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50-60年代文学中，有八部经典作品是无法绕开的，文学界用八个字来形容：“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说的就是《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这八部长篇小说。
柳青的《创业史》以宏大的笔触，描绘了下堡村蛤蟆滩在梁生宝的带领下成立互助组开拓新生活的故事，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曾有人说，《创业史》中“所有的问题都能引发中国五十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讨论”。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影响了中国文坛和一大批作家，路遥、陈忠实、周克芹等人文学大厦的基座都是奠基于其上。《创业史》从未离开过路遥的书桌床头，也不知被他阅读了多少遍。
梁生宝是《创业史》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主人公，被评论家认为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而受到褒扬，但是，他的恋人徐改霞，虽然也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但却在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有人认为徐改霞的形象没有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一直是活在自己布置的爱情世界里面”；有人认为徐改霞的内心“过分纤细、过分动荡”，“使这个人物形象在完整和统一方面受到了一些损伤”；还有的认为，作家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偏离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轨道，“是艺术塑造上的失败”……
抗争包办婚姻、参加青年运动、热情敏锐的徐改霞，应当是那个提倡妇女解放、“女人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所乐见其成的女性，缘何会受到大家的质疑和批评呢？重新进入文本，将徐改霞和她与主人公的感情线索相联系，我们就能发现徐改霞这一形象身上所承载的时代的悲剧命运。
柳青设计改霞的存在，对于《创业史》中诸多形象的衬托对比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神人”梁生宝，改霞以一种带着瑕疵的形象衬托其伟岸；对于“能人”郭振山，改霞则用自己的天真透视其虚伪；对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旧力量，改霞以一种前进反抗的姿态与其对立；对于素芳、秀兰、淑良等其余的女性形象，改霞则从镜像的反向的对比中展示着虽不完美却生动可感的形象。
如果说梁生宝是一个超出普通人的“神人”“能人”的形象，那么与之相对的有许多瑕疵的形象则是落到实处的普通人，更接地气，也更接近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其中就包括改霞这一形象。可以说包括改霞在内的许多瑕疵形象，一方面是为了衬托主人公梁生宝的高大全，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将“能人”形象进行了调和，好让整本书的基调不至于脱离现实。
值得玩味的是，许多研究者却认为相反是这种瑕疵形象（如梁三老汉、郭振山）等的存在使得作品增色不少，甚至有人认为柳青对这些形象的塑造之成功程度超出了梁生宝这一形象，正是因为有弱点有瑕疵，才更加立体丰富。可以说，很多在政治和道德上失去立场的小人物，却反而在文学艺术上站稳了脚跟。包括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富农姚士杰、因为没有粮食而不得不“投入富农怀抱”的高增荣、溜奸耍滑却自认聪敏的世富老大、清朝遗老顽固不化的王瞎子......可以说正是由于蛤蟆滩的这些“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才使得整部《创业史》充满着丰富立体而耐人寻味的可读性。
徐改霞这一带着瑕疵有些动荡的形象，同样如此。
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在作品开头是非常反对生宝的，他不断地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己对生宝只注重党的伟业而不注重家里光景的做法的不满。同时他也非常讨厌改霞，甚至告诫女儿不要同改霞呆在一起，因为改霞解除婚约，他甚至恶语相向，说她“迟早要做下什么脏烂事”。
梁三老汉在乎的是创立小农经济的个人家业，或者说坚守一种传统，不论是生宝入党提出互助组合作社，还是改霞解除婚约，这都是对延续许久的传统的反叛。同时，梁三老汉对未来媳妇的期待，也不是改霞能够胜任的。传统意义上对于媳妇持家的要求，主要内容是下厨、缝补、生育，除此之外并不能允许其过于耀眼的外部存在。
而改霞作为一个刚刚“从笼中放出去的鸟”，要想让她再次回到笼中，当然倍加困难。改霞的生活轨迹代表着一种反传统的斗士的姿态，塑造改霞这个形象的其中一个作用，便是将其作为新事物的代表，与梁三老汉所代表的“旧”的传统，做一个鲜明的对抗。
