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隶的代表作品图片 为何觉得现在书法丑书横行

秦隶的代表作品图片，为何觉得现在书法丑书横行？

谢邀，普通职工也参与聊，甚慰！我觉得会不会是这些书法前辈，过分宣传个性、风格、求异的结果，过分顾及了用笔的酣畅、笔划的异性＜打个欠贴比喻：脚踩西瓜皮，滑到那里算那里＞，毫无布局＜章法＞可言，笔划也变样了。说实在话，章法、布局＜绘画上讲构图＞也是觉得提倡的，好象宣传：人们应该在有所规矩下行事…、做人一样。书法不好大特讲美不美的，可能妥贴讲是个性、风格、操起笔来，大概一百人中心里有一百个哈mei雷特似的，但美术一定是有美的前提吧！我心中喜欢唐伯虎的字，其字有种难以形＜形容＞状的美感。当今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主席的书法，让我也很喜欢，难能可贵的是横的布局，把灵动又带刚劲的＜富有智慧＞书体安排得如此高妙，虽有大小＜字＞对比却不显突兀，信手而来就

水平超凡！

汉字的字形演化过程是怎样的？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还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

它们整齐规范，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具备了简单文字的特征，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汉字的萌芽。汉字的形成为系统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考古证实，在商朝早期，中国文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 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然后，在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应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最独特的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传承下来，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的“甲骨文”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直到今天，各种字体纷纷诞生。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但是在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标准字。 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总数约有一万个，其中最常用的是三千个左右。这三千余个汉字可以组成无穷多的词组，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句子。汉字产生以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甲骨文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

最早的文字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出现的，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表意字是中国汉语形成历史中最早的一种文字，汉字经历了表意字，表音兼表意，变音字，三个历程。其中表意字是指根据所概括内容的意义 所创造的字，在汉字的初始阶段，没有笔画，没有字母，从画图和实物记事慢慢发展，很自然的把依靠最多的意义首先融入字体。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因此，以象形字为基础后，汉字发展成表意文字，增加了其他的造字方法。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这是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书与画好比是兄弟，同根生，有很多内在的联系。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的从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 它们整齐规范，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具备了简单文字的特征，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汉字的萌芽。

最初的甲骨文，已经具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意义。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表意符号”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甲骨文”。这被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上和乌龟的龟板上的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的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以来，中东人都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只有中国现代人能读懂一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汉字形成为系统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然后，在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应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后来如秦时的小篆与秦隶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青铜器的大量使用，而被刻在青铜的钟鼎和石鼓上的文字即——“金文”。亦有钟鼎文和石鼓文之称。相传是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写。至今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封建割据，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文字也不尽相同。一直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中国。才把文字统一起来。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然后进行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将文字统一。这种统一后的文字被称为——“小篆”，亦称为“秦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但是秦朝时期的“小篆”书写过于规范，书写起来速度很慢，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的简便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是变“小篆”的圆为方。改“小篆”的曲为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被称之为——“秦隶”。

隶书十分盛行，“秦隶”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是方形。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称之为——“汉隶。汉隶”就完全发挥了毛笔的特点，出现了“蚕头雁尾”的波折之笔，书写起来轻松自如。西汉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汉朝流行“汉隶”的同时，“楷书”正在萌芽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已经很盛行，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也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结构大体的固定了下来。当时被称之为——“真书”，后人因为以这种字体作为学习书法的楷模，即改称之为——“楷书”。

“楷书”尤为盛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书法家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他们的书法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学习作为范例。

“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由于楷书的工整，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寄情于笔端的创造，产生了一种流动顺畅，一气呵成，极具有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草书”。

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就是“行书”， 行书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而是优雅欢畅的运笔，字体书写灵活贯通。也是最受大众喜欢最常用的一种字体。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中华四大伟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被毕升改进为活字印刷术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在雕版印刷繁荣的宋代，雕刻制版大多用木版，也就是说用长方形的木板雕刻制版。木板上都有纹路，制版一般都是横向，这样刻制字的横向线条和木纹一致，比较结实；而刻制字的竖向线条时和木纹交叉，容易断裂。因此字体的竖向线条较粗，横向较细。横向线条即使比较结实，在端点也容易磨损，因此端点也较粗。横平竖直，当然为为了雕刻制版的刀工方便刻制了。雕刻制版是一个非常费事的工作，如果要表现手写体的那些特点，则刻字必然比横平竖直要大得多，这点大家做个简单的实验就知道，windows的记事本中输入或粘贴一段汉字，分别把字体设置为宋体9号和楷体9号，看看哪个更容易看就知道了。由于木板的纹路，要雕刻变化多端的曲线难度也会更大。而且每张木板只能印刷两页，一本书就要雕刻很多木板。如果字刻得太大，不但雕工费事费力，木板也会用得更多，所以在木板上雕刻的字不会太大。而要在这么小的反刻字上表现出手写体那些变化多端，圆润细腻的特点难度大家可想而知，横平竖直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由上可以看出，宋体的这些特点无一不是因印刷而产生，适应了印刷的需要，跟毛笔的手写体是大不相同。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可无论肥瘦，都是横细竖粗，方方正正。显得古朴端庄。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后来人们又模仿宋体字的结构、笔意，改成笔画粗细一致、秀丽狭长的印刷字体，这就是仿宋体“仿宋体”也是模仿“宋体”而产生一种字体，其发展十分迅速。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规范字体，在印刷品还有各种不同场合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此同时，“黑体”也诞生了，这种字体醒目大方，笔迹全部一样粗细，结构醒目严密，笔划粗壮有力，撇捺等笔画不尖，使人易于阅读。由于其醒目的特点，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黑体字又称方体或等线体，没有衬线装饰，字形端庄，笔画横平竖直，笔迹全部一样粗细。汉字的黑体是在现代印刷术传入东方后依据西文无衬线体中的黑体所创造的。由于汉字笔划多，小字黑体清晰度较差，所以一开始主要用于文章标题。但随著制字技术的精进，已有许多适用于正文的黑体字型。在中文中，没有衬线的字体通常称为黑体，这时这个词的范畴和无衬线字体（Sans-serif)是类似的。所以在中文字体中常用“黑体”，在西文中常用“无衬线体”的称呼。而宋体就可以被称作衬线字体。 “黑体”在日文中被称为Goshikku-tai（直译即“哥特体”）。汉字的演变：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秦始皇书法代表作品？

