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传统费用分摊的方法是哪些这个问题，传统三次分配理论内容是什么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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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驭民五术分别是什么有哪些作用和局限性
看了下其他答案，对于“驭民五术”，好像都是从同一个渠道借鉴来的，用所谓的“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这种简单粗暴的词汇来指代却又不加合理解释，本身就是以偏概全、极度主观，容易对历史形成脸谱化、妖魔化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儒家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学派的目标很简单——为帝王服务，它们生来就是为统治者做参谋的；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
儒家推崇的方式是由内而外的教化，即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人们主动遵守“礼制”——可以理解为守规矩。而所谓的规矩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接受、顺从贫富贵贱的阶级差别：“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儒家认为，如果没有阶级差别，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正是目前流行的“阶级固化”。
而法家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人性天生趋利避害，仅仅靠自觉性是不可能养成好的风气，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俩字：赏、罚，即用外力诱使人们遵守统治者制定的规矩。而且法家天生反对阶级固化：“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没有亲疏贵贱、地位高下，一律按照根据法规办事。
对于儒家的那一套，法家则是发自内心的不屑一顾，《商君书》里有一句名言：“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韩非子同样一针见血：依靠贤者治国当然不错，但一百年能出一个大贤吗？但精通法律的官吏，却能随时实现“量产”。
因此，基于以上逻辑，法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治国体系，通过商鞅变法得到了首次全面实践，并在随后上百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支撑秦国由西陲的夷狄之国迈向一统天下之路。相比较之下，一直到汉武帝即位前，儒家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地位。
但任何政策都有时代局限性，商鞅变法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着眼点有二：崇君权、促耕战。也就是强化帝王的集权，把人们捆绑到农、战这两大主业上来。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自然需要一定的手段。后世学者根据《商君书》中的阐述，把它归集为两大方面：第一项是“壹民”理论，第二项就是胜民（制民）五法，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驭民五术”。
壹民，指的是对全部国民要统一管理、统一赏罚、统一教化。君主奖赏、惩罚一个人，只有一个参照标准：他对国家的贡献，不能因为任何个人的喜好、关系的亲近来破坏这一原则。《商君书·壹言第八》中有这么一句话：
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
君主把在政权中上升的渠道公之于众，那就是对国家的功劳；为私人效力并不能让一个人获得富贵，君主本人也不接受任何私人请托。
只要你为国杀敌、耕种，即使原本是个出身底层的农民，也能获得相应的嘉奖、赏赐，按级别逐渐升迁；但如果你对国家毫无贡献，就算出身于王室勋贵，不好意思，权位也轮不到你。
同样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只要守法，就能得到保护；王公贵族如果犯了法，那也得依律遭受惩处（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就是典型案例）。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让秦国脱胎换骨、以一敌六，正是以这种统一赏罚的手段，完全打破阶级藩篱，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从而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相对于以往那种阶级森严的贵族政治而言，法家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让旧贵族无法依靠特权剥削百姓，也让无数出身底层的人们获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但在具体执行手段上，法家则体现出时代局限性。具体而言，就在于胜民（制民）五法。
方法一：以弱去强，以奸驭良。
这里的弱和强，不是指身体状况。弱，指的是遵守秩序、服从国家法令、安分守己；强，就是那些跟制度、政府对抗的行为。一个国家守规矩的百姓多了，就能令行禁止、实现富国强兵；反之，则会一盘散沙，混乱不堪，越来越弱小。
同样的，奸和良也不是我们寻常理解的概念。《商君书·说民第五》中解释，所谓的良，指的是过于信奉道义、仁义的官员；而奸，则是那些不受私人感情影响，以法令为准则的酷吏。“用善，则民亲其亲；用奸，则民亲其制”，所谓的仁义更多的是主观感情，如果用在治理国家层面，很容易演化为以权谋私。相反的，任用那些铁面无私、信奉制度的官员，法令的威严才会被建立起来。
方法二：壹教。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统一思想，摒弃儒家提倡的仁义学说，用一种思想、理念来教导百姓，即鼓励他们忠君爱国、奋力耕战，以此将资源高度集中，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安居乐业。
方法三：剥夺个人资产，驱使人们保持前进的动力。“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
以奖惩刺激人民耕种、作战，让他们从中获利，逐渐变得富有。而国家财富也在这个过程中随之增加，实力自然增强。
对于富人使用奖惩，鼓励他们掏出财物换取功名爵位，这些人自然会随之变穷；而他们手里没钱了，必然会拼了命的投入到农战大业中去。
说白了，就是让人们保持危机感，随时处于劳动、打仗的状态。
方法四：辱民、弱民、贫民。
其实跟上述理论有重合之处。《商君书·弱民第二十》中有这么一段话：“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可以这么理解：
拉大不同爵位之间的待遇差别，爵位越低越没什么尊严、越高越有面子，人们自然会为了更高爵位拼命；相反的，如果不同爵位的之间差别不大，人们就会对这些虚名毫不在意，从而失去奋斗的动力。
老百姓害怕法令，自然会尊重执行法律的官员，如此则能保证法令的顺利推行；反之，如果人人轻视官员、藐视法令，那一个国家就会乱套。
人性趋利避害，所谓穷则思变，越是贫苦的人就越渴求富贵；相反，一旦人们长期习惯于富有的生活，将会瞧不起君主给予的赏赐，帝王的威严就会荡然无存。
方法五：杀力。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可以理解为既要能积攒力量，更要会释放、消耗力量。
