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严格地说起来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之前，匈奴一直横在西北通往西域、中东交通要道上，在对外的贸易上几乎是被匈奴人垄断，所有对外贸易商品是通过与匈奴的边界口岸进行互市交易（中央王朝与外国或异族之间贸易的通称），匈奴人以牲畜去换取中原的奢侈品，商队再将这些商品运往西域、中东、地中海乃至罗马帝国销售，获取最大的利益。
但当时的对外贸易都是由王朝来主导，商队随着外派使节同行，绝对不准许个人私下出入边境进行外贸交易。但对来华的外商给予优惠的政策，像与匈奴互市中不准买卖的铁器和铜钱，却允许与西域和中亚各国的贸易中输出，还不做数量上的限制。正是由于优厚的待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在巨大的利益下驱使下，各国商人纷纷云集到了都城长安等各大城市，将中国的丝织品、漆器、铁器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销往到了世界各地。
到了西晋，对外的商品贸易主要沿袭过去的丝绸贸易，不过丝绸之路范围更加扩大，最远的是由西伯利亚崛起的鲜卑人开辟了一条从我国东北到欧洲的商道，距离大约五万余里之远。而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被奥勒良皇帝重新统一后罗马帝国时代，国家繁荣发展，统一的晋朝和罗马帝国的和平确保了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有着稳定的贸易往来。
但八王之乱之后，西晋灭亡，司马睿逃到了长江之南的康建建东晋，还有大量的北方世族也随着一起逃亡到了江南，史称“衣冠南渡”。北方战乱，路上的丝绸之路被封锁，东晋政权只得开启新的商道——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晋朝的造船技术非常先进，据记载当时能造出可乘两千人的巨船，普通商船也能运载数百斛（一斛为十斗，大约是30公斤米粮）的物资，而且还能熟练的使用指南舟来航海，商队将货物运送到南亚、中东及欧洲。但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来往的商船还是以罗马帝国的意大利和埃及人、波斯人和南亚各国商人为主，并非是中国商船。
东晋的对外贸易其实是国家垄断的交易，在广州和交州等重要贸易港口并没有册封宗室，由中央来直辖，由当地刺史来负责，例如广州刺史滕修和罗马帝国贸易。由于贸易的关系，交州和广州已经成为东晋商业中心，由于对外贸易获利非常高，更是朝廷主要财政来源，当时很多穷困的官员都希望到交、广任职来，发家致富。东晋的这种垄断对外商贸的政策在后世也被沿用着。
唐朝建立以后，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顶峰时期，国际贸易日益兴旺发达，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记载，当时有七条道路通往国内外贸易市场。但由于陆路常为西域的少数民族阻断，贸易须经多次转手，唐打击突厥应该也是为了打通路上商道。由于东晋之后南方经济已经迅速发展，世界的航海、造船技术发达，国际贸易也转为以海路为主。政府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国际贸易管理工作：设互市监，掌管陆路贸易； 设市船司，由中央委派专职官员负责掌管水路贸易。政府在边境地区设有许多固定的贸易场所，以使边境地区各民族之间与邻近国家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私人出入边境参与贸易活动，必须要得到政府准许，发给证明方准出入。
唐朝对于陆上贸易限制极为严格，只有在官府监督下中外商人才能进行以物易物的互市。相反，对海路贸易颇为鼓励、开放，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世代定居中国从事海运贸易，同时还在通商城市划定地区，供外商居住、营业。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下诏，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寇四种货物由政府抽取10%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项外贸征税法令。
随着唐代国际贸易的发展，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家眷不断增加。在京城以及各市舶口岸，都居住着许多外国商人和他们的眷属，尤以广州、泉州两个口岸最多。唐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在外商居住的地区，设立蕃场, 由唐政府指定专人管理。据相关记载，广州的蕃场最盛的时候，约有十三万余外国人，当时的广州已是对外开放的国际城市。
到了宋代，统治者为了增加外贸税收，积极地鼓励海外贸易。但自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西夏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隔断了宋朝与海外的陆路联系，于是东南方的海路就成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加上前朝经济中心已经向南移，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先后在今天的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其中泉州在南宋晚期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加之当时，十字军东征、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迫使活跃的阿拉伯商人把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向东方开辟商路，越来越多地出入我国沿海口岸，客观上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占大多数。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城市还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广州和泉州现在还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
元朝时期，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声望威震亚、欧、非三洲。因此，中国与亚、欧、非诸国的交通往来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各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近邻高丽（朝鲜）、日本以及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缅国（缅甸）、罗斛（泰国）、木剌由（马来半岛）等东南亚诸国，都与元朝有密切的联系。高丽与日本派来大批的留学生，许多高丽人长期定居于中国。南亚的印度半岛诸国与中国的交往也很频繁，中亚和西亚的波斯、阿拉伯各国，都在当时蒙古伊利汗国的统辖下，与元朝的往来更是畅通无阻，十分密切。
