乱时，曾将3000名巴比伦人施以穿刺之刑。这次行刑的事件在贝希斯敦铭文上也有记载。古罗马的十字架刑罚也来源于穿刺之刑。迦太基人则对在战场上怀有二心者或战败者施以此刑，往往还附加施行了其他刑罚。
亚述帝国的穿刺刑浮雕
穿刺之刑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亚洲大量盛行。著名的弗拉德三世（也就是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就是酷爱使用穿刺之刑的人物，因此取得了“穿刺公”的绰号。在14世纪至18世纪期间，穿刺之刑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对犯有重大内乱罪的人物处决的传统刑罚。
南非祖鲁人将穿刺之刑称作“Ukujoja”，受刑者为执行任务失败者、使用巫术者和战场上的懦夫。
谱以著代也是什么意思？
明清以来修撰的家族谱，大多数以宋代以后的祖先为始祖，但同时也往往不惮其烦地追溯始祖以前的远代祖先，一些族谱甚至把远代祖先的记事作为族谱内容的主体。族谱越具规模，记事就越完备，由罗列名人，到串连成谱；修撰越晚近，溯代就越久远，由汉唐而上，远至唐虞三代；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治谱之人，或信其为古史而不吝笔墨，或斥其虚妄而弃置不理；史家则素知此类记事既非附会杜撰，亦不过移录旧史，从不以为证史之凭。然而，在族谱中叙述远代世系，并非只是少数酸儒文侩之所为，许多儒宗名家编撰的族谱，亦不吝笔墨，历数世胄。如在清末民国时期公认为族谱之典范的南海九江朱次琦编撰的《南海九江朱氏族谱》中的《宗支谱》首卷，就在“族姓源流”的名目下，将本族远代祖先追溯至颛顼。据云，颛顼后裔有一人名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峡于邾为附庸”，“战国时为楚所灭，邾既失国，子孙去邑为朱氏”，“厥后枝条繁衍”，之后名人辈出，至魏晋时“族望冠东南，遂为天下右姓”。接着，《族谱》的记叙由“族姓源流”转到与本族宗支连接起来，述曰：
晋祚播迁，衣冠南徙，遂有逾岭居始兴者……沿唐逮宋，门才不坠。元祐时，有司法参军缨；崇宁时，有广州司理宗俞；嘉定时，有新喻尉晞父；宝祐时，有恩州文学廷直，并繇廷试特奏通籍南雄州保昌，族属乃霦霦昭曜岭海间……度宗成淳末保昌民因事移徙，有讳元龙者，与弟元凤元虎，浮海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远潖江铁头岗新会水尾等处，而九江上沙乃元龙公之族也。
如此记述，既然为从朱九江这样的大学者到乡村士人纂修谱牒所重，就不应简单视之为虚文饰词，其所表露着的文化风习，研究族谱者或有稍加留心之必要。
现今传世族谱，始祖及其以下分支的谱系，最早也只始于宋代以后。此一事实，皆因近世族谱，实为宋代以后的创制，此乃学界共知之事实。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嘉靖十五年刻本)内篇卷之6《叙谱》云：
族谱之作，其起于中古乎！宗坏而后谱作，谱作而后分明，分明而后义生，义生而后礼行，礼行而后祖尊，故人伦正而风俗厚矣。是故正名分，兴礼义，莫大乎谱。
甘泉所言“起于中古”之“谱”，是宗法废坏之后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今日能见之近世族谱。中古之前，亦有另一种谱牒，然仅见于少数士族世家，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之《集古录跋尾》卷2《后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记曰：
右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宽碑有二：其故吏门生各立其一也。此题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阴，其别列于后者，在宽子松之碑阴也。宽以汉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孙湖城公爽以碑岁久，皆仆于野，为再立之，并记其世序。呜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谱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余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详也。盖自黄帝以来，子孙分国受姓，历尧舜三代，数千岁间，诗书所纪，皆有次序，岂非谱系源流，传之百世而不绝欤。此古人所以为重也。不然，则士生于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远近。其所以异于禽兽者，仅能识其父祖尔，其可忽哉。唐世谱牒尤备，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轻薄，婚姻附托，邀求货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饬，喜自树立，兢兢惟恐坠其世业。亦以有谱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谱学亡矣，虽名臣巨族，未尝有家谱者，然而俗习苟简，废失者非一，岂止家谱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书。