积攒力量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
对外作战、释放力量，一来可以杀伤敌国、掠夺财富，进一步扩充国力；二来可以为人们提供建功立业的渠道；三来可以消耗本国的强民，避免“无事生非”；四可以通过战争增加人们的恐惧感，反过来更加团结。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国家信奉这一理念，随时处于对外作战的姿态，其目的不难理解。
综上可见，对于商鞅所代表的法家理论，我们应当以更加全面的角度来评判：
一方面，它具备积极意义。
用国家法令替代以往的宗法制、贵族世卿世禄制，主张不分亲疏远近、职位高低、出身卑贱，把政治利益、荣华富贵完全跟爵位挂钩，而爵位的获取只有一个渠道——农战。短期来看，这一理论瓦解了周礼所维系的阶级固化，摧毁了贵族特权，强化了君主集权，充分调动了全体百姓的积极性，秦国正是以此而走向强盛。
此外，虽然封建时代的“法”是为了强化君主权力，但用法律条文取代特权、自觉性，时至今日仍具备积极意义。以西方世界为例，他们之所以更加遵守公共秩序，并不是因为“素质高”，而是出于对法律的惧怕。人性永远是自私的，仅仅靠自觉不可能形成社会公德心，所谓的高素质都是罚出来的，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另一方面，它的局限性也一目了然。
它过于信奉惩罚、利诱等刺激性手段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突出了人们的动物性，扩大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却忽视了个体的不同需要以及在精神层面的需求。
辱民、弱民、贫民等理念，毫无感情色彩，把人们当成了君主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为了让人们惧怕法令、尊重朝廷，法家崇尚轻罪重罚，以血腥的手段惩罚那些违背了国家意志的百姓。据说当初为了推行变法，秦国出现了“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的惨状，商鞅也给后世留下了“刻薄、少恩”的印象。
总而言之，法家的理念是直接、干脆、赤裸裸的，虽然短期内很有效，但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封建王权，容易沦为封建帝王作恶的工具；同时，由于过于严苛，让整个社会随时都形同一根绷紧的弦，一旦失去敌人就很容易丧失动力，之前一直被压抑的个体需要随之爆发，政权难以实现有序发展。
秦朝虽然灭亡，但在其后两千年的封建史上，历代封建统治者一直遵循着“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帝王的素质高下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其实这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根源所在。
清朝时期的八旗制度是怎样的
八旗”以旗帜的颜色命名，分别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相继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又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于是，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便成为“满洲八旗”。
所以人们通常所说的八旗，实际上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总共有二十四旗。清朝初期的皇宫设计，就生动地体现了八旗制度的丰富内涵。
所以八旗子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由不同民族兄弟共同组成的。在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除了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外，还有其他民族的人。
不同民族的成员长期生活在八旗制度下，他们都被称作“旗人”。不过据清代档案记载，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所属的旗人，由于民族不同待遇也不同。
三百年前，八旗子弟冲出那片狭窄的河谷平原，来到外面的广阔世界，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清朝鼎盛时期，当时疆域，东自台湾及其所属钓鱼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起南海诸岛，北抵恰克图，东北到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隶属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旗人”外，还有被称为“民人”的汉族等50多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生活。这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这一空前“大一统”盛世的实现，八旗子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斗争中，众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敌忾，为国捐躯。
传统三次分配理论内容是什么
最早提出第三次分配方式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他指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他强调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因此它的影响很广泛,它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
中国古代有哪些处罚方式特别残忍的酷刑
中国古代有哪些残忍的酷刑？
1剥皮，顾名思义，就是把人的皮肤从身体里剥离开。剥皮的方式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把人用刀从背部划开，然后把皮剥掉。第二种是挖一个大坑，把人埋到只露出一个脑袋，然后在头顶的位置划出十字刀，加灌水银。利用水银的重力，皮肤会跟肉体分开。朱元璋对付贪官最喜欢用此刑法，然后把剥掉的皮填上稻草放到衙门口。
2车裂，俗称五马分尸。用五匹马分别捆住人的四肢和头部，利用马奔跑的拉力把人分尸。据说商鞅就是被车裂而死。
3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对于统治者而言，可能过程太短暂的死法不足以让受刑者体会到刑法的折磨，不足以起到震慑后人的作用，所以发明了凌迟，把受刑者绑到一个柱子上，用刀子一块一块地割掉其身上的肉，据说明朝的大太监刘瑾就死于凌迟，一共割了3300多刀，每刀割掉的肉如指甲大小，一共割了三天。
4刖[yuè]刑膑刑，就是截肢或者挖去膝盖骨。战国的时候比较流行，刖[yuè]刑就是截肢，砍去双脚。膑刑是指挖去膝盖骨，使之无法站立，孙膑所受就是膑刑，被挖去膝盖骨。
5烹煮，用大缸把水煮沸，把活人置于其中，一点点烹熟。据说明朝的福王朱常洵就是被李自成下令烹煮致死。令官兵分而食之，名曰福禄汤。
6溢首，俗称绞刑。使其窒息死亡。二战时候的日本甲级战犯，多死于绞刑。
7宫刑，俗称阉割。顾名思义只对男性实施的刑罚，司马迁就是被宫刑。
8杖毙，也叫棍刑。分脊杖和臀杖，脊杖就是打后背，臀杖就是打屁股，后来多为臀杖。据说身体虚弱的人，二十大杖或者二十大棍立毙杖下。
9腰斩，也就是一刀两断。斩于腰部以下，被斩的人不会马上死去。汉朝的晁错，明朝的方孝孺都是死于腰斩。
10俱五刑，把人的四肢齐根全部砍掉。最著名的就是戚夫人了，汉高祖死后，吕后把戚夫人俱五刑，做成人彘，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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