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平的代表作品

王亚平的代表作品，三个月后的中国空间站是不是无人飞行状态？

“古有千里鲲鹏逍遥游，今看九霄天和展翅飞。”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航天取得长足发展，开启航天新篇章！随着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神舟十二号载入飞船发射成功，中国空间站迎来了第一批“居民”。神舟十二号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18时48分，三名中国航天员进入空间站核心舱，分别是：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其中聂海胜担任指令长。他们将进行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工作，开展舱外维修维护、设备更换、科学应用载荷等一系列操作工作。

从1999年神州一号飞船开始到神舟十二号载入飞船，我国共有十二个航天员上天，男航天员10位，女航天员2位，分别是：

神舟五号 ：杨利伟；

神舟六号 ：费俊龙、聂海胜；

神7周七号：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

神舟九号： 景海鹏(二度登天)、刘旺、刘洋(中国首位女航天员)；

神舟十号： 聂海胜(二度登天)、张晓刚、王亚平（女宇航员）；

神舟十一号：景海鹏（三度登天） 、陈冬；

神舟十二号：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有人问：“宇航员完成任务后，三个月后的中国空间站是不是无人飞行状态？”答案是肯定不会无人飞行，而且会继续有其他航天员“入住”，将来中国空间站可能还会出现外国宇航员身影。

中国空间站将在2022年建成，服役期10年， 也就是2032年左右“退役”，但是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延长中国空间站的使用寿命。就行国际空间站一样，预计2024年“弃用”，但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国际空间站使用时间，最晚可能推迟到2027—2028年退役，但是由于陨石撞击，导致国际空间站“散架带病”，是否能坚持到2024年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市场需求，导致我国空间站成了“抢手货”，先后有17个国家成为了与我国合作的第一批成员，其中包括：即瑞士、波兰、德国、意大利、挪威、法国、西班牙、荷兰、印度、俄罗斯、比利时、肯尼亚、日本、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秘鲁。而单单世界“第一大国”美国被排除在外，耐人寻味。也正是因为2024年后中国空间站成为全世界唯一在轨运行的空间站。加上中国空间站的“黄金十年”时间，必然其它国家都不同意中国空间站无人飞行状态，耽误大家的科研工作（当然这个我们国家说了算）。

而我国更是如此，自从第一批“住户”入住空间站，就没有想让他闲下来。用“野心勃勃”来形容中国航天事业一点都不为过。比如今年9月和10月，预计我国还将分别实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任务。接着中国航天将在一段时间内展开“11连射”（包括天舟三号和神州十三号载入飞船发射），其中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于2022年前后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的任务目标。

而其中，在空间站的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两年内安排4次载人飞行任务，每次飞行乘组是3名航天员，他们将执行空间站技术验证、建造以及科学实验的任务，乘组的驻留时间根据任务安排，长期在轨将达到3至6个月。在空间站的常态化运行中，3名航天员作为一个乘组长期飞行，乘组定期轮换。轮换期间，最多可有6名航天员同时在空间站工作，完成交接后，前一个乘组乘坐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三个月后，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人将乘坐神舟十二号飞船返回地球，最有可能由备份航天员为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人接替他们的工作，后续几次载入飞船任务即使如此。

为了保证神舟十二飞船的顺利飞行，这次的飞行乘组是16选3，虽然只选出3名航天员，但为保万无一失，16名航天员全员参与了科学系统的强化训练。因此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剩下的13名航天员在未来都有机会登上中国空间站。因此我们的空间站不可能出现无人值守现象。

对于中国空间站“住户”也是绝对安全的。我国采用的是发射一发、备份一发的模式，后续在整个空间站运营阶段都是采用了一主一备份的滚动模式，要具备8.5天和16天的应急发射能力。根据空间站应急救援任务具体需求，长二F火箭能够快速发射飞船将航天员安全接回，保证他们的人身绝对安全，这是祖国强大的表现。

因此，中国空间站前几年可能以中国航天员为主，过两年后估计中国空间站还出现外国航天员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而中国载人航天愿与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载人航天始终按照“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愿意与世界上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的这种豁达的胸襟，是某些国家无法比拟的。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原创作品，谢谢阅读。

你心目中最完美的女性是谁？

最完美的女人，我认为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一一王昭君。

在悠久的中华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千古流传的故事，使人铭记于心、颂扬于世。

昭君出塞，让人想像着她的美丽和坚毅：雪花飘飞下，她伫立于边关之上，眼望漠北那边，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此去之路漫漫，困难重重。回视关中大地，这里沃土万里，市井繁荣，富庶民丰，这里有她的故土，有她的亲人，有她难以割舍的乡情。在她美丽俏俊的容颜上，那坚毅的目光中透出许多的不舍，然而，她义无反顾，因为她肩负着和亲的重任，为了民族的团结，为了边关无战事，她在猎猎旌旗、声声驼玲下，消失在草原深处，化作了洁白哈达，融成了天上的祥云。这样美的形象又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如一座白玉的雕像长驻在辽阔的草原之上。

王昭君，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54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归附，曾三次进长安朝觐天子，并向汉元帝自请为婿，元帝遂选宫女王昭君，把她封为公主后许配给他，王昭君嫁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即为王后，象征她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昭君远嫁异域，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她仁慈善良，知书达礼，和当地人民相处得非常融合，并把中原文化传授给他们，匈奴人民非常敬重她、热爱她。她去世后，为了纪念她，给她修建了坟墓，并奉为神仙，时时焚香祭拜。

