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的史学代表作品,二十四史成书顺序?
二十四史简介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
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
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
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
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
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
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
》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
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
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
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
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
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
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
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
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
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
《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
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
》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
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
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
《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
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
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
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
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
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
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
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
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
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
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
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
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
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
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
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
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
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
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
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
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
”,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
”,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
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
、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
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
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
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
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
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
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
,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
》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
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
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
、《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
《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
《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
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
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
,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
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
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
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
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
(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
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
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
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
》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
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
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
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
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
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
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
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
,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
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
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
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
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
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
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
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
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
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
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
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
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
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
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
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
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
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
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
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
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
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
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
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
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
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
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
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
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
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
姚
历史上姓袁的名人有哪些?
袁 盎:字丝,汉朝楚人,个性刚直,有才干。汉文帝时名震朝廷,因数次直谏,触犯皇帝,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吴王优厚相待。他在汉武帝“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结果七国之乱平定后,他就被封为太常,显贵异常。是《史记》与《汉书》两大史书都有详尽记载的袁氏头一位扬名史籍的袁姓杰出人物。
袁 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西南)人,东汉名臣。少承家学,举孝廉。曾任阴平长、任城令 ,驭属下极严,吏人畏而爱之。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 ,政号严明,断狱公平,在职10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 。后历任太仆、司空、司徒。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兄弟专权操纵朝政,民怨沸腾。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为,为窦太后忌恨。但袁安节行素高,窦太后无法加害于他。在是否出击北匈奴的辩论中,袁安与司空任隗力主怀柔,反对劳师远涉、徼功万里,免冠上朝力争达10余次,京师肃然,名重朝廷,为时人称道。其后代多任大官僚,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
袁 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高水西北)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僚世家。少时为郎,灵帝时辟为大将军何进的椽属。中平元年(184年)任中军校尉。灵帝死,绍劝何进召董卓进京诛灭宦官。及何进为宦官所害,立即率兵进宫,将宦官无论少长一并杀光。董卓入京后废少帝,他出奔冀州。初平元年(190年)与各地州牧、刺史起兵讨卓,被推为盟主,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又联合公孙瓒迫冀州牧让权,自领冀州牧。后利用乌桓击败公孙瓒,镇压黑山军和河北地区的民变队伍,遂占冀、青、幽、并四州,建安二年(197年)自称大将军,兼督州事,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绍外宽而内忌,刚愎自用,拒绝谋臣沮授所建积蓄力量以图天下之策,与北方另一较大割据势力曹操争战。五年,双方决战于官渡,主力被曹操消灭,逃回邺城,于七年忧郁病卒。死后,诸子争立,均为曹操所灭。
袁 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北)人。后汉末年的军事家,军阀。袁绍兄弟,“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入洛阳后,以袁术为后将军,袁术怕为董卓所不容,出奔南阳。之后被刘表推荐为南阳太守。之后袁术召集各路诸侯,190年攻入洛阳;在南阳时由于骄奢不修法度,成为当地百姓之患。后袁术与袁绍起称突,而与幽州公孙瓒结盟,遭袁绍、曹操夹击。袁术抵挡不住,率其部众前往九江,自领扬州刺史。后来袁术获得东汉的传国玺之后,便决意称帝,197年袁术于寿春称帝,国号仲氏,置公卿,祠南北郊;但是袁术称帝的行为并没有获得各路诸侯的支持与响应,袁术不久后便受到曹操击败,199年吐血而死。
袁 宏: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其文采出众。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初入仕途,谢尚引为参军,累迁至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文笔典雅,才思敏捷,深受桓温器重,使专掌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倚马疾书;顷刻间即成七纸。入为吏部郎,授东阳太守。太元初去世。袁宏原有集20卷,已佚。今存《后汉纪》30卷。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其诗、赋、序、赞、碑、铭、疏、表等20余篇。
袁 郊:字之仪,袁滋之子,陈郡汝南朗山人,唐朝文学家。咸通时,为祠部郎中。昭宗朝,为翰林学士。作有传奇小说《甘泽谣》一卷。
袁 枢:字机仲,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南宋史学家。初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乾道七年(1171),为礼部试官,出为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权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职。喜读《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著《通鉴纪事本末》42卷,因其文总括为239事,独立成篇,起讫了然,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使“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多有仿作。
袁 江:清代著名画家。字文涛。江苏江都(今扬州)人。善界画。长于山水楼阁,精湛绚丽,能粗能细。初学仇十洲,中年继而临摹古人画,在传统基础上创出自己的新路。生活在康熙年间。他后半生受当时在扬州的山西盐商之聘,同他的从子袁耀到山西运河作画,作品流传在北方较多。其山水主要学宋代阎次平;画石多鬼面皴;楼阁主要学郭忠
明朝初年朱元璋杀了数以万计的官员?