欧阳修据刘宽碑阴刻记之世次推断“唐世谱牒尤备”，事实是否如此，非本文所论范围，暂不深究，但汉唐时谱牒，与宋以后之族谱并非一物，当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欧阳修所言已经清楚显示，宋以后的士大夫，与前代士族并无直接联系，即或有联系，亦亡其谱牒，不明来处。这一事实，在宋儒言论中屡见不鲜，与欧阳修同时创制族谱规范的苏洵，亦尝言其编撰《族谱》之宗旨，苏洵《嘉祐集》(《四部丛刊》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宋巾箱本)卷13《谱例》曰：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自至于不忘也。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昔者，洵尝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于赵郡苏氏，以为《苏氏族谱》。
由是可知，在唐代以前，贵族阶级或尚能记录其先世历史，但到苏洵的时代，即使士大夫阶级亦失其先世世系的历史记忆，对于大多数庶人出身的新兴士大夫家族来说，更是如此。故苏洵编《族谱》只能记其高祖以下世系，苏洵《嘉祐集》卷13《族谱后录上篇》曰：
……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立，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故眉之苏，皆宗益州长史味道……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皆不可纪。而洵始为《族谱》以纪其族属。《谱》之所纪，上至于吾之高祖，下至于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呜呼！高祖之上不可详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后，而莫之知焉，则从吾《谱》而益广之，可以至于无穷。
然而，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对追述先世来历怀有浓厚的兴趣。苏洵就说，自己“既为族谱，又从而纪其所闻先人之行”，并把编撰族谱同让后人不至于忘其祖先、使本出一人之身的兄弟“未至于途人”的目的联系起来，从而达到“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的效果。由宋明之后的士大夫族谱这种理念，我们可以把握到宋以后的族谱隐含着一个固定的结构，即由可逐代查考的继嗣线连接起来的近世系谱和“所闻先人之行”两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在宋明时期仍属少数的编撰族谱的高层士大夫中，往往可以清楚区分开来。被后世奉为圭臬的欧阳修《欧氏谱》和苏洵《苏氏谱》就都是把两部分区分得非常清楚的。苏洵《嘉祐集》13《苏氏族谱》言：
苏氏《族谱》，谱苏氏之族也。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而谱不及焉者，亲尽也。亲尽则曷为不及？谱为亲作也。凡子得书而孙不得书，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皆书，而他不书，何也？详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讳某，而他则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谱》为苏氏作，而独吾之所自出得详与尊，何也？《谱》，吾作也。
苏洵在这里明确把远代祖先的来历与“谱为亲作”的世系区别开来，远代的祖先因为“亲尽”“而谱不及”，谱所书世代只是“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这种以小宗宗法所奉祀的代数为谱系记录的范围，是宋明时期很多士大夫所采用的族谱编撰原则，苏洵称之为“小宗谱法”。虽然苏洵同时也另行拟定了大宗谱法，但自己并没有付诸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苏洵还是欧阳修，他们在创制族谱时，将同代人连属成为世系群体的系谱，实际上是以高祖以下为主体的。至于高祖之上的世系，苏氏谱明确说是“其间世次皆不可纪”；而欧氏谱虽上溯了九世，仍明确以断自高祖的原则为“谱图之法”。《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本)卷74《欧阳氏谱图序》云：
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