郭振山和梁生宝的分歧从作品的一开始就展露无疑，而这个切入口正是改霞。正是改霞在与郭振山谈话之后体会到“原来代表主任也不重视生宝的互助组”以及“代表主任是委婉地表示不赞成她和生宝好的意思”，使得郭振山和梁生宝的分歧有了明确的表现。这一点虽然改霞和生宝在最初不很明确，但在第一部的下卷和第二部中也逐渐有了认识。
在作者最初的整体架构中，改霞仅仅是个配角，她的存在是为了更加凸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情势所服务的，而她的离开，才更加显示出梁生宝和郭振山的曲直是非，也表明一种新的人生抉择和去向，更看到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体现郭梁二人的矛盾中，徐改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联结点。一方面，郭振山说服她去考工厂进城市，为工业化做贡献，代表着走国家工业化道路，而梁生宝则代表着留在农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另一方面，郭振山指出的这条路代表着改霞选择工作，而梁生宝对于改霞的吸引力则使得她想到爱情和生活。
另外，郭梁二人本身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态度的不同，也在改霞这样一个追随者（对郭振山的崇拜）和爱慕者（对梁生宝的热烈感情）身上有了交融和碰撞，改霞一边对郭振山充满着崇拜甚至于盲目追随，因此不免对生宝的互助组事业有所怀疑；另一边却因为生宝是自己的心上人，而充满着信任与鼓励，因此，如此对立割裂的分野在改霞一人身上显露出来，无疑是将郭梁二人放置在了针锋相对的位置，使其不同的道路显现的更加明朗，也更加明确改霞这一形象在衬托郭梁二人这一任务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郭振山是改霞心中的理想信念之代表，一方面因为改霞个性天真淳朴不谙世事,“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还仅仅看见共产党员的称号光荣，而不能识破个别有着这个光荣称号的人，内心的想法和隐秘的活动，和称号不相符”，另一方面也因为“改霞和郭振山的历史关系，使她怀疑不到代表主任有不好的心眼”。这也是改霞的一个巨大的弱点。同时我们可以说，这恐怕也代表着当时农村一大批青年的缩影：追求进步，拥有无限热情，但却缺乏基本判断力，听风就是雨，想要投身于国家发展，但却在盲目轻信之后陷入困惑。
秀兰、素芳与改霞共同组成了《创业史》中的女性图景，三者的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可以表述为女性的湮灭、幻灭与生长。
秀兰作为早早就许配给别人的儿媳，在去婆家之后便消失在读者的视野。秀兰与她母亲、她婆婆，共同成为同一个女性形象，那便是无法突破中国传统桎梏、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生儿育女为婆家卖力卖命、失去个人鲜明形象的无名女性，她们是不需要自己独特姓名和形象的，因为延续着同样的生命轨迹，注定被湮灭在滚滚历史烟尘中。一个“秀兰”，可以是“女儿”、“儿媳”，也是“母亲”、“婆婆”、“祖母”，她是未能从传统男权社会中走出来的牺牲品，没有幸福与不幸，只有麻木，和无法留下任何痕迹的宿命。
素芳也是传统男权社会的另一牺牲品，她比秀兰更不幸，她在公公、丈夫的鞭打下，全然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她的生命完全无法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孤立无援的时刻她寄托希望于生宝，当生宝毫不留情地呵斥她后，她最后一丝向外求助的链接也被斩断，她渴望爱却无处寻爱，她渴望尊严却全然没有尊严，最终她选择在姑父姚士杰的蹂躏下苟活，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自我幻灭。这是传统社会践踏女性的象征者，是女性悲剧的代表。
而与此相对比，改霞则完全成为女性意识的自我生长。她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打破传统，先进而光荣，是女性对这个世界的初探。她注重“思想”，忠于思考，虽然有时过于迷信组织领导，有时又摇摆不定，但她的自主性进步性是不可否认的。她的确有很多不成熟，但这不成熟时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正是这一些不成熟，使得她成为完整的立体的可爱的新女性，更突显出柳青对这个形象的偏爱。
与秀兰素芳这两个不同，刘淑良作为生宝最终选定的妻子，身上同样兼具着不输改霞和生宝的进步气质，甚至于更突出。淑良是继改霞之后登场的又一闪耀夺目的女性角色，如果按照柳青的创作计划，“改霞的任务在第一部里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那么刘淑良则成为后面三部中频繁登场的女主角，成为蛤蟆滩上的另一焦点。
淑良和改霞的对比，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很明显，改霞和淑良具有相似的个性和命运选择，她们都是努力挣脱了旧式婚姻牢笼，顶着巨大的压力，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然而她们二者不同的是，改霞仍然幼稚天真，淑良却已然老练沉稳，改霞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对国家大势了解的限制，仍停留在被动盲目的阶段，而淑良已经完全明确自身所匹配的道路。另外，改霞最终在种种原因的合力促成下投入了国家工业化的洪流，淑良则始终确信并领导着农业合作化运动。