王昭君，就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女人，在中国历史上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我们透过历史风云，分明可以看到一个绝世美人，站立在黄尘滚滚之下，她望着南飞的孤鸿、遍地的牛羊、连天的青草，百感交集，她情难自禁，手抱琵琶，弹唱一首《出塞曲》，那哀怨动听的曲音混杂着浓浓的多愁，而天边的大雁望着这绝世惊艳的女子，也触动了它们的归乡之念，纷纷扑落于平沙之上，演绎了“平沙落雁”之绝唱。

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由于民族利益之争，战祸不断，老百姓遭受了颠沛流离之苦。北方的匈奴是我国的游牧民族，强悍好斗，经常骚扰中原，劫掠抢夺，给边境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为了民族的团结，边关百姓安居乐业，王昭君以一个弱女子之身远嫁异域，息战火于和亲，行教化于百姓，其人其品足可以功昭日月，世人敬仰，此等女子，实为我们心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

什么样的照片最能触动你的心灵？

尤其当妈后，看到这些照片心里更难受

连温饱都不能解决，但是要读书

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没有教室也要念书

虽然贫困，但乐观向上

没钱上学，那就旁听

坐在地上吃饭的儿童

用河水洗脸

背柴的老人

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不能解决温饱的地区，先富带后富还得加快速度。

大家认为最红的明星是谁？

河南的明星真不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赵立新

赵立新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俄罗斯全苏国立电影大学，赵立新精通英语、俄语、瑞典语、法语、意大利语，曾经在瑞典国家话剧院担任导演和演员。

赵立新主演过《九河入海》、《芈月传》、《于无声处》、《永不消逝的电波》、《射雕英雄传》等影视剧。

在综艺节目《见字如面》和《声临其境》中，赵立新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台词功底和极其高超的外语水平，令观众叹为观止。

2.释小龙

释小龙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5岁时就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笑林小子》，他出演过《少年包青天》、《乌龙闯情关》、《少年黄飞鸿》、《薛仁贵传奇》、《包三姑外传》、《无敌铁桥三》、《惊天岳雷》、《武动乾坤》等影视剧。

3.李光洁

李光洁出生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因在热播剧《林海雪原》中饰演传奇英雄杨子荣而被广大观众熟知。

李光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主演过《走向共和》、《特殊使命》、《山楂树之恋》、《杜拉拉升职记》、《使徒行者》、《和平饭店》等影视剧。

4.岳云鹏

岳云鹏，昵称“小岳岳”，出生在河南濮阳，他是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与孙越、朱云峰、闫云达并称“德云四少”。

岳云鹏在相声、小品、影视剧表演方面都有很不错的成绩，参加过央视春晚，加盟多档喜剧节目，为观众带去欢声笑语，深受观众喜爱。

除了舞台表演，岳云鹏还参演了《煎饼侠》、《先生，你哪位》、《大闹天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欢乐喜剧人》、《鼠胆英雄》等影视剧。

5.岳跃利

岳跃利曾经出演过很多的琼瑶剧，一些观众以为他是台湾演员，实际上，他就是地地道道的河南平顶山人。

岳跃利主演过一系列琼瑶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如：《青青河边草》、《新月格格》、《婉君》《雪珂》、《梅花烙》 、《苍天有泪》等，此外还参演了《新龙门客栈》、《神雕侠侣》、《笑傲江湖》、《武林外史》等影视剧。

6.丁岚

丁岚出生在中国河南郑州，她在电影《少林寺》中饰演女主角牧羊女白无暇，让无数观众记忆深刻。

丁岚还出演了《少林俗家弟子》、《少林小子》、《侠女十三妹》、《桃花扇喋血记》等电影，丁岚还在电影版《红楼梦》中饰演贾惜春。

7.关牧村

关牧村出生在河南新乡，是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她演唱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电视剧《蹉跎岁月》主题歌《一支难忘的歌》曾经风靡一时，家喻户晓。

8.王晓棠

王晓棠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中国电影界有句话：“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

王晓棠主演了《边寨烽火》、《海鹰》、《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晓棠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她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奖等殊荣。

老师是名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传媒师生类话题】

谢邀。名师一般出于名校，名校大多依仗名师。我专门追问过家严和家慈师生恋老夫少妻的故事，那当然是悲剧，越是名校名师，越是悲喜交织，其影响绝不止会伤害到一两代人⋯⋯

李兰颂：《延安文艺录：文学数字谜[031]》

一 我的悲哀在于我的一家，原因是我的一家竟没有在一个饭桌上吃过一顿饭，这一现象在一般家庭里绝对是不常见的；然而，这又绝对不是源于战争或饥荒，只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直接导致我的一家从来就没有团圆过。我的一家的形成，的确又是来自应该富有文学色彩的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家父李又然选择过大学校长、文艺院团领导、驻国外特派记者或出使文化参赞等，去了、干了，终于当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唯一的专任教员。

1951年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家父李又然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党委委员、携中央文学研究所部分学员在广西邕江土改；此时即将在辅仁大学毕业的家母刘蕊华赴江西景德镇土改。1953年年底、1954年年初，从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的家母刘蕊华与家父李又然订婚并结婚，收到的贺礼现今可查的有：李可染所赠、齐白石所刻“又然”“蕊华”篆印一对，萧军所赠、卣丁所刻“李印又然”“刘蕊华”篆印一对，吴介民所赠刻有微雕象牙笔一对。

家母刘蕊华，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是家父李又然的学生，是经支部书记马烽代表组织开介绍信登记结婚的，是《文艺学习》期刊的编辑⋯⋯我的一家的形成，也与中央文学研究所自然密切相关、当然密不可分。父母生我们姐弟三个——姐1954年生，我1955年生，弟1957年生。1955年第2期《文艺学习》刊登过刘蕊华文章《1955年度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是谁?》答复惠特曼、席勒、安徒生等六位被列为世界人民要纪念的文化名人。

