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深圳。这地方颇为吊诡：它虽然位于广东省内，但又是广东省内最不广东的地方。在深圳过年，我们能像广州人一样逛花市，也能吃客家年糕，也能吃饺子。全国各地的习俗和文化，在这里交织融汇，并行不悖。对于一个“深二代”来说，很难找一个能概述大多数人的“大叙事”，只能寻求私人的“小叙事”。过一个什么样的新年，取决于个人父母的地域文化归属。
我父母都是客家人。广东有三大民系：广府、客家和潮汕。由于广州长期以来占着较为优势的经济地位，广府文化在广东省内一直占着比较主导的地位。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文化在广东省内的深刻影响，许多成长在珠三角的客家人和潮汕人都过着一种相对混杂的民俗。
比如在过年前，逛花市买花是一项传统。逛花市最早是广州人的习俗。因岭南冬无寒冻、雨量充沛、树木常青，每到农历新年正是春花灿烂之时。早在唐末南汉时，广州近郊就出现了卖花的花墟。在明代，常年的花市就已成形，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提到明代广州的花市，“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雒阳但称牡丹曰花也”。
但“除夕花市”的出现要等到清代咸丰、同治以后，而定型则要等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州市民仍然坚持过年前逛花市。后来这个习俗在广东省内日渐流行，即便在北方人口众多的移民城市深圳，大家过年前也会去买花装扮一新。
花市
通常来说，我们都会买桃花，所谓“一树桃花满庭春”。而且，在粤语里，“红桃”又跟“宏图”谐音，所以桃花也有大展宏图之意。此外，家家户户过年都会买一盆金橘，这就像西方人的圣诞树一样。因为金桔意味着大吉大利。广东人还会在上面贴满“利是封”，即红包袋，也是大吉大利之意。花市里的每一种植物都有着特定的吉祥寓意，如我家经常会买富贵竹和银柳，其名字的谐音和节节生长之态，就象征着富贵和节节高升。
金橘树
在除夕那天，我家会在正午之后就洗澡，而且每人都要洗“柚叶澡”，这也是广东地区的民俗。有时候没买到柚叶，就会用金橘叶代替。洗之前一定要先把柚叶放进桶或者盆里，然后用桶或盆里的水洗澡。在民间，柚叶有去晦气和辟邪之效。洗柚叶澡就是要把污秽、“衰气”洗掉，除旧布新，干干净净进入新的一年。洗完澡后，从头到脚都要换上新衣新裤新鞋，而换下的脏衣服要当天洗净。因为过年那几天是不能打扫卫生的，洗衣服也算打扫卫生。客家人认为，新年伊始的年初一初二要“囤财”，这两天扫地和倒垃圾，会扫走或倒掉家里的财运。
年夜饭会吃得比一般晚饭早。跟很多地方一样，年夜饭每道菜会有其谐音寓意和特色。但是广东在菜品上还是会略有不同。广东人“无鸡不成宴”，因为“鸡”和“吉”谐音。上学时我妈还经常会给我吃鸡冠，希望我学习考试拿第一。鸡翅则寓意“展翅高飞”。此外，一般还会有莲藕，因莲藕片像轮子，寓意做生意“货如轮转”；生菜则谐音“生财”；清蒸鱼则是“年年有余”；芹菜寓意“勤劳”；蚝豉则谐音“好事”；腐竹谐音“富足”；蒜则寓意“会计算”；虾在粤语里谐音“哈”，意味开开心心；扇贝的贝则是“钱”之意。客家人的餐桌上一定会有酿豆腐，一般会早早自制好混合马蹄、香菇、香葱和猪肉的馅。
在除夕夜里，像“春晚”这样的过年新民俗在广东并没有特别流行。“春晚”在南方的收视率其实很低，其中以广东、广西和海南最低。因为节目里的相声和小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非常偏向北方观众的趣味。因此，“春晚”在我的童年中并没留下多少记忆。
我清晰地记得，我家第一次看春晚是在2009年。赵本山、小沈阳演的“不差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记忆那么深刻呢？因为当时直播没有字幕，在外面烟花爆竹的巨响中，我压根听不懂他们的东北话，也不知道大家的笑点在哪。而在网络上，大家铺天盖地地讨论春晚。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去拓展我的认知世界。虽然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我从小听南腔北调，但是第一代来深移民所携带的地域文化属性还是很强的。家庭作为地域文化传承的载体，也强烈影响了“深二代”。当然，“深二代”对父母辈的文化归属的继承也已经大大削弱，我们也在建构着深圳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文化主体性。也许到了“深三代”，深圳就不会那么“无根”，会形成自己的地方文化。