秦隶，秦始皇书法有峄山碑，秦诏版

请问各位书家认为有哪些比较好的字帖推荐？

想写好隶书，建议在选帖之前，先了解学习一下隶书的由来及演变过程。然后，在选自己喜欢的碑、帖临习。下面，详细解读一下隶书的由来及演变过程和历代名家、名碑、名帖和创作要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隶书，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磔”。

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隶书

起源

秦朝

代表人物

郑簠、金农

代表作品

《曹全碑》、《张迁碑》

定义

关于隶书的定义，近人吴伯陶先生一篇：《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的文章中说道：“可以用这个字的本义来作解释。〈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晋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

其次究竟什么样子才叫隶，隶与篆又有什么样的严格区别，吴伯陶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订定，这里再节录吴文中值得考虑的几小段。吴云∶“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举例，可参阅原文）。

他又说∶“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

吴先生经过仔细排比研究，得出那样的科学论据来，作为学术上篆、隶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还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那就是∶一，篆书也不能够个个是象形字，一开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许多字存在，因此，仅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够。我的意思是说隶的破坏古文（“象形字”是一种字体的笼统名称，事实并非个个“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举），不仅仅是破坏象形而已。

二，今天看到的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简帛书中发现其中字的结构有变篆体，也有未变。用笔有圆有带长方的，那种字当时又称之为何名？这种“半篆半隶”的字形从秦昭襄王时代开始一直到西汉初（秦云梦简到汉马王堆帛书，吴文有详述可参阅）还存在，始皇帝以前，字还未有“体”的区别，可是到汉初，肯定那种字已经归入隶体，二者合起来考虑，那么对吴先生的区别篆体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实上结构之变，光讲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够全面。我估计区别问题，在当时——在字体初变时一般人肯定还不太严格的，那种“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随着新名称而名之——也称为隶，其中稍为保留些旧结构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设身处地来推测当时的命名，和今天用学术研究来区别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离的，是无足为怪的。明确地讲，篆与隶的不同除形象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一方面的区别，例如∶生（篆）、上（变笔法未变结构）、之（笔法结构全变）。三字的名实异同，决非单论结构，其他相似的情况也很不少，可以类推。

西汉中期以来，隶书的脱去篆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独立的形式，已经完全形成。所见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纪出现于西陲流沙中的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新莽始建国天凤元年（14年）的书简、乐浪汉墓出土的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的漆盘上的铭文等等，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

相像的字形还能在东汉的碑刻中见到很多。最著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的《华山庙碑》、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又三年（186年）的（张迁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举了。

同时在西汉的碑刻中也还有一些面积大都方正或个别字带长形，又仅有极短的波势的字体，其有代表性的所见如∶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的《鲁孝王刻石》、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的《祀三公山碑》、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灵帝建宁三年（170年）的《郙阁颂》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年）字形不大规则的《开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灭篆体而形式稍有小异的“正体字”，一直流行于两汉、三国间，而且几乎独占了石刻碑志中的位置。在江苏省南京市出土了东晋谢鲲的墓志，还能见到用的仍是这样的字体。这种字体应当说都是隶，因为其形式自秦到汉，虽有些变化，但并不太大。从字形的面积上讲∶先带长方，后变方扁，有些地方还交叉互用着。长波、短波，也同样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后的。因此决不能说它是一种字体彻底变为另一种字体的新旧二体，而是一种字体在前前后后中间的个别量变罢了。

起源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又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嬴政统一文字后，汉朝复兴和发掘传统文字的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而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大家李志敏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但未必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1]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 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 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盖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但是也有人认为，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例如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是在监狱里创造出来的字体。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点等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因为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所以隶书的书写速度更快。

