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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消费时代文学的中文部分：
一
文学是否面临着一个消费时代，许多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有的人甚至拿中国东西部的不平衡、整体还在建设小康社会之中来否定消费时代的到来。
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ard）在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变化的三个阶段即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个阶段，那就是消费社会阶段。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仅仅是数量的极度扩张问题，而是商品太多，反客为主去制造人们的各种需要。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转向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全球进入了消费社会已成为大多数专家认可的事实。
中国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加速转型并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尽管我国现在还存在着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乡村、山区发展的不平衡，但在总体上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的中级发展阶段。随着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居民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吃”的同时，用于娱乐、旅游、休闲等享受性消费的支出增加。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尔格系数已为37.7%，比1998年的57.5%下降了19.8%个百分点;2002年与1996年相比，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影碟机、热水器等耐用消费品已逐渐成为居民家庭生活的普通用品;家用电脑、笔记本电脑、轿车等高档消费品也渐次进入居民家庭;住宅需求也成为城镇居民共同追逐的消费热点 ① 。有专家认为，当前要考虑的不是实行适度消费政策，而应该是继续扩大内需，促使我国将巨大的消费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才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 ② 。因为近10年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在呈不断下降的现象。这种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对国民经济是不利的。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现实还是从将来的走向来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既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政策，也将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事实。
再从文化消费角度来看，在我国，文化消费的严重不足更是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据统计，在中国居民的文化消费中，绝大部分是教育消费，就2001年说，教育支出人均428.3元，而文化娱乐支出仅122.3元，文娱耐用消费品支出139.4元，教育支出占的比重显然过大 ③ 。仅就图书市场言，2000年中国人均购书5.55册，29.77元，而1999年，美国图书销售240.2亿美元，人均约为100美元，折合800多元人民币 ④ 。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看，文化消费的严重不足将不仅直接影响到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发展，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没有文化消费的主体，繁荣与发展文学艺术生产亦将成为空想。
因此，对消费时代的来临，我们确实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了。波涛汹涌的消费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我们不可躲避的事实。作为批评家、理论家、文化人，我们也应该以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社会问题，既不要对消费社会的到来采取躲避政策，也不要对消费社会抱有偏见，而应该是承认事实，积极应对。这才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
二
在当下消费时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消费时代的文学究竟是什么，另一个就是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问题。围绕着第一个问题，前几年已展开过讨论，虽然没有什么定论，但有些学者的观点如彭亚非的《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和费勇的《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⑤ 给这个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而在文学的意义问题上，一些批评家、理论家们却更多地流露出担忧:一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化会导致文学艺术意义的减弱，尤其是教育意义的衰减;二是在刺激消费过程中，其它领域对文学艺术的借用或利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会使文学艺术的“诗意”泛化，继而削减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三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化会造成文学艺术创造性与个性的丧失，从而导致文学意义的流失。 应该说，要弄清楚这三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课题，而且这也是一个正在变化和正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就早已提出并讨论过，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却存在着困惑和争论，结论也并不一致。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直在进行着。