尽管蛤蟆滩的普遍风气甚至于梁生宝都在二者的对比中普遍认为淑良远超过徐改霞，具备种种后者所难以企及的品质，但仍然不能说改霞的存在是为了让她极尽瑕疵来衬托刘淑良的完美契合。相反，改霞应当代表着一种试错和不成熟，代表着农村普遍进步青年的成长，代表着不同道路的选择，也体现出过渡时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应受到苛责。
改霞为什么没有跟生宝走到一起，这里面有众多阻力。
徐梁二人的爱情走向终结有很多原因，其中与梁生宝“在党”是脱不开干系的。当改霞热烈地计划着与生宝第一次谈话的时候，生宝却有些发慌，害怕被别人看见两人在一起而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使自己的威信受损：
梁生宝作为蛤蟆滩的一员干将，自然承担着比旁人更多的责任，又因为自身资历尚浅，如要令人信服，的确需要处处注意。然而通过这个细节也不难发现，生宝是将自己的爱情完全贡献给了农业合作化的事业。他的“在党”，使得他们家出现了作品开头梁三老汉的哭号，认为他不创自己的家业而为了一群非亲非故的旁人卖命，这固然是梁三老汉自己的认知局限所致，但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生宝会将爱情置于党和人民的发展建设之下。自己家的光景暂且不顾，又谈何心思来恋爱呢？这是个人生活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工作的矛盾，也是作者为生宝设置的重要个人选择。
另外，作者安排改霞以及徐梁爱情走向终结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还意在以此衬托梁生宝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奉献的“创业时代人民领袖”的角色。“共产党人的理智”每一次在情感的重要关头都占了上风，他甚至于丧失了普通人对于平常生活细碎的热爱，而将互助合作建设视为自己的生命：“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
因此，他对于爱情的冲动和生活的选择，都让位给了他所在的农村建设，他不能让家庭事务成为他的绊脚石和建设道路上的偏差，于是他难以思考、不愿揣度婚恋问题本身和改霞的态度变化、也不想耽误时间，而将一切都划归为以党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工作而服务为前提。那么不难想象，这是他和改霞的爱情走向既定结局的必然。因此，为了描摹好梁生宝奉献为公的“领袖”一角，作者不得不安排改霞的出走和其爱情的流离。
徐母的态度也是促使徐梁爱情走向终结的原因之一。在郭振山向改霞和徐母讲述了关于支持改霞考工厂的建议之后，“代表主任的形象在改霞妈心目中更高了”。而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心中认可的领航人，再加上改霞和生宝在此之前受到的一些闲言碎语的影响，老婆婆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两位在党领导者的不同意见，也很容易做出亲近郭代表而鄙弃梁生宝的决定，她甚至觉得“她喜愿改霞离开她去住工厂，就是怕她和梁生宝好”。
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眼光。当郭振山逐渐失去掌控能力，梁生宝逐渐取而代之后，徐母又因为与女儿分隔两地思念心切，不断释放出“当初就不应该听信郭振山的话让改霞去考工厂”这样的信号，甚至于两家的邻里关系都因此收到了极大的打击。然而这终究是不可挽回的结局。徐母在此之前对于郭主任的迷信态度和对与梁生宝的站不住脚的不满共同对改霞的爱情和职业选择造成了影响。
在改霞的心理选择中，她也将爱情置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下，这一点其实与生宝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不同的是，改霞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在自发势力如此厉害的情况下，改霞极为局限地表示自己看不到互助组的未来，而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她有理由“奔城里的社会主义”。
诚然，改霞对于爱情的看法在当时是极为进步的，她能够跳脱出生儿育女围着锅台灶台磨台打转的封建传统女性认知，本身已经非常可喜。这与她本人的进步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难脱干系。
在当时，“郝建秀”式的女青年已经成长为社会进步的先锋，1951年7月，中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在青岛主持召开了全国纺织厂细纱工作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现场会，会上，陈少敏高度评价郝建秀工作法。会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各大媒体都作了大量报道。9月和10月纺织部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国纺织企业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全国有400多家纺织企业立即掀起了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高潮。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霞受到了鼓舞：