发展史

隶书者，篆之捷也。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背景的经典叙述。事实上，篆之捷是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和书写性变化（隶变），并经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也就是说，隶书是通过“隶变”从篆书字体中脱胎产生的。

隶变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隶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既是对正体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简化；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既是改变原有正体篆书的书写方式，这种改变的主要目的是简捷流便”。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构成了隶变过程的核心内容。在这里，字形结构的简化和书写方式的简捷流便，不光为了书写速度的提高，同时因其蕴涵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彻底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的。

就书法而言，隶变完成了以下篆隶转换：

1、摆脱篆书字型结构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隶书线条时空运动的抽象化表现；

2、线条由篆书委婉的弧笔变为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篆书的联绵圆转变为转折的方笔。隶变标志着汉字相形性的破坏和抽象符号的确立，使汉字由古文字体系向今文字体系转换；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最终形成。

另一方面，作为人的规范意识，又必须对这种新的字体和书体加以规范。于是，就有了汉末高度规范的八分书出现。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隶变过程，就是篆之捷所产生的新的书体继而对这种新的书体加以规范建构的过程。而作为书法，隶书的美就存在于这历时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

解读隶书的美学内涵和产生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隶书本体的深层认知。通常，我们是从现存的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的。但是，通过汉碑和简牍两种载体来认识隶书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还无法认识隶书美学内涵的形成渊源。因此，我们要将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置放在秦汉文化背景中去解读，探求出隶书美形成的文化和思想渊源。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算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

在两汉，隶书不但通过隶变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一方面，隶书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中逐步脱离了隶书的原本实用立场，进而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而且这种规范建构是以形式秩序确立为前提的。因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交流的畅通和社会进步。这是历来被官方重视的重要环节。因此，随着西、东汉王权的相继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流通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必然。八分书以规范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篆之捷隶书的随意性书写倾向，使形式秩序趋向于稳固的位置选择和有序的结构图式。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容入，最终形成了八分书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两汉刻石存在的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也从一方面印证了官方对篆之捷隶书进行规范建构的历史进程。

然而，当今学界和书法界普遍把两汉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认定为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这样做不但牵强，也为隶书的本体理论阐释带来困难。这是因为：一、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是以美术规范化和线条装饰化为前提的。不但不具备书写的随意性与合理性，反而增加书写的难度，失去了隶书书写简捷流便的原本实用立场；二、从八分书的书写主体来看，已经由隶书的原本社会公众立场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我们从、《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书已经开始具有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这些书法文本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特征，那就是波蹀。其实这种波蹀是对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的美化。飞动的线条和波蹀已经使刻石隶书脱离了隶书原本的简单和质朴，而开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是汉代文人那种浪漫、潇洒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体现。而正是这种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却失去了隶书在社会广泛流通的内在条件和社会基础，因而也就不应该属于原本意义上的隶书。事实上，隶书表现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稳规范的发展趋势，它的实质是八分书对篆之捷原本隶书实施规范和审美改造的双重结果。《熹平石经》以其高度规范的形式秩序、以及构造的共同原则和形体的共同特点，体现出八分书最大程度的稳定性品格。如果从文字学角度讲，八分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字体的。所以我们说，隶书从西汉的质朴率真向东汉工稳规范化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完全是隶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更多的是孕育着一种新的字体的产生。八分书由于自身的本质特性和使用立场，脱离篆之捷原本隶书书写主流向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熹平石经》的书体特征和内容也佐证了八分书作为东汉规范字体的使用局限性。

所以我们说，隶书独立品格和美学特征的形成，不是东汉的高度规范和成熟，而是存在于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在这四百多年的隶变过程中，有着实在太多的书法文本需要我们加以解读和认知。《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俊秀温润，使我们看到了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东汉经典刻石文本书法。这是东汉正大的文化气象和文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的书写流露。特别是《石门颂》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契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原本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人文情怀流露的独特艺术魅力，显示出《石门颂》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成为历代书家关注和借鉴的经典范本。

然而，东汉刻石所表现出的典雅、华美、庄重、整饬只是一种完整的、华丽的美。如果没有原始隶书的质朴和简淡元素灌注其中，那么这种美又是虚伪的、造作的、没有感情的。如果东汉刻石典雅、华美、庄重、整饬的基础上置入隶书原本的奔放、流畅、阔大的审美气象，那么书法就会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和广阔气象。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因为隶变过程中的很多随意性书写看似很朴拙、很简淡、很平凡，而实际上却蕴涵着无穷的美学价值，是人的生命系统中的真实流露。

认识是继承的前提。所以，发掘两汉隶书的美学实质及其背后所含盖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我们持续关心的内容。同时，它也应该是我们完成隶书的时代性突破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支点。

我们没必要谈所谓的创新，深入的认识隶书传统更有现实意义。只要我们认识并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并完成隶书的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式连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隶书作品。在这里所谓的古典就是隶书的发展延续形态，所谓的现代，就是隶书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古典——现代具有全息重演的内容，但还不完全是周俊杰先生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因此，我所说的古典和现代，具有把古典放在新的时空匡架进行梳理归类和时代诠释的意识。它可能是反传统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立场审视传统。它也可能是继承传统的，因为传统在影响着我们。

