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当雄壮的国歌响起，中国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但是当年拟定新中国国歌的过程中，这段歌词曾引发争议，毛主席大手一挥：不用改。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国歌，是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精神，被认为能代表该国家政府和人民意志的乐曲，常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名片和象征。
在红军时期，我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我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分部，所以自然而然用《国际歌》作为国歌。
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党是作为边区政府存在的，所以没有国歌。
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和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拟定国歌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为什么不继续用《国际歌》呢？
一来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新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宜再用；二来我国与苏联国情不同，需要经历新民主主义阶段，兼顾各社会阶层的利益。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开幕。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下设六个专门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等方案。
小组决定采用公开征集的方式，将国歌征集启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上连续刊登8天。包括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以及学者、艺术家、高级干部纷纷响应。
到8月20日为止，总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份，国歌曲谱694首。
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都要对这些作品进行审阅和评选，他们经过初步讨论后认为，应征作品虽然很多，但都不是很理想。
现在我们知道，最终的国歌方案是《义勇军进行曲》。
神奇的是，早在1949年4月份，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主办方邀请当时正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我党代表团参加。按规定，会议开幕时，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
但当时我们还没有国歌，眼看要成为外交事故，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决定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演奏的歌曲，这可以说是拟定国歌的一次预演。
那么，《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创作者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磨难，最终凤凰涅槃，成为永恒的经典。
聂耳，原名聂守信，云南昆明人。他从小就对音乐很感兴趣，一个做木匠的邻居经常吹奏笛子，成为他的启蒙老师。入学后，他学习成绩很好，于是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二胡、三弦、月琴、古琴等乐器和滇戏、花灯调等民间艺术。
1928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国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后正式加入共青团。同时他结识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音乐老师，开始第一次接触西方乐器小提琴。
这开启了他进步与艺术相结合的道路，1929年，他与朋友一起组织和参加了九九音乐社和戏剧研究会，通过文艺宣传进步思想。
1930年，获悉军阀可能要逮捕自己，他在家人帮助下绕道越南，来到上海。一开始他在烟草店云丰申庄做杂役，以微薄的工资维持生存，期间他加入我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不久云丰申庄倒闭，聂耳失业了。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又有我党的地下组织，正适合聂耳在这里进行进步和文艺工作。
他报考明月歌剧社，因为很有极高，被破格录取，但是他的音乐理论基础很差，便通过加倍努力来弥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人送外号“小耳朵”，于是干脆改名叫聂耳。
1932年，他与一个人相识，从此珠联璧合风云际会，这个人就是田汉。
田汉的起点比聂耳高得多，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是毛主席的校友。
1919年在日本加入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与郭沫若组织创造社。1922年以后在上海从事艺术研究和话剧创作。1930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执行委员。
两人相谈甚欢，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加入左联的戏剧家联盟，1933年正式加入我党。
在田汉的引导下，聂耳逐渐成长为人民艺术家，不断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进步和解放事业。
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节奏。田汉和夏衍共同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民族大义的感召，放弃优越的生活奔向战场的故事。
基本创作完成后，田汉亲自作片尾主题曲的歌词，聂耳听说后，主动要求为歌词谱曲。
正在这时，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夏衍把歌词交给聂耳，聂耳对歌词稍作修改，然后开始作曲。
马上快要完成的时候，又传来国民党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他只好带着没有完成的曲子到日本避难。直到1935年4月底，才把完成的词曲寄回国内，这便是《义勇军进行曲》。
有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脱胎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军歌。
辽宁抚顺有一支叫“血盟救国军”的抗日武装，传唱着“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不能亡国！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田汉和聂耳很可能从这首歌曲中得到灵感，改编而成的，从而充分说明，《义勇军进行曲》正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出的呐喊。
可惜天妒英才，聂耳在同年7月在海边游泳时突然不幸溺水而亡。
然而思想是永生的，此后这首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战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心士气。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了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
9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出席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的座谈会，这其中国歌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因为图案设计相对简单，而国歌不但要庄严肃穆，还要朗朗上口，兼顾各个社会阶层的接受度。离开国大典已经很近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创作出要求这么高的作品呢？
大家先是议论纷纷，随后又鸦雀无声，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徐悲鸿举手说：“是否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 这个提议首先得到周总理的认可，与会代表也重新活跃起来，多数人认为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
但李立三认为，歌曲好是好，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有些过时，郭沫若曾把它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
甚至田汉本人也持赞成态度，他说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历史使命完成了，应该改新词了。
张奚若、梁思成等人却不这么认为，正是因为这首歌曲有历史意义，我们才应该尊重历史，应该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和内容完整，没有必要修改歌词。
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仍未形成决议。
这时周总理又发话，说我们现在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国际局势仍然很复杂，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时刻在注视着我们，将来难保我们不会再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欺负，因此不能说以后就不危险了。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奋勇向前不屈不挠的精神，包含着安不忘危的思想，歌词一改这个意思就变了。
毛主席对这个观点非常赞成，他说我们应该居安思危，虽然全国人民的解放即将来临，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我们更不能忘记无数英雄志士用鲜血为我们换来的独立自主。
只有铭记历史，才能继续向前，所以还是保持原歌词好。
他亲自拍板：“这句歌词我看很好，意义深远，我赞成，不用改！”
于是周总理请与会代表起立，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将会议的气氛推向高潮。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决议，一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经过调整和适应，最终成了正式国歌。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们从此站起立了。
伴随着五星红旗的升起，铿锵有力的国歌声响起，数万人自发唱了起来，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国天下。
赵刚.《聂耳》.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董健.《田汉传》.中国十月文艺出版社
郑万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鉴》.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共产党员网》
《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