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的商品流通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流通着财富，它也会生产和流通着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所以，读者（受众）从作为消费品的文学艺术中仍可获得意义和快感。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实际上也决定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正如约翰·费斯克所指出的那样，消费者“在许多商品中选择特定的一种，对消费者来说，选择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 ⑥ 。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和快感可以有强弱之分、多少之分，但并非文学艺术作为商品流通之后就只会减弱它的意义。意义是否减弱或者保持与增强，这主要取决于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与艺术价值。从传播学角度看，文学艺术作为商品交换流通量越大，其意义的影响面也越大，其社会的效益也会越大，它们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会得以放大。如果从赢得更多的交换/流通机会看，作为商品的文学艺术倒还要更认真地去考虑它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因为拙劣的艺术商品只会败坏消费者的胃口，并加速它退出市场的速度。比如粗制滥造的肥皂剧与蹩脚的言情武打小说。从营销角度看，作为商品的艺术，同样必须树立自己的品牌意识，也要制造得精致优美，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正如张艺谋的电影和他的其他艺术制作一样，他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创造一种唯美主义的氛围，就是力图想以精美制作赢得更多的市场与消费者。张艺谋是想走市场道路的，事实上，他在《红高粱》和《秋菊打官司》制作成功后，就一直在探索电影的市场化道路。他能将《一个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样并不具备轰动效应的题材打造成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就在于他懂得了一些市场之道。后来人们批评他的《英雄》与《十面埋伏》，认为它们并不成功，这恰恰是他太想树品牌了，没有把握好文学意义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反而损坏了它的市场效果。我想，他会在市场化的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更好成就的。他编导的《印象刘三姐》在民间文化的再创造与市场化运作的融合上就取得了进步。
文学艺术作为商品生产与流通之后，是否一定会减弱或失去教化功能，甚至引起道德上的滑坡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必须承认，文学艺术作为商品去生产，它所注重的当然会是市场，但在市场占有与道德滑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正如市场经济兴起与道德的沦丧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样。对于资本渗入文化生产以后带来的“道德恐慌”，从18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正如英国文化评论家特里·洛威尔所指出:“18世纪，小说的兴起引起广泛的攻击，小说被指责在道德上对思想薄弱的妇女和仆人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她们是这一新形式的热切的消费者。从教堂到评论界，小说受到一致抨击。这一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和50年代的电视身上重新出现。这次的恐慌同样集中于意志薄弱的儿童和青少年，担心他们会沉溺于放纵地模仿媒体上播放的暴力内容。” ⑦ 在中国，明清戏剧、小说兴起之时，也曾受到官方的道德抨击，认为它们是“诲淫诲盗”，有的地方官还颁布禁令禁演“淫戏”，如清代周际华在任地方官时就曾出令《禁夜戏淫词示》，其中说到:“民间演戏……惟是瞧唱者多，则游手必众;聚赌者出，则祸事必生;且使青年妇女，涂脂抹粉，结伴观场，竟置女红不问，而少年轻薄子，从中混杂，送目传眉，最足为诲淫之 渐。” ⑧ 这亦是将“道德恐慌”对象锁定于妇女和青少年身上。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人们也一直担忧电视剧《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形象会影响到青少年的道德追求发生偏向。现在，当《魔戒》小说和电影出场时，又有人担心青少年会坠入幻想，将历史与现实不作区分，干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来。其实，人们看到的只是资本渗入文化生产以后带来的“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或者是有极个别的个案出现就以个案推及全部，造成“道德恐慌”的声势，但对它所产生的道德方面的积极影响，甚至在文学想象领域的拓展作用却估计不足，同时对当代青少年所具有的知识面和接受力也缺乏正确估价。比如青少年喜爱的《魔戒》、《哈利·波特》中同样渗透着有关正义、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教育，通俗歌曲中同样也可承担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教化功能，像李春波演唱的《一封家书》、《工作》、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等，其中也贯穿了孝敬父母、增强家庭责任感以及忠于职守、干好本职工作等朴素的道德教育。从影响与收效上说，这些歌曲的歌词远强过那些空洞枯燥的道德教育报告和报纸上充满陈词滥调的高头讲章。
在当今消费社会中，文学艺术常常被其他的文化现象如广告传媒、时装表演、商品包装、各种节庆等所借用，并覆盖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借用造成了许多亚文学艺术现象，或称之为文学边界的扩大，从而形成审美的泛化或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势。对此文化现象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文学艺术的这种被借用不是什么坏事，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反而会起到一种形式上的拓展与推进。历史上文学艺术常常被宗教所借用，产生诸如西方的教堂音乐、教堂壁画以及中国敦煌的变文等等。宗教看重的正是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当今的广告借用文学增强它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若有独创性，亦可能产生广告文学这一新的文学体裁;主题公园中不乏大型歌舞，这种大型歌舞亦可独立为一种形式，区别于晚会歌舞形式，将来诞生出的精品亦可能成为大众文化中的艺术经典;通讯借用文学创造具有文学性很强的短信，短信文学的产生也呼之欲出（实际上这种形式我们在《世说新语》中不是也见过吗?）。网络文学更是借助网络的普遍使用而正逐渐形成它独有的文学体裁、语言等形式特征，并且改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甚至改变了受众与生产者的相互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当物质生产条件包括技术发生一定变化之后，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在内都会产生或快或慢的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当今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文学艺术发生扩容、变异并产生变种，应该是可以理解、容忍并逐渐接受的。
其次，文学艺术被其他领域所借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追求进程中，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欲望只能是越来越强烈。大众要求他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趋向于审美化，而生产者为了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将审美“灌注”于产品中，会成为消费社会的正常态势。美理应属于大众。大众在美的产品与全社会制造美的氛围中得到美的熏染进而提升自身的素质又有什么不好呢?在送人的礼品包装盒上印上唐诗不是既富人情味又富艺术性吗?在逛商场时顺便观赏它布置得美仑美奂的陈列橱窗，不也是赏心悦目吗?宽敞舒适又富艺术趣味的购物环境我们会排斥吗?刺激消费当然是销售商的目的，但对“灌注”其中的艺术性难道我们就只有反感、排斥吗?日常生活成为审美文化的一部分，艺术也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艺术生产又成为文化制作的一部分，亚文学艺术现象亦 能给大众带来美的享受，诗意泛化一下又有什么不妥呢?