细读苏氏谱和欧氏谱，虽然其中都追述了一番远代祖先的源流，但是实际上都没有能够把远代祖先与近世祖先之间的系谱关系严格地接续起来，苏洵所作的谱图很清楚地表明是从苏洵的高祖开始的，对于高祖之前的祖先，苏洵只能感慨曰：“呜呼！高祖之上不可详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欧阳修作的《谱图》复杂一些，历经多人修订，有不同的版本，“其间世次与表又多差殊”，已经很难判断哪些真正出自欧阳修自己之手。不过，就现在可见的文本来看，《谱图》的谱系也是断续的。从萧齐时的景达至唐代的琮之间的世系，与欧阳修从自己一代出发，向上一代代接续起来的世系之间是中断的。欧阳修用一句“琮以下七世，谱亡”来连接，已经明白无疑地显示出这是两段并不能接续起来的谱系。至于欧阳修从自己一代连续地上溯的谱系，虽然包括了9个世代，但其实他只把属于其高祖讬之子孙的同代族人收入《谱图》之中，讬之前的四代，则根据他定的“上自高祖，下至玄孙，而别自为世”的“谱图之法”来记录。也就是说，由欧阳修编撰的《谱图》而连属起来的世系群，仍然是以高祖以下子孙为范围的。事实上，欧阳修的《谱图》多个版本之间对于其高祖之前数代的祖先的人数和名字有数处异文，如果不是刻意篡改，也可以相信本来是出自口传的记忆。可以推测，欧阳修编《谱图》的时候，是没有早前的很确切的文字记录作为依据的，以至他自己及其后人要一再修订。这种情况，在相信有可能为欧阳修手书的写卷《欧阳氏谱图序》中(以下文字录自王鹤鸣《国宝〈欧阳氏谱图序〉简介》，《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4期；宋人欧阳守道则认为此卷非出自欧阳修手笔，“疑其为公家童幼之所书，初学而习公字体者，莫知其的为谁矣。”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19《欧公帖》)讲得很清楚：
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而唐之遗族，往往有藏其旧谱者，时得见之。而谱皆无图，岂其亡之，抑前世简而未备欤？
这里道出的是欧阳修编撰族谱时代的一般性事实，由此可知，在欧氏谱和苏氏谱中，关于远代祖先的记述和近世世系的记录，有完全不同的来源，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同时也证明了，宋明之后的族谱，与汉唐间的谱牒或氏族志一类典籍，中间本来存在断裂，并非一脉相承的记录。
有记载说，略早于欧苏的范仲淹亦有编撰家谱，明代有人看过据说源自范仲淹编家谱的《范氏家乘》，读后“深叹先生之世泽何其原本之深固而流裔之长且久也”(见吴伯宗《荣进集》卷4，《范氏族谱序》)，但其实该《家乘》也显示出同样的事实。明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标点引者稍有改动)卷8《范氏族谱世系》录据称为范仲淹后人持有的《范氏家谱序》云：
吾家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中吴人。皇宋太平兴国三年，曾孙讳坚、垌、墉、埙、埴、昌言六人。钱氏归朝，仕宦四方。终于他邦，子孙流离，遗失前谱。仲淹蒙窃国恩，皇祐中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祖宗。既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葺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求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皇祐三年正月八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使充青州淄潍登莱沂密齐州淮阳军安抚使范仲淹谨述。此谱见于今广西参将都指挥使范信所谱叙……信之言曰：吾祖国初辰州教授，谪吏密云家焉。教授之子习武事矣。谱近年所修录。询其元本，曰：同楮钱焚之矣。信有将略，而素以墨闻。其言虽未可凭，而予甚爱公文之简而质也，故录之。
范履冰，武则天垂拱(685—689年)时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而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咸通间(860—874年)任处州丽水县丞，两人相距不足200年，其间世次相续，仕宦如范隋之裔孙者，博洽如范仲淹者，都已不可稽考，更遑论其他家族了。我们在此暂不深究此文是否真的出自范仲淹手笔，即使姑信其实，亦可见宋明时期士大夫追述先世一般只在五代之内的事实。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与服制及宗法祭祀礼仪有直接关系。但礼制问题，非本文所能论及，在此仅引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标点引者稍有改动)卷13中的一段论述，稍见其大略：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极，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盖古者公卿大夫，世禄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职犹有世禄世官遗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余武职，若承袭一事，支庶不敢夺嫡，赖有法令维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礼，便已窒碍难行。