正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家父李又然开始保别人。他写信给中央最高领导人本人或秘书，请求宁可在监狱里用梁宗岱，也不要动用极刑；他在支部会上公开为已经被列为运动斗争对象的人担保，说自己死也不信鲁藜是胡风或反革命分子。如此不顾个人安危保别人的人，必将付出搭进身家性命的代价；整人的人几次整你，你都翻身，整你找理由还找不着，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整人的人又大肆整人，挨整的人惨遭灭顶之灾。

二1954年8月20日，家父李又然填写中央宣传部干部履历表，写到个人小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9年3月到北京；7月南下；9月奉调返京，参加国际工作；年底进医院。在医院和疗养院一直住到1950年10月，同年11月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当教员，至今仍任原职。1952年，和大（世界和平理事大会）通过中央文化部来调，叫到布拉格去工作，因当时在广西参加土改，未得通知，没有去。

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胡昭在《痛失宗师——对艾青先生的点滴忆念》（本文节选自《吉林日报》1996年，收入《胡昭文集·散文随笔选》2001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文中披露：

我最早知道艾青，是1947年。当时就读吉北联中，校长老师李又然（当时化名叫李则蓝）与艾青同为浙江人，最早在法国巴黎就结为战友情谊，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拿起笔做刀枪，向反动派斗争。又然师手里有艾青送他的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长诗《向太阳》《雪里钻》等等。那时我是个饥渴的少年，接连吞下这许多珍馐美味，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化。

又然师慢悠悠地给我讲艾青身世和二人的交情。二人相识于塞纳河畔，投身于黄浦江边的殊死斗争，抗战爆发先长江、后黄河，以至于住进陕北窑洞，战斗在延河之滨，共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然师从延安行军到东北，艾青从延安行军到华北，他们举办学校、筹建文联、主编报刊、参加土改，胜利会师于北平，参加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壮举。

又然师南下至汉口奉调返回北京，先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待命，后调至中央文学研究所主持外国文学教研室，艾青每有新书赠他，他都寄给我读。我从吉林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又然师带我去拜望艾青，我在课堂上听艾青谈诗⋯⋯

在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李又然、艾青都是团党委委员，住在团部老口镇，我们每到团部开会都可见到二位师长，三个人常常在小镇上走走，或在他们住处的院落里坐坐。

据毛宪文、贺朗著文《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第35卷第1期）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全部学员25名，他们是：

来自北京大学的有毛宪文、谭之仁（白榕）、白婉清、王有钦（贺朗）、许显卿、张保贞、曹道衡、李仲旺、宋淑兰；来自辅仁大学的有龙世辉、王树榘、王鸿谟、邸金俊、刘蕊华、王文迎；来自清华大学的有周永珍；来自复旦大学的有张泰芳、杨文娟、张兴渠；此外还有青年作家玛拉沁夫、刘真、左介贻、张凤珠、钱峰、颜振奋。

以上名单，一位不拉，整整25大员。不是因为回忆的人记忆力强，而是情感重，责任心更重。如此完全的同学名单，仅在鲁迅文学院也很罕见。即使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我见过毛宪文，他刚从一所中学回到恢复后的文讲所，出差到哈尔滨，专门到家里看望我母亲；也见过周永珍，是在她的工作单位考古所的大门口；还在虎坊桥宿舍楼采访舒群的同时，顺便见过也在同一座楼里住的玛拉沁夫⋯⋯

至于老师，按延安例，称作教员，不叫教授。有据可查说这话最权威、最准确的有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康濯，一个是马烽。他们作为当时的所领导把本所教员、辅导员和外请专题讲座的作家、专家，分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

三康濯：《情忆开国之初》 记得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1950年初夏，好几种花正开得争鲜斗丽，丁玲同志约了田间、马烽、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和我，在那里喝茶。风软花香，光摇柳摆。想起来真乃一派舒畅、轻柔的诱人景色。然而，当时我们几个刚从十来年农村游击战的解放区进城不久的年青一伙，还远没脱去“土包子”气，对园景、轩情与花颜、茶味都还不熟不懂，无反应无兴趣。只有几碟点心在不断塞进嘴里去，同时边吃边说。

“生活还有，也能写，可就是写不好，提不高。”我说，“解放区一批文学青年，营养不良，先天不足，非得有个环境好好读读书不可。”

田间谈起了陈登科。他写的《活人塘》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老赵看了好几遍，又求我们几个编委一定要再看一看。田间看了，说好，又说还不成文。错别字太多，赵树理给改了；有些用自造的符号代替的字，老赵也猜出了几个，可还有一些没猜出。赵树理要我看，我得知情况后坚决拒绝，但搁不住他的缠磨求告，留下了稿子。等看下去以后，有时真高兴，写得太妙了，那么强烈、动人；可有时又气得不行，稿中经常出现一个“馬”，像馬字却又没有下面四点儿，这是个啥字？看着看着，多次从上下文反复猜度，感到应是个“趴”字。后来发稿前请陈登科来京修改时一问，他说：“是‘趴’字呀！马没了四条腿，不就趴下哪！”

丁玲同志笑了，她已找陈登科谈过，人家也急盼着学习。她还讲起刚刚出版《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小说应该说很不错，但也是文化不高。这样的青年作家还多，大家又举了好几个。

这一类的谈话不只一次，在作协，在丁玲同志家，在北海。也找过茅公——当时的文化部长，我们惯称沈部长；找过周扬同志以及文艺、文教、宣传各方面许多同志。有人说：“你们是要丁玲同志领头，办个翰林院！”可我们哪能比翰林院！也不想去比！丁玲同志只不过深感于民意，想领着我们办个帮助、培养青年作家进修的场所。