再次，对什么是消费社会中的“诗意”问题，也应有一个新的理解。拿中国画来说，昔日描写幽壑高林、渔樵寺庙谓之有诗意，到“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以及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等人，描写平民百姓以及百姓日常生活器物也不能说它就缺乏诗意。徐悲鸿画马固然符合传统的诗意，但写实写史的题材如《田横五百壮士》等也有诗意。当今的一些文入画，将候车的白领、闲居弄猫的妇人画进画中，也不能说就无诗意了。茅盾文学奖得主、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广东画院院长刘斯奋，他的画撷取日常生活现象入画，不仅入时，而且也揭示了日常生活的诗意。当今油画界描写日常生活成为画家们的共同倾向。2004年第10届全国美展，广东作者孙洪敏所作的《女孩·女孩》，画的是两个入时但又精神疲惫的女孩，其意义也是较丰富的。此画曾获得银奖提名 ⑨ 。细想一下，西方的一些优秀画家，过去描写的也多是贵族的日常生活，如洗浴、梳妆、宴会等，它既是时尚，同时也充满诗意。如今的画家本着“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把笔触放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思想深刻，也同样会获得诗意的。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通过一定的技术诗意还可能被放大与加强。如灯箱广告中的巨幅照片，电视中富有诗意与视觉冲击力的广告片等。在这一点上，我倒很赞赏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本雅明，他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以电影等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艺术的诞生，虽然使得传统艺术的“光韵”（相当于“诗意”、“韵味”）消失，但因为它把艺术品从“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 ⑩ ，使艺术成为大众的东西，从而使得艺术的功能、价值以及接受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既然现代艺术的功能、价值以及接受都发生了转变，为什么“诗意”就不会发生转变呢?在当代社会，我宁可将“诗意”理解得更广泛些，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过的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里的“诗意”不仅指人类应具备精神家园，亦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当代文艺具备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给陷入物质迷茫当中的人以启蒙与警醒，让人在现实中重建对合理生活的希望与信心，不也是当代社会的“诗意”吗?
至于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是否会造成文学艺术创造性和个性的丧失，这也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本雅明和詹姆逊都认为艺术的商品化会损害艺术的创造性，尤其是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文化时代，艺术的独一无二性消失，成为模仿的“类像”。丧失创造性和艺术个性的现象在当今的文艺生产或文化生产中固然存在，因为文学艺术作为商品流通自然会造就一批制造“通货”的生产者。但购买艺术的大众口味也是变化的，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不满足于“通货”而要求接受“精品”了。其实，在商业竞争激烈的消费社会，文学艺术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赢得市场的占有量，如果没有强烈个性与创造性，消费者也是不买账的。优秀的艺术生产者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又要在适应市场中坚持其艺术理想和艺术个性。巴尔扎克曾经为了市场而写作，但他在大量创作中也留下部分具有创造性的“精品”。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曾迎合过大众的口味，但他创作的优秀作品仍然是所有剧作家中最多的一个。在消费社会，连物质产品的生产也要打个性的品牌，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如手表、手机、微型洗衣机等，其工艺设计师在能保证其功能实现的前提下，也越来越追求外型的个性化和独特性。最近，德国的皮勒（Piller）教授首次提出了“个性化批量生产”的概念，即客户（购买者）可以借助互联网等工具参与到生产过程当中，自行设计所需 要的个性化产品，再由厂家组装、生产和配送。戴尔公司的电脑已开始实施按用户要求组装各种个性化电脑。瑞士的一些手表厂可以由客户对手表的设计进行参与。皮勒教授的研究小组正伙同阿迪达斯公司，在网站上请消费者自行设计运动鞋，并由其他用户参与修改，最后再由用户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款式进行批量生产。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学艺术作品，更要面临大众的评头论足，如像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等，如果缺乏独创性和个性，就会被大众无情地抛弃。因此，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艺术的商品化同样也向艺术的独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在于艺术家和理论家是否能应对这种要求与挑战，拿出更具独创性的作品来。
三