如宗子虽承世官，其所食世禄，月给官廪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贫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庙旁屋。使为支子者知礼畏义，岁时欲祭于其家，则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礼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时祭者，宗子宗妇，不过就其家飨馂余而已。此势不行于武职者如此。文职之家，宗子有禄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赠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赠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赠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则祖宗之气脉，自与支子相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礼，虽不欲夺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势不行于文职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讲之不明，势不可行也。知礼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谱，使宗支不紊。宗子虽微，支子不得以富强凌之，则仁让以兴，乖争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明代宗法祭祀礼仪的这种现实，决定了在没有文字书写族谱编撰之前的家族，很难有更久远世系的记忆。事实上，从宋到明，许多士大夫初始编撰族谱的时候，常常也都是只能记录自己往上五代的世系。如明万历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6《先世纪》中记曰：
吾先世多隐德，胜国以前无闻，所仅传者，惟高祖以来四世。然而芳规懿矩，湮没不彰者多矣。余自幼闻之父兄所诵说，得其一二遗行，皆可令吾子孙世为，则敬录于左。若曰表彰先世之休美，阐扬潜德之幽光，则阙略未备，无由殚述也。
高祖介然公，始祖之继室王所生，前室姚已生子瓛，迨议继娶，以瓛寄养亲家，绐王无出，王乃纳聘来归。久之，习知王德，曰：“家务繁冗，奈何乏助，须借力亲中。”王曰诚然。始祖乃谓无庸借资，具以实告。王令即日来还，长既专主，少且勤学。世籍钱塘，仅以十一分弟。出居仁和，绝无计较。后瓛子五分资不均，争讼数年，有几缸几万传言，人益服吾祖之不可及也。他事高洁类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张瀚自幼听闻父兄口传的先祖事迹，实际上可追溯至作为高祖父亲的“始祖”，但他仍然说“所仅传者惟高祖以来四世”。可见其观念上的世系记忆仍以高祖为一关键的起点。又如《朱舜水文集》(日本正德二年刻本)卷20载朱舜水开列的《先世缘繇》如下：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谕。谨将先祖父官阶缘繇，开具呈览。
高祖处士，未有官职。
曾祖讳诏，号守愚；皇明诰赠荣禄大夫。先祖讳孔孟，号惠翁；皇明诰赠光禄大夫(此外连让三恩不受，复有二次登极覃恩不列)。
先父讳正，号定寰，别号位垣；皇明诰赠光禄大夫、上柱国、大(阙)兼太子太(阙)兼(阙)。前总督漕运军门，未仕。
祖父遭世承平，无所建树；滥叨国恩，循至大官。今子孙又碌碌，祸当变革，不能阐扬先德。恐清朝传记必不序及，承命谆切，腆颜胪列耳。
可见当时人对祖先的记忆或一般观念上要记录下来的祖先，常常都是由高祖开始的。明尹直撰《謇斋琐缀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钞国朝典故本)卷7记录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成化丙午十月，予进太子少保尚书兼学士，万循吉与刘吉进少师少傅。万令中书为写祝文告家庙。予偶见其稿，止列祖、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问之，则曰：“先世迁徙不常，遂忘高祖之名，故每察不及。”予曰：“先儒酌情制礼，止祭四代，予尚以为简，不足以尽孝子慈孙之情，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虽忘，而神气相感，固未尝忘。盍追尊一道号，及今日祭以告知，传示子孙，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献之邦，善于礼也。予思不逮矣。”予窃忖此公，自一纪之年发解，来京四十六载，不一展省，溺于富贵功名，略不念及于松楸，可谓孝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万循吉只能知曾祖之名，高祖就遗忘了，故写祝文告家庙，只能列出曾祖之名，就被指责为不能尽孝，但批评者的建议，其实不过是多列一代，至高祖而已。这些事实都说明，在明代的时候，所谓记录先世，一般都只以高祖一代为限。宋明时期许多士人初辑族谱的时候，能够用文字把口耳相传记录下来的先人常不过三四代。如正德前后的诗文大家、“以复古自命”的李梦阳撰有《族谱》一篇，见于其《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8，其文曰：
