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中国综合材料雕塑代表作品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中国雕塑作品及作者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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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有哪些（一）？
中国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3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7000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1—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而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隋代又恢复了中央集权，曾在短期内出现了农、工、商繁荣富强的局面。佛教依然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统治者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427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这是一个过渡性发展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由隋代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
唐代的雕塑艺术，主要体现于宗教造像、陵墓随葬。但这一时期，随着工艺技术之发展，在材料运用上更加丰富，除石雕、木雕、陶瓷外，还大量使用夹苎、铸铜等工艺材料。
初唐前期的雕塑风格，基本上还残留着前代（北朝及隋代）的痕迹。初唐后期就开始出现兴盛的征兆，但对女性的塑造仍不及盛唐时那么活泼动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盛唐时的整体社会面貌比较乐观豁达，佛教艺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
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面。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
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坐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腿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地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既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既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也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地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一少，一个是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与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了，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修为，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此类造型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北宋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外族侵扰，几乎没什么心思像唐代那样进行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石窟遗留下来，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北宋范仲淹曾有诗对其记录。再如子长县石空寺石窟，从造像题记上看，其开凿年代当在北宋，最优秀的部分在于罗汉群像，姿态各异，形神兼备。四川大足石刻中属宋代的，为数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它利用自然山体，顺崖壁开凿，工程浩大，内容复杂。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描写细致。与之相邻的是地狱变相，逼真地表现除受刑者在地狱中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些石刻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了几十年，雕塑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连接。整个布局高大而完整，雕刻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如地狱变相中的一个养鸡妇女形象，完全是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大足石刻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硬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北塔寺等处。整个开凿历时250余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有那些为数很多的供养人造像，均有题记以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刻制年代，这是研究宋史难得的实物资料。浙江杭州的飞来峰也有比较集中的宋代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却在宋代雕刻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明代文化艺术特点则明显有追溯唐、宋风格的痕迹。在名目繁多的寺庙里，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上日趋世俗化、民间化。石窟雕刻方面已接近尾声，虽然在敦煌等大型历史悠久的石窟中仍有明代作品，但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已不能为雕塑史一提了。十三陵现在已成为北京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位于昌平县境内，它是明代13位皇帝的陵墓集中区。