以上是我为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问题所作的辩护，目的是想从积极或正面的方面去理解文学存在的价值以及发展的前途问题。我总觉得我们当前的理论界、批评界对文学存在的价值、文学的意义、文学的发展路向太过于悲观。一些理论家、批评家总是认为当前的文学由于受到价值多元与市场经济的冲击，意义趋于贫困化、平面化、低俗化，有的甚至持一种“新左派”的立场，认为当前文学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沦为了金钱与肉欲的奴隶，是与消费社会、市场经济合谋而扼杀了文学。我以为这些看法有失辩证法。我不否认当前文学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这些弊端的解决只能靠发展。发展也是文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硬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大大发展起来了，这应该是事实。比如90年代始作家和批评家都开始重视叙事，实现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重大转变;文体大大发展，单散文一项就出现了许多突破;小说创作中也有像阿来的《尘埃落定》、陈忠实的《白鹿原》、张平的《抉择》等重磅作品，其价值并不逊色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还有文学与电影电视的联姻，既形成了电影电视的繁荣期，反过来电影电视又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观众等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娱乐与精神的需求。可以肯定地说，当前文学并没有衰退和走下坡路的迹象，更没有要“终结”的预兆。如果当前的文学正在变得无意义、无价值，正在当着金钱的奴隶，那文学还有什么前途呢?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消费社会的到来真的就成了文学的克星了吗?技术时代的到来真的就会使文学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吗?我看未必。想中国宋元明时期，文学亦曾面对过市场，经历过消费与肉欲泛滥时期，宋元话本中不也是有佳作留存吗?“三言二拍”不也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其中也不乏追求精神至上的优秀之作吗?就是颇存争议的《金瓶梅》，不也风风雨雨撞入到21世纪来了吗?想当年这些东西都曾是迎合过市场和大众的，它们倒也构成了中国文学中“有意义”的部分与环节。当今文学在迎接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挑战中，依然在寻找和探索新的定位、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出现了许多新的转变和转机。我对消费时代文学的前途是充满希望的。
文学是人学，是关注人、研究人、研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生产。古往今来，文学充满对人类和社会的爱，歌颂也罢，批判也罢，都是为了追求人类与社会更美好的前程。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来，文学似乎表现对人类、社会绝望的成分多，但正如阿多诺所言，人们正是从卡夫卡式的绝望之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拯 救。从批判中得到拯救，从绝望中获得希望，这正是文学的人文关怀。用佛家语说这是大慈悲。文学与文化研究之所以相通，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渗透着批判精神，充满着对人类社会的拯救关怀。这种人文关怀精神在21世纪不会过时，往后恐怕也不会过时，除非文学不再是由人来创作。人文关怀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1世纪文学及其文学研究只要坚持批判、拯救，并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大方向就不会错。这可能是文学还之所以为人们热爱而未能被终结抛弃的原因。
注释
①②参见陈新年:《消费经济转型与消费政策——关于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思考》、《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83期。
③见李康化:《文化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载《文化蓝皮书/200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江蓝声、谢绳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参见贺剑锋、刘炼:《我国图书买方市场的特征及对策研究》，《出版科学》2001年第4期。
⑤彭亚非文、费勇文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⑥［英］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4页。
⑦［英］特里·洛威尔《文化生产》，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同⑥，第128页。⑧周际华《家荫堂汇存从政录》。
⑨参见《南方日报》2004年9月12日第7版。
⑩［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哎. 打了那么久手都打累了 英文部分的写不上了，你去百度在线翻译就可以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
本雅明的和
不是同一本书
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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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改描述、封面图片
作者: 本雅明
译者: 王才勇
副标题: 摄影小史
ISBN: 9787214038869
页数: 157
定价: 18.00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6-7
8.3
(493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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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的友邻推荐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摘要: 摄影小史 / 本雅明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
简介 · · · · · ·