此种意图很快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丁玲同志的报告获得批准，决定成立直属文化部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丁玲为所长，张天翼为副所长，田间和我任正、副秘书长，我讲明了是边工作边学习。1950年夏天开始正式筹备，11月学员入学，进展之快是今天难以想像的。这就是后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今天可已是鲁迅文学院了。

招生对象首先由各地推荐，关键是看作品。丁玲同志概括各方面的意见说：

“总得有陈登科、徐光耀，也不能个个都像他们。不过总也得是开始有点成就的，或是有几篇作品还可以，至少要在写作上确实有前途，有希望。”

我们又和丁玲同志一起，找青年作家，找领导和专家，研究学习方针和计划。找茅盾、周扬，找叶圣陶、郑振铎、胡风、黄药眠、杨晦，找老作家们。

于是请讲课老师。有些是丁玲同志亲自去请。郑振铎、李何林同志分别系统地讲古代、现代文学史，游国恩、余冠英同志讲古典文学，胡风、杨晦同志讲文艺论，曹靖华、冯至同志讲外国文学。丁玲同志还亲自请胡绳同志讲哲学，黄药眠同志讲美学。茅盾、周扬、冯雪峰同志也都去讲过课。许多课不仅我们听，丁玲同志也来听。有次马烽提议说：还应该多讲点艺术。丁玲同志采纳了这个意见。她对所有讲课的老师都提出过：“请多谈艺术，多作艺术分析，我们这些土包子学员很需要这个。”后来课堂上理论、知识和艺术规律确实融汇得比较好。艾青、王朝闻同志讲课，丁玲还特别请他们谈了些美术。请俞平伯同志讲《 红楼梦》，有时真把大家听得入迷。

本所的老师李又然同志讲白居易的诗，往往一步步把大家带到无言的意境，然后他在台上久久不语，大家在台下也好像给感染得不停地心头直颤。

那时我常去多福巷丁玲同志家里汇报工作，有一回丁玲同志和我说，“还是要多请些作家去讲创作。”于是我们又掂算，赵树理、刘白羽、杨朔已去讲过了，啊，还应该请柳青、周立波、高玉宝。

接着，陈学昭、雷加、碧野、逯斐这些同志也都到了讲习所，写作之余讲讲创作，搞搞辅导。

附记：摘自康濯：《人民文学》（1986年4月号·总第三一九期）。

四马烽：《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1950年冬天就挂出了，那时是初级阶段，只是搭起了个架子。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秘书长是田间，副秘书长是康濯。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文协只管业务；行政、党务工作属文化部。上级党委指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我当即向她说：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只要求当学员，认真学习几年。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级党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说：“你的意见，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你想专门学习，我想专门去搞创作。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她这样一说，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

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教学方针就确定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碧野、蔡其矫、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而主要课程，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

文研所是1951年2月间正式开课的。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重庆日报》，现在也来学习了，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虽然以前不认识，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讲授古代、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李何林；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余冠英；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冯至；讲授美学的是蔡仪、黄药眠；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专家如：俞平伯、胡风、冯雪峰、周立波、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

1953年夏天，第一期学员结业以后，基本上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调整。那时候北京各出版社、文艺刊物编辑部都缺年轻编辑，他们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这些单位的骨干。

附记：摘自《马烽文集》第七卷（大众文化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五有人著文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校址在鼓楼东大街103号，另外在鼓楼东大街156号和后海北官房27号有房产（主要是做学员的宿舍）。

从1950年开始的丁玲时期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管理），到1953年后的田间、公木时期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全国文协管理），前后经历7个年头，开设四期五班（第一期两个班），结业学员279人。经历1955年的“丁陈反党集团”事件和1957年“反右”运动，中央文学讲习所被迫终结。

直到1980年，重新恢复建制，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李清泉任所长，徐刚任副所长）。1985年改称“鲁迅文学院”（唐因任院长，1991年由刘白羽接任），终于实现与前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名称接轨的宿愿。但此时的“鲁迅文学院”，或者说中国作家协会，与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这段文字大致可以，再深究些则含糊了，该文明显有不认真、不讲究、不确定之处，即使引入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下面所附表格，是2000年鲁迅文学院庆祝建院50周年展览时制作，但中央文化部1954年1月的公文所示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并附有方印图案，特此说明。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的选拔方式和标准，在上一节的“草案”中已有详细说明。第一和第二期学员属于调干性质，有些学员同时兼工作人员，比如马烽、徐刚等同时兼任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老师。综合鲁迅文学院展览资料和学员回忆文章，前四期五班的学员情况如下：

1. 第一期第一班为研究员班，1950年10月入校，1953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烽、西戎、李若冰（沙驼铃）、唐达成、陈淼、古鉴兹、徐刚、陈登科、李纳、刘德怀、周雁如、司仃、张今慧、吴长荣、王雪波、高冠英、郭小兰、王慧敏、段杏锦、董伟、逯斐、葛文、胡正、王景山、王谷林、丁力、雷加、张学新、杨润身、徐光耀、朱靖华、胡昭等。

2. 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1952年9月入校，1953年8月结业。学员有：

曹道衡、马拉沁夫、毛宪文、刘真、张凤珠、龙世辉等。

3. 第二期1953年9月入校，1955年3月结业，学员有：

邓友梅、张志民、白刃、孙静轩、沙鸥、苗得雨、赵郁秀、胡海珠、刘真、王谷林、和谷岩、王有卿、刘超、沈季平、漠南等共43人。

另外还有24名是第一期转过来继续学习的。第二期实际上是67人。

4. 第三期是1956年上半年的短训班，学员有：

吉学沛、李学鳌、胡万春、流沙河、梁信、钟艺兵、任大霖、王剑青、胡景芳等60人，主要是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代表中挑选的。

