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词从社会发展角度讲，是指产生了阶级和国家以后的社会。要知大汶口文化为何是我国文明的前夜，须从文化的本身说起。
大汶口文化是从1959年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命名的一种原始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南部、东达胶东半岛，南及苏北。在这一地区内发现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二百余处，已发掘的墓葬两千多座。据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前2300年，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约略同时（前5000-3000年）而稍偏晚，但其社会组织形态却要比仰韶文化发展得快。
大汶口文化的历史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考古学家们估计每期约各占六、七百年的时间。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石制的生产工具铲、斧、锛、镰、刀等磨制不精而厚重，陶器皆用手制而多红色陶，墓葬中随葬品都不多，各墓间的差别亦不大。除单人墓外，还有多人二次合葬墓、同性合葬墓，不见夫妻，父子合葬墓，反映了此时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
到了中期社会生产力已有显著提高。石器制作选择象蛋白石那样坚硬的石料，加以通体磨光、造型规整，刃口锋利、大小适度，还有大型石锛和有段石锛—一种复合型工具，这些工具更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家畜饲养业也有了进步，已饲养了牛、羊、猪、狗、鸡等，其中以养猪最为发达，这时期出现了有用猪头或猪下颚骨随葬的习俗。手工业方面的制陶业已开始用轮制小件器物，陶器的造型、火候都达到新的水平。需要耗费大量劳动时间和技术要求较高的象牙透雕工艺在这时已出现，反映出这一时期手工业己有长足的发展。从墓葬中可以看出个人之间和家族之间财富占有的显著差别。在大汶口墓地属于此时期的九十三座墓，依墓室的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墓的墓室宽大，有的还有木质葬具，随葬品少者四、五十件，多者达七十余件，相反，有的小墓墓室小得仅能容身，随葬品只粗陶器一件。
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墓，从这一时期起开始出现。这种合葬墓埋葬时有两种情况：一是男子先埋入墓中，女性后埋，埋女性时是在男性墓旁挖一小坑埋入；二是一对成年男女同时埋入。尸骨排列皆男左女右，随葬品多放在男性一边，反映出这时男子已是财产的主人，女性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社会已转变为父权制。同时埋葬的成年男女合葬中的女子，不大可能是该男子的妻子，因为夫妻同时死去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这些女子当是为该男子殉葬的妾或奴，她们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征途中的牺牲者。
进入大汶口文化晚期生产力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窖穴和库房，在一个窖穴内遗存有一立方米的粟，在该遗址的一个墓中随葬有猪下颚骨三十多个个体。轮制陶器技术已普遍采用，用坩子火烧制的白陶，质地坚硬。乌黑发亮的高柄杯胎厚仅一、二毫米；玉器加工精细，光洁可以鉴人；在大汶口1号墓中出土一件带有孔雀绿色的骨凿，经化验含铜量为9.9％，证明为铜质所污染，是大汶口晚期的人们可能已开始使用铜器的证据。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手工业生产已同农业中分离而走向专业化、商品化。制陶、玉、石器加工，铜的采炼都要有专业化的工匠才能达到新的水平。在墓中大量随葬精美的手工业品，如大汶口126号墓随葬器物达八十多件，陶器有七十一件，而贵重的白陶器就有36件，同地10号墓有随葬品180余件，除玉器、象牙器、装饰品外，在大批的陶器中，有陶瓶38件。这样多的陶瓶，显然远远超出个人的需要，它只能是一种商品，一种财富的象征。
这些大墓中如此众多的随葬品，也非个人所能制造，而有不少是通过交换来的。这时期的墓葬中随葬品的差别比以前更悬殊。这种差别是产生在父权制社会已有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的，但是就整个生产水平来看，这种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收展”，因此，也还没有达到完全改变“先前的整个社会”，然而，它已为阶层的分野和阶级的出现，准备了物质条件。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上，有比较复杂的意符刻文。已发现的有十多个个体。
有的在一个陶尊上同时刻有不同的两种刻文，有的遗址里同时发现数个，而且在相距数百里的不同遗址里会出现相同的刻文，这当然不是某一氏族的族徽。有的学者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英文版上加注道：“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汶口文化的原始象形文字，显然不可能担当“记载历史”的责任，但是，它却为用文字记载历史准备了条件。产生了社会分工，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这些原始的象形文字，是预报天将晓的启明星，是文明即将降临的信息。所以我们说大汶口文化是我国文明的前夜。
（杨升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