20世纪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中充分注意到摄影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的《摄影小史》（1931）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堪称摄影、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是当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之作。
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阿多诺、霍克海姆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工业所持的坚决批判立场不同，本雅明的思想中对于技术对艺术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充满了悖论。他对艺术复制和文化工业的一些辩护性观点和看法也使得他得以特立独行于法兰克福。在《摄影小史》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着重分析了摄影的出现对现代文明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艺术活动的革命性颠覆。他认为以摄影（包括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手段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艺术的认知方式，并预言机械复制的手段将最终消解古典艺术的崇高地位，... (展开全部) 20世纪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中充分注意到摄影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的《摄影小史》（1931）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堪称摄影、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是当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之作。
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阿多诺、霍克海姆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工业所持的坚决批判立场不同，本雅明的思想中对于技术对艺术领域的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充满了悖论。他对艺术复制和文化工业的一些辩护性观点和看法也使得他得以特立独行于法兰克福。在《摄影小史》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着重分析了摄影的出现对现代文明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艺术活动的革命性颠覆。他认为以摄影（包括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手段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艺术的认知方式，并预言机械复制的手段将最终消解古典艺术的崇高地位，艺术的权利将从“专业人士”手中解放出来，成为普通公众的一般权利。本雅明在这两本著作中提出的有关“震惊体验”、“韵味的消散”、“复制/创造”等概念和观点对现代摄影理论和文化理论影响深远。
江苏人民出版社此次将本雅明的这两本经典著作重新集结出版，并配以精心挑选的插图近百幅，译者王才勇先生的译本更是从德文原著而来，本书的精彩与经典无可怀疑。
作者简介 · · · · · ·
本雅明（1892—1940），犹太人。他是20世纪罕见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是“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的一生是一部颠沛流离的戏剧，他的卡夫卡式的细腻、敏感、脆弱不是让他安静地躲在一个固定的夜晚，而是驱使他流落整个欧洲去体验震惊；本雅明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本雅明的写作就永远徘徊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大众和神学之间，这种写作因此就获得了某种暧昧的伦理学态度。暧昧正是本雅明的特性之一，他的身份，他的职业，他的主题，他的著述，他的信仰，他的空间，他的只言片语，都是不确定的，都是难以分类的。真正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辩证融会，正是这种融会，留给了20世纪一个巨大背影和一个思考空间。
1940年，本雅明在西班牙边境小镇自杀，这个小镇也是三年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后，历尽艰险，从此处脱身去法国的地点。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怎么样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编后记 范达明 瓦尔特61本雅明的美学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并不长（包括其第一稿与第二稿全部原文，译成中文约5万多字），但是这一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批判美学与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过去却一直没有被完整全面地介绍到国内来。经过译者、校审者与出版者的努力，在本雅明诞生100周年（1892.7.15—1992.7.15）之际，我们将这本著作完整原貌的中文译本呈现到了读者面前，相信会得到学术界、出版界与有关方面的欢迎，也作为对这位当年在法西斯主义迫害下英年殒命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百年诞辰的纪念。 有关本书编辑事项说明如下： （1）本书正文是译者据联邦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卡姆出版社1980年德文版《本雅明全集》第1卷第431至508页的原文译出。书中加注的原著边码（外加方括号），指的就是这一版本的页码。 （2）本书中文书名遵从了译者原译，也是当今一般的通行译法。但德文technischen一词原含有“机械技术的”之意，一般就作“技术的”之解，故这一书名也有译作《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61外国文学61I 》第134页）。