5. 第四期文艺编辑班1956年10月入校，1957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德波、王平凡、王成刚、王占彪、李 昭、高歌今等99人。

总的来看，第一、第二两期学员的素质比较高。第一班成名作家比较多，主要来自老解放区和解放军的青年作家。第二班是从各大学选来的：曹道衡、毛宪文、白婉清、王有钦、许显卿等来自北京大学，龙世辉、王鸿谟来自辅仁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等高校的。

该文所谓“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共53人”误差太大。简单推算，第一班列32人，据我所知至少还缺张德裕1人，第二班列6人，至少还缺毛宪文、贺朗所列刘蕊华、周永珍等19人。那么，将第一班至少33人和第二班肯定25人相加，“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至少“共58人”。至于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人数则所列名单显然不够。

六据中国作家网统计并发布，自1951年1月8日正式开学以来，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专职教师、外聘教师的部分人员约计——

专职教师有：

丁玲、李又然、玛金、吴伯箫、张天翼、公木、田间、萧殷、阿红、杨晦、周立波、秦兆阳、陈学昭、康濯、马烽。（15人）

外聘教师有：

老舍、陈企霞、赵树理、艾青、邵荃麟、郭沫若、何其芳、游国恩、胡风、萧三、吕淑湘、光未然、茅盾、聂绀弩、李何林、吴组湘、周扬、冯雪峰、陈荒煤、夏衍、严文井、曹禺、谢冰心、周建人、李广田、郑振铎、余冠英、柳青、黄药眠、张庚、柯仲平、孙伏园、杨宪益、冯至、叶君健、卞之琳、方纪、杨朔。（38人）

以上，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之别，却未分出“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两个岗位，严肃对待起见，正本清源为好，这毕竟关系到课程的设置和讲课的质量。而《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文，不仅未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之别，却使用“主要授课老师”的提法，混沌吞枣一般，弄糊涂你拉倒：

鲁迅文学院提供的主要授课老师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名）：

阿红、艾青、卞之琳、冰心、蔡其矫、蔡仪、曹禺、曹靖华、陈荒煤、陈企霞、陈学昭、陈涌、陈占元、丁力、丁玲、杜秉正、方纪、冯雪峰、冯至、公木、光未然、郭沫若、何其芳、胡风、黄药眠、康 濯、柯仲平、老舍、李广田、李何林、李霁野、李劼人、李又然、刘白羽、柳青、庐隐、吕叔湘、吕荧、马烽、玛金、茅盾、聂绀弩、裴文中、彭慧、阮章竞、沙鸥、邵荃麟、孙伏园、孙家琇、孙维世、秦兆阳、田间、吴伯箫、吴兴华、吴组湘、夏衍、萧殷、萧三、严文井、杨晦、杨思仲、杨朔、杨宪益、叶君健、叶圣陶、游国恩、余冠英、俞平伯、张道真、张庚、张天翼、赵树理、郑振铎、钟敬文、周立波、周扬。（76人）

授课较多的老师是郑振铎、李何林。

在学员的回忆中，游国恩、李何林、李又然、丁玲、郑振铎、杨宪益、冯至、曹禺、孙家琇等老师的课较受欢迎。

七

中央文学研究所，所谓最高文艺党校，不叫教授叫教员，不叫研究生叫学员，学员也当教员、辅导员，也是作家，也当编辑；没有政务院暨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课程设置、考核标准、资格认证⋯⋯于是，人不一样，感受和收获也多有不同——

徐刚：《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布告：任命马烽为第一期第二班班主任，我和李方立为副主任。⋯⋯

丁玲交待我们，这个班的任务，主要是改造思想，要用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1953年初，我和李方立带领二班学员下乡下厂。我带龙世辉、张凤珠、李仲旺等九人到青岛国棉六厂。这是劳动模范郝建秀所在的纺织厂，纺织工业部已总结了郝建秀的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我们分别在各车间参加劳动，参加党、团、工会工作。

6月，我们返回文研所。以后，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所部叫我总结第二期第二班的工作，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

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讲到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他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香头儿捅我的鼻子。”用南宋女词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相联系，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起来嘛。

又有一次，玛拉沁夫拿着李又然选的两篇作为教材的作品，一篇是鲁藜致阿垅的诗《要区别开来》，一篇是匈牙利作家写的小说《可笑孰甚》，问我：“李老师选这两篇作品当教材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

二班同学议论李又然生活中的事，是可以理解的；教学中的问题则涉及到原则。我在总结工作时用正面的语言写到：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不要随意性太强。这个总结激怒了两三位教师。所不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总结的问题。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间揽过责任说：“这总结是我叫人印发的。”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最后说：“我们的水平都不高。”

过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丁玲说：“他有病，我们吃我们的。”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

附记：摘自于徐刚《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孙用翻译的以《春天的歌》为总题目的戈尔札克小说七篇，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按现代文学丛刊印行，计266页；不知道家父李又然当年选用的是否这个版本——七篇小说的各题目为：⑴可笑孰甚；⑵毫无趣味；⑶打倒清洁；⑷堂倌者人也；⑸职业；⑹春天的歌；⑺讲文法的一课。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就不把戈尔札克的小说《可笑孰甚》找出来，看看因为什么值得一读，读者愿意就找来读吧。

