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徽章，它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光辉岁月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凝聚了集体的智慧，但我国的国徽为何没有用年代较近的康乾线条，而是用了遥远的汉唐线条呢？其实这背后蕴藏着设计人之一林徽因的别具匠心。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向全国人民征集国徽、国旗和国歌等设计创意。
截止到8月20日，国徽稿件共征集了112件，其中还包括海外华侨不远万里寄来的稿件。遗憾的是，这些稿件虽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满足国徽要求——具备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和形式庄严富丽的稿件却没有一个。
1949年9月下旬，全国协商政治会议又一次召开，新中国的成立近在眼前，但国徽设计方案却仍没有敲定，这无疑是让人焦虑的。
其实先前在全国人民都投入到国徽征集期间，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艺专（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就受到中央邀请负责征集国徽图稿，他们也都设立了国徽设计小组。
在九月的会议过后，中央邀请这两个组织开展国徽设计竞赛。梁思成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担任组长，他的妻子林徽因便是小组的成员之一。
此外还有油画家李宗津、建筑师莫宗江、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和罗哲文等人，可谓人才济济。
由于时间紧迫，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没有用上新国徽，不过国徽设计小组也在毫不懈怠地进行构思，以便能在下一年的国庆节上展示新国徽。为此成员们竭尽所能，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即使当时身体抱恙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终于，在成员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国徽的图案设计基本敲定下来。
国徽主要由五星、天安门、谷穗和齿轮构成，五星指代国旗，和天安门一起象征着国家特征，谷穗象征构成中国人民主体的农民阶级，而齿轮则是工人阶级的象征。
其中天安门特别意味着“五四运动”，让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这也是新中国得以诞生的伟大前提。1950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诞生。
金黄闪耀的五星、谷穗、齿轮、天安门和鲜红的底色、绶带交相辉映，精致辉煌而又庄严肃穆，这往往是公众在看到国徽时的第一印象，毕竟这些元素构成了国徽的主体，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忘了国徽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线条。
对于线条，梁衡在他的文章《线条之美》里曾这样描述过，
国徽中的线条就是具备着这样的美，它与其中的色彩和物体和谐得浑然一体，以至于和谐到让人在观赏时忘记了它的存在。
艺术的背后必定饱含着设计者的思考与心血，国徽中的线条之所以如此和谐流畅，不得不提到国徽设计师之一——林徽因。
林徽因作为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之一，带着自己的学生团队整日研究国徽图案，多日来的辛劳让她本就患病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但她仍没有放弃这份工作。
有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林徽因病重，她把研究出的方案交给学生们处理，后来她去检查学生们画的草图，指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她表示国徽不能用康乾线条，最好要用汉唐线条。学生们不解，她就让学生们去霍去病的墓前研究汉唐线条。
即使是现在的人们恐怕也难以理解，林徽因为何要如此吹毛求疵？汉唐线条还不是和康乾线条差不多，同样都是线条，二者又能差到哪里去？
梁衡先生一开始也有着同样的疑惑，他在《线条之美》中提到，“只用铅笔在白纸上勾出的一根细线，就能看出它是康熙、乾隆，还是大汉、盛唐？”
后来梁衡亲自去霍去病的墓前走了一趟，那些质朴却不乏雄浑的线条瞬间让他豁然开朗，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那著名的《马踏匈奴》，还有石牛、石马等作品，线条拙朴、雄浑、苍凉，虽时隔两千年，仍然传递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开放、不拘一格与国家的强盛。”
如果说汉唐时期是中国辉煌的强盛时代，那么康乾时期就是中国衰颓的开始，虽然表面上看来康乾盛世好不风光，但闭关锁国的政策和繁荣奢靡的风气已经预示了其后的腐朽与堕落。
就像梁衡先生所说的，“康乾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是强弩之末，线条繁缛奢华，怎能表现当时新中国的如日初升呢？”既然新中国已然成立，自然要摒弃这种封建时期的恶习，即使是在细微的国徽细节上，也需要仔细地推敲。
当然也有人会反驳，汉唐时期的中国同样也是封建社会，甚至还不如康乾时代先进，那为什么还要选用汉唐线条呢？
其实这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关。汉唐时期不仅是中国最繁华的时期，也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时期。
汉唐时期风化开明，我国与外国互通使节，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交流，同时也向世界宣扬了厚重的中国文化。外国的“唐人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汉唐时期虽没有康乾时代的技术先进，但也正因其年代久远才可以体现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特点。
梁衡先生还提到，“线的魅力不止于具体的人或物，还常常注入主观精神，可囊括一个时代，代表一个地域，成了一个国家或一段历史的符号。”
这国徽上的线条看似细微不引人注目，背后却蕴含着设计师的巧思奇想，汉唐线条正能体现出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新态势，只有看懂这两种线条的区别，才可体会到林徽因的高境界。
梁衡《线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