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这首《泊船瓜洲》脍炙人口。
京口是现在镇江市的京口区，也是镇江主城区核心部分。京口最出名的时期在东晋，它具有“内镇优重”的地位，是都城建康赖以补给和拱卫的战略要地。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陆沉。“五马渡江，一马成龙”，司马睿登基，东晋建立。
对于长期追随曹魏并最终取而代之的司马氏而言，他们的根基和统治中心都在北方。在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征服的东吴地区，对他们来说“难安易动”，要维持东晋的统治，不得不依赖于门阀世家的力量。
跟随晋朝皇室和士族们南渡而来的，还有大批躲避战乱的流民。
随着中原士族的衣冠南渡和跟随而来的流民，原本并不怎么起眼的京口地区，逐渐成为了重镇，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
东晋都城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当时的建康，人口已超过百万，是座繁荣的城市。
与历史上的许多都城一样，建康需要来自各地的供给才能维持。对建康来说，最重要的补充地来自三吴。
三吴指的是吴、吴兴、会稽三郡，是产粮之地，粮食对国家安定至关重要，粮食能否得到保证，全赖能不能从三吴输送到建康。在三吴里，最重要的是会稽，在两晋时期，会稽指的是今天的绍兴、宁波一带。
从会稽到建康，也就是从宁波到南京，在当时的条件下，以水路为主要运输线。经过数条运河，从杭州、常州、丹阳到达京口，就能朔长江直达建康。
除了位于航道要地，京口还有地势的险要。
京口一带的长江江面，宽达四十里，很难在战争中成为过江的选择。东晋可以在京口出兵北伐，北方军队南下却难以选择进攻京口，这正是由于它的长江屏障。
历史上，由于宽阔江面的存在，从京口渡江攻击南方的战役是极其罕见的。即使到了宋朝，金军渡江也选择了更狭窄的采石段江面而非京口。
除了战争，百姓也很少选择在京口渡江。
京口地缘优势，成为三吴与建康之间的枢纽，这里航道的便利又成为物资输送的关键节点。又以其地理优势，决定了它是个不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军事上易守难攻，其重要性独一无二。
随着西晋南渡，大量人口也跟随而来躲避战乱，里面不光有流民，还有许多中原的士族也包括在内。
比如原是范阳豪族的祖逖，曾长期居住在京口。颍川庾亮迁移到京口附近，还有以后著名的刘裕，家族在此之前就移居到了京口，北齐的萧氏家族则居住在离京口不远的武进地区。这一时期的京口，堪称藏龙卧虎，诸多日后名震天下的名字，当时都蛰伏在京口一带。
除了士族，更多的是流民。根据谭其骧先生的估计，永嘉之乱后来到徐州的流民就达到四十二万，其中有二十二万被东晋政府安排到了京口——晋陵一带落籍。
流民聚集到这里，是和政府共同选择的结果。
当时京口—晋陵地区地广人稀，还有不少土地可以开垦，能容得下外来人口，也便于政府安置。
另外，对于故乡的眷恋，也使得他们到达京口后就不再南行。
对这些故土都在北方的人们来说，离北方越近，越容易有慰藉感。他们的南迁，是为了躲避中原的战火，否则谁愿意丢下世代生活的家园，背井离乡成为流民。过了长江，暂时躲过了北方的厮杀，能暂时安顿下来，就不愿意颠沛流离地往南再迁移。从距离上说，离故土越近，将来也就越容易迁回。
人口优势是任何地区得以发展的根本，京口具备了。
提到京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郗鉴。
郗鉴是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随着晋室南迁，他率领族人和私人武装南逃，路途中，不断有青州、徐州一带的流民加入他的队伍，南渡以后，他事实上成了流民的首领——流民帅，手里掌握了一支不小的流民军队。
晋明帝即位后，因为感受到王敦的威胁，朝廷手里却没什么可以控制的军队，于是明帝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
此后，郗鉴协助东晋中央，利用另一位流民帅苏峻的军队平定了第二次王敦叛乱。晋明帝又任命郗鉴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任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
