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的代表作品

明朝后期的代表作品，为何明朝后期还会贪腐成风？

纵观我国历朝历代，不得不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反腐手腕是最硬的。因为他自己是苦出身，父母兄弟可以说间接死于贪官污吏之手，因此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贪污腐败。

洪武13年，即1380年，贪官永嘉侯朱亮祖诬陷清官道同，导致朱元璋错杀了他。在这一年的9月战功赫赫的朱亮祖连同自己的儿子被押解到南京，随后被朱元璋下令活活抽死，其皮和很多贪官一样被剥下来塞满稻草，挂起来警示其他贪官污吏。在反腐这一点上，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尚且零容忍，那么对其他人的手腕也是可见一斑了。

然而诚如题主所说，无论是当时还是明后期，贪污之风照样没被遏制住，甚至可以说明代的贪腐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

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在一个封建国家，所谓反腐不过是皇帝一个人的反腐，没有一套成熟的反腐机制。反不反腐，多大力度，反腐的是小蝼蚁还是士大夫，全看皇帝心情。这样的反腐只能在高压反腐形势下显效一时，不可能真正杜绝反腐！

其二，在明朝关键还有一个工资问题。如果说明初的工资还算勉强合理的话，那么往后发展，随着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官员工资却没有相应提高。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海瑞了，众所周知，这是一位响当当的清官。

但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家里没有佣人，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吃的菜是自己种的。他也算中高级官员了，在不贪的情况下过得这么艰难，何况下面的官员呢？所以这也是有那么多官员在贪污的路上前仆后继的一个原因。

其三，可能看到第二点你已经有不同意见了。我们知道在清朝，从雍正开始搞什么高薪养廉，许多灰色收入都合法了，搞来搞去不还是出了个大贪官和珅！所以高薪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有的官员贪腐，难道是他们的工资不够高？福利不到位？配车不上档次？恐怕是欲望太强，想要的东西太多吧！还有就是收不住手，刹不住车！当然也有身不由己！这个也是杂七杂八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明朝当时自己的原因)

最后，话说回来，和珅之所以成为那么大的贪官和乾隆帝的纵容是分不开的。监管根本不到位，就算有的皇帝能做到监督高官，那么谁来监督皇帝呢？那时候不是流传一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吗？

所以还是得加强制度建设，最后制度搞好了执行问题才是关键，反腐倡廉是个几千年历史问题，并不是像朱元璋那样不停的杀就能解决的，反腐道路任重道远！

明朝后期的锡伯人？

明朝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1573—1619），锡伯人比较活跃，且多与开原有关。此期的锡伯人，主要生活在嫩科尔沁土门儿、恍惚太的领导下。

锡伯人的酋长叫土门儿

史载，从万历初年，锡伯人主要生活在嫩科尔沁首领土门儿的管辖下。土门儿是明朝末年福余卫首领、嫩科尔沁部长者儿得之子，恍惚太之侄，也作图门、图梅、图美。据齐齐哈尔城副都统喀特呼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文称：康熙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据领催岳斯托称：阿木呼郎所管牛录，原由我曾祖图门（土门儿）都督管领；图门都督死后，其子瑚尔葛木布管领；瑚尔葛木布死后，其子达桂科西沁管领；达桂科西沁死后，其子阿泰管领；阿泰死后，布延图管领；布延图死后，其子阿木呼郎管领，乃系相传六代管领之牛录。另询据锡伯协领瓦勒达、正兰旗佐领德勒登等禀称：“闻我等祖宗等云，岳斯托之祖宗图门、瑚尔葛木布、科西沁等曾管束众锡伯。”

上述两则资料，都明确指出“图门”“曾管束众锡伯”这一事实，反映土门儿是管束众锡伯的酋长。《开原图说》称“土门儿系主儿者阿男，恍惚太从侄，兵五千骑。酋长年二十，负性狡猾，领兵……”

锡伯族生活在嫩科尔沁

早在隆庆初年，嫩科尔沁在首领扯赤捕带领下，在开原、铁岭边外与福余卫争斗，锡伯人卷入这场争斗。先是，扯赤捕生三子：长往四儿，次撒巾，三子锦只卜阿。往四儿故而生子恍惚太(又音译为“慌惚太”），约兵千余骑；锦只卜阿故而生有子主儿者阿，故而生一子曰土门儿，约兵三千余骑。恍惚太与土门儿系叔侄关系，皆为嫩科尔沁首领。

隆庆四年(1570)，扯赤捕长子恍惚太、次子者儿得之子土门儿成为科尔沁部两大首领，二人勾结内喀尔喀打败了福余卫，逐渐称霸开原边外。这年，土蛮进攻科尔沁，科尔沁勾结内喀尔喀，与土蛮相抗。内喀尔喀速把亥、抄花等和好儿趁(科尔沁)者儿得聚羊场河,“与土蛮未合，相攻杀，顷之，好儿趁与土蛮讲和，并皆索者儿忒及（叶赫）逞加奴、养加奴，以为有如者儿忒，亦讲和”。

