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各自代表作品，戊戍变法是那一年？
1898年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百日维新的阶段？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维新与奋斗结局？
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维新变革当属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发起的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为损害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最终的结局是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出走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世界范围内的维新与变革当属日本的明冶维新，是日本明治时代初期日本推行的一系列重大复兴举措。最终的结果是使日本跻身于世界经济、军事强国之列。
孔子仁礼思想原文？
《孔子“仁”“礼”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仁”、“礼”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礼”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孔子之后，“仁”、“礼”思想被历代思想家、儒士“损益”，已经大为变化了。但“仁”、“礼”思想却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土壤之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生当春秋战国时代，正值中国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周天子已失势，王室衰微，诸侯大夫专权，烽火连年，人民陷入“易子而食，析骸以釁”的境地。所谓“春秋二百四十四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天下无道，人欲横流。一方面是奴隶制趋于崩溃，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封建制正待建立。旧的尚未完全崩溃，新的又未完全建立。社会在动荡中急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用以匡正被弄混了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既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又顺应了奴隶解放的历史潮流。
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他是第一个将“仁”提到哲学高度的人，他把“仁”这一概念提炼为最高伦理范畴，赋予广泛的意义，并把它同“礼”有机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他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
“仁”在《论语》中出现过109次。孔子对“仁”主要有这样一些解释：1．“仁者人也”；2．“仁者爱人”；3．“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克己复礼为仁”；5．“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6．“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7．“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8．“刚毅、木讷近仁”；9．“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仁”的涵义十分广泛，但最主要、最核心的是对人肯定的“人”及其“爱人”，以及同“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道德规范。
首先，孔子从春秋动荡的岁月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以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趋势，因而对人进行了合乎时代要求的肯定，提出了崭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孔子提出了“人者，仁也”这一醒目的命题，并进而阐述“仁者爱人”，这无疑是一大创造。因为在这里，“仁”不再是一个字、一个词，而是一个理论范畴，反映了孔子的人学观。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他认为要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就必须将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看待。他提出“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肯定人还表现在反对用人殉葬，他曾咒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即使用俑偶殉葬他也是反对的。我们知道，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殷商有大批奴隶殉葬的情况。因此，从孔子反对人殉甚至反对俑偶殉葬看，他所提出的“人”是包括奴隶的。
其次，仁是相对于“礼”而言的一种道德伦常和社会规范。春秋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尖锐。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作为仁的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谓“克己复礼”，我们认为，就是克服一己私利，恢复正常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诚然，这种社会伦理和社会规范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经过损益改造过的）。我们知道，西周时代，以《周礼》为张本所形成的典章制度和各种繁文缛节，是系统而完备的。有所谓“大礼三百，小礼三千”的说法。从吉庆、祭祀、迎宾、乡饮和军事、外交大礼到日用起居，莫不讲究礼仪。其规则乃是“亲亲”、“尊尊”。即以自身为起点，上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下延亲子、孙、重孙等九代亲属关系，以嫡长子为中心成为一脉。由此发展成宗法制、分封制和继承制，确定尊卑贵贱不同等级的物质权益和交往方式。孔子“克己复礼”所云之礼，决不是前代的简单重复。他自己就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时的礼正与孔子提出的崭新概念“仁”形成表里关系，充实了仁爱精神，已不是孤立的礼仪礼制了。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仁亦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它不仅有强调对外的行善、治人，而且有向内自省和修炼的意义。孔子曾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他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行恕道，就是仁者行道的方法之一。他曾对仁者这样描述：“仁者静……仁者寿”，“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者，无恶也”。孔子认为，要达到“仁”的精神境界是十分困难的，不仅必须做到“心中无恺，兼爱无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而且不能“巧言令色”。当然，“仁”也并非高不可攀。孔子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就是说，为仁关键在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他提出了“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信条。并且明确地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样，他强调在个人修养上，要有思想上的坚定性和应付环境的选择性。