郗鉴因此把自己在合肥的部曲带到了京口，并在京口继续招募流民，京口也就成为了著名的北府兵的开端之地。
郗鉴就此长期在京口经营，京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又为他补充兵员和输送物资提供了物质保证，北府兵也开始在他手上强大起来。
在郗鉴手里，京口已发展成为军事重镇，是都城建康的门户。
《晋书·蔡谟传》里说，京口拥有：“东至土山（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
有了军队作为安全保证，京口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更多的人来到京口定居，京口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后，虽然郗鉴在339年去世，桓温通过政治手段把郗鉴之子郗愔排挤出了京口，但京口的重镇地位并没有消失。此后占据京口的谢玄、王恭、刘牢之、刘裕等在东晋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所以，对东晋来说，京口逐渐成为强有力门阀世家控制的重镇，它与东晋著名的北府兵捆绑在一起，地位也随着强有力的入驻者而一再凸显。
从京口能发展成影响东晋朝局的重镇中，所反映出的，正是门阀政治对东晋的深刻影响。
在孙权早期，也曾经把自己政权的中心迁到京口，并且在北固山上修筑了铁瓮城。
但几年以后，京口就被孙权抛弃，把都城迁到了秣陵，并把秣陵改名为建业，修筑石头城。
十年后，孙权又把都城迁到鄂州，再过十年，孙权再次把都城迁回建业，吴国都城才从此固定在建业。
在孙吴时期，京口并不是什么重镇，甚至比较贫瘠，地广人稀，猛兽出没，孙权曾经在这里打虎。
京口在孙吴时期之所以没那么重要，正是因为东吴的士族们受到皇权打压，没有形成能左右政局的力量，这点与晋朝是完全不同的。
京口的兴起与落幕，就是东晋一部政治史。
到了东晋时期，门阀世家的势力已经逐渐与皇权并立，也就是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京口的归属也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哪个掌权的士族，都需要控制京口。
虽然郗鉴在339年去世，桓温通过政治手段把郗鉴之子郗愔排挤出了京口。随着京口的镇守权落入桓氏手中，北府兵也被分解，编入了桓温的军队。
从桓温到谢玄，再到王恭、刘牢之，随后又到刘裕，京口被争来争去，地位始终重要。
桓温试图拆解京口的北府兵，淡化京口的地位，但没有成功。谢安又重新依靠北府兵为主的军队打赢了国运战役——淝水之战。王恭坐镇京口后，利用京口的优势两次出兵建康，直到被杀。
京口的衰落，也始自门阀的衰败。王恭之后，刘牢之控制了京口和北府兵，但他只是个将领，没有士族的底蕴，依靠的只是手下的兵力，在政治上少有支持。所以刘牢之很快被门阀世家的代表桓玄利用政治手段安抚，并夺走了兵权。
刘裕也是北府军旧将，世居京口，他又起兵以恢复晋室为名讨伐桓玄，并在京口重新招募流民，再次组建北府军，将荆州方镇和桓氏家族打垮。
刘裕不是门阀世家出身，他凭借北府兵的武力控制了朝政，这时各地的士族经过打击，都不足以与刘裕对抗，门阀政治开始落幕，东晋也进入刘裕时代。
南渡的东晋皇室，历来是靠门阀世家的支持而得以生存，失去了士族的力量，东晋皇室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没多久就被刘裕废掉，刘裕本人成为刘宋开国皇帝。
作为在东晋时期门阀争夺中心的京口，刘裕不能再让它成为豪族滋生势力的土壤，他安排自己儿子刘义符、弟弟刘道怜出镇京口。甚至在他临终时，还立下遗诏，要求“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京口被刘宋皇族所掌控，也就失去了东晋时期的政治土壤，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
时光悠悠数百年，转眼到了南宋，中原皇族再次在异族打击下辗转南渡。如同东晋一样，从朝堂到民间，无数人期盼着能收复故土，饮马长江,直捣黄龙。所以，曾经拱卫南朝，并在此出兵北伐的京口成了不少人的凭吊之地，除了王安石，还有辛弃疾、苏轼等，都曾登临京口，抒发胸臆。
就以辛弃疾的《登京口北固亭有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