变体隶书，又叫隶变体。是当代书法流行的隶书风格，是针对传统隶书而言的书写注重变化，注重个性的书写方式。笔画不重规范，强调即兴创作。 但隶书大家范笑歌认为变体隶书要变得美才是目的，而不是越变越丑。如果大家都追求写变体隶书，那变体隶书也会出现程式化。他认为有的变体隶书只追求大感觉和大效果，在单个字和单个笔画上无法经得起推敲。往往是用大气势掩盖基本功的不足。

除了发展之外，隶书曾对魏碑楷书产生过影响，此以《张猛龙碑》为例，字上还有一些隶书精神。唐欧阳询亦受影响。颜真卿《多宝塔》也有隶书精神并逐渐被人继承。

[2] 之由来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指出“隶”字亦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

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汉隶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 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 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 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 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铀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金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结构特点

隶书是从篆书发展而来的，隶书是篆书的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化弧为直。

隶书的结构特点

字形扁方左右分展

隶字一反篆字纵向取势的常态，而改以横向（左右）取势，造成字形尚扁方，笔画收缩纵向笔势而强化横向分展。

起笔蚕头收笔燕尾

这是隶书用笔上的典型特征，特别是隶字中的主笔横、捺画几乎都用此法。所谓“起笔蚕头”，即在起笔藏（逆）锋的用笔过程中，同时将起笔过程所形成的笔画外形写成一种近似蚕头的形状。“收笔燕尾”，即在收笔处按笔后向右上方斜向挑笔出锋。

化圆为方化弧为直

这是隶书简化篆书的两条基本路子。不过如果不了解篆书的圆，就不易掌握好隶书的方。因为隶笔中的直画或方折，还无不包藏着篆字的弧势，所以隶笔的直往往有明显的波动性，富于生命力。实际上隶书的笔意，是建立在笔画运动方式基础上的。

变画为点变连为断

我们知道篆字不用点，即使用点也只是一种浑圆点。而隶书中点已独立了出来，不再依附于画，而且点法也日益丰富，有平点、竖点、左右点、三连点（水旁）、四连点（火旁）等等。

此外，隶书还将篆字中许多一笔盘旋连绵写成的笔画断开来写，大开了书写的方便之门，后来楷书更发挥了这种方式，更允许笔与笔间出现衔接痕迹，甚至笔断意连。

强化提按粗细变化

写篆书时用笔的纵向提按要求不现痕迹，而隶书则有意强调提按动作，形成笔画轨迹显著的粗细、转承变化，起、行、收用笔的三过程都有了明确的体现。这与后来的楷书已很相近。

点画写法

隶书点画的写法于篆书有明显的不同，篆书的点画可概括为点、直、弧3种，而发展到隶书已经具备了永字八法中的8种笔画。在用笔上，篆书多为圆笔，而隶书已有方圆并用之笔，并且笔画有了粗细变化。

隶书的点有中点、上点、左点、右点和横点的不同。中点的写法是落笔后，提笔逆锋向上，转笔回锋向右，顿笔向下，继回笔收锋于点内。隶书的点与篆书的点不同的是，已有倚侧的变化。上点的写法略同中点，只是末笔不向点内回笔收锋，而想向下渐提出锋。左点和右点及横点的写法与上点的写法相同，但起步的位置和出锋的方向各不相同。

隶书中的左下挑、右下挑的写法与左点、右点写法相似，不同处是末笔出锋较长。

隶书竖的写法于篆书相同。

隶书的横有短横和长横两种，短横起笔逆入平出，横末护尾，略似篆书。长横起笔藏锋向上逆入，继之用方笔折下转向右，使之成蚕头的起笔，继而向右行笔，笔稍涩，不可浮滑，至横的三分之二处，按笔带出一向下的波凹，继之提笔稍向上翘出锋，形成燕尾。这一运笔又称为波磔。

捺与长横的写法相似，只是笔势向右下，较横更舒展。

撇的写法，与写左下挑相同，起笔后用过笔向左下行笔，行中略增曲势，至全画三分之二以下处用力顿笔，到画的末端捻笔外旋，略提向左上，回笔收锋于线中。钩的写法有几种，这里只介绍常用的长钩的写法，出锋后不提而是用过笔向下行笔，行至竖下端再依次蹲笔、挫笔、顿笔向左画近似水平的圆弧，至弧末提笔出锋。

另外，隶书的书写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如一字中有数横相迭时，一般是最末一横写成带蚕头燕尾其余都是短横。如一字中既有长横又有长捺，一般是长捺用蚕头燕尾，长横不用，如“大”的写法就是。如横在别的笔画包围之中，横的写法也不用蚕头燕尾。就是说，蚕头燕尾在一个字中只能出现一次，否则就会影响字的美观，所以前人说“蚕无二色，燕不双飞”。