在他看来，做一个正直的人应时刻牢记以“仁”来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考察他的学生“仁”的修养时，他曾指出，由于他们各自主观努力不同，其结果也就不同。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他告诫学生要发挥向内自省的功夫，并明确指出，求仁而得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去求呢？他对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顺父母，顺从兄长，是从纵和横两个方面来维系家庭或家族的宗法血缘关系，把孝弟推而广之，就能做到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达到了“仁”的境界。在这里仁的境界与“仁者爱人”是一致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奴隶主贵族想要站住脚，同时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站住脚；如果奴隶主贵族希望自己通达，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通达。同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也一样。这样看来似乎十分矛盾，但当时的现实社会就是如此。虽然孔子对此有所损益，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正是孔子社会改良失败之所在。
当然，孔子“仁”的内容还不仅仅如此，其表现之处还很多，如道德修养的恭、宽、信、敏、惠；“爱人”包括的尊贤以及“仁人”所必须的“智”、“勇”；方法论上的“中庸”；以及仁所限定的理想社会秩序，所谓“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的“德政”等等。
孔子所谓的礼，如前所述已经不是周礼的原貌，而是经过“损益”有所发展的“礼”了。他以仁释礼，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把不仁视为札崩乐坏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仁者爱人”的观点，用爱亲人之心推及他人就是仁，这就以血缘为纽带而又不拘守血缘的限制，从而突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把礼推到了社会各阶层。人殉、人祭本是古礼，孔子却斥之为“非礼”、“不仁”，这反映出礼因为有了仁的精神，出现了新的面貌。孔子还把礼列为人人可学的对象，同求仁一样，“复礼”也不假外求而完全取决于自己，“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不论门第出身，职位高低，谁具有克己复礼的功夫，谁就是仁人。从而将治政的途径，引向诲人自省的道德修养，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
什么是“礼”呢？“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礼，谓之礼”，“礼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这无疑讲的是周礼。孔子所主张的礼既有周礼的继承，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仁”。而周礼是不包含有全新涵义的“仁”之内容的。
孔子眼见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动乱，想用传统的礼的形式拨乱反正，但感到原样恢复礼的传统内容不合于其仁的原则和要求，也解决不了主要问题。于是采用了礼的形式而变革了礼的内容。这就把西周奴隶主统治者专门用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礼（即一系列礼仪制度等），改变为密切伦理关系、改善社会关系、调整政治关系的礼了。孔子要人们——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要“知礼”、“立于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孔子认为，礼若不以仁为内容，而完全行古代的传统礼内容，即大不仁道。如前所述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明证。礼不单单是形式上的，而应蕴含丰富的“仁”的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春秋时代，随着政治关系对抗不断加剧，亲缘关系、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大乱，民生涂炭。《诗经》上载“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人民发出了这样的怨恨“苛矣富人，哀此茕独！”这都说明了人民苦难的严重程度。孔子面对这种世道，倡行仁道，主张“复礼”，借此恢复并增进人们的亲缘关系，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进而安定社会，维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礼记·礼运》所载：“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正是孔子“礼”的内容及其作用。
“礼”作为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孔子的言谈中并不少见。在孔子言论集《论语》中，有75处谈到“礼”，遍及39章。针对不同情况从而引申出“礼”的不同规范及不同涵义。孔子说：“行身有六本……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居国有礼矣，而嗣为本……”又进一步阐述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强调了“礼”对于立身治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礼者所以章疑别徽，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孔子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认为“合诸侯，艺贡事，礼也”。这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大一统思想。他将“仁者爱人”的精神融入“礼”之中，将“爱而无私，上下有章”称为“知礼”。他告诫统治者要依礼行事，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人民“有耻且格”，从而遵循礼的规则。所谓“以礼会时，夫民见其礼，则上下不援，不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恕省而乱不作也”。从而达到和谐的“礼治”境界，即“至礼不让而天下治”。
孔子为什么只是“损益”了周礼而形成其“礼”呢？这是因为，他对“夏礼”和“殷礼”虽能言之，但“不足徵”，这乃是由于“文献不足”的缘故。因此，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所承袭的礼，在当时乃是比较规范的礼，礼强调等级制度，这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毫无二致。孔子受其时代的局限是无法超越时代的。但是，他毕竟看到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必然趋势。故此，他的“礼”渗进了“仁”的时代精神，提出“仁者人也”，从而肯定了人是“人”，而不是物。
孔子提倡“复礼”收到了一定效果。所谓“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
对孔子提出的“复礼”的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认为是“复古”，是“历史的倒退”。这是值得商榷的。由上可知，孔子思想的主流不是复古，而是改良和革新。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是很中肯的评价。孔子实际上是借恢复周礼的口号，托古革新。孔子虽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到处碰壁，因难重重，但主观思想上也有合理的积极因素。他用“仁德”赋予“礼”以新的内容，而并不机械地照搬一切繁缛的礼仪形式。他把殷周统治者借天命和神权建立起来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制度的一切典章制度，用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释，推陈出新，使人们乐于接受，从而调整已经混乱的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和谐讲“礼义”的社会。