考虑到中文“技术”一词亦可以指“手工技术”，而艺术作品制作借助“手工技术”与“机械技术”之区别，恰恰是本雅明划分审美与后审美这两个不同艺术时代的基本出发点；为了免于概念上的混淆，编者也是倾向于译作“机械”的，尽管“机械”这个词同“复制”这个词一样，作为冠于“艺术作品”前的修饰词，因其同艺术的传统观念如此格格不入，自然极易伤害到人们对艺术作品价值意义原先的美好理解。问题是：本雅明本来就是以其这本著作来宣告传统艺术那种审美创造方式与鉴赏接受方式的终结，从而为工业社会新艺术时代的开始唱赞曲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不在于愿不愿意让艺术作品用到这些词，而是要看一看，用了这些词的书名（作为论点）与书中的实际阐释（作为论据）之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两厢符合的贴切性。 （3）本书正文第一稿每一节的标题，德文版原著只见于全集卷内该篇篇首目次中（第二稿则无节标）；为方便读者对每一节大意的把握，我们在第一稿正文中把节标也一并排出，再加了六角括号。以示原版正文并未见排出的情况。 （4）正文中夹排的楷体字，系德文原版本正文中用斜体字母排出的部分。 （5）本书注释，除注明由译者（或编者）加注的（为注序数码加圈的脚注）外，均为译自德文版的原注。其中正文第二稿的原注有的字数极多，我们保留了其注序连续编码的方式（采用不加圈的粗体数字来标识），但一律移至全稿之后变脚注为文末注，以利版式编排。 （6）书前的作者像，系由译者提供。 本书在编审过程中，得到译者和杭州大学德汉翻译中心朱更生先生、杭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部朱丽云副教授、杭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王玲女士以及王才华等同志、友人及所属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感谢：对书中存在的不足与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1992年5月 2007年9月13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附录：国内从德文原著译出的首个中文版本及其“编后记” 纪念W. 本雅明诞辰100周年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王才勇译，朱更生译校；责任编辑范达明 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以“纪念W. 本雅明诞辰100周年（1892.7.15—1992.7.15）”名义出版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是国内直接从德文原著译出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国内编辑出版瓦尔特61本雅明中文版译著的滥觞。王才勇译，朱更生译校；责任编辑为范达明；终审为黄小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时任该社社长者为储军。 本书在2002年5月23日被《中国图书商报》之“书评周刊”评定为1992至2002年中国引进版“10年100种书”之“艺术十种书”之一（第29版）；评论家朱其先生在同日的该报本专号（第37版）对该书撰写了“专家评语”。有关这个版本的一些重要信息，在笔者所撰的这篇“编后记”中有所披露；遗憾的是，在后来的诸多几乎是出滥了的来自这一原著的同名或不同名中文译本（包括以“王才勇译”的名义出版的全本与选本）都不再有该“编后记”的转载或类似于其中内容的说明。今年是W. 本雅明诞辰115周年，这一浙摄版图书版本的出版也已有14多年，作为该书出版的策划人与责任编辑，特将我为该书写的“编后记”录入电脑，放到网络——互联网（WWW）这个作为“机械复制时代”之后的“信息复制时代”的最重要的伟大成果或者是“艺术作品”的传播媒体上来，与广大网友一同来对本雅明、对他的这一著作及他的其他著作给以关注与纪念。 范达明2007年9月13日录入电脑时附注
议芥川龙之介的美学困惑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
议芥川龙之介的美学困惑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
论文关键词：《秋山图》 本雅明 光韵
论文摘要：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秋山图》实际上是他的诗学理念的一种形象的折射，本文运用本雅明的“光韵”理论来解读芥川龙之介对淡然恬静、崇尚自然的古典艺术的留恋与向往，对20世纪初日本艺术现代化造成的艺术日益“工艺化”的不满与困惑。
1927年，35岁的芥川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了生命的流程。芥川龙之介的英年早逝与他对当时日本变革的失望是分不开的。其实，早在1920年，芥川龙之介在他的短篇小说《秋山图》中就流露出对古典艺术美在现代日本社会日渐衰竭的忧虑与困惑。无独有偶，芥川所遭遇的艺术困惑同样被一位西方学者所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所不同的，在芥川为古典艺术在当今社会“光韵”不再而痛苦时，本雅明却为艺术领域里的新技术革命高唱赞歌。
一、艺术品的原真性
《秋山图》通过清初著名画家王罩(字石谷，号耕烟外史)对 恽 格(字寿平，号南田)叙述的画坛的一桩神奇事件铺叙展开。据王石谷言，昔时王时敏(字逊子、号烟客)怀揣董其昌手书至润州张府观看“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的传世名画《秋山图》，顿时感动于画面幽寂空灵的气韵风骨，几番请求张氏出让《秋山图》，均遭拒绝。50年后，王石谷有幸于王氏豪宅一睹《秋山图》之神韵，可是，眼前之画与王时敏描绘的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兴冲冲赶来再次欣赏此画的王时敏也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为幻觉。《秋山图》取材于今冈寿编《东洋画论集成》上卷收录的 恽 格《记《秋山图)始末》，原文附在 恽 格的画论《瓯香馆画跋》之后。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认为《秋山图》表达了芥川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
吉田的观点说明了《秋山图》在芥川的艺术思想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更具体地说，《秋山图》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芥川龙之介对日本现代转型所感到的困惑与矛盾心态，其最突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对作品原真性也即本雅明称之为“光韵”的东西的留恋。