创作要点

要取法汉碑和秦汉竹木简。所谓取法，就是认真刻苦地解读、体会，而不是浮光掠影。少看当代人的作品，看当代人的作品要看出其缺点和不足。

恰当把握主体的创作状态。“书写性”其实就是将书写过程和创作情绪纸面化。行笔重复，会形成惯性。由生到熟，要避熟趋生。

正确对待风格问题。风格是自然生成的，不能一概而论。风格面貌不强，不必耿耿于怀；已经形成风格面貌的，也不必沾沾自喜或故意回避。

[3]艺术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字形优美，扁而较宽。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

按语：汉隶是我国两汉书法艺术的象征。大致风格有：

工稳端庄类，如《西岳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韩仁铭》、《熹平石经残石》；

方劲古朴类，如《张迁碑》、《鲜于磺碑》、《西狭颂》、《校官碑》；

秀丽飘逸类，如《曹全碑》、《孔宙碑》、《刘熊碑》、《赵宽碑》；

宽博厚重类，如《衡方碑》、《鲁峻碑》、《封龙山颂》；

雄放态肆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夏承碑》；

古拙雄浑类，如《郁君开通褒料道刻石》、《装岑纪功碑》、《郁阁颂》。

[4]相关名词

古隶

今隶

秦隶

汉隶

佐书

八分

草隶

魏隶

临摹范本

《曹全碑》

《张迁碑》

《史晨碑》

《礼器碑》

《乙瑛碑》

《石门颂》

《西狭颂》

《华山庙碑》

《鲜于璜碑》

八分隶书

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曰:“隶于八分之先后同异，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狭隶而宽分。夫隶体有古于八分者，故秦权上字为隶;.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幢、王正书亦为隶。盖隶其通名，而八分统矣。锤可谓之铁，铁不可谓之称锤。从事隶与八分者，盎先审此。

八分书‘分’字，有分数之分，如《书苑》所引蔡文姬论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别之分，如《说文》之解‘八’字是也。自来论八分者，不能外此两意。

《书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此盖以‘分’字作分数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说，虽使八分隶二分篆，其体犹古于他隶，况篆八隶二，不俨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于文姬矣。

凡隶书中皆暗包篆体，欲以分数论分者，当先问程隶是几分书。虽程隶世已无传，然以汉隶逆推之，当必不如《阁帖》中所谓程邀书直是正书也。

王谙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学古编》云:‘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波势与篆笔，两意难合。洪氏《释隶》言:‘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非中绝也，汉人本无成说也。

王谙所谓‘字方八分’者，盖字比于八之分也。《说文》:‘八，别也。像分别相背之形。’此虽非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延光残碑》、《夏承碑》、吴《天发神俄碑》，差可附于八分篆二分隶之说，然必以此等为八分，则八分少矣。或日鸿都《石经》乃八分体也。

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伤矜严之意。

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日:‘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鹊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

卫恒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隶书简省篆法，取便徒隶，其后从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于乐，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故八分者，隶之节也。八分所重在字画有常，勿使增减迁就，上乱古而下人俗，则楷法于是焉在，非徒以波势一端示别矣。

锺繇谓‘八分书为章程书’。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幼。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则但有正体而无俗体。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后世欲识汉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书占三从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摘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

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微，生于宫。故篆取力舜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

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纤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抚剑疾视，适足以见其无能为耳。

蔡邕作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卫恒作散隶，韦续谓‘迹同飞白’。顾曰‘飞’、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隶。此如垂露、悬针，皆是篆法，他书亦恒用之。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然正书自顾野王本《说文》以作《玉篇》，字体间有严于隶者，其分数未易定之。

未有正书之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欧阳(集古录》于汉曰‘隶’，于唐曰‘八分’。论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则讥其误也亦宜。

汉《杨震碑》隶体略与后世正书相近，若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则直是正书，故评者疑之。然锤舔正书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时吴犹未以长沙西部为衡阳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传》曰:’‘善隶书，为舍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隶，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如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是也。郭忠恕云:‘八分破而隶书出。’此语可引作《羲之传》注。

正书虽统称今隶，而途径有别。波碟少而钩角隐。近篆者也;波碟大而钩角显，近分者也。”

隶书名家

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结束了“帖学”近千年的统治地位，给靡弱的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书法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进入了以篆隶为主流书体的时代。三百年的清代隶书创作，名家辈出，人才济济，是汉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中一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南京人。行医为业，终生不仕。少时便矢志研习隶书，初学明末书法家宋比玉，一学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习汉碑，直至晚年。为访山东，河北汉碑，倾尽家资，收藏汉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