鲁藜的诗，现在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很适合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日后作为文学编辑阅读，从那时到目前，很少有如此肝胆的文艺批评，更何况是用诗来写的。马拉沁夫那时年龄小，不谙事理，不足为奇。徐刚作为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以“原则”要挟教员，显然不讲“原则”，不懂“原则”。其实有必要把鲁藜的这首批评诗、哲理诗找出来给读者看看，何谓坚持“原则”一目了然。

八一道革命、齐跻文坛、共同抗战、赢得解放的师友同事，新中国成立后可争执的教与学和名与利太多了，扣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及腐朽生活方式的帽子，是极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无须任何事实而以思想揣摩定罪，一定一个准儿。整人的人如此整人，挨整的人如此挨整。

文学界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教与学，名与利，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无论怎样表面不说、几番更名，也无法回避和掩饰实质，而其中每一个教员工作的态度和生活的细节，足够学员牢记一生，历经波澜的几十年后也多有回忆。

周永珍：《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先生悄然离开人间，倏忽已半年，他那模糊的身影，常晃动在眼前。

认识李又然先生，是在1952年。那年暑假，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天，上世界文学课，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他面庞清瘦，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他讲话态度和蔼，面容慈祥。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的时候，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不生气，还说：“好啊！应该有自己的见解，独立思考么！”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先生住在鼓楼，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除去上课，有的时候上晚自习，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请他讲述文学大师的名著和故事。还有的时候，我们湖岸散步、竞舟湖心，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或倚栏观看。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这并非有丝毫贬义。人们习惯说，严师如父，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

三个月的授课过去了，要求每个同学交一篇论文。我写了一篇什么，题目和内容全已忘记，但是记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奖。因为当时我想离开文学研究所，先生不加另眼，反给予鼓励，我深深敬仰先生的为人和修养。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先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此后一别二十年⋯⋯

1978年底，一位外地同学来找我，一见面便告诉我，李老师住在北京。我们决定一同前去看他，乘地铁在翠微路下车，进了一条巷子，曲折向北向西，来到一间面朝北的房子。门口是用木板搭盖的挡风阁子，两间简陋的小屋，可以避风雨。室内凌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房间正中放着一个装了烟筒的蜂窝煤火炉，先生贴近火炉而坐，两手拥抱火炉取暖。他只穿了一身破旧的蓝色棉衣裤，目光呆滞而无神。因多年不见，我们报了姓名，先生才嘴角微动，以笑作答。我们伫立良久，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先生说：“你们坐吧！”我环视四周，没地方可坐。还是那位同学搬来了一条木凳，才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问先生：“您好吗？”先生说：“好，还好。”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我顿感心酸。我们问到先生的近况，过去二十年的经过，先生回答极简单，也毫无怨言。我们谈到先生过去的妻子，因为彼此都是熟识的。先生说：“是我对不起她！”先生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不会交绝而出恶声的。

我们想在先生身边多停留一会儿，约他一同吃饭，先生表示同意。在颠簸的土路上，我们分别走在先生的两旁。初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从什刹海回鼓楼东一样。来到一家餐馆，顾客寥寥无几。我们选了一张靠近火炉的位置坐下，要了几道菜和少许葡萄酒，缓慢地用着。先生很少说话，他端坐，背已略驼，目光竟变得深邃而平静了。

辞别先生归来，行路更加颠簸。我们默默地走着，只有天边几颗寒星，点缀着，这初冬的北京。

此次见到先生以后，唯一希望的是，能看见先生更多的文章。198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先生追念冯雪峰同志的悼文《比我淋更多的雨》。仅看题目，我的双眼就已被泪水模糊了；文章虽短，意味深长，我仿佛见到先生在雨中被淋着，头发散乱，脸上淌着雨水⋯⋯

先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与人合伙开鸡鸭行的商人家庭。他在老家慈溪长大，十几岁回到上海进钱庄做学徒、银行当练习生。20年代末，他刚到欧洲留学不久，即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其间秘密为《赤光》撰稿，与罗曼·罗兰通信，与艾青相识，也从哲学转向文学，自然更染上了有《马赛曲》风范的人道情怀。从30年代初回国到抗战，他积极而无畏地从事世界语者运动和反战工作，终于得以在1938年3月10日抵达延安，直到八年以后，随部队行军至东北开辟解放区，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的散文名篇以及结集大多属于——战争年代的沉雄犀利的战士美文，即《国际家书》和《伟大的安慰者》。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将近三十年间，先生自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安定过，在运动中历尽磨难，先后两次九年下乡劳改，73岁那年才得以平反。他以最后的力量向人生终点冲刺，拼力写出一批散文与诗，在报刊上发表，但终因已身心憔悴，于1982年住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11月13日长逝，享年78周岁。令人遗憾，由丁玲、陈企霞先生分别作序的《李又然散文集》的正式出版，已是李又然先生身后之事。

是的，永志不忘，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先生的一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学贯中西；他豁达大度，助人为乐，心地坦诚，诲人不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记：原载于1985年7月15日《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李又然同志于吉林解放初期，在我市工作和生活过，主持筹建过吉林省文协，主编过《文艺》周报、《文艺月报》。本刊曾于1982年初夏，派人进京邀他撰写《江城琐忆》文章。不料他因病住院，未能如愿；更未料到他一病不起，两年后溘然长逝。现发表周永珍同志文章，为永久纪念。

孙肖平：《中国作家的摇篮》 接到鲁迅文学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后，不禁有些激动。阔别已久的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顿时又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眼前：

丁玲老师的激情和她那富于魅力的独特见解，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朝气蓬勃的弟子们；

