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的英国，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表现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帝国的气势。
在欧洲，1741-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摧毁了法国海军主力，把制海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在亚洲，1757年的普拉西决战中，英国彻底战胜了老对手法国，把孟加拉收入囊中。
与蒸蒸日上的英国相比，曾经不可一世的莫卧儿帝国则表现出江河日下的颓势。正如马克思描写的那样“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提拉人打倒，马提拉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进来，把所有人都征服了”。
此时英国在南亚地区的统治，由英属东印度公司具体负责。这个成立于1600年、由伊丽莎白女王颁发特许状的“在东印度群岛贸易的伦敦商人的总裁和公司”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组织。1765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孟加拉、比哈尔、奥德萨三地的“地华尼”权，即可在三地征收赋税。
自此，除去依靠军事实力对三地进行控制外，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拥有了明确地法律地位。与同时期欧洲的其他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首要目的也是商业利益。孟加拉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满足这一目的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因为拥有强大的实力，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贸易中表现出了蛮横和强势，孟加拉的一位纳瓦布（即莫卧儿帝国任命的省长）抗议称：
带有掠夺性质的活动给东印度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富：据统计，1757-1765年间，仅在孟加拉一地，公司就取得3,770,833镑“战争赔款”；而美其名曰“馈赠”的数量也达2,169,655镑之巨；1765-1774年间东印度公司在奥得共取得140万英镑的“战争赔款”，之后当地纳瓦布又被迫割让土地、缴纳保护费等；在卡纳塔克，纳瓦布将四个县的税收权出让以获得东印度公司的“保护”，为偿还公司的高利贷，当地纳瓦布前后缴纳本息超过2000万英镑。
东印度公司取得孟加拉后，后者的地位俨然成了一头奶牛，为公司和其背后的不列颠帝国不断提供着新鲜地营养。
随着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地位的巩固，资本的扩张性再次凸显出来，公司开始寻求突破这一局促之地，将触角向东、向北延伸。1767年，应巴格马蒂河谷三国之邀，东印度公司派出一支由金洛克上尉率领的远征军帮助抵抗廓尔喀人的兼并。
尽管金洛克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阻挡廓尔喀雄主纳拉扬·沙阿统一河谷地区的势头，但此次远征给了东印度公司一次近距离体察喜马拉雅诸国的机会，激发了他们在这一地区拓展贸易的兴趣。
然而，直接推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加快脚步的，是1770年发生的孟加拉大饥荒。
饥荒的周期性发生似乎是印度次大陆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1770年，部分地因为干旱、部分地因为政治动荡，孟加拉又发生了大饥荒。
据记载，孟加拉三分之一的人口因疾病或饥饿而死亡。这次饥荒的破坏性之巨大，以至于到了19世纪晚期，孟加拉文学作品和故事传说中依然有反映其恐怖程度的内容。
孟加拉的商贸活动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饥荒带来的人口损失造成了生产的停滞和市场的萎缩。孟加拉这头奶牛的休克，给英国带来震动，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不能容忍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短缺。
毫无疑问，在东方，除印度之外，对英国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当属中国。此时正在“康乾盛世”鼎盛时期的中国选择对世界关上大门，与西方的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地，由官办的十三行负责具体操作，私人与外商的交易被严厉禁止。
清政府“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策略令英国人十分苦恼，而且，在对华贸易中，从中国输入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要付出昂贵的价金，输入中国的毛料、布匹等却销路惨淡，无人问津。
据统计，1760-1774年，英国对华贸易入超达白银50万两；1765-1769年达99万两；1770-1774年为65万两。
巨额的贸易逆差，使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英国人的思维中，英国商品的滞销并非因为其本身价值和质量问题，而在于中国的市场开放有限，广大地中国内陆地区和以亿计地中国人民无法接触到英国质优价廉的工业产品。
在中国沿海地区忠实执行闭关政策的背景下，调转方向，依靠尼泊尔、不丹与中国西藏的传统商路进入西藏，进而通过西藏建立一条通往中国腹地的商路，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方案。
尼泊尔廓尔喀王朝的强势崛起，和其对英国势力的敌视态度，使得从尼泊尔方面寻求突破变得异常困难，所以通过不丹找到通往西藏的商路成为现实的选择。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信件往来中，可以找到通过不丹建立到西藏的新线路以拓展贸易的指示。
8世纪以来，孟加拉和比哈尔两地与西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与不丹、锡金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孟加拉、比哈尔与尼泊尔、中国西藏之间的宗教、贸易往来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孟加拉与不丹的往来，记载不如前者完备，但可以想见，民族、宗教、文化的纽带使两地的交流定是一样频繁。佛教徒、婆罗门商人铺砌了许多穿行在高山之间的道路，在政治剧变、朝代更迭的年代，地区间的交流也没有完全断绝。
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占领孟加拉和比哈尔之后，这一地区存续已久的密切联系仍在继续。悠久地交往历史、盘根错节地联系，给东印度公司的决策者们制造了希望。
然而作为外来者，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敢贸然直接采取行动，它需要一个介入地区事务以求深度接触、深入探访考察的机会，不久之后的库赤·比哈尔争端，恰好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