郑簠广习汉碑，<<曹全>>为其基本体势与风貌。在此基础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与其他汉碑的某些特征，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纵，神采奕扬的隶书艺术风貌，以异军突起之势，竖起碑学复兴的第一面旗帜，是清代三百年隶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郑簠的书风与艺术思想，对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对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如高凤翰，金农，高翔，郑板桥的影响，更为直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簠的隶书创作，影响了他之后的一个世纪！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号冬心，平生别号甚多，达数十种，浙江杭州人，博学多才。工诗词，精鉴古，富收藏，好游历，著述丰。五十岁时入京考试，未中，遂绝意仕途。居扬州地区，卖画为生。金农以布衣雄世。无论从认识的深度和作品的气格与高度，以及学问的广度与厚度等几诸多方面都是时代的佼佼者，扬州画派各家都无法与其相比，因此,金农是扬州八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人物。金农隶书风格，沉稳果敢，奇崛憨直，隐约有《华山碑》与《天发神谶碑》，《衡方碑》，《夏承碑》，郑簠的影子。这种影子又不是那么的明显与突出，这是金农的过人之处。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仿佛是生活在清代的一个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近乎自负与自恋情结者。二者的结合，使其作品达到了无一笔不是汉人，无一笔不是自己的境界与高度。他的超前审美与定位，时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杨守敬说：“冬心分隶，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对于一些徒师其形，东施效颦者来说，此话确为灼见。尤其是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作品，更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齐白石艺术精神与风貌产生影响的书画家中，相比八大和吴昌硕而言，金农更加深刻，秉性与金农更契合。在艺术取向方面增加一些民间艺术成分和世俗化的关照。因此，善学者夺人魂魄，庸史仅学表皮，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金农艺术给后人的启示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出身寒门，九岁便辍学谋生，后经寿春书院山长梁闻山介绍，结识大收藏家金陵梅镠,在梅家居住八年之久，期间，尽读所藏秦汉碑拓，金石瓦当等,心摹手追，笃志临习，每日早起,研磨盈盘,至夜晚墨尽始寝,寒暑无间,梅府八年，给邓石如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是其艺术历程的重要时期，后至京师，得大学士刘墉赏识，声名益振。其书兼善各体，隶书成就最大，作品结体严整，具金石气，篆刻刀法苍劲浑朴，成就斐然，影响甚广。

就书法功力而言,邓石如是清代书家中用功最勤者,笔能扛鼎.章法结字也很完善,然而由于学养和艺术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气和黑、大、光、亮时弊的痕迹。隶书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气息.在汉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诸家，种种缺憾，其作品不能说是高格，乃功力型书家，形而下的上品。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曾为广东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喜绘画、治印、工诗文。著有《留春草堂诗抄》。

伊秉绶的隶书给人如对高山，如仰大贤的感觉，其面貌可用正、大、简、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隶书创作发展史的正脉与主流风尚，同时也有人格精神层面的因素。从伊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颜真卿精神、风格面貌的隶书再现。人格的力量支撑着他的艺术风貌，磅礴壮严庙堂气的背后是一个磊落善政的廉史，书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诠释。“大”不仅指作品体积，更多是指作者的气格与气象。“简”是伊氏书法的明显标志，也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结体方正，分布均匀，用笔平铺直叙，淡化了波挑，蚕头燕尾等等一些隶书的装饰用笔特征。作品给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单纯而不单调，笔简而意足，这是伊氏的能耐。一种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能耐。他的标志还体现一个“拙”字，用“成拙方为巧，入愚始见奇”这句话对应伊氏艺术再恰当不过了。这是艺术高层面的审美境界。

代表作品

隶书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唐代隶书历来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平分秋色。其中韩择木列四家之首，其隶书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史惟则，人称“史侍朗”，代表作是《大智禅师碑》。而蔡有邻、李潮鲜有作品传世。此外，唐代隶书作品，著名的还有徐诰的《嵩阳观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等。

自唐以后善隶者往往不以其隶书见称，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多出篆书大家。如桂馥、吴大徴、邓石如、钱坫、商代篆书在商代铭文中，出现了肥瘦相间的笔道，说明当时已经使用毛笔并有了提、按运笔的意识。同时，甲骨文时期的篆书也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书法中雄浑、精细、奇恣等美学范畴已经初露端倪，这标志着汉字书写在商代就已经上升为艺术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统一文字政策，定小篆（传为李斯所创）为正式文字，至此，秦系文字遂成为中国书体的正宗。小篆有齐整匀圆的特点。存世的《琅琊台刻石》、《秦山刻石》等可代表小篆风格。两汉开始，随着隶书的发展，篆书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仅用于特别庄重和特别需要加以美化的场合。汉代的篆书主要是用于书写碑额。三国的吴国虽有《天发神谶碑》，但笔法方折，虽称篆书，却已近于隶。唐代的李阳冰是以篆书出名的，但由于人少学识，篆书的格调并不高。直至到了清代，篆书艺术才又得以中兴。

秦以前以篆书为主要书体，后在运用过程中世人深感诸多不便，遂加整理使之简略，改曲画为直画，变圆转为方折，成为快速、易写之新样式，此即隶书。东汉是隶书的成熟和鼎盛时期，作品蔚为大观，美不胜收，达到了隶书艺术的高峰。古隶盛行，篆书形迹渐稀，至汉代隶书又完全摆脱篆书笔意，革新古隶，使之“波磔披拂，形意翩翩，用笔为藏锋逆人，逆入平出，翘首举尾，直剌邪掣”。笔画粗细相交、轻重相应、多有蚕头燕尾，字形也多由长方而变为方扁。为区别秦隶，故称：“汉隶”。因其汉隶之波磔向左右分开，如八字分背，故又称“八分”。隶书又名“分书”亦皆由此而来。