恽 格原作《记(秋山图)始末》结尾暗示王府的《秋山图》是 赝 品，因此烟客翁观画时的态度在情理之中，但是芥川龙之介在他的故事中却对画的真伪未置可否。作为清代画坛“四王”之首的王石谷，以他的眼力，对于黄一峰作品的真伪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况且他从笔法、设色与用墨这些技术手法上均看不出破绽，认为“显然无疑是真品”，那么眼前的《秋山图》大概会是真品了。而且，后来几位观赏者，均是当时的书画界大家，特别是师从黄一峰的王时敏，更是对大痴的笔法了然于胸。他竟然也是对画犹豫不决，难以定论，可见，芥川在这里似乎在强调《秋山图》与真品无异了。但是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既然为同一作品，为什么这些大师们都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这种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本雅明所谓的“光韵”理论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本雅明认为对艺术品的改造虽然不大会威胁艺术的组成部分，但对艺术品的改造在任何情况下都使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丧失了。艺术作品在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王时敏是在五十年后再次见到画作的，如果是原作，他肯定会一眼认出，但是他却是“满腹狐疑，不禁怀疑起50年前的经历是否是幻觉。”实际上，芥川在这里已经对作品的“原真性”提出了质疑。他在王石谷产生疑问的时候写道：“可是这《秋山图》，和烟客翁曾在张氏家所见那幅，确不是同一黄一峰的手笔。比之那幅，这恐怕是比较下品的黄一峰了。”从“不是同一手笔”得出“较下一品”的结论，可见艺术品的原真性关系到作品的真正价值。这是似乎是在暗示五十年后的《秋山图》并非原作，而是一幅逼真的复制品。尽管这样的复制品逼真得连王石谷、王时敏等这样的大师都不能在技术上找出破绽，但是他们的艺术直觉，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对“光韵”的把握，却产生了怀疑。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对作品中的原真性是这样论述的：
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但唯有基于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构成了，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演替使艺术品在其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也包含了艺术品可能由所处的不同占有关系而带来的变化。
本雅明强调传统艺术品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原真性，而这种原真性正是现代艺术所抛弃的东西。芥川对日本文学“去光韵”的现代化转向持深深的抵触情绪，因此，在《秋山图》中他把艺术作品的原真性放到了艺术欣赏的首位。
二、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
本雅明认为艺术品机械复制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功能与价值不同。艺术品不再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的基础之上。这两种功能的差异被本雅明描述为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膜拜价值要求人们隐匿艺术品，但是由于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艺术品逐渐从对宗教礼仪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其可展示性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同时，艺术接受也从凝神观照(concentration)的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distraction)。
同样，在《秋山图》中，芥川通过生动的描述对比了艺术品的宗教礼仪与政治功能的差异。《秋山图》篇幅只有四千来字，芥川不惜笔墨、刻意求工之处正在于画作《秋山图》五十年前后不同的境遇。首先是画作存放地点的区别。五十年前，烟客翁拜访的张家是一个偏僻荒凉之所：“虽然屋院很大，却显得一片荒凉。墙上爬满了藤蔓，院子里长着长草，成群的鸡鸭，见到客来表示好奇的神气。”鸡鸭对来客都显出好奇神气，可见张家访客实在稀少。张氏将画悬挂于厅堂之上，而且是“光秃秃的墙上”只挂着一幅画，可见画作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之高，而且主人“每次看这画，都觉得像睁眼做梦一样。”画作的礼仪功能在张氏那里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而五十年后的王氏家，却是“贵戚之家”与张家的荒凉相反，后者庭院中是“牡丹花在玉栏边盛放”的繁荣景象。前面张氏之孙将画献于王氏时，王氏还“献出家中歌姬，奏乐设筵，举行盛大宴会，以千金为礼。”对于王氏来说，画作成了展示与炫耀的资本。
其次是画作的主人对作品的接受态度不同。五十年前，王烟客第一次见到《秋山图》，其主人介绍自己对画作的评价时，“像少女似的羞红了脸，然后淡淡一笑，怯生生地看着墙上的画说：“实际上，我每次看这画时，总觉得好像在睁眼做梦。不错，《秋山图》是美的，但这个美，是否只有我觉得美呢?让别人看时，也许认为只是一张平常的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怀疑。这也许是我的迷惑，也许在世上所有的画中，这幅画是太美了，其中必有一个原因。反正我就一直那么感觉，今天听了您的称赏，我才安心了。”在面对《秋山图》时，主人竟然像一个“害羞的少女”，观 画时也是“怯生生”的，还总是担心自己对画的推崇得不到别人的认同，体现了他对画作的珍惜与膜拜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正是本雅明所说的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式接受方式。但是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重视的却是画作的展示价值的消遣方式。画作在他那里只是一种政治功能的展示。他平时并不是将画挂出来，而是只在有客人时才拿出来炫耀一番。他关心的不是画作的美，而是展示画获得的荣耀与自我满足。画在他消遣与满足虚荣的过程中已经被工具化了。本雅明描述的两种对立的艺术接受态度正好与芥川小说异曲同工：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他进入到这幅作品中，就像传说中一位中国画家在注视自己的杰作一样；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
