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我国最高检发布了一起典型的“间谍”案例：某摄影师黄某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拍摄我国的涉密设备，转卖给境外人员牟取暴利。
当黄某尚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时，相关部门已是敏锐地觉察到其行为的异常，将其抓捕归案。
黄某被捕之事，再度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中国反间谍能力之强悍。
而早在2017年，美国中情局就曾领略到中国情报工作的“出色”——当年5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称：
“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来在中国苦心经营，成功吸纳了一批位于中国重要、敏感岗位的工作人员，并建立了快捷、高效的间谍网络，为中情局搜集了大量的秘密信息。到2010年，中央情报局获得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创新高，许多重要情报直接报送至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然而如今，却是几乎损失殆尽。”
2018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斯佩尔指责“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一系列“困扰”，并表示“在中国问题上，中情局有着惊人的专长，拥有一个很有实力的团队。”
然而，中国出色的反间谍能力则是将美国的情报网连根拔起，狠狠地打了海斯佩尔的脸！
以致于中情局不得不表示：美情报系统若不调整资源投入和工作安排，未来几十年后将难以与中国竞争。
那么，中情局究竟因何而生？为何美国间谍在中国寸步难行呢？
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在华盛顿通过，中央情报局应运而生，简称中情局。
作为直属于总统的情报部门，中情局是总统的私人财产，其本职任务是搜寻一切情报，在分析之后呈送给美国总统，不受国会、议会的监察。
除去本职工作外，中情局同样是美国总统满足个人私欲的有力工具——刺杀敌对国的领导人、操纵别国的总统选举……
自成立之日起，中情局就将苏联、中国和东欧诸国视为渗透对象，以击溃社会主义阵营为己任。但是收效甚微。
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拉开冷战的序幕之后，中情局就想要利用乌克兰的民间组织，向苏联进行渗透活动。
然而，渗透过程一波三折、一连数年毫无收获，中情局被迫中断此行动，并将其称作“不幸与悲剧”。
与此同时，中情局在阿尔巴尼亚开展的情报工作也陷入困境之中。
除去“背地里的勾当”遭遇失败之外，中情局意欲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的间谍活动也不尽如人意。
当中情局派遣的大量特工以旅行者、外交官等身份踏入苏联领土之后，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受到了严格的监视。
美国中情局在苏联可谓是一败涂地。
更令美国人尴尬的是，他们不仅对苏联知之甚少，对于中国的情况也是毫不了解。
老蒋败逃台湾之后，残存在中国内地的美国间谍也作鸟兽散去，纷纷逃至台湾或者香港。
对于美国人来说，“离开中国难，想要再次进入中国是难上加难”。
万般无奈之下，中情局招揽了大量的外籍特工，然而这些外籍特工能力欠佳，对于中国的局势更是一头雾水。
在朝鲜战争期间，听信外籍特工的美国中情局，竟然做出了“中国不会参战”的巨大误判。
等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情局才愕然发现，所有的情报，“都是中国和朝鲜相关机关故意编制的。”
闹出如此大的乌龙之后，在1952年，中情局副局长罗福特斯·贝克尔直接递交了辞呈，他直言：
“中情局简直是无药可救！它在远东地区毫无作为，只会添乱！”
事实也证明，对于封闭性极强且国内守备森严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中情局的作用微不足道。
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退休之后，在自己的传记中写道：
“那年头想要吸收或管理这些消息灵通的人士，简直如同派遣常驻间谍到火星一样不可能。”
时任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也承认：
“对于大洋彼岸的中国和远东地区的苏联，中央情报局间谍的作用实际上等于零。”
渗透无方的中情局自感“已经濒临解散的边缘”，然而，一些“不速之客”则是帮助他们保住了中情局的招牌——大量的投诚者主动向中情局提供了情报，这使得中情局的高官直言：
“就是这种上门生意才使店能继续开张。”
最为著名的投诚者，当属苏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奥列格·潘可夫斯基。
他向中情局提供了数以万计的苏军文件，涵盖着各个将领的履历、苏军的防空部署、各卫星国的驻军情况、甚至还包括苏联最新型导弹的研制说明书。
这些情报的价值可谓是无与伦比，美国国家委员会成员表示：
“如果没有潘科夫斯基的情报，那么古巴导弹冲突的结果将更加扑朔迷离。”
不过，“投诚者”毕竟是少数，美国中情局不得不另辟蹊径——投入巨资，对高空侦察机、高分侦察卫星等先进仪器进行开发。
美国前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坦言：
“中情局过去的间谍活动简直是糟糕透顶……不过，面对着苏联那样戒备森严的国家，老式的手段显然是落伍的，先进的侦察技术才是主流。”
而理查德·比斯尔的先进理念，直接造就了中情局的辉煌。
自此之后，U-2高空侦察机成为了中情局的必备利器。其飞行高度远在苏军防空射程之外，并配有像素极高的侦察相机。
中情局利用它监视苏联长达4年之久，直到1960年第一架U-2被击落为止。
U-2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写了情报工作的传统定义，使得“行踪诡秘、身披斗篷的特务时代”与“空中间谍”紧密结合。
《纽约时报》直言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侦察、谍报活动”。
作为中情局的终极利器，U-2自然也会被用来对付中国。
美国中情局利用台湾机场，驾驶U-2高空侦察机频繁出入中国境内，不仅肆意拍摄我国的重要工业设施，还监视我国的原子弹研制情况。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U-2的监视活动也就暂告段落。
冷战结束之后，侦察卫星成为了美国中情局的“香饽饽”；
而此时的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全面开放国门，美国人则是借机派遣大量特工渗透中国。
一名中情局的特工用手帕纸擦拭乌鲁木齐的列车，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沾满灰尘的手帕纸装进盒子里，运回美国。随后，中情局通过分析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含量，推断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情况。
顺风顺水的美国人一路高歌猛进，《纽约时报》叫嚣道：
“渗透中国似乎已是中情局的拿手好戏。”
但是，无往不利的美国人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中国折戟沉沙！
2017年，《纽约时报》爆出惊人猛料：在过去十年间，中情局已经损失了十多名线人，这些线人大都被安插在中国境内，苦心经营十数年的情况毁于一旦。
《纽约时报》宣称，美国中情局已确认有18-20名中情局线人被中国所发现，这些暴露者都已经被囚禁。
报道称，“维基解密”是使得线人暴露的关键——在2010年，“维基解密”网站对外发布了20多万份美国中情局的内部文件，“联络人”、“消息传递”等词夺人眼球。
翌年，随着文件的不断披露，一部分中国学者、企业高管、高校教授成为了文件中所谓的“联络人”。
人员繁杂的名单中，究竟谁是真正的“联络人”，谁又是美国中情局故意添加上、用以混淆视听的呢？
为了揪出真正的间谍，中国从各方面加大了审查力度，捣毁了整个情报网，最终使得美国间谍在中国寸步难行。
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铲除美国情报网，中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最重要的原因，即是在于中国情报工作之悠久，经验之丰富。