十三陵是以成祖长陵为中心线排列的雕塑群，与孝陵一致，但与前代有所不同。计有独角兽2对、石狮2对、华表2对、石马及石人物6对、石虎4对、石羊4对、官吏2对、伺臣28对，这条神道现为十三陵共同的神道，其他12座墓陵没有各自的神道雕塑，只设牌坊、宫门、碑亭等建筑。十三陵的石雕在体积上大于孝陵，从总体风格上看，虽有比较精细的技术处理，但与前代比较起来，缺乏艺术活力，有概念化的倾向。
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
清代的城市工商经济进一步纵向繁荣，手工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宫廷设立专门机构，督促、组织生产，雕漆、石雕、牙雕、木雕以及瓷塑、金属铸造等艺术门类都有一些优秀闻世，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雕刻名家。
中国著名雕塑作品
1、青岛五四广场五月的风
全国著名城市雕塑、广场雕塑作品，位于青岛“五四广场”，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钢质城市雕塑。五四广场建于1997年，分南、北两部分，分布于中轴线上的市政府办公大楼、隐式喷泉、点阵喷泉、《五月的风》雕塑、海上百米喷泉等富有节奏地展现出庄重、坚实、蓬勃向上的壮丽景色。
2、香港金紫荆广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金紫荆广场是不少游客到香港旅游时必去的旅游景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一座名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的雕塑赠送给香港，并安放在金紫荆广场上。
3、杭州射潮广场钱王射潮
青铜巨雕《钱王射潮》是全国著名城市雕塑、地标性雕塑。杭州日报早在2008年10月22日对该雕塑作出了详细报道，作为射潮广场巨型群雕的组成部分之一，《钱王射潮》与另一座青铜巨雕《钱江龙》遥相呼应，共同构成钱塘江南岸江际线上的标志性艺术景观。
4、济南泉城广场泉标
泉城广场是济南市的中心广场，占地面积330亩，自1999年建成以来，多次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外友人以及全国各地代表团，也是举办的各类大型公益性活动和宣传活动的首选之地。
5、天津站前广场世纪钟
天津地标建筑，是为迎接二十一世纪于1999年建立的大型城市雕塑，坐落于河北区解放桥桥头，天津站前广场上。
中国历朝历代雕塑的代表性作品有哪些？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而各种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陕西宝鸡国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隶形象，皆盘发戴枷。甘肃灵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铜器人形器足，作裸体，也属于奴隶形象。春秋以后以俑随葬的风气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两类，也有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制作的。遗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国地区的漆绘木俑，以及镇墓兽、鸟兽座屏、虎座飞鸟等，还出现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时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秦汉时期
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俳优、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见霍去病墓石刻）。 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中的贮贝器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的动态令人惊心动魄（见滇人青铜雕塑）。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剽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见中国北方草原民族铜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雕塑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的大规模的营造石窟寺的活动。中国几个最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开凿于此一时期。营造石窟风气以北魏为最盛。北朝营造的石窟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区，南朝石窟则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主要的造窟工程是以皇室或勋臣贵戚名义，动用国家资金和营建力量兴造的，工程浩大、宏伟。其中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大佛、龙门石窟古阳洞的群龛，都代表了北魏盛期的雕刻水平和艺术风貌。云冈石窟第20窟高13.7米的大佛坐像，庄严浑朴，是古代大型石造像的杰作。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从典章制度到审美风尚均受到南朝汉族文化的影响，石窟造像也开始脱出早期所受西域印度样式的影响，而形成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新风格特征。如麦积山石窟第44窟西魏泥塑佛坐像面相雍容优美，表现出一种富于内心修养的儒雅气质,其衣纹流畅,层叠稠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石窟寺雕刻艺术样式风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同时期为寺庙供养而雕塑的单体造像和造像碑、金铜佛造像。金铜佛是小型雕塑，造型玲巧，富于变化。著名的佛教造像雕塑家有东晋时的戴逵、戴父子，他们以首创夹造像和善于权衡大型造像的比例关系而著称。 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大型石雕是陵墓地面石刻群。存世的作品主要是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及王侯陵墓的31处石雕群。其组合关系为成对的石兽、石柱与石碑。置于帝陵前的石兽有角，称天禄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其造型自汉代墓前大型石兽脱出，而趋向于劲健、华丽。兽作行进姿态，颈部很长，头向后仰，其影像与弓屈的背部形成一个极富于力度的S形曲线。身上有翼,并有流畅而华丽的线刻花纹（见南朝陵墓石刻）。北朝陵前石雕遭后世破坏，仅存个别文吏残像。此外，在南、北各地墓葬中还发现有砖、石浮雕和石刻线画，有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有神话人物。 墓室中随葬俑的风气，北朝盛于南朝,数量日增,并形成固定组合。北魏以后随葬俑群，主要包括镇墓俑与镇墓兽、出行仪仗、奴婢和伎乐等。一个墓中随葬俑群数量由数百以至千件以上。其造型早期粗犷，北魏太和以后趋向清瘦修长，到北朝晚期又转向丰圆，其审美趋向的变化，大体与石窟寺造像的变化相一致。