一边是朱元璋杀了数以万计的官员,另一边是当官的还是前赴后继。这似乎很难让人理解,那是因为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厉害的地方和朱元璋当皇帝英明的地方!
——动杀机的朱元璋(剧照)
一方面,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学而优则仕”!这是说,学习好的,应该去当官,去报效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讲,“国家兴亡,匹夫有则”,这是说,热血男儿都应该立志报效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说,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途!
中国传统文化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说,好好读书入了仕途,身份地位、钱和美女什么就都有了。
以上这些中国传统是儒家文化几千年以来一直宣传的,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侍奉和追求的,包括现在的中国人也是信这个的。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不会因为朱元璋当皇帝杀官员了,就不起作用了,它已经深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的是灵魂追求。
从历史的视角看,在中国人心里,国家比皇帝重要,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存亡,为了民族的存亡,是不怕杀头的,是敢于洒热血的,这也才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五千年不倒,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断过的文明。
所以才会出现:一边是朱元璋杀了数以万计的官员,另一边是当官的还是前赴后继!
另一方面,这是朱元璋当皇帝英明的地方决定的。首先要分清楚的是,朱元璋虽然杀了很多官员,但大多数是贪官污吏,并不是说只要是当官的他就杀,如果真如这样,他拿什么来统治国家呢?
历史真实情况是,朱元璋不仅爱人才,而且开创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培养官员的模式,真正解决了教育的相对公平性,为寒门子弟实现鲤鱼跃龙门提供了机会。
中国历史以来,很多人都在担心害怕一件事,那就是有钱的永远有钱且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贫民子弟难有翻身出头之日。包括今日中国,很多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担心,要不然学区房就不会那么贵,课后培训就不会那么火,都是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而这些,在明朝时,是做得相当好的。
朱元璋作为贫农出身的皇帝,深知平民子弟对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渴望,他想尽办法开创完善了教育制度“社学”。
——明朝遗留下的“社学”
明朝以前,能读书接受知识文化的,要么是士子要么是贵族,特别是秦汉南北朝时,读书入仕途几乎被世家大族垄断,平民子弟要读书,是非常难的,这就导致能当官的都是世家子弟。
科举制度虽然是从隋唐时兴起的,发展到宋朝,但是全国普及的教育制度仍没有,读书只能依靠少有的国立学校和私塾,家里没钱,想读书深造依然是很难的。直到朱元璋当了皇帝,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真正下沉到乡间的全民教育普及制度“社学”。
朱元璋要求,“社学”是直接和县州教育政绩挂钩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所有小孩无论阶级如何,贫富如何,都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这可算是义务教育的最早雏形。
正在“社学”的普及下,明朝读书人越来越多,读书识字人也越来越多,从读书人中选拔当官的越来越多,这也就带来入仕途当官晋升变得相对公平很多。
史学大师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成果《明清社会史论》分析总结,中国历史上,平民甚至贫民出生,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明朝最多,状元平民出身的,大学士平民出身的,明朝也是最多。
查了一下何先生的这本书,明朝时毫无家庭背景出生的科举进士,成化五年(1469)达到最高峰的60%,其它年份最低占比也在40%以上,如果将官僚外的吏员算上,明朝公务员系统,七成人皆平民子弟出生。
这是朱元璋多了不起的一个历史成就和贡献呀!朱元璋虽然杀了很多贪官,但他同时给了社会平等公正,给了无数民众梦想,自然就会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当官了!