中国与欧洲和非洲的交往，也达到了前代所未曾有过的深入程度。除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作者马可·波罗外，罗马教皇和法国曾先后派使节来到中国，元朝也曾派人出使欧洲诸国；元朝的使臣还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等东非国家，著名的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也曾来中国长期旅行，并担任过元朝的官职，他写的旅行记中记载了许多亲眼所见的中国情况。
在灭亡南宋之前，陆道贸易占元朝对外贸易的主流。元朝的丝绸之路，从敦煌分天山南北两路往西，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宋代的海外贸易已十分繁盛，元代海外贸易比宋代还要发达。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浙江宁波）、上海、温州、广州、杭州等地设立7个市舶司，后经过改组合并，到1297年，并为泉州、广州和庆元三个长期存在的市舶司。在宋、元之际，广州屡经战火而元气大伤，泉州取代了广州成为第一大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为泉州全城遍植刺桐，所以“刺桐港”的名声誉满海外，其繁荣程度比宋代的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宋代时，与其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不过五六十个，而元代则多至140余个。元代海上贸易的范围，东到高丽、日本，西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有力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发达的手工业等商品经济的发展。
到了明代一改往日的传统，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管制，直至严禁政策。明洪武元年颁布了第一个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法令。而此时，原有的路上丝绸之路又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堵死，民间海外贸易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而明朝的海上贸易是以官方主持的朝贡贸易，而且严令禁止私人出海交易，在巨大的利益之下造成走私贸易猖獗，导致沿海地区社会秩序难以稳定，陷入长期受私商、海盗侵袭的局面。当时又没有全国统一的海外贸易的法规，只是由各地海防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对私人参与海上贸易处以极为严厉的惩罚，其结果不仅使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停止，也严重摧残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年)为镇压来自台湾的抗清力量，颁布禁海令，不许片帆下海，违者按通敌罪论处。此后，清顺治十八年、康熙十七年, 又三次颁布空前残酷的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沿海居民内迁30里，越界当斩，变沿海地区为一片无人区，房屋城寨全部拆毁，港口全部堵塞，船只全部烧光，完全断绝了海外贸易，康熙二十三年鉴于台湾已收复，宣布开海令。开海禁后，对外贸易随之兴起，极大地刺激了沿海手工业、造船业的发展。到了清康熙五十六年因南洋的反清势力和沿海民众大量外流到南洋再颁禁海令，停止与南洋贸易。同时为了避免质优价廉的外国货冲击本国市场，也避免中国紧缺物资流出海外，乾隆又颁布了许多固定商品的禁令，例如禁止五谷交易，禁止经营金银，铜矿等等。加上文化的冲突与洋教的渗透，对外国商船需由地方文武官员严加防范，开放的港口广州等几个少数城市，对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来自中东、地中海、欧洲、非洲等地的商人云集到了中国，这些商人绝大多数为私人商队，他们带来本国的商品与中国的政府、商人进行交易、交换，当时中国不过就是商品采购场所，而远在万里之外的波斯、地中海等地才是世界贸易的交易集散地。
贸易发展不仅仅是商品的加工，商品转运运输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如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茶马古道，没有马帮运送贩卖，茶叶只能还是树叶，今天的国内快递物流，成就了网络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各大电商平台看到了物流的巨大作用，纷纷加入到了物流行业，尤其京东，直接建立起自己的物流团队。
从古至今，谁掌握交通运输的主导权，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的主导者。而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史中恰恰是缺少这一环节，虽偶尔也派出过商队，但基本是以国家队形式，而对私人商队参与对外贸易却是加以严厉的限制和管制。而中国的对外贸易运送和海外交易几乎是由外商垄断的，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地参与到世界贸易之列。
由于我们对古代的世界贸易历史的一无所知，现在很多人沾沾自喜、夸夸其谈古代中国的繁荣经济贸易，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让国人自以为傲的中国古代繁华的对外贸易下，中国并不是世界贸易的主导者，充其量是扮演的只是世界贸易的商品加工厂角色而已。
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在对外贸易中实行的是对外开放、对内锁国的政策，私人只能参与国内商品的加工与交易，却不能进入到世界贸易中运输和交流，浩瀚的海洋中看不到中国人的商船，看似繁荣的经济下为后世埋下了危机，清朝后期的腐朽没落，让西方列强用舰炮打开国门，这时才有人提出要“睁眼看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一直都存在，除了蒙古帝国之外，有几个中国人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的史书上记载的国外历史，有多少是中国人亲眼所见的？
即使是到了明朝，让国人引以为傲的郑和指挥着的当时世界上无敌的舰队，却走得不过是前人走过的那条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一场由篡取自己侄子皇位的新任国家领导人朱棣主导的炫耀大游行，并没有参与真正意义上到世界贸易行列，却耗尽国家的财富，所以在朱棣死后，王公贵胄们一把大火烧了所有的船只和资料。从此，中国人再也没有走入蔚蓝的海洋，彻底地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而几十年后，西方的哥伦布通过辽阔的海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开启了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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