往君子谓予曰：欧氏谱盖有远胄之谬，然欧苏谱又率详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夫名实者不可以亡纪也，子孙而不录其先人，是悖乱之行也。夫李氏于吾，乃亦可谱也已。于是作李氏族谱，夫李氏莫知所从来矣，伤哉！或问何故，曰：二孤方龀，而贞义公及于难。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继之宗者孟春乎，继别钊乎，继祢孟和乎。
予闻之先辈曰：国有史，家有谱，嗟乎！生死出处之际大矣，要之不离其事实，不然，后世何观焉。今人多不务实，予欲观者，彷佛其咳貌，故不暇忌细小。或问：谱至兄弟行而止。李梦阳曰：夫是，后予安能知焉。
世系
讳恩 子讳忠 子 刚 子 麟无嗣
庆 子孟春
讳正 子孟和
梦阳
孟章无嗣
敬 子 琎 予 钊
瑄无嗣
梦阳籍隶陕西庆阳卫，为军籍，其父为周王府教授，梦阳显荣后编撰族谱，尚且只能记录曾祖以下四代。其《族谱例义》开头数语，透露出也许是当时的士人共同的矛盾心态，既相信应该详录先人，又不愿有远胄之谬。此种暧昧的态度，常见于宋明时期士人的言行中。如欧阳修虽然修撰族谱时把先世一直追溯到从越王勾践到少康再到夏禹，却仍对曾鞏修家谱声称为曾子之后的做法不以为然，敖英《东谷赘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二十八年沈淮刻本)卷上载：
曾南丰修家谱，自以先世乃曾点之派，欧阳文忠公亦否之，盖以遥遥华胄，将谁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据说新发现的王阳明佚文《重修宋儒黄文肃公家谱序》(见方宝川《新发现的王守仁佚文》，《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收入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当时学者的这种处境及其态度，其曰：
谱之为义大矣！有征而不书，则为弃其祖；无征而书之，则为诬其祖。兢兢焉尊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详其所可征，不强述其所难考，则庶乎近之矣。虽然，知不知与可征不可征，亦有为时地所限焉。或经兵燹之余，或值播迁之后，既编残而简断，亦人往而风微，近远难稽，盛衰莫必，则举废修坠，往往日耳之咨度，未能衷于一是。迨承平日久，里巷安然，相与讲敬宗收族之事，乃益详其体例，明于忌讳，前事每多抉择，后事弥昭审慎。故为人子孙，而欲光昭令绪，莫此为大焉！
这篇谱序是否出自王阳明之手，吾颇觉可疑，其中一些语句见于明初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中的《宗仪九首》(《四部丛刊》本)，如果不是王阳明自己抄袭，就是后人假讬之作。但无论如何，方孝孺与王阳明都是堪称一代宗师的学者，这些言论代表了当时学者们的观念和立场。不过，尽管他们所强调的是“尊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详其所可征，不强述其所难考”，实际上到明中期的时候，在家谱编纂逐渐普及开来的趋势下，攀附古代名贤贵胄的风气也泛滥起来。陈白沙撰《汤氏族谱序》(下引三段陈白沙撰《族谱序》均据《陈献章集》卷1，中华书局1987年版，标点引者稍有改动)云：
家之谱，国之史也。本始必正，远迩必明，同异必审，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贵易亲，不以文覆愆，良谱也。莫不有家也，大小异焉；莫不有世也，升降异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谱也。世假谱以存者也，谱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谱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为重，无实而借之词，吾不欲观也。
白沙先生尝有《关西丁氏族谱序》一篇，为其好友新会知县丁积所修族谱作序，所论颇为有趣，反映了其时逐渐普及的族谱编撰风气下的一些情状，其序曰：
邑长丁彦诚尝欲修正其世谱，而患文献之无足征，以问于予。告之曰：“务远之详孰信，好大之同自诬。谱吾所知，世其赖之。”乃取其家旧所藏宗系图，上下亘数百年，著而为世者二十有一，朱墨漫灭之余，存者或谨识其行第而已。别出近谱一巨篇，世倍于图而辞芜陋亦甚焉。
丁氏之居关西者，每岁以社日有事于先祖，长老主祭者称述先世，以昭其族之人。其所称显而远者，丹阳司马。司马以降，曰一司徒、六节度、十二仆射、十光禄云。司徒于今无所考。图之世昉于此，别谱乃增至其上九世，世有显者焉。其他若众支之所属，世以增损，先后抵牾于图者十九。二者之间，孰得孰失，作谱者要自知之也。