其实还应为朱元璋说句话,虽然朱元璋对官员非常苛刻,俸禄很少,但是朱元璋还是非常人性化地留了门的,当时朱元璋规定,进士、举人的田亩不需要交税,这样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将田亩寄托在读书人的名下,因为可以减税,读书人也就可以多一份收入。
总之,朱元璋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很朴素,尽量为天下人提供公正平等的读书入仕的机会,保证当官的一定身份地位,保障必要的收入渠道,但是就是不能贪,谁贪杀谁!所以,就出现了杀了一批批贪官,又有一群群人前赴后继争着去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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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历史?
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 (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
中文名
史家
代表人物
孔子
成 就
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原 因
出于皇命
概述
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 (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
关于史官身份
从史学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大的方面,即刘知几所谓“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中国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后一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史家,有许多是不曾担任过史官职务的。
换言之,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历代都有很多并非身为史官的史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业绩,有不少是历代史官所不及的。
代表人物
先秦以孔子为代表。自汉迄清,代有其人,举例说来,如荀悦、袁宏、裴松之、范晔、萧子显、李百药、杜佑、王溥、刘攽、刘恕、郑樵、胡三省、马端临、王圻、王世贞、李贽、陈邦瞻、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马骕、谷应泰、全祖望、章学诚、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们的撰述,有许多都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第一流作品。还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于数量繁多的杂史、杂传、野史、笔记、家史、谱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记述等,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亦非身为史官。这些史家,是庞大的中国史家群体的极重要的部分。
私人撰述
成就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很大,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汉纪》、《后汉纪》、《三国志注》、《后汉书》、《通典》、 《唐会要》、《通志》、《资治通鉴新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弇山堂别集》、《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读通鉴论》、《日知录》、《文史通义》、《考信录》等等,不过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实际情形当远远超过这些。
因果
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荀悦撰 《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 。《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如裴松之注 《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补史官之失,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
唐人李肇撰 《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撰 《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 ;林恩撰 《补国史》 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谈迁所撰 《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 《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 《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从孔子作 《春秋》、杜佑著 《通典》、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上 个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的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历史地位
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 (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
刘知几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史通 辨职 他把“史之为务”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他说的这六人中,相传左丘明是 《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马迁并提。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 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刘知几从上述 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史家,中国史学中有丰富的评论史家的理论。多年来,中国史家紧步中国历史的足迹,记载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一部辉煌的信史。
如何评价史记这本书?
在简陋的书房里,在如豆的油灯下,太史公司马迁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历时十四年之久,一部情牵两代人,五百多万字的鸿篇巨作终于得以完成。
这部书就叫做《史记》。
究竟该如何评价这部书呢?
一、名家评价既然说到评价,且先看看熟读此书的名家们的高论。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明代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司马迁也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近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当然,还有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等等文化大师,都对《史记》做过高度评价。
