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崔德路 山东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请问如何理解这个决议重要的历史意义？
解读：毛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方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部分进一步概括和总结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深刻指出：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这段重要论述，深化对遵义会议及《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的认识。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在中共中央到达云南扎西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正确理解遵义会议决议的重要意义，要注意把握以下三个“重要”。
一是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决议总结红军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强调在敌军兵力占优且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结果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通过全面的深入的分析，遵义会议决议揭露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强调“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这对于实现军事路线的转变，使红军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胜利完成长征，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遵义会议决议紧密联系实际，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比如：就积极防御的原则指出，“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就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指出，“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就运动战的原则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阵地战的方式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极端不利，而“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就持久战与速决战相结合的原则指出，既要深刻认识革命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也要深刻认识“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并坚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由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遵义会议决议对上述战略战术的总结和分析，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红军指战员学好用好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充分彰显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遵义会议决议深刻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这不仅体现在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也体现在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新认识。比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在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而是在“左”的空谈之下采取了相反的方针。这些成果的取得，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能够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也生动体现了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作为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者，张闻天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楷模。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尽管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当实践证明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掷地有声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遵义会议决议告诉我们，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毋庸讳言，遵义会议决议在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同时，并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这是因为当时处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需要集中力量解决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不可能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所以，借此否定遵义会议决议的重要意义是十分错误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张闻天为会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及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标志着我们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