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的有一段精准的论述：
元稹对诗体的划分与溯源有其精当处，论述简明扼要，尤其是元稹提出的“由乐定词”和“选词配乐”的两个理论，区分了歌与诗的传统，说明了乐曲与歌词的互相形成的原因。
元稹所说的“由乐以定词”，是对乐曲和歌词之间的生成关系，也就是说乐工制出乐曲，然后词人依据依这个乐曲的声调，配上相应的歌词。换言之，一首配乐演唱的歌曲，先有乐曲，后有歌词。这在古代，叫做“倚歌”。
《汉书·张释之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说的是汉文帝依据乐曲谱写歌词的事情，原文写道：“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初唐著名训诂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对这句话做了注释，他认为：“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颜师古说的“以歌合曲”就是依据依这个乐曲的声调，配上相应的歌词，然后在进行演唱。在唐、宋时期，人们把这种依据乐曲谱写歌词的方法叫做“倚声”。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竹枝词》，《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 刘禹锡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正月（822年）至长庆四年夏（824年）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当地人们传唱的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
刘禹锡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唐书·刘禹锡传》中记载：
其实宋朝人还有将这种方法称为“填曲”的。如宋代著名文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写道：“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合。”
宋、元以来，在文人的笔记或者诗话、词话中讲这种方法通称为“填词”。这个名词，出现得也相当早，南宋魏庆之著有《诗人玉屑》一书，多记载两宋时期名家的诗话，其中有一段对柳永的记载，其中就有“填词”这个名词出现。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早在北宋中期，已经就有“填词”这个说法了。
所谓“选词以配乐”，这个正好与“由乐以定词”的方法相反，就是在歌词已经写成的基础上，在去给歌词谱曲。这也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声依永，律和声”。
以歌词配乐曲，在春秋时期称为“诵诗”。《周礼》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第三条是“诵”。汉代著名学者郑玄的注解是“以声节之曰诵”。
《汉书·礼乐志》也写道：“乃立乐府，采诗夜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专门从事民间采集歌曲的官方音乐机构人员，他们白天的工作就是采集各地民歌，到了晚上就为这些民歌重新谱曲。
这个“诵诗”的“诵”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郑玄的注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连颜师古也认为是“歌诵”的意思。汉代称为“自度曲”，《汉书·元帝纪》中，对汉元帝有这样一句高度的评价：
这就是说汉元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自度曲，被歌声”就是说他能够给歌词作曲、谱曲。
到了宋代，人们把给歌词作曲（也就是谱曲）称为“填腔”。《复斋漫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政和是宋徽宗时期的年号，由此可知在北宋末期，词人们为歌词作曲，称为“填腔”。
自从音乐进入人们的生活，一切的音乐歌曲，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时的思想情感，腔调都没有定型。后来这个腔调唱熟了，成为统一的格律，于是一个曲子定了型。再以后，有人配合这个曲调另制歌词，于是一个曲调可以谱唱许多歌词。“填词”与“填腔”是互相生成，互起作用的。
从唐代的五七言诗发展到宋代的词，文学形式的改变，已说明了诗随时都在受乐的影响。不能说唐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诗，后有曲调；宋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曲调，后有词。不过，宋代词人，精通音乐的人不多，故多数人只能填词而不能谱曲。
不懂音律，当然不会填腔作曲；但宋代词人所说的“填词”，最初也还是需要懂一点音律常识的。在宋代，歌楼筵席上传唱的词调，文人都已听得很熟，因此他们在听歌女演唱的同时，推敲字词，填词成腔了。
如南宋著名词人、词学评论家刘辰翁写有《酹江月》一词，词中小序写道：“同舍延平林府教制新词祝我初度，依声依韵，还祝当家”。刘辰翁《酹江月》原词如下：
所谓“依声撰词，曲终而词就”。就是说先随意写一首长短句歌词，也往往可以配合现成的歌曲。这是因为平时听得多了，虽说随意撰词，其实心中已摹拟着一个曲调。
如词人苏轼作的《江城子》，小序里说到：“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他在《阳关曲·中秋月》小序中也写到：“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
从这两段词序中可知，这是苏轼刻意为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设想一下，如果苏轼在遣词造句，揉捏辞藻的时候，心中没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曲调，他随意写出来的词怎么能谱入《江城子》或《小秦王》呢？
亦或者苏轼又知道小秦王可以过入阳关曲，故作小秦王词而令乐师唱时过腔，便题作阳关曲。由此可知苏轼在填词时，是具备相当的音律知识的，他填词的时候是以音律为基础。
再如宋徽宗时期主管大晟府的词人周邦彦、南宋著名的词人姜夔，都是两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他们深谙音律，不仅能填词，还能谱曲。
但是南宋后期，大部分词人都已不晓音律，比如编撰《乐府指迷》的著名词人沈义父。他在教学生作词时，只强调紧守去声字，及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决不可以去声替等等规律，这是就前辈名家词中，模拟其四声句逗，依样画葫芦。
南宋末年著名的“西湖吟社”社长杨瓒将这种填词的方法称为“依句填词”，他还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方法：
从杨瓒强调的“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少，依谱用字，百无一二”可知，宋词虽然极盛一时，但是能按歌而进行填词的词人并不多，能依句填词，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自元、明两代以后，词就成为了一种仅存于纸上的文学形式，而失去了本身作为乐府歌唱的功能。
由此也可以得知，宋代文人的“填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明代人开始把“填词”作为一个名词用，称“词”为“填词”。如李裘在《花草粹编》序文中说：“盖自诗变而为诗馀，又曰雅调，又曰填词，又变而为金元之北曲。”清代词家沿袭其错误，凡讲到词，常说是“填词”，似乎都不了解这个“填”字的意义。这是“填词”这个语词的误用。
清朝初年浙西派词人厉樊榭以下至戈顺卿，他们的词作就是呆板的摹古作品了。明清二代，有许多小家词人，他们的作品，破句落韵，拗音涩字。“依句”的功夫，都谈不上，也就不能算是填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