三国魏蜀吴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是如何的？

三国时期的书法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魏蜀吴在短短的六十年（公元220-280年）的时间里，书法上承东汉，下启两晋，为东晋书法跃上不可逾越的巅峰振发先声，奠定基础，开辟新境。

中国书法是从有中国文字的时候就登上了中华文明的舞台，从甲骨文、大篆、小篆，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历史变更，直到秦代隶书的出现。隶书在西汉时期由“古隶”演变为“今隶”，东汉时期，隶书达到顶峰。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史上的重大变革，草书、楷书、行书也因此应运而生，中国书法因隶书而完成了各种书体的全部演变。

以曹魏建立（公元220年）为坐标，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阀混战后的曹孙刘争霸时期，此时尚属东汉末年。第二阶段是曹丕逼汉献帝禅位，魏国政权建立。刘备、孙权分别与公元222年和229年建立蜀吴皇朝，这就是三国“魏蜀吴”时期。这个时期的书法仍然以承接东汉隶书为主，同时，也开始书体的创新。以下，简要介绍几种魏蜀吴时期的碑刻书法：

一、受禅表碑（图一）。刻于魏黄初元年（220年），字体方正，笔画有东汉《张迁碑》之遗风，结字则有《鲜于璜碑》之雍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此碑是“鸱视虎顾，雄伟冠时”。

二、《孔羡碑》（图二）。刻于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又名《鲁孔子庙碑》。南宋洪适《隶释》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此碑结字方正宽绰，骨力健劲，气势瑰伟，用笔方齐质拙，茂密雄强，如斩钉截铁。

三、范氏碑（图三）。又称《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刻于魏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此碑书法取《衡方碑》、《韩人碑》之结体，笔法中出现勾画，以及方折收笔，对后来的北魏碑刻的影响很大。

四、三体石经碑（图四）。刻于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尚书、《春秋》两部经书。

五、天发神谶碑（图五）。又名吴天玺记功颂，刻于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此碑传为皇象所书，篆隶夹杂而又非隶非篆。此碑书法“以秦隶之方，参周籀之圆，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历代书家对此碑赞誉良多，认为是“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赵之谦、齐白石，以及李立等篆刻大家皆受此碑影响。

六、禅国山碑（图六）。又称《封禅国山碑》，刻于吴天玺元年（公元276年）。此碑书法继承了篆书遗意，以圆转为主。古朴秀茂，体式雄健，与方折为主的《天发神谶碑》相异成趣。

蜀汉无片石，三国时期的蜀汉没有如魏吴那样，留下记事碑刻。但据记载，蜀汉也有书家名噪当时。《宣和书谱》中介绍，蜀汉书法家仅诸葛亮一人而已。据说，《远涉碑》（图七）就出自诸葛亮之手。此碑如果真是诸葛亮的书法遗迹，那么，其草书水平就非常之高了。且此书基本上从章草中演化出来，属于标准的今草。同时，落款“亮”字，又是标准的楷书。

不仅这个碑刻的书法水平很高，且能佐证两件书法大事。一是今草确实是东汉末年成熟的，在当时章草依然盛行的时代，今草已经能与之并驾齐驱了。二是小楷书在三国时期就写成唐楷的样子了，笔法、结架都已经很超前了。

绿野老道非常质疑此碑的真实性，认为不是诸葛亮所书，而是唐代以后的伪托。原因恰恰就是落款中的那个“亮”字。

还有民间传说张飞也是书法家，甚至说关于画竹叶暗藏书法。这些都没有可靠的依据来证实，只能算书法的趣谈而已。

楷书的演变过程在三国时期就留下了非常可寻的痕迹，皇象、钟繇二位书法大家的书法就能佐证楷书的诞生。所以，下面就要讲到三国魏蜀吴时期书法的两个代表人物了。

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东）人。钟繇擅长楷书，被誉为“楷书之祖”。《淳化阁帖》收录其《宣示表》等多件楷书作品，影响最大的则是《荐季直表》（图八）。从钟繇楷书来看，有明显的隶书遗风，笔画结构都是从隶书中化出。

钟繇的大部分生活经历都在东汉末年，以及前三国时期，其书法属于当时简约书写的典型代表。钟繇对后世书法的影响极大，两晋王氏家族多以钟繇楷书为范本，尤其是王羲之父子，更是深得钟繇精髓。目前，流传下来的《宣示帖》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钟繇所书，另一个则是王羲之的临本。

楷书出现后，中国书法“真草隶篆”四种体式就形成了。在楷书的基础上，行书也很快因为书写的简约和实用需要而诞生。实际上，行书应当作为中国文字的第五种书体，与真草隶篆并列。

皇象，三国东吴广陵江都（江苏扬州）人。皇象生卒年不详，但从其书写《天发神谶碑》的时间来看，大约要比钟繇小很多，也应当主要生活在三国魏蜀吴时期。皇象存世的书法有《天发神谶碑》、《文武帖》（图九）、《急就章》等。