隋唐时期
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与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距离与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斩山造像，创作大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缨络遍体，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性格、气质迥异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现世装束的虔诚供养人，也都是此一时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创造上的新发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许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势，以增强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见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内容早期诸陵差异较大，乾陵（高宗、武则天合葬陵）以后，逐渐规范化。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狮等所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见昭陵石刻），顺陵（见顺陵石刻）、乾陵的石狮，庄、泰、建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气度。 唐代盛期还曾在都城建造过纪念性雕刻。如武则天在洛阳以铜铁材料铸造的天枢纪念柱，立体部分高达百尺，四周有石狮、麒麟环绕。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见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上的锤、镶嵌浮雕纹饰、青铜镜上的花纹，也十分丰富、生动，并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内容或神话题材的描写。有些纹饰受到波斯等国艺术的影响。隋唐雕塑艺术对周围邻国也有重要影响。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
五代、宋、辽、金时期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一组彩塑佛教造像（见镇国寺彩塑），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乐、抬棺神将的石棺(见王建墓雕刻)，南唐钦、顺二陵的 190件陶俑（见南唐二陵陶俑）。五代雕塑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格。 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的发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类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大足石窟中136窟（心神车窟， 雕于南宋绍兴年间）八菩萨像庄严婉丽，129窟数珠手观音丰姿绰约，同为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而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道场等摩崖造像，则充满了生动的人情世态。雕塑家热情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常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宋代寺庙金属造像遗存比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金铜像(见万年寺普贤像)，河南登封中岳庙镇库铁人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见晋祠圣母殿彩塑），江苏直保圣寺、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紫金庵的罗汉像，被造成具有内心活动特征，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 辽、金两代在北方地区曾开凿石窟，并有不少寺庙造像遗存。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像，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犹存唐风，但又显示了向匀称、秀美发展的趋向。辽代许多佛塔还有精美的浮雕。 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巩县，共有8陵,现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千余件。自永昌陵以后形成定制,大体沿袭唐陵规范,而内容有较大差异。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组成。宋陵石刻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均逊于唐代，但造型尚严谨。其陵区集中，石刻内容、数量更加规范的特点，对明清两代很有影响（见北宋陵墓石刻）。 宋、辽、金时期的俑数量不多。但墓室内的雕塑、壁画和随葬的俑很有特点。由于宋代日常生活习俗有很大变化，墓内出现大量直接模拟现实、表现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还出现很多宋、金、以迄元代表现杂剧演出活动的雕砖(见宋-金-元杂剧雕砖)。
元、明、清时期
