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权分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都有些什么内容？
谢邀。
法国1789年8月26日由制宪会议通过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不仅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人权宣言，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权宣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1789年人权宣言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这些权利，从而使基本人权原则成为宣言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民主权原则，指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宣言确认了分权原则，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把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作为宪法的基本任务；人权宣言还宣告了立法权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法律程序、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的要求，为法治原则的确立作出了独特贡献。可以说，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郑重宣告的基本人权、人民主权、分权和法治原则，充分体现了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奠定了近代宪法的基础。虽然马克思曾誉称北美《独立宣言》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但它仅确认了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两项宪法原则，宣载的基本人权也远不如人权宣言那样广泛、系统，而且其基本宗旨在于阐明北美独立的正当合理性。因此，就历史地位而论，人权宣言在宪法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主要内容
起草：穆尼埃
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能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确保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因此，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了十七条权利，它庄严宣布：
第一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
第二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 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第五条 法津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法津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第七条 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第九条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第十一条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第十二条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 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第十六条 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第十七条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晚清政府为什么要征收厘金？
厘金制度形成于1853年，这一制度是是支撑晚清政府统治的重要赋税制度，它的产生与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始这项赋税制度是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筹集军费而实施的临时性赋税，因为颇具成效被推向全国，到了1931年才结束。
从深度来看，厘金制度的形成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形态有着重要的关系，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厘金制度产生的原因厘金是一个大的赋税制度，所涉及种类不同，主要分为四类，分别是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种，这四种又下设多种小项目，征收范围之广在中国赋税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一）晚清政府财政困难
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库异常空虚。在农民起义运动频频爆发的状况下，清政府陷入了“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的局面。不得已采用了临时的应急制度——厘金。
据统计当时的国库情况极其危机，1850年国库时存银两只有187万两，加上在途银两225万两，共计412万两，而1781年，清政府国库存银达到了7000万余两。
