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在即，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等人却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要为新中国设计一枚崭新的国徽，而这枚国徽，一共有三条要求：1、要有中国特征；二、要有政权特征；三、形式要庄严富丽。
这些要求看似简单，却也复杂，既要能够代表新中国的气象，又要让人能够一眼认出中国的标志。
但是海内外民众的却是异常积极，不过一个月时间，国内外的信件就像是飞雪一样纷至沓来，共计收到了120封国徽信件，各式各样的中国图案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这些图案要么是不够恢弘大气，要么是没有特色，无一例外都被中央严格的审核筛了出去。
作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林徽因每日沉浸在国徽设计工作中，最终他们确定了谷穗、国旗、天安门等标志之后，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绘制工作。
然而，有天当看到自己的学生使用康乾线条绘制草图时，一向温声细语的林徽因忽然急了：“你这草图怎么行？怎么能用康乾线条？要用汉朝的线条。”
林徽因的这番话，让这名学生有些疑惑，毕竟从外观来看，康乾线条更为华美夺目，但见林徽因着急的样子，他也只能急匆匆地去办了。
那么同为中国古代的元素，林徽因究竟为何要用汉朝的线条？这其中究竟有何深意呢？
作为新中国的历史上一位学识渊博的女性，林徽因身上虽然有着不小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她同样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学专家，对中国的文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林徽因出生于1904年，曾亲眼看着外敌入侵百姓流离，饱受战乱之苦，但是她始终坚守着文人的风骨。
即便身处险境，她的身上依旧有着温婉又不屈的气质。
但是走过那段艰难的时光后，她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新中国，就于1955年溘然长逝，一生不过短短51年。
尽管林徽因一生短暂，但是这位温婉知性，让人如沐春风的多情才女，却在我国的建筑设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国徽的设计便有着她的心血。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全国政协筹办委员会发布征集启事，向国内外的广大人群征集国旗、国徽以及国歌的设计方案。
其中对于国徽的设计，中央提出了明确的三条要求：中国特征、政权特征、要求富丽堂皇。
尽管要求不多，但是对于国徽的设计可是半分都马虎不得，因此不少国内外优秀的设计师开始绞尽脑汁地寻找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物品，发挥自己的才能，绘制了上百幅国徽的设计稿寄到北京。
感受到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积极参与的热情的毛主席心中也是十分高兴，因为他在这样众志成城的做法中，体会到了“天下大同”的感觉。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工作人员的层层把关下这些设计稿全部都被筛选掉了，并且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国徽，开国大典的时候也没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上这个崭新的标志，这件事也成了所有人的遗憾。
后来为了加快设计国徽的步伐，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设计小组组成了以张仃为领导核心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更是带病上岗，只为了能够在下一次国庆典礼之前，尽快设计出国徽。
作为一名温婉知性的江南女子，林徽因不仅气质上优雅从容，在设计上也有着男性少有的细腻严谨，在设计国徽方面，她一直有着自己的想法。
早在1949年的时候，林徽因和莫宗江教授就花费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请清华大学的教授邓以哲先生、王逊先生等人，画出了国徽最早期的草稿。
这份图案以一个玉璧为主体，玉璧是象征国家团结统一最隆重的礼器，五星和红旗相对应、齿轮意味着永不停歇的前进以及一些其他的图案，总体组织像是一个汉镜，颇具中国风雅。
这版的设计林徽因花费了不少心思，中华民族的团结友爱、上下一心的情怀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国徽就是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改版而来的。
张仃和钟灵两位教授也先后设计出五个设计样稿，和林徽因的一起送往了中央进行评定。尽管这几个样稿全部落选，但是却为国徽的最终设计样稿奠定了基础。
1950年6月底，周总理亲自指定，以张仃设计的天安门为主体，以林徽因设计的样式和元素为基础重新设计国徽，他还专门指出，国徽中一定要有“谷穗”的设计，因为这是他曾经的一个约定。
这个约定还要说回到1942年，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这年冬天，宋庆龄在重庆的住所为董必武饯行，他马上要回延安了，同为革命战线上的同志，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所以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也亲自前来，送他一程。
他们几个人围在桌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战场的局势以及国际形势。壁炉上悬挂着一串金黄的麦穗，这些都是附近的农民送过来的。
不知何时，宋庆龄的目光落在了这些麦穗上，不由得感慨道：“如果中国的土地上种满了麦穗，不知道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有人也附和着感慨道：“真像金子一样。”
宋庆龄却摇摇头：“这可比金子还珍贵，这是老百姓的命，如果年年五谷丰登，百姓便可丰衣足食，那才是我们的目标。”