我开始看春晚全拜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赐，不然中央电视台与我童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在这之前，在我童年的漫长岁月里，除夕夜是伴随着TVB除夕晚会的背景音乐或者明珠台的外国电影，我们拿着烟花和糖果出去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在某种意义上，2008年是我认知图景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清晰的国族认同和整体感。从前离散的媒体系统逐渐被打破统合（由于珠三角紧靠香港，尤其在无线电视时代，珠三角上空的电波很复杂，大家从小在港台的电视台下喂养大），加上之后微博等自媒体横扫网络，全国被连接了起来，变成了“全国村”，以前那种“天高皇帝远”的边民感（同时也是自我中心感）开始慢慢隐去。
大年初一那天，根据客家人的习俗，是只能吃斋饭的。因为 “斋”与“灾”谐音，吃斋等于祛灾避凶，在春节要取个好意头。一般来说，那天午饭都是吃粉丝、腐竹、发菜、冬菇等“罗汉斋”，寓意该年的素菜在这天吃完，往后可以大鱼大肉，所以有“年初一吃斋，胜过一年斋”的说法。而且，在初一的早上，是要吃客家汤圆的，寓意圆圆满满一整年。
此外，我们大年初一还得去寺庙烧香拜佛，到初二才开始走亲戚。在家里，我妈在过年期间也会在阳台烧香点烛烧纸钱，会摆上鸡鸭鹅，在广东叫 “头生”，敬献祖先和神明。若我们回老家的话，我们还会去祠堂祭祖，放鞭炮，吃一种客家年糕——“甜粄”。用七成糯米掺三成籼米在水里泡浸一天一夜，再放在碓臼中，舂成细粉和上油糖，垫豆腐皮和芭蕉叶，用蒸笼蒸之，熟了就成深红色的甜粄。
甜粄
我们也收压岁钱，叫“利是”。“利是”和红包虽然相似，但还是有些许不同的。广东这边“派利是”图的是吉利的“意头”而已，而红包则更看重里面钱的多少，派利是不会为了显阔和面子在里面塞很多钱。网络上曾热传过“广东人的红包少得可怜，是红包界的清流”的说法。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这种说法非常符合实际。我其实一直以为，红包或者“利是”里面的金额，多则一两百，少则几块，直到被网友和北方的朋友们动辄几百上千的红包刷新三观。我曾在农村最低收到过两毛钱的“利是”，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并不是因为穷或者抠门，而是一份纯粹的祝福。
网络流传很久的全国压岁钱地图
深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一般来说，过年就成了空城。所谓的“年味”，更多的是童年的光环：放假、有好多零食吃、放烟花、和亲戚小孩玩耍、回老家，还有上面提到的一些习俗。小孩子的快乐比较单纯，不会顾及到很多东西。我们长大后，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里待习惯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从前一起玩的同龄亲戚相聚时就会经常找不到话题聊。但父母那一辈还保持着熟人社会的联系网。这也是网上很多年轻人分享的共同经历：走亲戚的时候，爸妈总叫你快跟叔叔阿姨打招呼，然后大人在畅聊，爸妈会叫你快跟表/堂兄弟姐妹聊天，但却发现尬聊几句后，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倘若表/堂兄弟姐妹都不熟了，我爸妈认识的更远房的亲戚，在我这代估计就不会再联系了。也许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因为少子化和个人原子化，以及在陌生人社会待久了，在以后，“走亲戚”这一习俗也会随之改变。
因为我家住在消防局旁边，在我的记忆里，每到除夕，满城烟花爆竹的轰鸣声，必然伴随着消防员出警的警报声。近年来，城市里不准燃放烟花爆竹，消防员没那么累了，不过那种直接体验和其他人共度春节的“大气氛”也没了，“年味”也折损了很多。作为替代的是，互联网把“年味”虚拟化，我们跟着热闹话题吐槽，像烟花一般喧嚣短暂。而这种“年味”也被媒介同质化了。而各地不同的习俗，也许会渐渐淡去。因此，传承这些“小习俗”需要自觉的意识，这不仅仅是出于身份认同的动机。不管时代怎么变，当我们煞有介事地去为我们最亲爱的人准备些什么的时候，这本身也是营造“年味”和幸福感很重要的一环。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沈河西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