元代以后雕塑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宫廷、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宫殿建筑已毁，从遗址出土的凤麒麟石雕、走龙栏板等建筑饰件，犹能见出元代雕刻富丽繁缛的特点。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关云台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千佛、券门上的“六具”等石刻（见居庸关云台雕刻），杭州飞来峰密宗石刻等也都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元代还留下有关雕塑史料的著作型石刻的丰富经验，也标志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艺术的完全成熟。 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精华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见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坛庙、园林。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鹤等,都对烘托宫殿建筑的庄严、辉煌,增加局部艺术气氛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此组建筑有力结束的保和殿后长近17米、宽3米多的下层石雕御路， 浮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谨,是明清石雕艺术的杰作。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群的气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易县清西陵多组石刻群。其内容和配置沿袭宋陵而有所发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宫内的门、壁、券顶上刻有精细的浮雕佛像和各种图案。两个时代的雕刻风格，明代较浑朴、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于琐细。 宗教雕塑主要为寺庙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铜佛像。明代优秀造像有陕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罗汉、渡海观音等（见平遥双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嘛教金铜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时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属、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和民间建筑、器用装饰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观音等。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达到很高的写实水平。
中国雕塑有哪些（二）？
妇好玉凤
商周时期的玉雕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精美程度可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实物中看出。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妃子。1976年，她的墓葬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南侧被偶然发现，出土文物1600余件，玉器就占了755件。其中一大批动物造型的玉雕作品生动传神，工艺水平极高。如两只毛色略呈褐黄的野兔，双目圆睁，长耳后抿，短尾上耸，躬腰曲体，仿佛正在向前跳跃。此外还有巨口利齿的猛虎、华冠秀尾的凤鸟、扬鼻嬉戏的小象、昂喙傲立的鸟、抱膝蹲踞的小熊、灵巧可爱的猴子。除飞禽走兽外，还有水族和草虫，以及一些神话中的动物，总计不下20余种，包括猴、兔、马、牛、羊、鹤、鹰、鹅、鸬鹚、鹦鹉、鱼、蛙、鳖、蝉、螳螂、龙、凤和怪鸟等。其中有六七件小玉蟠龙，兽首蛇身，颈背处有长鬣飘拂，均作环形内屈，呈C字造型，使人联想到它们与史前红山文化C字形玉龙在造型和寓意上的延续性。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仅鹦鹉一种就超过20件，都是扁体浮雕，造型上突出高冠、长尾、钩喙等特征，形态鲜明，富于情趣。以一件对尾双鹦鹉为例，二鸟头向相反而尾部靠连在一起，形成均匀对称的构图，自右鸟喙部下经胸、爪、尾至左鸟尾、爪、胸直至喙部，形成半圆形外轮廓线，显得稳定而又连续；二鸟的冠羽高耸，背翅形成凹线，又显得富于变化，使作品稳重中蕴藏灵动，耐人寻味。玉鹦鹉长尾的端面被磨成锐利的斜刃，可用作玉质刻刀，既具观赏性，又具实用功能。
如图所示（商，妇好墓玉凤），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通高13.6厘米，厚0.7厘米，黄褐色，雕刻精美细致，玉凤亭亭玉立，作侧身回首欲飞状，喙、眼、冠似鸡，短翅长尾，翅上用阳线雕翎毛纹，身前有穿通镂孔，更使凤体丰满迷人。妇好墓出土了755件玉器，而玉凤仅此一件。此器为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最佳实物。
兵马俑
秦皇兵马俑的重大意义，在于开创了大型军事题材雕塑群像的先河，宏观地把握大场面总体效果的雄浑博大与兵马俑个体细部的精雕细刻之间的关系，不愧为古代雕塑艺术写实主义的典范。
写实是兵马俑群塑的基本格调，兵马俑的形象大小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马相似。陶俑装束如铠甲、战袍等是当时军队服饰的模拟，兵马俑所配备的战车、兵器则是真正的实物。从陶俑的造型来看，不但再现了各个兵种的实际阵容，而且成功地塑造了秦军将卒不同年龄和性格的人物形象。这些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秦军将卒不同生命体的再现。
从人物的身份来看，那头戴鶡冠、身着双层战袍、外披彩色鱼鳞甲、拄剑伫立、昂首挺胸、体魄魁伟、气宇非凡者，显然是大智大勇、指挥若定的将军；那些头戴长冠、着战袍、披长甲、面情严肃者，又极可能是善于谋略、辅佐将军的指挥官吏；那些头绾发髻、身着战袍、足穿靴履、手持弓弩、背负箭镞者，为秦军轻装锐士无疑；那些免盔束发、身着战袍、外披甲衣、手持远射或长兵者，显为秦军的重装武士。从年龄上分，年老者，长须可，额头上皱纹数道，显得沉着老练、稳健多谋；壮年者，面阔耳大，天庭饱满，眉宇飞扬，显得血气方刚、威猛善断；年轻者，头微低垂，舒眉秀眼，显得性格文静、纯朴。