章草化出于汉代简牍，而简牍又是隶书的快写，或者是隶书的草书。隶书在汉代高度发达，因量变而开始质变，隶书也就因为书写的需要而被简化。从皇象的章草书法来看，楷书的笔法多有融入。再往上溯，汉简的笔法中已经出现了楷书的方折笔画，颜真卿楷书多出自汉简，尤其是“横竖钩”的书写，笔法几乎就是汉简的楷写。

三国时期没有存留纸本或者绢本的书法墨迹，仅凭几块碑刻和后世刻本，很难判断这个时期的书法发展脉络。但是，从书法发展大的趋势来看，这个时期的书写依然是以简帛为主的“简帛书法”。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西侧的古文化遗址发掘出数十万枚吴简（图十），经初步研究，断定为孙吴嘉禾元年至六年（232—238）长沙郡的部分档案。吴简书法除了依然保留了汉简中的隶法外，已经基本上接近楷书了。长沙尚德街的东汉简牍（图十一），书写于灵帝时期，与三国时期比较接近，也是钟繇楷书之前的一种书写体式。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书法也逐渐由隶书向楷书过渡了。所以，钟繇楷书的出现，是经过隶书长时间发展而形成的必然结果。

因而，三国魏蜀吴时期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隶书被进一步简约和演进，章草臻于完善，今草（都说张芝是草书之祖，恐怕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主流观点认为，《淳化阁帖》中收录的张芝书法，绝大部分被判定为伪作，有人说是张旭所书。但从其笔法结构来看，晋人书写的可能性更大，其中，王献之书法与之最为接近）应运而生，尤其是楷书的出现，为书法迎来两晋高峰奠定了基础。

三国魏蜀吴的书法承前启后，值得引起书法界的高度关注。

（因最多只能上传9张图片，图十、十一在评论中发）

如果找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和兰亭序真迹？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浪史君要向各位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文物是以什么标准来评定等级的？

同样是一件来自来自元代的瓷器。为什么有的被称之为元青花价值过亿。而出自民窑的白瓷碗却只能值个大几千块钱，其间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认定的问题，文物的价值主要来自以下三点：

所谓历史的见证，即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比如震惊中外的越王勾践剑：

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但是越王勾践的随身物品越王勾践剑就是这卧薪尝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其同时期的吴王夫差矛：

同时见证了这一个吴越争霸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文物的最主要的价值所在。

让世人了解过去都发生了什么。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

云梦秦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共计1155枚，震惊世界。

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

云梦秦简的出土，解释了大量的关于秦朝的民生吏治以及法律体系中众多的历史谜团，

其中我们讲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陈胜吴广给的理由就是：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他们俩自称由于下大雨，而导致了不能按时抵达边境，所以按照秦朝的律法都应当被斩首。这一个道理被人们传诵了2000多年，并且一直成为暴秦的死证。

陈胜吴广撒了两千多年的谎言，被一块小小的竹简戳破了

直到云梦秦简的出土的有一块小小的竹简却戳穿了这个2000多年的谎言：

《徭律》：“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

出土秦简明明白白的写明：为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副盔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批评；六天到十天，罚一块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副盔甲。因大雨或洪水导致的耽误，可免除本次征发。

也就是说按照秦朝当时的法律，陈胜吴广不会有罪，还可以免除徭役。所以斩首之说都是陈胜吴广组织起义的一个借口，由此也还秦朝一个清白，“暴秦”之说可以休矣。

从中我们能够分析出以下当时汉代的民俗生活一角：

当时汉代已经形成了以说唱卖艺舞蹈为生的艺人群体，而且这些艺人的群体被社会主流所接纳，能够为当时的皇宫贵族直接表演舞蹈或乐曲；其次，可见当时汉朝一般百姓的生活还是相当富足的，作为劳动人民底层的卖艺群体是敦厚丰满的，说明当时人民安居乐业，而没有恶殍遍地的景象，可以视作汉朝强大的一个文物佐证。

所以说完了上面文物重要价值的这三点，我们回头再来看传国玉玺和兰亭集序的区别就会一目了然了：

因为二者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完全没有可比性。

如果现在真正找到了传国玉玺，那么其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线索，或者说完整的见证者：

自春秋战国，世间混战，秦统一中国，汉武驱逐匈奴，李唐王朝的“天可汗“，南宋的兵弱国富，明代的驱逐蒙元，清王朝的卖国求荣，八年抗战到今天与美国抗衡！

几乎从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华民族所有的历史，就浓缩在这小小的一方传国玉玺之上！

相比于传国玉玺而言，兰亭集序虽然也是极为珍贵，但是：

它只是一个侧面，一个片段，甚至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的见证

如何二者能够相提并论？

但无论怎么说，小编仍然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这二者或者其一，我想这可能是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愿望。

但是这个前提一定是建立在不能损坏的前提基础之上的。

如果让祖宗的遗产有所损失，那么小编宁愿这辈子见不到这些无上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