晚清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就是江南地区，在太平军横扫江南地区后，清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收征集地，因此“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很快财政枯竭，厘金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军队镇压太平军，但是清政府最为倚重的八旗军、绿营军早已腐化、不堪一击。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得不下令练兵，同时大量征收士兵。
军队的壮大必然离不开粮饷支持，清政府国库的400多万两白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政府的要求下，各地官员开始征收士兵。当时负责在扬州征收士兵的雷以諴发现军饷难发的问题日益严重，他曾多次上奏中央朝廷，但是国库空虚的中央朝廷也爱莫能助，于是他便奏请咸丰帝，希望皇帝同意在扬州当地推行厘金税收制度。这一制度推行后，迅速解决了当地的军饷问题。
厘金制度是在军事问题的压迫下产生的，所以在这一制度下征收的赋税也大多用于了军事开支，据统计同治13年，厘金收入运作军费的部分为73.7%。光绪元年，达到了75.4%。在各省的军事开支中，90%以上是各省自己征收的赋税，而当时的军事活动大多是防范或镇压人民起义运动，这代表厘金制度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了极大作用，但是也极大压迫了底层百姓。
（三）扬州地区取得的显著效果
当时扬州地区的厘金税收制度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于是各省纷纷开始模仿，湖南是最先实行这一制度的，于1855年开始。到了1861年，全国已经有19个省份推行了厘金制度。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这一制度被确定为正式税收制度，各地主要征收的项目和征收额度不同，由各省地方督抚自行设立。
（四）归还外债
众所周知晚清政府因为懦弱无能与列强签订了多项战争条款，需要向列强支付大量的战争费用和赔款。 这对于当时的国库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曾经大量向列强借外债。大量外债本息的归还又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归还外债的。光绪年间厘金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因此有很大一部分也被用于归还外债。
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国家外债较少，并没有大量使用厘金进行支付，甲午中日战争后，巨额的赔款导致清政府向外借款数额急剧增长。
短短18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110多次，数额更是高达了12万两白银，为了归还巨额的外债本息，清政府将这些外债分摊给各省，由各省政府负责筹集。于是各省政府纷纷增加赋税、田税、礼金等各项苛捐杂税来笼络财富，归还外债。
据统计，在光绪末年，有1/10左右的外债是通过厘金这一税收来进行支付的。
（五）支付“洋务费”
洋务费指的是晚清政府投资在洋务企业上的费用，不包括筹建海军、兴办教育等费用。清政府为了“富国强兵”，兴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据统计在1861年到1890年的30年中，国家共创办了19个军用工业和27个民用工业投资费用更是达到了7000万两白银。这些白银并不是由政府全部支出的。
军用工业采用的是单一官办的形式，经费由政府支出。但是民用企业中的一部分是由本国商人支出的，另一部分由清政府进行财政投资，清政府的这些投资来源主要是关税，其次就是厘金税。当时的清政府财政非常困难，无法对洋务企业进行有力的支持，大多数的洋务企业都是靠地方财政进行支撑的。
虽然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记载中，关于厘金税的支出并没有“洋务费”这一项，但其实它蕴含在各省的“军事费”和“行政费”两项之中了。
二、厘金制度的影响（一）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
厘金制度在晚清政府的财政收支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了厘金制度的支持，清政府在末期很难维持统治。这也是为何在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以后，政府没有裁撤这一赋税制度。
这一制度是否裁撤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也是很难抉择的，一方面，撤销这一制度会使清政府重新陷入财政危机当中，威胁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保留这一制度，也会使社会经济发展趋于缓慢，加大与百姓之间的社会矛盾，依然会威胁政府统治。
总的来说，这项制度是清政府所采取的一项以牺牲经济发展获取政治统治的赋税制度。这一制度虽然能够延长清政府的统治，但也改变不了清政府灭亡的必然结局。
（二）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为一种封建赋税制度，厘金制度从本质上来说代表了清王朝统治的封建性，对于当时的商品经济有着抑制作用。据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于商品税的征收仅为84万两白银左右，之后政府大开商税，这是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赋税制度体现了清政府统治的封建性。
因此这一制度的实施，为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商人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赋税压力。虽然政府在实施这一赋税政策时采取的是“既不扰民，也不累商”的名义，但是最终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并且由于这一制度是由各省地方督府自行实施改变的，所以具有极其强大的地方特性。那些残暴的地方官员往往会加大对百姓的掠夺，中饱私囊。这无疑也加重了社会矛盾。