丁氏始迁宁都之园村，子孙散居市落与他方者，日远日疏，莫能统一，各以其派为谱。关西之谱，以为司马首世，而以始迁关西之祖大郎首派，远近详略大小同异本于图，君一无所改于其旧，属某序之。君以成化戊戌进士，宰县一年，能使强者畏，弱者怀，尽毁邑中之淫祀，而以礼教禁民之邪。于兹六年矣，然犹未能皆得于人，则亦以其方枘而圆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谱也，亦主于实而已，予故为辨而序之。
白沙先生以儒学宗师地位，坚持“谱吾所知”，反对无信自诬的立场很清楚，故对着好友所编族谱，亦要“辩而序之”。弘治时，时任广东布政司右参议的周宏以其族之谱请陈白沙作序，陈白沙后来撰写的《周氏族谱序》更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态度，曰：
公以弘治己酉始至白沙。未几，公复来，与言家世缨簪，以其族之谱请序以付梓。予以不敏弗许。数载之内，屡致书嘱邦伯东山刘先生、按察使陶公，交致其恳。既而，公复以书来，曰：“吾周氏自昭信以上居洛阳，世次无考。今谱断自可知，以昭信府君为第一世祖，其不可知者阙之，不敢妄有攀附，以诬先代而诳后人。先生幸为某序之，将无负于先生之言。”某于是不敢复以不敏辞于我少参公，而嘉周氏之谱不务穷于远，为信谱也。
白沙先生的言行，也许代表了明代高层士大夫对于当时编修族谱中日盛的攀附缨簪风气的反对态度。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点校本，标点引者稍有改动)卷14《事部二》云：
三代而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渐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郑有子羽，而其他诸子无称焉。溯流穷源，若斯之难也。世远人亡，文献无征；兵革变迁，国家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举其宗者，势使然也。然与其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孰若阙所不知，以俟后之人？故家谱之法，宜载其知者，而阙其疑者。
虽然明代士人常以此为修谱之原则，但其实只是以“谱断自可知”来判断族谱先代世系孰信孰诬，自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随意取舍。既然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等近世族谱编撰范式的创作者都一无例外要追溯远代祖先，后世之人竞相仿效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事实上，这种根据姓氏族源去追溯远代祖先的做法，本来就是在汉唐间的士族制度下形成的传统。关于唐代以氏族相尚的风气，沈括《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胡道静校证本)卷24《杂志一》曰：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既以氏族相尚，必有姓氏之籍流传，“姓氏之学，最盛于唐”(郑樵《通志》语)。
王圻《续文献通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卷207《氏族考》记曰：
初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其书……先天时睿宗复诏冲讨缀，书乃成，号姓系录。后柳芳著论甚详，今删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纪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
唐代之后编撰的这类姓氏系录，不但令追溯远代世系的风习对宋明之后族谱编撰产生很大的影响，也直接为宋明之后的士人追溯远祖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明代修谱渐滥，对远代祖先的追述也愈益蔚然成风。凌迪知《万姓统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自序曰：
余读眉山苏氏族谱引，感而辑姓谱，云：……夫天下，家积也。谱可联家矣，则联天下为一家者，盖以天下之姓谱之。夫自开辟来，遐哉，邈乎，生齿繁育，总总林林，受姓而载简册者，不啻百焉，千焉，而殆万也。……考之《世谱》曰，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黄帝一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异，则知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续，愈远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万姓，虽棼焉，杂焉，散漫而不可统括，实一本一源之枝流耳。……故观吾之姓谱者，孝弟之心或亦可以油然而生矣，此余辑谱意也。