即便没有读过这部书,我们单从后人对《史记》的推崇程度来看,这部书肯定不负“巨作”之名。想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末年的三千多年的历史,《史记》是不二之选。
二、具体评价如何具体地去评价这部书,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1、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何为纪传体通史?简言之,就是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的史书写作体裁,以记人述事为主要内容,而且贯通多年,多个朝代的历史著作。
《史记》在综合先秦各体史书的基础上,集“本纪“、”列传”、“世家”、“表”、“书“为一,内容更是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化、典章等诸多方面,可谓全面,广泛。
从司马迁讲述的精彩故事,描述的鲜活人物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理清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脉络,是研究史学的第一手资料:了解王朝兴衰,看十二本纪;研究各家诸侯,看三十世家;了解人物事迹,看七十列传;十表,罗列人事系年表谱;八书,则综述各种制度。
2、“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古人称赞《史记》是“实录”,是“良史”。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洋溢着坚持真理,秉笔直书的精神。在本书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先贤圣哲,在司马迁的记述中,都被摘下了华美的面罩,都被拂去了神圣的光环,都被还原成了本来的面目。这就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也是一部“良史”应该做到和坚持的。
司马迁忍辱著书,冷静刻画世间百相,实际也是寄托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自己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3、以人为本
大部分史书,或以事件,或以时间为线索,来记载历史。而《史记》则不同,它是第一本以人为本来记载历史的史书。
《史记》当中,为人物作传的方法,可以总结为:不仅刻画人物做过什么,是怎么做的,还用心挖掘为什么这样做;不仅关注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何存在,如何生活,还探讨人物的命运究竟是被什么决定的。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
尤其在一些优秀的人物传记中,太史公通过多角度的思考和探索,着力凸现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品格和思想,渗透着他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史记》中,记录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刺客游侠,士农工商等四千多个人物,司马迁对人物的刻画艺术,可以说前无古人,而且成为后世史书,乃至散文、小说、戏剧等塑造人物的典范之作——尖锐的矛盾冲突,生动的细节描写,个性化的的语言表述,精彩到位的议论,把一个个人物刻画的形象丰满,且个性鲜明。如《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等。
4、叙事方法独特
《史记》体大思精,叙事方法独特:对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详写。而对于结果,又常常略写。叙事详略得当,笔法纵横老练,体现出他非凡的驾驭文本的能力。
同时,在叙事中,作者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多种笔法,再加上“互现法”的巧妙运用,使宏大和细小有机融合,功力展现充分。
这些特点,在《秦始皇本纪》、《赵世家》、《淮阴侯列传》中都有所体现。
三、作者简介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
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后来,这部书被定名为《史记》,他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四、结语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为中国史书的典范,“二十五史”之首,难怪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但愿我们都能读懂《史记》,读懂司马迁!
泛泛而谈,不知所云!
怎么看待现在有很多明粉在诋毁说明史是清朝写的?
中国古代有专设史官,记录和编撰历史。史官分为记录官和编纂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上个朝代的历史。
皇帝不得阅读记录官的作品,这几乎是行规了。不过,这其中也有例外。
唐太宗因为玄武门事变,害怕史官“胡说八道”,所以多次向房玄龄和褚遂良提出看“起居注”,因而留下了干预史官的骂名。赵匡胤因为“黄袍加身”也提出过看看记录官如何写的,结果被残忍拒绝。
我们现在所阅读的诸如《二十四史》之类的史书除了《史记》以外都是在王朝终结之后所书写,所以写作的时候一般不会太受当局的影响。当然,影响也有一些,比如《三国志》写于晋朝,就不敢把魏国说得太不好,而作者陈寿是蜀国史官出身,出于感情原因也没有把蜀国写得太不堪。结果,吴国表示膝盖好疼好疼。
因此,那些正史虽然多少会受当局影响。但是毕竟时过境迁,伪造一大段历史也很困难,所以总体而言真实性还是有保证的。
不过,纵观中国古代各王朝,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明史》。
满清编写明史用了145年时间,分别在三个时间点进行主观性的发挥创作:
第一次是在1644年入关后,设立专项部门修《明史》,实际上几乎就等于是没写;第二次是在康熙十七年,也就是1678年,这一年康熙下旨修《明史》,三度修改后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正式发行;第三次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也就是1773年,当时为了撰写《四库全书》,几乎把明朝皇帝宫中起居的部分全盘删改。
众所周知,史书之中最具神秘色彩的就是皇帝在宫中的起居记录,而记录明朝皇帝宫中起居、诏书等个人事务的史书叫《明实录》。
《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约两百五十年的大量资料,具有重要史学价值,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思宗崇祯朝、安宗弘光朝、绍宗隆武朝、昭宗永历朝因战乱无实录。
然而在清朝“文字狱”和《四库全书》的影响下,《明实录》基本上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就连朱元璋的画像,都成了鞋拔子脸......
不过,清朝时期的上流社会中,“明粉”也很多。
明朝灭亡后,作为明朝的“臣子”朝鲜自主编著了多部明朝史籍。清朝时期下的朝鲜虽然在对宗主国的正式公文上不得不用清朝年号,但国内依然长期沿用明崇祯年号,以至出现了“崇祯百五十六年”之类的纪年。
在1773年左右清朝修《明史》时期,一些史官偷偷把《明实录》抄录,后来运到日本,现收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也是因为那段“黑暗时期”,如今当代文史学者为了研究明朝历史,不得不去日本、欧美等西方国家借阅资料,反复对比去论证。
不得不说,这真的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