我国的情报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相关部门历久弥坚，先辈们的英姿激励着当代的情报工作者奋发向前。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情报工作人员与敌人斗智斗勇，两者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成功提供了力量支持和情报参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在情报工作中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领导创建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机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潜入以徐恩曾为首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快速占领中国东北、华北等大面积领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面对如此的革命形势，毛主席指出：
“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自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系统而周密的情报搜集工作与反间谍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逐渐进入战略进攻与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央情报部的组织机构建设，健全和组建各级情报组织，强调情报工作要坚持大胆发展与谨慎安排相结合。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央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先后在东北、上海、南京和华北等地建立东北局社会部、吴克坚情报系统和北平、天津的情报组织。
最终，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人员共争取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打掉渗透间谍近百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俄、日、英等国家的间谍组织始终保持进攻态势，不断加大渗透力度，极力拉拢、策反、收买我内部人员。
针对此种情况，我国确立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其目标为消除威胁国家安全的间谍、特务隐患。
自1955年，我国成立了中共中央调查部，其前身正是中央特科。
中共中央调查部汲取前人经验，顽强对抗着西方国家的间谍行动。
例如，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魏某某间谍案中，魏某某通过非正常渠道以化名赴港，被英国间谍组织抓住其伪造身份资料的把柄后，将其策反。
自1990年至1997年7月期间，魏某某将其掌握和搜集的大量国家秘密，包括中方关于香港主权回归问题谈判的内部考虑、谈判策略等情况，全部提供给英国间谍组织，其中绝大部分材料被英方评定为“绝密”和“高度绝密”，魏某某因此获得上百万港币的间谍经费。
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魏某某所出卖的情报使我方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而中共中央调查部很快就觉察到了魏某某的异常，将其捉拿归案。2004年，魏某某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由此观之，我国情报工作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对付美国间谍自然是得心应手。
而除去历史的底蕴传承之外，我国在新时代同样有自己应对间谍活动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那就是我国任何的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都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以国家利益为先。
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世界各国不断调整国家战略，加强对信息情报的收集和利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化。
另外，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监视和分析我国的国情和政策，对我国不断进行“和平演变”，试图破坏我国的安全。
因而，我国的情报工作更加坚持服从上级领导，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推动情报工作在国际社会上开创新局面，为中国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017年2月，在国家工作座谈会上，我国着重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工作的根本原则。强化维护国家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第二板斧，则是我国的情报工作常备不懈，使得外国间谍没有落脚之处。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工作的主要领导者，李克农始终强调“情报工作没有和平时期”，要求我国的情报工作必须保持常备不懈，特别注意情报工作的后备力量的储备与培养。
毛主席还强调情报工作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注重长期的规划与安排工作，重视平时工作的落实，为战时和急需情报的关键时刻打下基础、做好准备工作，使新时期的情报工作得到稳步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曾评价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多的、最突出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剧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情报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主要内容。
谁优先掌握关键信息，谁就掌握行动的主动权。
因而，在新时代，中国一直坚持开展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坚决反对削弱情报工作的错误主张。
情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作为有关于信息收集和传递的工作，能够与其他工作相配合，为其他工作提供情报参考。
当今，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家保卫工作都需要与情报工作相结合。
2014年1月，我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家情报工作，狠抓各类间谍行为，使得外国间谍几乎是销声匿迹。
第三板斧，则是我国的情报工作高度重视培养高素质人才。
抗战时期，周总理始终强调要加强对情报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的培养。
在新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不断进行“和平演变”，加强间谍渗透行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生活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监测的技术不断提升。
在此背景下，我国情报工作部门也在不断地提升情报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技术，积极吸纳电子、通信和计算机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加入我国的情报机构，将情报工作的专业技能与新时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
由此，我国情报机构能够培养出拥有专业技术和坚定理性信念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进一步增强我国情报工作的实力，打好“反间谍战”。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以李克农为代表的中共隐蔽战线的无名勇士们已离我们远去，但没有硝烟的斗争并未停息。
西方观察家和战略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威胁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美国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仍“亡我之心不死”，派遣间谍渗透我国，居心叵测。
在和平时期，我们仍需对它们的和平渗透和不轨企图提高警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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