孔子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已经名载史册。其思想甚至为一些东亚工业社会所借鉴。他的“仁”、“礼”思想给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孔子的“仁学”思想，适应奴隶解放的历史潮流。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在后世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这种思想之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互助团结，构成了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孔子提倡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经过不同时代，成为一理想道德，成为民族普遍的共识：为民族、国家的利益，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无所顾惜。同时，“仁”之思想亦为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合理地吸收，成为批评、揭露和谴责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武器。许多爱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以此“仁”字，坚定自己的意志，做出可歌可泣的事业来。例如，“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等，就是这样的典范。刘少奇同志曾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因此，象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等无数光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为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另一方面，“仁”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历史中，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它得到了统治者的欢心，他们通过各自的取舍，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欺骗人民，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调和阶级矛盾，把它作为剥削、压迫人民的遮盖布，瓦解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例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就大倡仁道，说什么“孔门教人，莫大于仁”，认为“仁”能“平物我之情，而息下之事”。但他对太平天国将士却疯狂屠杀，从不手软。在这里，孔子的“仁学”思想便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对此，李大钊同志在“五四”时期就曾指出：“……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使孔子而生于今日，倡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而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合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其次，孔子“仁者人也”的命题表现出强烈主体意识，与当时主张人的本质乃是神的创造和赐予的希腊、印度文化作横向比较，无疑是最现实、最进步的。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揭示了人伦关系的法则。因此，我们今天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个人的人格，这无疑十分正确。而一味突出个人意志，搞“个人本位”则是行不通的。因为个人的一切都得在社会的网络中才能完成，人必须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受社会政治、文化、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的制约，这正是孔子“仁”的真谛。
其三，孔子以“孝悌”作为仁之本，固然会对家庭和社会的亲和、宽容起积极影响，但很容易幼化和弱化一些人的心理素质。因为在父子、夫妇、兄弟以及君臣、官民等对应的双方关系中，责任、义务偏给了后者，而尊严和权利多给了前者。所以，一个人无论怎样成熟，在“大人”面前也永远长不大，在长官面前也总是觉得无知无识，这种情形至今犹然。幼化和弱化国民的心理素质，往往浪费一个人最有才华的时光，滋长了人的依赖思想，挫伤了人的进取精神。
其四，孔子所说的“仁”，是“泛爱众”的人类之爱，又是由近及远的差等之爱。仁是等级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则，仁并不要求消除阶级差别，而是肯定等级差别。但是仁具有反对苛政暴政的意义。这在历史上具有相对进步的意义，影响深远。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常常将“仁”作为评说政治的标准，把暴政、苛政叫做“不仁”，把善政叫做“仁政”；同时，也常常将“仁”作为评价人道德品质的标准，如说某人“仁慈”、“仁义”、“仁厚”、“仁德”等等。
其五，孔子礼的作用就是要密切人们的伦理关系，改善人们的社会关系。从狭义的方面来看，它确具有维系社会正常秩序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就是在建设精神文明的今天仍然值得提倡。依礼行事可以杜绝许多弊病。如汉代贾谊曾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但是，礼制所规定的等级关系，使个人有强烈隶属感，表现在人格上受制于他人，实际上是受制于权力。人们在礼的规范、说教、熏陶中，心理愈来愈趋向知足、保守、克己，这有敦厚、质朴的优点，也因此而养成不思进取因循苟安的惰性。因此，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往往从反礼教揭橥，召唤人们觉醒。
礼制早已被历史洪流冲垮，但是与礼制相联系的某些思想意识如等级观念、依附心理、血统论、家长制作风等传统意识的遗存，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严重的障碍。
其六，礼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礼由行为规范而变成思想藩篱并造成等级思维。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礼的束缚下，人们认识的权利被礼所局限，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探索问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谓“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样一来，人们认识的主要任务是对礼的规范进行解释，而不是冲破“规范”探索新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礼对思想的束缚是极其严酷的。
总之，孔子的“仁”、“礼”思想有许多可以值得总结和探讨的地方。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宝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就是说，研究孔子的思想不能仅仅局限于发现孔子原来的思想真相，还要深入研究、比较区分后代儒家及统治者“损益”后的孔子思想，合理地加以扬弃，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
晚清八君子？
尽管只经历了103天便宣告失败，但“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晚清时期一场影响深远的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惨遭杀害，历史上将他们称作“戊戌六君子”。
事实上，“戊戌六君子”本来应该叫“戊戌八君子”，因为当初慈禧在废除变法下令抓人的时候，一共抓捕了8名维新人士，但最终她只杀死了其中6人。
清末北京菜市口被杀六君子都谁？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史称“戊戌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