宋明时期，中古时代之谱学早已不传，但其中表达的观念在士大夫中流行起来，把自己的远祖来历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时代，至少也要把得姓来历以及汉唐之前的名人罗列一番，成为宋明士大夫编撰家族谱时热衷的做法。以汉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唐林宝《元和姓纂》、郑樵《通志·氏族略》一类姓氏书为蓝本，许多有关姓氏来源与列举各姓历代名人的书籍也应运而生。明代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就是其中一种，该书《凡例》更列举同类书籍之大略云：
姓氏一书，旧不下数十种，有论地望者，有论国氏者，有论声者，有论字者，有仿姓书编者。夫论地望，如《世本王侯大夫谱》、《姓氏英贤录》是也……论国氏者，如《氏族要状》、《通志氏族》是也……论声者，乃以四声为主，如《姓氏韵略》、《姓源珠玑》是也……论字者，乃以偏傍为主，如《仙源类谱》、《姓氏秘略》是也……有仿姓书编者，如《合壁事类》、《尚古类氏翰墨全书》是也。
明代以后，更有专门将某一姓氏的远代世系编撰成“某氏统宗谱”广泛流行，学界熟知者如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新安查氏统宗世谱》、《新安瑯琊王氏统宗世谱》、《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汪氏统宗谱》、《张氏统宗世谱》等。坊间流行这类书籍，时人编撰族谱时自然不乏依据。虽然很多士大夫要摆出一副“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的清高姿态，但修撰族谱的根本目的是“尊祖敬宗收族”，从这个目的出发，士大夫自然要以把追溯远代世系纳入，使之成为族谱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朱次琦《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曰：
古人自序如屈子离骚、马班二史，罔不上溯姓源，谱牒亦然。唐书宰相世系表、庐陵欧阳氏谱、老泉苏氏谱，并沿其例，乃古法也。宋朱长文朱氏世谱，明朱右邾子世家，今固未见。然姓族源流不可不考也。(近时诸城刘氏谱、景城纪氏谱，均以不著族姓源流为慎，盖非古义)
虽然朱九江把对远代祖先的追述归类为“族姓源流”，同始祖之下的“宗族系谱”区分了开来，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在“弃祖”与“诬祖”之间作出两难选择的尴尬。不过，对于到清代已经在许多庶民百姓中普及开来的族谱编撰中，编撰者已经不必要小心翼翼地作出这样的区分，他们仿效士大夫编撰的体例，常常直接就把宋代以前的远代祖先同近世祖先的系谱连接了起来，甚至常常以各种手法，把原来并无清晰继嗣线连接的单个的远代祖先也串联起来，构成了能够同近世始祖直接连接起来的远代世系。这种现象虽然在晚近才普遍起来，但普及速度非常快，而且由于很多族谱的这一部分内容被编造得非常整齐，甚至天衣无缝，成为表达士大夫文化认同的一种历史记忆方式，以致直到今天竟更常被人们视作信史。治史之人当知其讹，唯以之窥探明清以来世态风习之流变，断不可用以为古史考辨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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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中的亡指的是什么？
成语亡羊补牢出处：
《战国策·楚策》：“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本意：见到兔子，想到去找猎犬，还不晚；羊跑掉了，把羊圈加固，还不算迟。
亡羊补牢的亡就是丢失，失去的意思。
亡羊补牢现在常用于做错了事，找到原因挽救，也不算晚。
每个人都会犯错，大错小错总不能避免，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犯错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还死不悔改。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美国人为了反抗隔离，组织几百人抗议不让医生去上班。
为了自由，可以不要生命，为了自己的自由，不顾别人的生命。
医生告诉记者：这些Idiots，耽搁一分钟就会有人延迟救治，导致死亡，他们不怕死，也让别人跟着死。
这些人如果认识不到错误，赶紧想办法挽救，到时候感染越来越多，他们也会成为医院被治疗的一员。
从美国疫情数据显示，他们被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82万+，每天还在持续增加，死亡4.5万+，这个数据已经比较庞大了，目前又没有特效药，得病的大多只能选择死亡。
也不知他们是不看新闻，还是忽视数据，反正就是要自由，不怕生命威胁。
我对他们的评价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赶紧回家隔离，不要在影响阻止医生治疗病人，少聚集减少感染的风险。
是自由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呢？
难道真的是若为自由故，生命也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