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南京一头150斤重的野猪撞进街头店铺，警方出动4辆警车用4剂麻醉针方才擒住。野猪闯入大城市，当下还算“新闻”，而在四川、江西、甘肃、陕西、河北、广东、湖南、安徽等地山村，野猪祸害农田的事例早已司空见惯，哪怕是在北京的郊区，野猪与农民的冲突也多次出现。
云南的大象、西北的雪豹、东北的猛虎，川陕的熊猫，都给农民造成过麻烦，也更危险，但人类会给予足够的宽容甚至“宠爱”。相比之下，野猪却在今年成为了“防控危害综合试点”的处置对象。原因很简单，百万数量级的野猪游荡在山林，似乎太多了，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猪进人退”的现象。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猪。中科院动物所供图
那么，我们真要对野猪 “动手”吗？需要了解、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毕竟，在整个生态系统面前，没有一个答案能够轻易给出。我们甚至连究竟有多少野猪都还没摸清，超百万、七八十万、一百五十万，目前各种预估数字都有，在专家看来，连“对手”的数量都没摸清，“动手”的效果也就难以保证。
分布七个亚种分布于中国各地
1953年秋季，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在当时名为仁和乡的小鱼村，陈本中等四户村民的包谷被野猪吃掉了一石二斗五升。这段被记录在盐津县农业生产办公室公报里的经历，从日期上看，或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人与野猪最早、且有据可考的一次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早期报道中，野猪出现在云贵，也出现在皖南山区、秦岭和长白山区。在大别山区，1954年，在粮食即将丰收的初秋，只需一夜，野猪便将水稻咬走一大半；在秦岭西部，农民们从玉米和大豆播种的那天起，就会在梯田附近生火防范不速之客；在长白山海拔近千米的地带，野猪“机警”地与农民周旋。
这种隶属于属偶蹄目、猪科、猪属的野生动物遍布世界。仅在我国，共分布着包括东北亚种、喜马拉雅亚种、华南亚种、新疆亚种、川陕亚种、台湾亚种和印支亚种在内的7个亚种。事实上，你把一些家猪放到山林，不出几年也就变成了它祖先的模样。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副教授刘丙万告诉新京报记者，国内各个亚种以它们各自的分布区命名，“在形态上有少许不同，但区别并不大。”刘丙万说，野猪在国内分布非常广泛，森林、草原、灌丛，甚至在荒漠，都有它们的影子。
过招与人的较量一直在持续
城市人觉得野猪是遥远的野兽，对农民来说，野猪从不是一个陌生的物种。
早在1953年，在位于滇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们就总结出“猪口夺粮”的方法，写在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里只十个字，“日夜守望田边，防止兽来。”1959年，安徽地区人民公社狩猎队总结出一套捕猎野猪的方法，其中以暗箭、捕兽笼、绳吊法最为常见；在东北，朋友来了有好酒，野猪来了有猎枪；在江西，人们甚至为抓捕野猪设计了机器，一度还成为红极一时的小众“农机”。
此后，随着捕猎、环境变化尤其是山林的消失，野猪一度在多地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枪支管理法》的颁布，以及国有林区面临“两危”后，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很多野生动物种群得以存续，而适应性强的野猪数量则是迅速恢复和壮大。
以黑龙江省为例，自1995年全省林区禁猎后，不足十年间，黑龙江野猪种群调查数量已超过2.5万只，年递增率达约7.4%。在陕西，据陕西动物研究2018年的调查，该省野猪数量超过12万只。
终于，城市里也能与野猪狭路相逢，只是这些记录没能给野猪留下好名声。今年10月，野猪再次“光顾”江苏南京市区横冲直撞，近年来南京多地都目击野猪出没；而据早前消息，在香港，知名女星的母亲在散步时被野猪袭击。
低调与人“单挑”多是事出有因
“实际上，几乎没有野生动物愿意与人主动产生交集、发生冲突，野猪也是一样。”在专家们眼里，这种野生动物低调而且聪明。刘丙万说，每次去啃食庄稼，野猪侵略的步伐，总是会从耕地中心向四周“开花式”地扩散，目的就是隐藏行踪方便逃窜。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野生动物与行为生态研究组组长李春旺告诉记者，北京郊外，在体型较大的哺乳类野生动物里面，野猪数量是最多的。在他看来，它们很有分寸感，甚至知道怎么处理与人的关系、随时调整与人活动的距离，总是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恰当”时间和空间里，介入到人类地盘上。“但野猪喜欢泥浴，也就是用泥来洗澡，很容易留下痕迹。”李春旺说，在北京野外，见到野猪痕迹的次数，远超见到野猪“本猪”的次数。
李春旺告诉记者，北京郊外，在体型较大的野生哺乳动物里面，野猪的数量是最多的。中科院动物所供图
这并不意味着专家对野外观测到野猪抱有更多期待。“我们并不喜欢在野外碰到它，尤其是在它们的发情期，或者雌性母猪带着幼崽的时候。”李春旺说，正处于发情期的雄性野猪，会因为激素原因而带有较强攻击性，而“拖家带口”的雌性母猪，则会因为保护欲而更加敏感。
李春旺介绍，野猪是集群性比较强的有蹄类动物，当种群数量够大时，集群而行是它们的必然选择。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在野外架设的红外相机，曾拍到过很多野猪成群而过的画面。野猪妈妈们一路搜寻着食物，也一路凭一己之力，哺育着六七个小猪崽。
在野外，野猪妈妈经常要“1拖N”，携家带口寻找食物。视频由中科院动物所提供
“集群类的动物一旦因种种原因落单，就会更加警惕，它会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攻击性也就更强。”李春旺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出现在新闻中，与人发生直面冲突的野猪通常都是“单打独斗”。
掠夺区别只在于零次和无数次