周总理顺手取下麦穗，笑着说道：“等到全国解放了，我们就把麦穗画到国徽上！”
这句话，周总理一直都记得，所以在提出要设计国徽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了当年的这个约定，并主动提出一定要将这个元素设计到国徽上。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林徽因和清华设计小组的成员们再次投入到紧张的设计工作中。
尽管已经有了基本的设计要素，但是他们的工作量却比之前更大了。
这次的设计工作任务中，要求严格，对于天安门的设计，她前前后后提出了不同的几种观点。
比如她用天安门的正投影取代之前张仃的斜投影，使国徽展现出来了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庄严感，随后她又将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两边拉开，扩大视野效果，稳定了整体的结构。
身为设计小组中的中坚力量，林徽因几乎没日没夜地埋头工作，时常提出一些独到又立竿见影的设计方案。
在参考设计稿的过程中，她完全摒弃掉了外国国徽的影子，放弃了花花绿绿的颜色，她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不是普通的风景画，更不是普通的商标，这是一个国家威严的象征，必须要认真对待。
林徽因提出：“国徽可以使用金色和红色两种颜色。”
金红亮色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劳动人民最喜欢的颜色，红色喜庆，金色尊贵，用起来也醒目大方，具有中国特色。
很快，林徽因的这个提议就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在敲定了一切细节之后，设计小组的成员开始绘制正式的草稿图。
在绘制过程中，林徽因也即便重病在身，却依旧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徽的进展，每一个细节她都要一一过问。
有一次，在看一名学生绘制的草图时，她一眼就看到了以康乾线条为底的图案，这时林徽因忽然急了：“这草图怎么能行？怎么能用康乾线条？你快去找汉唐线条，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那种汉朝时期的线条。”
康乾线条较为繁杂，看上去华美异常，但是汉唐线条却比较简单平整，两者相差甚远，这名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汉唐线条，而不用更加美观的康乾线条呢？
对此，散文家梁衡在后来的《线条之美》一文中就给出过答案，同时也说明了林徽因的高明之处。
汉唐线条虽然简洁，但是那个时候是中国盛世，即便是简单的线条也意味着中国这片土地、这个民族一直在开拓进取的路上，康乾线条虽然繁复华丽，但是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曾遭受屈辱，也曾日薄西山，透露着无尽的苍凉之感。
这样的线条如何能用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徽上呢？
所以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国徽设计稿上的线条最终换成了简单的汉唐线条。
五星红旗、天安门、麦穗，齿轮……当一层层绘制下来之后，一个崭新的国徽跃然纸上。
国家、工人、农民似乎全部被写在了这张纸上。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上，林徽因同样严谨。
当时外国的纪念碑一般都是纪念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件事，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不一样，这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为了新中国牺牲的英雄而修建的。
这是任何雕像大师都无法用抽象的雕像体现出来的。
林徽因提出：“任何雕像或者是群雕都不能和毛主席亲自提携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亲自写的碑文相比。”
所以她建议，可以用碑文的形式，记录曾经牺牲在战火中的先烈。
后来经过中央的多次讨论，他们最终采纳了林徽因的意见，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同时林徽因还承担了纪念碑美术设计方面的工作。
这次她同样采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唐代风格为样本，设计出了纪念碑上的纹样。
而在花卉的选择上，她刚开始使用的是木棉花，木棉花又被叫做英雄花，躯干壮硕、花瓣鲜红，就像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
但是林徽因并没有就此草率的决定，而是先咨询了花卉方面的专家，在得知了木棉花不是国产的花卉后便果断放弃了。
在她看来，想要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就必须要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东西，木棉花虽然有着美好的寓意，但是不是国产的话，再美好的寓意也代表不了先辈们的精神。
最终她将目光放在了牡丹、荷花和菊花这三种花上，这三种花同样代表了高贵、坚韧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最喜爱的三种花。
在敲定了最终的设计方案后，林徽因拖着病体，画了几百张样式不同的草图，才敲定了最后的方案。
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凝聚着林徽因和所有设计人员的心血。
英雄应该被铭记，这些文人也不应该被忘记。
不幸的是，1955年，年仅51岁的林徽因就因病去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
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体，好友莫宗汉亲手用他们独有的字体，勾画出了“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
墓碑上简洁的造型，就像是林徽因短暂仓促却又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