冯雪峰用让我们无论怎样使劲听也听不清楚的浙江土话讲鲁迅的作品和人品；

胡风每每上课必定带着夫人梅志，师娘当年漂亮得像电影演员，让年轻的学生不能聚精会神地听课；

罗曼·罗兰的学生李又然，不知他为什么每次在讲课前，总要穿裙子的女同学把腿并拢些，他讲课的语言，像他的散文一样精练、准确、优美；

艾青对同学严厉得有时要骂人，他听说有人对中国诗歌传统不够重视，就在课堂上火冒三丈：“母亲就是长得丑你也得喊她娘⋯⋯

附记：节选自孙肖平《清明》2001年第5期。

赵郁秀：《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 1953年9月7日，中央文学研究所于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红油漆大门内新建的教学楼举行了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

⋯⋯我们开学，郑振铎第一个登上了讲台。他的古典文学课，持续两个月，先后共四讲——第一讲：为什么和怎样学古典文学；第二讲：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传统；第三讲：中国古典文学的戏剧传统；第四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小说传统。这之中穿插有：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唐诗》；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一共四讲，每周一讲）；连阔如讲《水浒》人物塑造；路工答问《水浒》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11月15日由冯雪峰对历时月余的《水浒》学习、研讨进行总结……王亚平讲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

今天，我翻阅这些讲义，那泛黄的白纸现出的钢版刻印的蝇头小楷字字清晰，而且，错漏字像米粒大的校字，也工工整整，真不亚于今天的电脑打字。当年，不仅有讲课讲义，而且，还有《诗经》《楚辞》《唐诗》《元曲》以及希腊史诗、戏剧等油印本。教务处的速记员王伟，整理文稿的许显卿、朱靖华、王文迎等以及刻蜡版的老先生们，该付出多大的心血呀！

同游国恩先后讲《诗经》的李又然是本所老师，曾经留学法国，罗曼·罗兰的学生，举止行动也带洋味。他的夫人是本所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时任《文艺学习》编辑，辅仁毕业的北京青年，刚生一女孩，家里总挂着窗帘，谁也不敢进去。传说他是延安时被称为萧军、塞克等“四大怪”之一。但是，听他讲了一堂《诗经》，使我们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同时也明白了中国留洋者，大多是从小读四书五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后来，他讲罗曼·罗兰，更使我们佩服了。同这两位“讲经”老师迥然不同的是郑振铎。他，高大魁梧，戴着深度眼睛，一身毛料中山装，俨然政府官员，但是，他放开洪钟似的声音讲课的时候，又纯是西谛学者风度，皮包桌上放，很少打开看，一、二、三，A、B、C⋯⋯小节大题、条理清晰、满腹经纶、无一废话，11:30准时下课，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活字典。

附记：摘自于赵郁秀《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他的夫人⋯⋯刚生一女孩”一句，原为“他的夫人是本所工作人员、复旦毕业的上海青年，刚生一小孩”是错误的。

九文学数字谜。有人一分钟、一个字地算计过家父李又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公木、沙鸥之流为此可怜地写所谓讽刺诗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诗刊》上发表，应景同时为保全自己，对李又然实施落井下石。也可以说，整人的人对于挨整的人采取的办法就是文学数字谜——每一分钟、每一个字地算计挨整的人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这样维吾尔族少女辫子多，有多少顶帽子也会给你扣上，左派、右派都是一个你。

现在，几十个人的回忆，几十万字的记载，《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却很少有人写到当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师生抗美援朝以及赴桂土改时的经历。在我搜集到的所有文字中，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成员的陆地、胡昭二人，他们回忆得最多：亲切而翔实，直接而可信；将此文收入文集的也是陆地、胡昭。

陆地：《这里冬天如春季》 新中国成立初年——1951年的冬日，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组成的土改工作团，一行名人、专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教授、讲师以及男女学生等百数十号人，南下广西边地，来参与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的工作（广西省于1958年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改工作团，选定于省会南宁市郊的邕宁县第十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老口圩，临时驻地坐落在对河岸边一座孤立的村小学校旁边的居民点麻子畲村屯。

从这儿，左，江船可通至睦南关（友谊关）、龙州的左江；右，航程能达百色州府（百色市）的右江——两大江河的交汇码头，故得名称“老口”，它是闻名遐尔特产良种鱼苗的供销圩场。

土改工作团的负责干部是来自北京即中央的：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胡绳（马列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笔名吴江）；全国文联戏剧家田汉（《国歌》的词作者）、安娥（《渔光曲》的词作者、田汉夫人）；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毓；中央文学研究所教授、诗人李又然；还有，全国文联的诗人艾青，画家李可染、张光宇，音乐家江定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亚洲北京总会秘书长唐明照（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等，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和各中队正、副队长的名分。本地干部——广西省委的人，有：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处长肖寒，广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谢芳春，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陆地，等等。

工作团的工作区，分布下到各乡各村。第一中队胡绳、吴寄寒领头到扬美、下楞的乡镇；第三中队艾青、唐明照、陆地和张志民一道，在和安、华安、灵湾村和石埠镇等。全区村镇濒临大河；和安、华安两村一带为橄榄树林植被所覆盖，林木浓绿茵翳，枝干银白光洁。呈现一片幽雅宜人的风光，大大令人叹为观止。此时，正值北国数九寒天季节，冰天雪地。不想在此南方却暖和如春。诗人艾青灵感敏捷，脱口沉吟：“不必为我寄寒衣，此地无冬如春季。”乐得大家哈哈欢笑，引起同感共鸣。

再说，此处不仅每年春汛水暖，适宜孵化鱼苗而引来远地贩苗行商聚集采购的热闹，并且另有民间歌谣野趣的习俗，引人喜闻乐见。饮誉全国的《刘三姐》歌剧那场脍炙人口的对歌，其中一组为人传唱不衰的曲词，就是吸取此地平民百姓素所耳熟能详的曲谱。