厘金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导致清政府必须集中财富支持军事活动。这是清政府在维护统治和保证经济发展中所做的抉择，这一选择，延长了清政府的统治，但也加大了百姓们推清政府的敌视。这一制度的实施告诉我们，税收必须要考虑全局，也要根据社会局面及时修改。
联合国大会美国又拒发多国签证为何这么小气？
联合国名义上是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间组织，看起来光鲜亮丽，有193个会员国遍布全世界都有办事处，好像是很牛气哄哄的样子的。
但事实上，联合国更像是一个非常容易受气的小媳妇。联合国并没有真正的的执行能力，很多事情都是由联合国大会商量着来，但是由于国家间地区间的利益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联合国决议大家都会遵守。
且由于联合国的六大组织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秘书部国际法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中，只有安全理事会有权负责世界和平与安全发表强制性决议。
也就是说安理会在事实上有一定的权力，但也是5个常任理事国协商着来，因为5个常任理事国是具有一票否决权的永久成员。
联合国在事实上很松散，虽然表面上每个国家都要给联合国面子，但是如果某一个大国真不想给联合国面子，那么他也真没办法。
比如说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无赖商人上台之后，就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不愿意给联合国掏钱支付会费了。
特朗普觉得联合国要求美国交纳的维和费用比例太高了，所以要降低这个标准，但是遭到了联合国的拒绝，特朗普干脆就耍赖不交了。
这很符合奸商特朗普的无赖性格。
在今年六月份出的时候联合国大会负责行政和预算失误的第五委员会会议上，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表示，联合国可能在8月3号进现有的现金，联合国经费耗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成员国拖欠，尤其是美国已经欠缴联合国总计费用11亿美元。
这是相当巨大的一笔数字了……
到9月底的时候，联合国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了2.3亿美元，10月底联合国的流动资金将要耗尽了，如今已经面临着支付员工薪资和供应商费用的风险。
如果美国再不缴纳会费，那么联合国可能就要关门了。
为了补上资金漏洞，古特雷斯曾经在2017年就考虑卖掉自己位于曼哈顿的房子，估计能够价值达到数千万美元。
但是随后他发现根据联合国和其所在地美国达成的协议，他竟然没有权力出售这栋住宅。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一直认为，是由于联合国效率过于低下和超支情况严重，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并非美国的原因。
特朗普还觉得是是美国的慷慨被滥用了。
这大概就是特朗普作为商人的一面最大的追求美国本国的经济利益的一个缩影吧。
也反映出特朗普性格中的吝啬特点。
美国要求对联合国数10亿的维和预算缴纳款项的上限从28%降到25%，但遭到了联合国的拒绝。
所以美国已经打定主意不想交了。
但是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推拖欠的会费数大于或等于之前两年应缴纳的会费，他可能会失去在大会上的投票权。
但是目前来看，貌似特朗普根本不在乎这种投票权，可能是当惯了世界老大，早就不把联合国这个资产的国际组织放在眼里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其他国家未必不是好事，如果美国真的不再交联合国的会费，也许可以将联合国的总部所在地从纽约迁到其他国家，必将大大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同时最近的一个事情也让这一种舆论声浪变得越来越大…
那就是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陆续发生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不向俄罗斯伊朗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发放出入境签证，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联合国会议出席。
这让这些国家很是愤怒，认为美国在滥用其联合国所在国家的权力。
他们也以此为契机希望把联合国总部大楼搬到一个更没有争议的国家，应该放到联合国一般的辩论会议上考虑了……
美国人之所以不给这些国家发放出入境签证，在他们的说法是技术原因，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完全就是天方夜谭，摆明了是美国在搞事，滥用联合国大会所在驻地的职权。
以阻挠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在国际社会面前发出声音，这同样显示出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特权思想，确实让人觉得愤怒。
但同时也是个机遇，如果美国真的继续不交纳会费，也许就丧失了投票权，说不定最后联合国真的搬出美国。
到时候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呢？
如何看待雍正时期的八王议政？
八王议政：实质上就是由极少数的几个皇亲贵胄共同协议一些军国大事包括推举皇位汗位的继承人。这种富有“民主”性质的议政，是奴隶制民主而非是近代民主，就像中国的先秦时期，大臣的地位远比后来的封建王朝高是一样的道理。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贵族政治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到了乾隆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继续存在，但所议之政已只限于皇帝出巡、旗务及少数民族事务，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帝取消了议政王大臣职名，自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
