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青铜时代吗？
西汉是青铜时代
西汉时期，铜的产量很大，但主要用于铸币。
与先秦时相比，西汉铜器的特点是礼器比重减少，日常生活用品流行。
在总体文化中的青铜时代逐渐消歇、逝去之时，西汉青铜工艺变得轻快、细腻、亲切，更适合于日常生活的需要。
西汉中期以后，饰有繁缛华丽纹样的铜器逐渐少见，但因为纹饰简素，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更为普遍。
西汉出现了许多新兴铜器，如博山炉、案、熨斗、炉、漏壶等，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铜镜和灯具则在前代基础上推陈出新。西汉早期，铜镜纹饰多沿用战国传统，以山字镜见多。武帝时期，铜镜纹饰内容发生变化。博局纹、云气纹
人类文明早期为什么大多都使用青铜器，后来为何又放弃了？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先经历青铜时代，后经历铁器时代。
为什么青铜时代会早于铁器时代呢？或者说，为什么人类最先利用的金属是铜而不是铁呢？
铜在地球上的储量非常大，而且在自然界中很容易得到单质纯体。在已经发掘的商周古铜矿遗址中，铜矿大多分布在火成岩与大理岩的接触带上。这个接触带就是两种不同的地质构造接触的地方。
接触带内的岩石破碎，比较容易采掘。当然，如果再考虑到大气降水和淋滤的作用，地表的铜元素在接触带相对集中，而且出现越靠近地表铜品位越富集的现象。这就是氧化矿富集带。
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先民很容易在氧化矿富集带上发现并采掘铜矿矿藏。
可能有人会说，铝和铁的储备量也不小，为什么被发现并使用地那么晚呢？
其实，铝和铁在自然界中都是以化合物存在的，而且不容易炼为单质的纯体。相对于铜，这两种元素比较活泼，导致对提炼过程比较困难。
可见，人们最早使用哪种金属制品，与这种金属的获取、提炼难易程度密切相关。比较铜铁铝这三种金属，铜最容易获取而且比较稳定，铁次之但提炼难度相对较大，铝最活泼不容易被人掌控。
《汉书·律历志》就有记载“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霜暴露改其形。”
所以，人类最先利用铜这种金属。当然，纯铜的硬度不够，人们为了提高硬度，又加入了锡或铅的合金。这些铜合金长久埋入地下，颜色因氧化而青灰，人们因此称之为青铜。与之对应的那个时代就是青铜时代。
在世界范围内的，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青铜时代大约持续了4000多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
具体到世界不同文明而言，这是时间是不同的。大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人们使用青铜器；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印度和埃及人使用青铜器；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欧洲出现了青铜器。
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但是由于发现的铜遗存只是零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契合青铜时代的特点。西方学者认为，我国的青铜时代来得还要更晚。
时间虽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商周时代，我国的青铜冶铸业发展到了巅峰。商周人使用青铜主要制作青铜礼器。如以鼎为代表的炊器，以爵为代表的酒器，以盘为代表的水器，以钟为代表的乐器，甚至以刀、斧、钺、戈为代表的兵器。
这些器物很多是实用工具，但是古人注重礼，便将青铜器赋予礼的意义。古人将青铜器与王权、神权结合，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纹饰，这些都加速了工艺水平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青铜器质量有着极高的水准。如果再考虑到出土器物、时间跨度、地域分布，我国的青铜器绝对处于无法动摇的强势地位。
至于为何后来人类不大规模使用青铜器了？原因并不复杂。冶铁技术得到提高和传播，人类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了。有了技术的加持，而且铁比铜坚硬，炼铁的原料也比铜更为丰富，人类很自然地就会大规模地放弃铜的使用，社会逐步进入到铁器时代。
青铜器上的龙是怎样的？有何特点？
首先，如果我们把青铜器的界定从传统意义上的夏商周青铜器的下限推迟至西汉，那么龙的形象就会清晰很多。毕竟，西汉时期是中国青铜器的余晖。龙最早成形应该是二里头发现的綠松石龙形器了（有人会认为是龙山文化的玉猪龙）。龙的形状在商及西周时期并不是很固定的。商中期的龙虎尊的龙有长颈鹿角，四羊方尊上的龙还有尖吻、鳞片及兽爪。作为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常见的夔龙纹、蟠龙纹、螭龙纹，甚至蟠虺纹都与龙有关，但由于变化太大，很难给出较统一的描绘。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晚期就不同了，我们以下以一些海外青铜器藏品照片来解释，会比较清楚。
1. 春秋晚期镂空龙形戈，龙的形象尚不很明确，有鳞有爪但无角，可以称螭龙甚至螭虎；
2. 战国填漆盖鼎，双身蟠龙，有角有爪；
3. 战国晚期/西汉早期错银龙首长颈壶，此时龙已基本成形，角分杈（远端角破损后补，色泽不一样）；
4. 战国晚期/西汉早期错金银力士骑龙香薰，龙上吻卷曲，有鳞无角；
5. 战国晚期/西汉早期错金银螭龙立件，有鳞有爪无角；
6. 唐代铜鎏金龙形镇墓兽，这时的龙已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形象了。但这个时期的铜器已经不能称为青铜器了。行家多称为唐代响铜(别问为什么）。