刘丙万第一次在野外考察时见到野猪，是在2008年的吉林珲春。夏天的玉米地里，野猪与他撞了个照面，就匆匆跑回了林子。“它们会避免与人接触。但是有一点，”刘丙万的话锋一转，“一旦野猪尝到了甜头，也就是说一旦与人类生活发生过接触，要是不采取措施，冲突很难避免。”
作为杂食动物，野猪取食范围广泛，蕨类植物、鸟卵、昆虫都在它的食谱中。“它会掘土，嗅觉也特别灵敏，如果地下藏有食物的话，它能把地拱到很深。”寻找食物，是野猪的强项。刘丙万说，到了玉米地里，野猪不必再经历寻找食物的过程，“它可以直接开吃。”丰富的食材、更好的口感，以及探囊取物般容易的取食过程，很容易“成瘾”。
“有蹄类动物有个特点，就是活动范围相对固定。”在专家视角下，当一只野猪到达过人类农田，品尝过人类种植果实的味道，它就会食髓知味，反复取食。野猪个体进入人居范围，注定是“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人退猪进”的局面。在2001年的重庆，巫山县将居住在高山地区的贫困农民搬迁到平缓地区，同时为野猪让出家园；2020年北京密云，考虑到野猪经常出没，一些村民放弃了靠山的农田。在新京报记者这次探访四川、江西等地野猪频繁活动的村落中，都发现有农户放弃种植作物的现象发生。刘丙万说，野猪聪明又执著，它们从不轻易放弃一块地盘儿，远比人更有耐心。
联动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
刘丙万认为，所谓“野猪的泛滥”应是相对的。它们当然也有天敌，野猪同样是熊、狼、虎、豹眼中的美味。“所以我们说‘相对泛滥的时候’，是在关注目前野猪的数量对于它的天敌们到底算不算多。”刘丙万说。
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保护了顶级物种，那么这条食物链下面的所有物种都会得到保护，野猪也在这个范围内。”刘丙万说，野猪的数量增长是注定的，它们一胎可以生十几只幼崽，繁殖速度比它的天敌要快得多。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年里，虎、豹与人之间的冲突，也是存在的，这其实是它们在自己地盘上没有足够食物的佐证。”刘丙万说，关键点在于，在对森林生态的要求上，虎、豹的要求要比野猪的高很多，这也就注定，有野猪存在的地方，不一定有它天敌的分布。
与很多人想象的原因不同，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现在城市中，有时并非是因为城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改善提高，恰恰是由于山林的发育还不够好，没有形成真正的生态闭环。
“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动物在入侵人类地盘，而是人们留给动物的空间太少了。”李春旺在外考察的时候，时常会听到村民的抱怨，称野猪们造访，吃了庄稼毁了耕地，“但其实，或许这里本该就是林地，很多现在的农田，实际上曾是野猪的家。”
捕猎 是时候对野猪动手了吗
在今年的10月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回复了一条来自网友的疑问——“重庆野猪泛滥成灾，吃了农民辛辛苦苦种成的庄稼，该怎么办？”
在这条回复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到，野猪已成为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今年以来，已在江西等14省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要求各地调查评估野猪危害，有组织开展猎捕调控活动，探索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保险业务，鼓励相关地方政府利用保险市场，防范和分散因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风险。
今年10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回复了一条关于野猪泛滥的网友留言。网络截图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是时候对野猪“动手”了？专家们很难给出简单的答案。“站在危害农田的角度上，可采取一些制止性的捕猎方式，但另一方面，目前还不能确定野猪在数量上是否能满足天敌的需求，人为猎杀对生态系统来说，到底合不合适。”刘丙万说。李春旺也和同事们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毕竟我们提到保护野生动物，实际上是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保护极度濒危的野生动物，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强调的是管理。”
管理考验我们对野猪真正了解多少
国外有大量干预的案例。美国用天敌和人为打猎的方式，去控制白尾鹿的数量，治理野猪的经验则更加丰富，毕竟美国有多达600万头野猪需要“干预”。
“实际上，运用生物学的手段对待繁殖过快物种的负面影响很小。但人为的投毒、狩猎，就需要周密考虑了。”刘丙万说，“这需要我们了解这个种群，比如要知道这个种群的数量、年龄、性别、出生率死亡率，迁入迁出的数量等待。”刘丙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制定真正切实可行的计划。
所谓“管理”，是需要目标的。“禁止不是管理，放开也不是管理。得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管理，要非常熟悉这个种群才行。而目前的我们，恰恰是缺少了这部分内容。”
我国目前的野猪数量大概有多少？有专家认为国内的野猪体量至少在百万级别，超百万头、一百五十万头、七八十万头的估算数字都有，但现在专家们面对这个问题，则相对保守，不愿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其实我们缺少系统的研究，在国内，人猪矛盾很多，但做相关研究的学者很少。” 刘丙万说，“你看，我们都不知道野猪的数量，那么打猎该打多少对于生态才是合适的呢？”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唐峥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