从官兵的职能来看，头戴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辔者，是御者形象；头戴皮弁、外披短小铠甲、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蹬短靴、立于马前、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者，是机敏精悍的秦军骑兵形象；头绾发髻、身着战袍、外披铠甲、右膝着地、左腿弯曲、体斜转于左侧、双目凝视左前方者，是机警、勇捷的秦军中跪姿射箭手形象；头上束发绾髻、腰系革带、胫着护腿、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右臂曲肘于胸前、左臂向左侧直伸、头向左侧、昂首注视左前方者，是秦军中立姿持弩欲射的弯兵形象。从民族上分，除绝大多数为关中汉人外，还有深目高鼻、两腮须的胡人形象。
从面部表情上分，有面带微笑、心满意足者；有呆板木然、毫无表情者；有五官端正、面宽体胖者；有稳健风雅、表情随和者；也有神不守舍、犹疑不定者。这些复杂多样的面部表情和各类兵马俑造型，真实地反映了秦军的实际状况，因而更具写实主义的艺术特点。这是雕塑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运用写实手法所获得的成功典范。
秦兵马俑雕塑写实手法不仅表现在整体的把握上，而且在细节方面也体现了一丝不苟、形象逼真的特点。如秦俑的发型，有螺旋纹式、波浪式等。发辫有三股、六股，盘曲扭结，走向清楚，丝丝头发，清晰可见。陶俑的发舍有单环髻、双环髻、三环髻、四环髻等等，表现了现实生活中束发络髻的各种式样。发髻的带头，有呈扇面形，有为折波形，有的则表现飘摆翻卷。陶俑的服饰衣纹随体曲折，刻画得维妙维肖。甲俑铠甲的甲钉疏密有致，也刻画得丝毫不差。陶俑腰间所系革带和带钩，腿部扎的行縢，以及靴、履等细部，与实际对比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连跪射俑右脚鞋底两端密中间稀的排列，也是基于人脚着地后部位摩擦轻重不同的考虑。像手指上的骨节和指甲等也刻画得十分逼真。就连陶马口中的牙齿这一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也是颇具匠心，塑出6颗牙齿，以表示马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把写实主义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艺术上的地位和意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
注重视觉效果是秦兵马俑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兵马俑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虽然基本格调是写实的，但已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即写实手法中并不排除雕塑家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可以运用传神、夸张、概括、寓意、象征等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对于人体的某些局部特征，并非一味地追求细微末节的真实，而力求抓住关键部位进行适当的夸张。这种夸张并不让人感到虚假，反而给人一种明晰、洗练之感，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例如，人的眉毛和眉骨本来是没有什么厚度的，但秦俑眉毛加上了厚度，把眉骨塑得有角有棱。从视觉上，远看形象明快、清晰，近看也不觉得失实。又如人的拇指本来比较粗短，但秦俑半握拳的手则有的把拇指塑得很长，高高翘起。因为这种手形拇指不与其余四指并列，所以在视觉上也不会让人感到不合比例，反而给人一种力感。还有秦俑个个挺胸鼓腹，难道秦军战士个个真的都是大腹便便？但这样塑出来，从视觉上人们也不会觉得不合实际，反而会认为秦军本来就应该是这种精神饱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飒爽英姿。陶马的塑造也是如此，马头方正，棱角显露，两耳短促，双目大而有神，鼻广口阔，马身浑圆，腿部筋腱突出，造型生动逼真，显得异常神骏。面对无言的兵马俑，人们可以通过视觉感受产生联想而领悟秦俑雕塑艺术风格的底蕴。
总之，精湛的秦兵马俑雕塑艺术，是继承了我国古代写实艺术的传统，又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方面开创新的境界，注重视觉效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已趋于成熟，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秦兵马俑传达给人们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反映出它超群的艺术效果。它巧妙地处理了静与动的关系，从而使大场面排列和个体形象的塑造更趋和谐，取得了完整统一的艺术效果。秦始皇陵兵马俑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古代写实艺术的奇峰。
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是东汉时期雕塑艺术和铸铜工艺融为一体的杰出作品，在中国雕塑史上代表了东汉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铜马昂首，四蹄翻腾，马尾高扬，口张作嘶鸣状，以少见的对侧快步的步伐奔驰向前。其三足腾空，后右蹄踏在一只正在振翼奋飞的燕背上，燕顾首惊视，与之相呼应，奔马头微左顾，似乎也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一切尽在瞬间。由于马蹄之轻快，马鬃马尾之飘扬，恰似天马行空，以至飞燕不觉其重而惊其快，更增加了铜马凌空飞驰的气势。马体重落一足，小小飞燕承之而可平置，体现了设计者之独具匠心。马与燕的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奔驰与飞翔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体现了骏马奔驰与飞鸟争先的瞬间。该器堪称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神奇而稀有的瑰宝。现为中国旅游标志，寓意“一日千里，马到成功。”
天回山击鼓说唱俑
天回山陶塑群，1957年发现于四川省成都市北门外10千米处的天回山崖墓中。时间为光和七年至建安二十五年（184—220）。
击鼓说唱俑汉
陶俑有男女舞俑、听琴俑、男女庖丁俑、持瓶（或镜铲）俑、武士俑、说唱俑；动物陶塑有狗、马、鸡、鸭、长尾鸡等，皆为汉代雕塑艺术之精品。
《击鼓说唱俑》，灰陶制，高5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天回山陶塑，中国东汉晚期陶塑。