之所以能经久不衰，而且被历代清朝统治者作为立国之本和强国之基。当然一个制度的存在必然存在两面性，一面是优点，所以这种政治格局，正是他的优点所在，建立是以大清统治者为中心，通过这种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延伸和演变出来的历史产物，使其统治长达300多年。
另一面也就是缺点，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政策也好、圣旨也好，没有人去执行那就是一句空话、一张废纸。寄生在清王朝身上的蛆虫，最后把国家的财政掏空，清朝也逐渐衰败，最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诸葛亮那么聪明？
根据《三国演义》、戏剧，无论是人的忠义、美和善、智慧谋略还是能征善战的武将，蜀汉都是雄霸三国，彻底碾压吴魏两国的。
通过探索历史我们确发现曹操身边聚集的文臣武将非常之多，其中有名气的谋士不少于85人，而响誉三国排前的谋士就有荀彧、荀攸、郭嘉、司马懿、戏志才、钟繇、枣衹、辛毗、陈群、杜袭、赵俨、贾诩、徐庶等人。而骁勇之将就更多了，除了被称为“五子良将”的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还有夏候椁、夏候渊、曹洪、曹彰、曹仁、许褚、典韦等等。
被后人誉为存在感较低的东吴，不但有“东吴四英将“还有《三国志》触墨较少的程普、黄盖、甘新霸、甘宁、太史慈、丁奉。还有看似小人物的潘璋、朱然、马忠等等。他们个个都具备有蜀汉“五虎将“毫不逊色的骁勇善战。
鲁肃为孙权策划天下，力排众议，联刘抗曹 ; 周瑜破曹操于赤壁而定天下三分 ; 吕蒙献策擒获关羽而收复荆州 ; 陆逊败刘备于夷陵、败曹休于石亭。
就蜀魏两国的“五虎将” “五子良将”双双与“东吴四英将”相比，除了勇，而在综合才能上是远不能与“东吴四英将”相提并论的，就诸葛亮来说一生所展现的才能也是不能与“东吴四英将”相抗衡的。“东吴四英将”铁拳独掌定社稷的功绩犹如陆机在《辨亡论》中所说 : 周瑜、陆公(陆逊)、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
反观刘氏集团在乱世夹缝中借以拉帮结派与东吴联手成功后，侥幸成立了蜀汉政权。在与吴魏争锋中10战10败，即使略胜一二，也是对战略无关紧要的，对方并未全力以赴。一次两次失败可计偶然，可久战久败这不得不说是实力的问题了。
由其是在冷兵器时代，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远胜于千军万马，身先士卒的排山倒海、势如破竹功夫气势，是战场局势取胜士气的信心，有位出色的将领就是决定战场胜利的保证。
“五虎将”中第一把交椅号称百万人中取上将首级的“武圣”关羽，传说怎能应付实战 : 文聘两次击败关羽 ; 东吴甘宁一声咳唾就吓得他不敢轻举妄动 ; 庞德只平平常常一出枪关羽就险命丧黄泉，从此他全军上下只要看见骑白马的都以为是庞德来了就会四处逃窜 ; 徐晃在襄阳关羽的布阵中长驱直入直取他的首级，大败关羽 ; 东吴马忠本是东吴一个司马职的小人物就能生擒关羽，让他宿命归此。
被罗贯中称之为神勇百战百胜吼声震退长坂桥水，一拳砸出我们剑阁汉阳垂泉的张飞，确被曹魏名不见经传、初出毛庐的曹休打得魂飞魄散。
以常胜将军著称的赵云也被曹魏军中是窝囊的曹真打得缺胳膊少腿残破不堪。
蜀汉“五虎将”并非罗贯中笔下的雄霸天下，在蜀汉军中出类拔萃，在三国风云战将中也只能算是旗鼓相当，碰上硬茬明显尚差火候。不然蜀汉怎会出现屡战屡败的历史呢。
说到蜀汉核心人物诸葛亮，他之所长在政务而不在于军事谋略。关于隆中献策刘备三分天下，有此见识的也不只他一人，东吴鲁肃就是此一人。呈于当时不鼓捣即死的时局，只怕很多田耕平民也能看出。只不过诸葛亮近身刘备罢了。赤壁之战、草船借箭是孙权、周瑜作为。舌战群儒，三气周瑜是罗贯中空中楼阁。与司马懿斗智斗勇的“空城计”更是子虚乌有。
至于他的养国富民发展生产。孙权、曹操较他的功绩高，成效大。只不过诸葛亮美其名饰其粉，给推行行动名字取得响亮。就象今天广告招牌刷得红火。聚焦了历史后代的眼球。
诸葛亮内贪专擅之实，独览朝政，新人得不到提拔任用，导致国家“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连年征战，五次的北伐失败，国衰民弱，内伤之深。毁伤了根基，要恢复谈何容易。国家只能在风雨飘摇中求稳定。后来曹魏大举犯蜀，沿途百姓土族富豪手举白旗投降迎接曹魏军队。促使刘禅基于民心，永背骂名成为亡国之君。正如陈寿所言 : “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所长欤。”
人才建设是国家的希望所在，诸葛亮提拔培养人才欠缺，至使蜀汉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在用人上也出现识人误鉴，用人失明。甚至明知不旦，还执意偏行。如马谡失街亭至使战略遭受失败。习凿齿评价道 : “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毛主席也曾评许 : “初战亮宜自临阵。”
“三国论”(唐 . 王勃)曾论 : 曹操区区五千追兵，迫使刘备十万军民烟消云散，当时诸葛亮正在军中，却不能运筹帷幄，奇谋擒曹。这更加印证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何博士备论 . 蜀论”(北宋 . 何去非)更是全面批评了诸葛亮从荆州到北代的军事才能的短板。同时指出了军政一把抓，忙头不顾尾怎能管得过来。
毛主席也曾评价道 :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权书 . 项籍“(北宋 . 苏洵) ; “苏东坡全集诸葛亮论” (北宋 . 苏轼) ; “三国论” (宋 . 苏辙)。三父子皆对诸葛亮评说并非谋略将帅之才。
至于曹魏方面的发言谴责诸葛亮背祖离宗弃国，积恶其身，不忠不孝等等。虽属敌方之言，不足为耳。但从侧面也印证了诸葛亮并非《三国演义》塑造的那么纯粹的忠义。到是“辍耕录 . 论秦蜀” (元 . 陶宗仪)对诸葛亮的评价慧为客观 : “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余兄文龙，尝考其颠末，以为孔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
蜀汉未能一统三国，且落于亡国。国弱民贫，地域人口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起决定因素的是君臣文武自身智慧才能与吴魏两家相比差其层次。亡国是必然的，摇摇欲坠40年已算是很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