三、永恒价值：芥川的困惑
本雅明认为古希腊的品，由于不能进行技术复制，因此被要求有永恒性。希腊人从他们的技术状况出发，在艺术中创造了永恒价值。而雕塑则是站在艺术峰巅上的最不可修正的艺术，因此在艺术品的可装配时代，雕塑艺术的衰亡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画的不可修正性与雕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在技术复制时代，中国画遭遇与希腊雕塑相同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样，芥川在《秋山图》中所隐喻的实际上正是对古典艺术在现代命运的思考。《秋山图》在故事中象征的是以中国画为代表的古典艺术，而画作后来的主人王氏则代表了现代社会艺术消费的大众。芥川通过比较《秋山图》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遭遇，意识到了古典艺术在现代社会势微的现实，同时他心里却始终留恋古典艺术的那一方净土所以只能无奈地发出“那幅奇妙和《秋山图》不是留在心里么?即使没有《秋山图》，又有何遗憾呢?”这样的悲叹。这既是芥川对当时日本一味地转向西方，导致传统古典艺术逐渐走向没落而发出的叹息，也是他自己对古典艺术心怀不灭理想的流露。
其实，芥川在艺术理想上的困惑与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不无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日本文化与艺术界也争相投入西方的怀抱，完全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着西欧，当时风行西方的自然主义对日本影响尤为深远，传统文学被贬抑到底层。芥川虽然是学习英国文学出身，但是自小就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始终难以接受日本在文学上的“脱亚入欧”。1920年，已成为文坛中心存在的芥川自号“寿陵余子”，同年3月31目在给友人的信中芥川称：“寿陵余子之号取自韩非子，愿意寿陵余子学邯郸之步未成，却忘记寿陵之步，只得匍匐而归。我本人学西洋未成忘掉东洋，恰似寿陵余子。”“寿陵余予”之号揭示出作家抛却肤浅的西洋文化而回归东方文化的强烈的意念。在另一部小说《沼泽地》中，芥川清楚地反映了他对于艺术的心声：
我十分郑重地凝视着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燥与不安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芥川对于画的赞赏，正是来源于对不能自由地作画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的同情。对于艺术的理想，芥川自己又何尝不是遭受着“焦燥与不安”的折磨呢?《地狱变》中的画师良秀为艺术而牺牲了女儿与自己的性命那样残酷的故事，也只有在艺术上备受煎熬的芥川才能创作出来。
芥川龙之介1921年3月到7月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出版了《中国游记》。在这本游记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山水人物介绍，而是处处流露出对落后与丑陋中国的悲观失望之情。在将汉学视为日本传统文学之根的芥川眼里，中国是其艺术理想的归宿，但是眼前的中国却与自己想象中的中国大相径庭，因此他在游记中抒发的失望之情实际上正是对自己理想中的古典艺术天堂遭到破坏发出的悲叹。古典艺术在日益西化日本被淹没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在其发源地中国更由于战乱与落后一 蹶 不振。于是在游览苏州时芥川这样写道：“文庙是明治七年重建的，据说为宋名臣范仲淹所创立，是江南第一个文庙。这庙的荒芜不正是中国荒芜的象征吗?但对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荒芜，才生出怀古的诗兴来。”中国画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个体现，当芥川发出“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这样的感慨时，也是他自己的艺术理想遭遇挫折之时。当艺术理想与现实难以调和之时，他像画师良秀一样选择的艺术，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
当艺术遭遇现代化的进程时，本雅明的崇尚的是现代技术，而芥川龙之介崇尚的却是古典艺术的“光韵”。这种分歧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有解决，即使在把文学艺术看成是商品的当代西马学者伊格尔顿那里，他也没有忽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表现的一面，并反对使艺术生产理论蜕变为“工艺主义”。芥川在《秋山图》所表达的美学困惑，同样可以应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这一命题。那么芥川龙之介的《秋山图》所具有的当下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解释芥川的美学思想，它同样能为我们当今社会文学艺术越来越“工艺化”的现实提供某种反思意义。
注释：
[1]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2》，樱枫社，1981年。
[2]瓦尔特·本雅明《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1页。
[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陈生保，张青平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5]详细论述见陆晓光 《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关于马克思一个命题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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