俑在汉代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映了汉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虽然这些俑比起秦代的同类作品尺寸相对较小，但表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风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四川地区的汉俑独具特色，内容更为丰富，在出土的许多俑雕像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件《击鼓说唱俑》。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高扬鼓锤。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忘形，神情激动，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他说唱的具体内容，但一看到这位热情、乐观、充满生命活力和幽默感的艺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说唱俑的面前，正有一群兴致勃勃的听众在倾听着他出色的表演！可见，汉代的雕塑家们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并非简单地模仿生活中的场景，而是采用了极其大胆夸张的手法，着重表现说唱者那种特殊的神气。作者采用虚拟方式，通过欣赏者的联想作用，创造出一个隐含的充满戏剧性的精彩场面。这种虚拟中的戏剧性场面，本身也体现出汉代艺术所特有的生动活泼的气势。这件作品同时也是研究汉代民俗和陶塑艺术的珍贵史料。
龙门石窟2000年底，洛阳龙门石窟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成员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市表决，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留给世界的雕刻艺术经典巨作，从此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与保护。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12千米，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这里有一条伊水，因伊水东西两岸之香山和龙门山对峙如天然门阙，故古称伊阙，隋唐以后，习称龙门。自北魏至晚唐的400余年间，古代匠师在这两座山上凿窟建寺，使这里成了举世闻名的石雕艺术的宝库。
石窟造像开创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太和十年，公元493年）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400余年的大规模建造，其中尤以北魏和唐代为重，达150多年。龙门石窟南北长达1千米，两山窟龛密似蜂窝。其代表性洞窟有北魏时的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药方洞和唐代的潜溪寺、万佛洞、奉先寺、看经寺等，共计窟龛2100多个，造像9.73万余尊，题记和碑碣3600多个，佛塔39座。石窟中的飞天，或在流云中自由翱翔，或手捧果品凌空飞舞，或奏乐高歌，或布撒花雨，其姿态之轻盈，神情之优雅，令人叹为观止。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露天大龛。唐高宗初年开凿，至上元二年（675年）竣工。佛龛南北宽36米，东西长41米，有卢舍那佛及其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9尊雕像。主佛卢舍那高17.14米，面容丰腴饱满，修眉长目，嘴角微翘，流露出对人间的关注和智慧的光芒。这尊佛像和绘画中武则天方额广颐的面部特征极其相似，所以人们说这就是武则天的化身。两旁的弟子，迦叶严谨持重，阿难温顺虔诚，菩萨端庄矜持，天王蹙眉怒目，力士威武刚健。群像形神兼备，刀法娴熟，是唐代雕塑艺术中的代表作。
龙门石窟气势博大，蕴涵深邃，雕刻精湛，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艺术的重要资料。
唐三彩马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追念跟随他征战四方、同生共死的六匹战马，曾命当时的能工巧匠在昭陵雕刻了昭陵六骏，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珍品，唐三彩对唐代马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今天，通过馆藏名贵唐三彩马仍然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它们的身上，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昭陵六骏的影子。因此马是唐代文化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
唐三彩马可以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文化的绚丽光彩，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唐文化历史价值的宝贵实物资料，而且也使得一批又一批中外藏家为它的艺术魅力所倾倒。唐三彩马长期受到国内外商家的关注，并稳坐中国陶瓷艺术品拍卖最高价的宝座。
到高宗、武后时期的墓葬中，随葬俑群已显示出盛唐的时代风貌。甲胄武士形貌的镇墓俑已改为足踏卧兽的天王形貌的镇墓俑，还出现了体高与天王状镇墓俑近同的盛装文官和武官俑，文官俑戴介帻，武官俑戴弁冠，姿态端庄。自西晋以来作为出行俑群行列中心的牛车，已经为鞍辔鲜明的骏马所取代。原来流行于南北朝至隋，以重装骑兵为前导的军事气氛浓郁的出行对列，这时已充满享乐欢快的色彩，重装骑兵逐渐消失，大量出现的骑士或手臂驾鹰，或携带猎犬、猎豹，组成外出狩猎的行列。队列中还有骑马的鼓吹乐队以及打马球的骑手。
这一时期，出现了釉彩绚丽、造型生动的三彩俑，达到了中国古俑艺术的最高峰。这是以一种釉彩多变的低温釉陶（烧成温度在800℃~1100℃）制作的俑，釉色鲜艳但不透明，色彩以黄、绿、赭色为主，所以俗称唐三彩。实际它的釉色并不止3种，还有蓝、黑等色。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导致人们崇尚奢靡之风，促使三彩工艺达到它的最盛期。这时三彩俑的人物造型，体态肥满丰腴，特别是女俑，高髻长裙，面容富态，雍容大度，反映当时社会流行的审美风尚。人物造型准确，轮廓曲线富于变化，显示了唐代人物圆雕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
唐三彩造型最为生动的是骏马，最具代表性的是葬于723年的鲜于庭诲墓中出土的两组4件三彩马。它们的体高都超过50厘米，两匹毛色纯白，另两匹是颈部带有白斑纹的白蹄黄马。4匹马造型都极生动，长颈肥躯，体骨匀称，马尾结扎成弯角形状，马具鲜明，辔和鞍、鞦的革带上都饰着漂亮的黄金花和杏叶。一对白马的长鬃剪出当时流行的三花饰，另一对白蹄黄马只将马鬃剪出一花。鲜于庭诲墓中还出土了一件极为罕见的骆驼载乐俑，在骆驼背驮载的平台上，塑出四人乐队和一名起舞的绿衣胡人男子。骆驼造型雄健优美，乐俑、舞俑形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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