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文文
近日，受极端天气影响，全球多地电力告急。
未来，极端天气导致电力短缺会成为常态性问题吗？异常气候下，电力保供如何查漏补缺？缺电能否通过进口解决？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多位业内专家，回答关于“电”的这些事儿！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去年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尤其工业增长迅速，因而电力需求也迅速攀升，但由于供应在短时间内难以跟上，导致供需失衡。此外，去年煤电价格出现倒挂，电厂存在大量亏损，发电积极性不足，加剧电力供应不足。
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目前来说，电力系统整体比较宽松，煤价与电价间的关系也已理顺。近日缺电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全国普遍高温，导致用电量激增；二是降水量骤减，这点主要是针对川渝地区。如今四川面临高温叠加缺水的问题，水电发电量出力仅约往年一半左右，往年的丰电大省陷入缺电局面。
尽管如此，当下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我国用电结构中工业与居民占比差别很大，工业用电占比约70%，居民用电约14%。因此，只要相关几个省份采取错峰、避峰、轮休、让电等措施有序用电，便可平稳渡过此次难关。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不同地区间输送电力势必需要建立基础设施，这往往需要投入巨额资本，且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回本。因此，仅为应对偶发性的极端天气，便斥巨资建设基础设施，会导致极大的资源浪费，并不明智。因此，就电力的输入输出进行适当扩容是可行的，但必须考虑成本与回报问题。
关于电力进口的问题同理。事实上，电力在经济学基本上被定义为非贸易，现实中贸易量微乎其微。贸易双方确定固定贸易关系的前提是有经常性的需求，这样才可能获得成本收益，因此，在缺乏经常性需求的情况下，通过进口输电不经济，也不现实。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我国居民用电量较小，工业用电占比较大，这部分高比例的工业用电价格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有些高耗能产业，电价就比较高。未来电价进一步改革的概率很大，市场化发展趋势有望加强。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终端电价总体由计划体制政府定价向市场体制、供需形成定价转变。2021年10月后，煤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交易，价格也由标杆上网电价转变为严格管制的基准价向允许更大的浮动空间转变。相对应的，工业用户全部进入市场，其电价根据市场来定；无现货市场的省份，根据中长期市场价格来定。工业用户电价=(市场决定的)能量市场价格+输配电价+各种基金和附加费+辅助服务费用。
居民用电、农业和公共事业用电，仍然执行目录电价，政府定价，享受一定水平的交叉补贴，即其用电价格低于供电成本。目录电价是过去完全计划政府管制电价体制下，价格主管部门为不同用户（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农业和公共事业、居民）制订的价格目录。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通过调控电价的方式也可以奏效，但是通常来说调控电价还不如有序用电来得快，有序用电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此外，我国电力结构决定了采取有序用电的方式更为有效。我国工业用电占比很大，调整很小量的工业用电，即可保证居民用电。同时，电价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短期改变电价会引发民众恐慌，对社会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因此，从作用效率以及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冲击两方面考虑，有序用电比调控电价更合适。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长期来看，确实要靠价格机制调整供需。但当前四川的硬缺电局面，靠价格机制调整恐难奏效。
以澳大利亚为例，它建有成熟的电力市场，前段时间遇到电力短缺，现货市场每度电价格高达15澳元，依然不能形成短期供需平衡，最终启动市场熔断机制。此外，在极端条件下，例如持续高温极高负荷条件下，按照我国国情和价格机制，大幅提高居民电价风险很高。事实上当前我国居民和工业、商业用户均会叠加分时或峰谷电价、尖峰电价，只不过当前的价格幅度不算太高。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一方面是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的电力行业由国企主导，而欧洲一些国家主要由私人企业运营。中国以煤为主，政府有能力合理调控煤价，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但很多其他国家，很难“压住”过高的煤价，因此饱受电费飙升的困扰。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我国电价总体来说并不高。当下保居民用电是重中之重，过分提高定价并不合适，违背初衷。当然，在灵活性调节电价方面，我国确实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如何把电价作为一个调节负荷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还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努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目前来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全年总发电量的60%。即便未来新能源发展迅速，但煤电发电比例仍不会过低。当然，为了达到双碳目标，煤电肯定要进行灵活性转型，即运行小时数逐渐降低。例如，目前一年满负荷运转约4000小时-5000小时，未来将逐渐降到3000小时甚至2000小时，这意味着其年发电量会逐渐减少。但煤电在电网中仍然承担重要作用，即当新能源发电量成为主体的时候，煤电将提供灵活性的支持来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未来煤电占比将会越来越小，将从主体电源转变为调节性电源。但是，煤电大规模退出的前提是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必须做大。但目前来看新能源发电占比仍然太小，煤电不能轻易退出。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未来煤电总体由主力电源向基础保障型和灵活调节型电源转变，其容量价值、灵活调节价值和兜底保障价值会更加凸显。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这同样需要考虑成本问题。例如，增加电价无疑能够缓解用电紧张的问题，但是会给消费者带来巨大负担。
此外，从技术层面来说，“多上一份保险”并不困难，多备一条线当然可以多一份保障。然而，这意味着巨大的投入以及无法确定的回报，谁该为此买单？当然，假定未来极端气候变化越来越频繁，政府将会在能源安全方面做出更多预警，在能源安全方面做更多的投资。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这次缺电主要是因为极端天气，同时还要考虑到能源转型的问题，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非常艰巨且重要的任务。考虑到水电来水是有周期性的，应怎样应对类似的电力短缺情况，值得深入思考。
例如，从电力结构来说，四川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天然气资源，及早发展燃气发电以完善发电结构。这样，当遇到极端天气时，燃气发电就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要保留一部分煤电。目前，四川煤电加燃气发电，能够保证居民基本生活，但总体来看燃气发电发挥的作用仍然较小。长期来说，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燃气发电并保留部分煤电，将大大提高电力系统的韧性。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从前几年全球电力供需水平来看，整体来说并不存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今年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较高，天然气价格贵，电厂发电动力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此外，极端天气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如今全球的做法普遍都是“硬扛”。中国跟其他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整个电力消费中，中国工业用电接近70%，居民用电仅约14%，只需要前者拿出一点点给后者就能够顺利解决。但美国不同，其居民用电高于工业用电，因此一旦出现电力短缺，很难通过有序用电保障居民用电。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极端天气条件下，终端需求增加，而供应侧不同类型电源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电源侧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不确定性更大。四川缺电的情况、此前美国得州的问题、去年欧洲的问题，都是极端天气影响电力供应安全的实际案例，未来风险可能会更大。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高温导致的缺电现象短暂且并不严重，因而不会过分影响工业企业发展，整体影响不大。如今降水预期增加，随着降水来临，短期供应困局将被缓解。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四川的工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整体来说，这次电力短缺仅短时间存在，不会对工业企业造成很大影响，更不可能影响居民选择新能源车。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一定程度上也许会有影响，特别是像有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天然气为主，天然气发电占比较大。持续高升的电价势必影响经济发展。但很显然，以中国的情况，远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来自：国是直通车
编辑：陈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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