记得土地改革运动闹了半年之后，广大贫下中农次第从奴隶翻身成了主人。北京中央的来人，即将北归京华之际，主客在车站月台握手依依话别，一位燕京大学女学生薛传钊，情不自禁，意味深长地面对敬重的新知友好，悄声吐露衷心的话：“我⋯⋯人家真舍不得这块美丽的南方啊！”

不好否认，就因这句无奈惜别的心声，竟成了牢记在心的人十年之后，酝酿绽开灵感之花，文苑上呈现一部借以为名而被人传诵的长篇小说。

瞬息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一位正在要着手撰写“郊区志”的覃芝馨学人，接受区长罗世敏同志的拟议，将要在郊区开发度假村作为旅游景点，并且兼建培养青年一代文艺人才的“创作之家”，以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事业的同步发展。特意邀我——过时的老人一道，趋赴胡绳等文化名家当年在那儿留下足迹的扬美古镇，追踪览胜。古镇换新颜，千言万语都难道尽世态的沧桑。

附记：摘自于陆地著《乡谣·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新体诗和古体诗的区别是什么？

在现代，旧体诗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与现代的新诗相区别。新诗出现以前，自《诗经》以来的辞赋、古风、律绝、词曲等，与“古典诗歌”的意思相近。我国的旧体诗有古体近体的分别。古体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近体诗亦称“今体诗”,有律诗和绝句。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其代表诗人是谢朓。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新体诗是由古诗到律诗的过渡形态。新体诗的代表作家是谢朓、沈约。

旧体诗的要求十分严谨，必须符合以下三个要素：1、诗的韵格：韵是诗歌音乐美的基本条件，是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论古体诗、近体诗，都要求押韵，没有韵就不能成为诗，可以说这是诗区别于其它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押韵：就是把韵母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更多的字，配置于诗的一定位置(每联的对句即双句句尾)，使之产生一种同声效应，声音回环之美。押韵的目的，是利用韵增加诗的和谐和美感，使人读之顺口，听之悦耳，记之容易。2、诗的声律：旧体诗，特别是近体词，十分注重平仄的粘对，声韵的协调。诗的格律主要就是平仄的格式和规律。3、诗的对仗：诗文词句的对偶，叫做对仗。其基本特点是把同类或对立的概念并列起来，使之象古代的仪仗队，两两相对，故名对仗。讲究对仗是律诗必须遵循的格律之一，是中国诗歌区别于西方诗歌的显著特征，它可以使句法转换而不雷同，避免了单调平板，增加了诗的韵味，富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现在所称新体诗应该是新诗，主要流派：

湖畔派——因该流派诗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国新诗最早的一个流派。爱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内容。代表诗人是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等。代表作品：冯雪峰《伊在》《卖花少女》，汪静之《蕙的风》，应修人《含苞》，潘漠华《离家》等。

新月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写作。代表诗人是徐志摩、方令儒、陈梦家、闻一多、林徽因等。代表作品：徐志摩《沙扬娜拉》《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静夜》，朱湘《采莲曲》等。

象征派——早期现代诗歌的一个分支，更具有独立的象征主义特征。代表诗人是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胡也频、蓬子等。代表作品：王独清《但丁墓旁》，李金发《弃妇》《我背负了……》《里昂的车中》，胡也频《旷野》，穆木天《落花》《烟雨中》等。

现代派——这一流派的诗歌成就较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深远。他们坚持“纯诗”的概念，主张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手法，重视诗的思维、情绪，但并不注重诗的音乐性和外在的格律形式。

代表诗人有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废名、徐迟、林庚、金克木、玲君、施蛰存、路易士等。代表作品：卞之琳《断章》，戴望舒《雨巷》，何其芳《预言》《花环》，废名《十二月十九夜》等。

七月派——这一流派的诗人大多经历过人生的重大起落沉浮，深陷政治冤狱几十年，新时期得以“鲜花重放”，是跨越了三个时代的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牛汉、艾青、罗洛、曾卓、绿原、鲁藜、彭燕郊、邹荻帆、胡风等。

代表作品：牛汉《我的家》《半棵树》《华南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礁石》，邹荻帆《花与果实》《走向北方》，曾卓《栏杆与火》《悬崖边的树》，胡风《为祖国而歌》，绿原《惊蛰》，鲁藜《泥土》，彭燕郊《冬日》等。

九叶派——顾名思义由九位诗人组成。他们努力融合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风格，追求诗歌的现实性、象征性和哲理性，注重诗人内心的感受。代表诗人有辛笛、陈敬容、郑敏、杜运燮、唐祈、穆旦、袁可嘉等。代表作品：陈敬容《珠和觅珠人》，穆旦《赞美》等。

现实浪漫派——这个命名有些牵强，也许源出于毛老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原则。从建国后到七十年代末期，遵循的是一条专制文学道路，即所谓的遵命文学或革命文学。在近三十年的历史跨度里，诗歌的调式惊人的统一。

代表诗人有郭小川、闻捷、贺敬之、张志民、田间、李瑛、李季、严辰等。代表作品：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桂林山水歌》，李瑛《酒肆》《鲁迅》，闻捷《苹果树下》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

此外，民主革命时期诗歌流派或诗群还有早期写实派（冯至、冰心、刘半农、胡适等）、早期浪漫派（郭沫若、田汉等）、中国诗歌会（芦荻、王亚平、蒲风等）、晋察冀诗派（田间、陈辉等）等，这些流派影响不是很大，或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诗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