从上述举例可以看出，战汉时期龙的形象比较相似，有规律可循，龙都有鳞有爪，无角者为螭龙。分杈角基本上取代早期长颈鹿角（马承源：中国青铜器、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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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主要用于什么方面？
食器 鼎 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簋(guǐ） 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青铜器 簠(fu,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簠(fǔ) 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盖、器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簠器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 盨(xǔ)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ì)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酒器 爵，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ǎ)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ū)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青铜器 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ì)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ìgōng）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周礼·寿宫》记载了裸礼(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用彝、朝践用尊的事宜。尊流行于商周，因其特殊地位，不仅汉代沿用，甚至到宋代徽宗年间仍制作有“宣和三年尊”。 青铜器 卣(yǒu)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水器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í）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乐器 编铙 商朝时军队盛行乐器。呈圆片形，形制与钹基本相同。 编钟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 青铜器(16张) 编镈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镈体趋向浑圆，形制与编钟相似，但口部平齐。 兵器 钺 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形状像板斧、斧头而较大。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青铜器 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青铜器 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青铜器 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汉代青铜主要内容概括？
汉代以后至唐代的铜器，铸造的花纹很多，其中有打料的铜、金、银器，并且也有了大、小焊的技术。
首先，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点
西汉初期(从汉高祖到景帝)，这时候的青铜器基本都是平平淡淡的。其鼎主要承袭秦式，但三脚架一般较短。敦盒形。壶分大壶和小壶两种，大壶腹部下部略收缩，腹部比秦壶凸出；小壶腹部细长，常铸有变形的刺。这个时候钹比较流行，有的很讲究，用三角云纹镶嵌绿松石。
糖罐和大蒜罐仍然很受欢迎。在日常用具中，高灯是常见的，豆型熏蒸器是流行的，琵琶形，棒状和钢琴形的钩子经常被制成镀金，金银，镶嵌玉或绿松石。
二、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青铜器的特点
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张地)，是西汉青铜器最发达的时期，也是汉代青铜器新风格最终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常见的青铜器有鼎、壶、钹、雕像、铁、钩和铜镜。
灯:古代照明器具。青铜灯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代。最有名的是长新宫灯，外观很多。比较常见的是有一个圆盘，圆盘里有铜焊，圆盘下有圆柱，圆柱下有圆；还有鹅脚菜，用来盛油或者插蜡烛。另一种灯叫“行走灯”，圆盘边缘有一个手柄，圆盘下有三个短脚。最具感染力的青铜灯是那些艺术造型的灯，它们被铸造成人、家禽、动物和树的形状。
博山炉:一种古老的香炉。一般炉体是圆形的，用来放调料。身下有高脚，有的脚铸成人形或鸟兽形；炉盖高而尖，刻有人物和动物的山形，象征着海神山的“博山”，因此得名“博山炉”。盛行于汉代。
瓶:古代盛酒的容器，圆形，直壁，有盖，腹部很深，下面有三只动物脚，耳朵旁边铺有第一圈。