新中国为郝建秀、徐改霞这样的女孩子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往常的英雄道路，那么这对于辞退了旧式婚约的改霞，必然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而且，她考工厂不同于富裕中农的姑娘们，后者“要多俗气有多俗气，尽想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霞去考工厂，是为了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她立志从一个蛤蟆滩寡妇女儿成长为“郝建秀”式的英雄人物，这一点也影响着她的恋爱观。可以说，改霞将自己的爱情置于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她不是单纯为了爱情而选择爱情，而是为了“社会主义”而选择爱情。
可是这样“崭新的愿望”也难免有些幼稚天真，然而不得不说，这不应当是改霞个人的心理体验和选择，很有可能也是当时一大批农村进步青年进城的动机和诱因。其实这不仅是农村青年的社会认知不足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当时乃至今天城市建设对于农村的挤压。改霞或许是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而在心理上选择进城，但无数的改霞却可以因为“尽快出人头地”“更多的寻找机会”而选择进城，这是农村人的城市书写，也是农村为此做出的巨大牺牲，这到今天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徐梁爱情的一个重大转折出现在两人的第一次谈话之后。尽管两人都对彼此的到来充满着期待，却在阴差阳错的表达中错失良机，细究其因不难发现，这是两人个性和彼时仍很隐蔽的乡村恋爱风气所致。
当两人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机会见上一面来谈论亲事的时候，气氛本来是相当融洽的，尽管两人都非常紧张，可是大家的心思还都很一致的希望引入婚嫁的正题。可是当改霞鼓起勇气将话锋转至此处，她所做的不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思绪，而是“使着大劲儿决定引导者生宝，让他提出要求”。于是她所言非所意地说出了最为致命的一句话：
这句话可以看做整本书中改霞命运的转折点，将她的爱情引入无可挽回的深渊，纵使之后还有第二层次谈话，但两人之间的隔阂和生宝对改霞的看法也彻底从此改变，而正因为生宝对改霞的看法由此陡转，尽管没有明示，但整个蛤蟆滩黄堡区上至领导下至百姓对改霞的评价也由此奠基。
这句话的症结在于改霞的措辞，她“想”去参加工业化。一个“想”字，使得生宝真的以为她有极大的意愿前去，虽然改霞意下“等待着生宝的反对”，甚至于她抛出这句话的目的就是等待被否定制止，“只要生宝一反对，一百个郭振山鼓动，她也不去工厂了”。可是她的所想和所言以及生宝的所意，都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也最终造成了两人擦肩而过的悲剧。
生宝将这个“想”理解为“思想变了，不是咱的人了”，认为自己“泥腿子，黑脊背，本本色色，不攀高亲”，又因为自己互助组的要务缠身，于是瞬间变得“讽刺、客气、疏远、匆忙”。不得不说，两个人一个欲迎还拒，一个盲目轻信，一个心口不一，一个缺乏自信，两个人都被动摇摆，这样性格上的弱点自然导致了这场爱情的悲剧结局。
同时，改霞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当两人的谈话尴尬收场之后，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她甚至于觉得是生宝“骄傲了”，却不曾想过或许是自己的表达造成了误解。当改霞感受到人们对她急转直下的冷淡，便愈发坚定了离开这里去考工厂的决心。也就是说，这次失败谈话所造成的自尊心的剧烈发作，成为了改霞命运的巨大转折点。
不幸的是，就“自尊心”这一点来讲，生宝与之有着极强的相似性。这一点作者在给改霞的安排中也思考得很清楚，“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的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当两个极为相似的好强年轻人放在一起，他们的分道扬镳倒显得十分必然。
当然，要将责任全部由个人来承担，也是不合理的，这场爱情悲剧中，同样回荡着时代的声响。那是一个自由恋爱仍然只享有逼仄空间的时代，改霞作为刚刚解除婚约的女孩，生宝作为刚刚埋葬了童养媳的男孩，他们的身上还残留着封建社会未解放时对于婚恋压迫的深深烙印，纵使两人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已经非常接近自由的灵魂，可是仍然难以逃脱封建婚恋观长久以来的捆绑和诅咒。
在土改时期两人备受瞩目的关系招致了诸多闲言碎语而不得不刻意疏远之后，重新获得自由的两人却再难明目张胆地表述自己的心意，见面要挑没人注意的时机，走路要分别从相隔甚远的两条小道进入稻草庵子，就连说话也要拐外抹角相互揣测难以直言，这不是改霞和生宝的爱情悲剧，这是整个时代下任何人都难逃的命运的挤压。
徐改霞因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做工，而被认为是嫌贫爱富，背弃农业合作化建设，与梁生宝的爱情也戛然而止，也因此受到时人抨击。但她的爱情选择与职业选择背后，却是时代语境下女性的成长诉求。
徐改霞生在了一个红色的年代，却有着更为自由的灵魂，这就注定了她的人生选择和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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