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不应混淆的概念 | 邵孔发》
我国礼学教化思想主要保存于《仪礼》《周礼》《礼记》《三字经》《女儿经》等典籍中；后世儒者将儒家经典编为《五经》《九经》《十三经》，《礼记》皆在其中，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的礼治思想与礼教特征。
伦理学为礼教提供理论根据。伦理学发轫于周季，儒墨道法诸家倡导。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曰：“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挞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伦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言始为我国唯一之伦理学。禁百家言，行一家说，文化禁锢于单一性。
中国古代为小农经济社会，家庭及宗族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宗法社会实践伦理政治。礼教的优势，契合农耕文明的封建统治等级制需要，有效作用于小农经济的一统性社会秩序，形成农耕社会的文明模式。
关于文化，世界上有约160种说法。什么是文化，没有一个世所公认的解读。文化是褒义词，且具有高尚性引领性。什么样的存在现象才能够称得上文化？从大处说，一是共同信仰；二是对自然、社会的共同理解；三是价值观的共同取向；四是长期传承；五是大众的精神归宿。
世界文化之大宗者，宗教上从犹太教到新教，哲学上从苏格拉底到费希特，科学上从形式逻辑到实验，社会组织上从古希腊城邦到欧盟，文化运动上从文艺复兴到社会主义，皆属于人类文化。
西方文化曾两次进入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文化，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至乾隆朝驱逐外来文化，关闭中国文化的世界视野。拒外来文化，自行其是，文化囿于封闭性。
近代，国人重新反省礼学教化，学习世界文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均赋有新文化运动性质，强调礼教与文化的异义。封建社会历史表明：礼教应运农耕文明，文化开创工业文明；礼教是为封建社会治理，文化着眼于人的发展；礼教属于历史，文化引领未来。
李约瑟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马克思·韦伯问：“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孔飞力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
古代中国何以是道德社会，重人文教育，而非西方的知识主导的思辨社会，重自然科学教育？盖由中国较早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古代君王追求的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和“王天下”，小农经济的农业循环生产主要靠天文、历法、水利和经验。
孔子不是从研究自然与科学着手研究客观世界，而是从人出发，从研究人着手，从而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文学，皆属于人文社科领域。
中国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墨经》篇目主要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同时涉及数学、力学、光学等问题，及攻战兵法等方面。但其立论出发点是为阐释“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道德观点，并非西方的逻辑学、物理学与数学。中国哲学的关注点在生命与德性。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在当时虽并称“显学”，但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及统治者的“独尊儒术”，秦汉之后墨学衰微，没有成为主流哲学。
中国人默认的科学观的核心是科学与技术不分，吴国盛说：“国人汉语里面讲科学，很容易变成科技，而讲科技的时候，指的是技术。”国人的技艺向可称道世界，科学贡献薄弱，盖因科学精神薄弱。缺少科学精神，技术易走向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伦理思维意识、教育思想陈旧，加剧了这一问题。
西方社会运用以知识为中心的理性思辨。欧洲文明渊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着力于宇宙根源的探讨，重视对自然的客观理解。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万物的最基本元素”，阿那克西米尼视一切事物由空气凝聚与发散而成，毕达哥拉斯归万象于抽象的数，德谟克利特则以为万物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恩培多克勒主张万物不外火、水、土、气四元素的聚合离散。希腊科学无疑是现代科学的真正源头。
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1953年给斯韦策的信）他进一步说：“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科学思维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科学探索原理，技术运用原理；科学是创造精神，技术属实践及改良。科学领域的突破，在于民众科学精神的培养，别无他途。当今，科学日益突出地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竞争。突破传统技术性思维习惯，才能摆脱科学精神薄弱困境，走上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科技的“破坏性创造”之路。
我国封建社会农耕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内向凝聚经济，社会基本结构模式是家庭、宗族、家天下。作为农耕民族，先民首先实行以家长制组织社会，渐次发展而为三代之分封的国家制度。“其后虽又变封建而为郡县，而家长制度之精神，则终古不变。家长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暨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姊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而推之于宗族，若乡党，以及国家。”（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唐虞三代伦理思想之萌芽》）
古代农业社会“家”的概念，最小单位是一人户，最大单位是家族。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自己有用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家族，与自己终身发生主要生活关系的是家庭和宗族成员。民众自身安全靠族众、教育在私塾、婚姻由包办、分家看父母诉讼听宗法、养老送终有儿孙，人生的大部分问题是在家庭或宗族内部解决处理的。国家是民众体会不深的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国家及官府对社会基层的管理，很多朝代也是利用乡绅、宗法以及连坐和保甲来施行。
小农经济，一盘散沙。越分散，越渴望一统。新朝代刚建立的时候，均田赋，予民休养生息，是出于政权稳固的需要。组成国家后，由官员实行行政管理。父母官政治的主要文化特征是民众对官员的信任和服从，民众像信任、崇拜、依赖、服从父母一样信任、崇拜、依赖、服从官家，把自己的出生、婚姻、赋税、徭役、诉讼、断狱等几乎所有权利交予官家、官府衙门。汉语“国家”一词表明家国同构，治家如治国，治国如治家，将家庭的治理方式照搬移植到官府、朝廷。
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薄弱性，无法阻止土地逐步向官员和地主阶级集中，最终引发农民革命。土地是小农家庭的基本财产，无恒产无恒妻者无恒心；农民土地的丧失，是古代社会“朝代周期”最终根源。史家也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说成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历史。
西方国家多起源于城邦，当城邦间联合起来建立起国家的时候，必须考虑兼顾到每个城邦及城邦内部复杂社会结构中各阶级成员的不同利益，由此产生民主与自治精神。城邦间的自由贸易派生市场经济，由此产生契约与平等精神。于是乎产生了西方社会的国家与政府观念：大社会，小政府，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政府。私有财产是文明的根基。洛克《政府论》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政府的唯一目的是对公民提供福利。
从构成上说，家组成了国，国是家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巩固国的方法在于巩固家庭及其恒产。区别家与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认识家与国的功能特性，有助于守护两者的边际界限，处理两者的相互关系，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
作者简介
邵孔发，安徽全椒人。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教师、学报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襄水文集》《故园屐痕》《琅琊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