洗衣机:一种洗涤用具。它的形状像一个盆地，圆形，有一个宽的口边和一个平坦或圆形的底部。腹部外有很多第一圈的耳朵。双鱼常被用作内底装饰，多投吉祥语。流行于汉晋。
耳杯:古代的饮水器。画的，叫“羽毛”。在铜的情况下，血管是椭圆形的，腹壁有两个耳朵环。
熨斗:一种古老的熨烫衣服的工具。形制为圆肚、广口、长柄，盛行于汉魏。
三、东汉中后期青铜器的特点
东汉中后期(从河底到狄咸)，青铜器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时，青铜器使用较多的日常用品有:钟、平锅、盆、壶、？？桶、灯、博山灶、火炉、铁、尊、耳杯、虎、车马、带钩、铜镜、御玺等。这时候青铜器的特点是比以前更轻更薄，错误的金银工艺几乎消失在青铜器的装饰中，还有很多鎏金，鎏金上出现了细细的凹版云纹线。
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器铭文写了什么？
“中国”两字最早出现在周原出土的“何尊”青铜器。周原一带（今宝鸡）是中国青铜器的摇篮，史上最著名的许多刻铸众多铭文的青铜重器都出自这里。但即便是搞专业的书法家，知道散氏盘、史墙盘、大盂鼎、毛公鼎等，对周原的概念却相当模糊，青铜器诞生于古代中国跨入文明社会之初，凝结着远古先民的智慧和文化精神。周代金文，是整个古代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体现。而出土于陕西周原的金文，又是精华中的精华。金文大篆，是中国书法的源头，后世书法诸种书体、诸种笔法均来源于此。所以，研究周原的金文书法、发掘它的艺术与文化价值，不仅能使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文化艺术传统，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书法的发展、提升其学术质量，亦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周原金文资料的全而准对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重要影响。陕西出土青铜器最早是在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据《汉书·郊祀志》载：神爵四年“美阳得鼎献之”。汉美阳县治故址就是今扶风县的法门镇，其辖区约为今扶风岐山二县北部，即古周原。此后青铜器大量陆续出土，但古代青铜器的著录多不注明出处，且辗转买卖，更缺乏题款考释。1949年前陕西出土的有铭文青铜器约有五分之四都失载其出土地点，周原青铜器也在其中。周原遗址范围内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窖藏？就不完全统计，自建国后在扶风岐山两地共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百余处，埋藏器物的年代从早到晚都有，窖藏的出现是晚期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引起社会动荡形成的结果。

1949年以后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金文书法代表性的有《史墙盘》《逨盘》等。因这些青铜器铭文出土于古周原，故简称为周原金文。但是做到资料的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存留在国外的，有历代毁坏而没有留下拓片的，还有一些藏于民间至今秘不示人的，加之还有大量的青铜器仍堙没在地下便不得而知了。令人庆幸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资料。

这些做基础资料集成的学者们，没有他们平凡、伟大而又扎实的基础工作，关于留存在国外的周原金文拓片资料，后人要找真的就捉襟见肘了。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做到周原金文资料的全。只有等以后新出土与面世的周原青铜器上的铭文来不断补充了。而西周毛笔书写的书法遗迹由于年代的久远，至今我们不得而知。对于资料的准确性只能依赖于考古专家对周原出土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权威认定成果了。对于1949年前出土的某些青铜器是否属于周原还有争议，我只能忍痛割爱舍弃，以保证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周原金文从书体而言乃为大篆。其上遥接甲骨文，其下演变为小篆。若以书法史观之，金文书法的艺术的高峰无疑在西周。周原乃为西周的祖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铭文则展示了西周金文艺术的辉煌，其足以改写书法史中把先秦书法界定为中国书法艺术奠基时期的结论，其意义对于书法史的研究不言而喻。通过周原金文书法的研究，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法在西周已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与审美追求。它反映了西周时期中国书法的文化自觉与审美自觉。周原金文书法审美研究在西周书法美学思想的探索探索方面迈开了艰实的一步，可以说，商周是中国书法审美与文化的奠基时期，造就了中国书法的文化基因与审美基因。其审美的解读对于弥补和深化中国书法美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周原金文与历代金文的比较研究可以客观把握金文书法的产生、发展与流变规律，从而确立周原金文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周原金文与历代金文书法创作的反思，探讨周原金文的笔墨表达问题，执古开今，为当今金文书法的创作提供有价值的参照。以《史墙盘》铭文为个案对其书法艺术进行系统解析，为周原金文书法艺术的研究提供一种科学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