次年十月，“土蛮复收仇夷好儿趁。以为好儿趁尚不可得，即往略辽西”，说明嫩科尔沁已然很强大。

科尔沁打败福余卫

万历初年，嫩科尔沁彻底打败了福余卫，统治了开原、铁岭边外的辽河牧地。嫩科尔沁恍惚太、者儿得之子土门儿活跃于明朝开原、铁岭西北边外，西结察哈尔、内喀尔喀诸酋，东连叶赫等海西女真诸部，常入开原、铁岭边境。

《开原图说》载：“福余卫在者独此二酋。万历初年为开、铁西北患者亦独此二酋。”到了1575 年，土蛮汗与科尔沁诸酋之间的关系明显缓和，“土蛮益结连好儿趁”。此时各部族都受嫩科尔沁支配，但为了不引起明朝反感，嫩科尔沁冒名福余卫。明人冯瑗当时就说：“宰卜二十四营（即喀尔喀部），虽冒名福余，实北虏枝派。而福余为恍惚太、土门儿二酋。”

当时，嫩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诸酋考虑到同明朝进行互市或从明朝那里得到赏赐，常常“假托太宁卫夷，在开原三枝又假托福余卫夷人”，正因为如此, 《辽夷略》、《开原图说》等书把恍惚太、土门儿当成福余卫夷酋。《三朝辽事实录》记述16 世纪后期辽东边外蒙古诸部分布情形时，亦说恍惚太等驻牧于开原边外。明万历初年，在开原、铁岭西北边外驻牧的主要是科尔沁部。

锡伯部加入哈达国军事大联盟

明朝后期，哈达国进入鼎盛时期，延袤万里，控扼女真、蒙古各部。

在万汗统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辽东地区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女真各部或耕或猎，一片太平。这时海西女真的哈达、叶赫、乌拉、辉发结成扈伦四国联盟，不久建州女真如浑河、王兀堂等部的加入，使联盟扩展为女真军事联盟，远方的野人女真因朝贡与马市也都听命于哈达万汗。

蒙古土默特汗之弟韦徵与万汗联姻，他的侄子小黄台吉有五万骑兵，通过叶赫再次向哈达国万汗要求联姻，万汗通过联姻将蒙古各部也都纳入哈达军事联盟。小黄台吉赠送马牛羊、甲胄、貂豹之裘给万汗，双方筑坛刑白马盟誓，约定互不侵犯明朝。不久，小黄台吉却要侵犯明朝，万汗不答应，小黄台吉只好作罢，这时正是万历元年（1573）。这件事说明，蒙古土默特部接受哈达国万汗的节制，加入了哈达军事大联盟。

随后，蒙古喀尔喀、科尔沁诸部也先后加入了哈达国军事大联盟。尤其万汗曾生活于锡伯绥合城，万汗成了明朝右柱国、龙虎大将军之后，锡伯自然加入了扈伦军事大联盟。

锡伯入市鞑靼马市

嫩科尔沁部恍惚太一方面与辽东开原互市，一方面参与女真哈达、叶赫之争。这时，哈达国万汗强盛，居开原东北，控制贡市广顺关，使得开原东建州王兀堂，与开原西恍惚太不能相互勾结，万汗支柱其间，明史谓“皆王台之力也”，“王台有力焉”。

科尔沁在恍惚太率领下，常赴新安关领市赏，到鞑靼马市互市贸易。如万历六年（1578），买卖夷人恍惚太部草困、莽金、把兔、把打奈、王小四、伯革、准卜哈、往吉那、土力、打谷大巴十、阿刺寨、伯颜等从新安关入，至鞑靼马市贸易。

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记载，万历十二年 (1584)，恍惚太营商人常到新安关互市。他们以马、貂皮、羊皮、狐皮、鹿皮、人参、水獭、蜂蜜、蘑菇等土特物品换取明朝的银钱、绢缎、布料、铧子、官锅等日常生活用品，在规定的折算方法和限定的日期内，同明朝进行直接交流。这年恍惚太所部夷人多次入开原鞑靼马市贸易领赏，其情形大体如下：

三月，从新安关入夷人恍惚太营草困，共抽银税八钱五分。

十一日新安关入夷人王小四、孛罗尔等48人。

初一日赏恍惚太营夷人额令哥等80人布二匹，锅6口。

初三日赏恍惚太营草困等二十名白布二匹，银三钱二分。官红中布二匹，锅6口。

十二日草困等200人卖买，抽银15两九钱。

初八日，恍惚太子把打奈等55人贸易赏布四匹，锅9口。

八月三十日赏恍惚太营伯革，失力木等60名，布二匹，锅6口。

十八日赏恍惚太营夷人枕奎等十名，讨官锅一口。

十九日，赏恍惚太营伯言等35名，二十日赏恍惚太营草困布6匹，官锅二口。

二十六日赏恍惚太营草困等25名，锅三口，布三匹。

本日赏恍惚太营草困、枕奎等20名，锅二口，布二匹。

四日赏恍惚太营草困等5名，白布三十二匹，红中布16匹，锅5口。

新安关进伯颜儿、王小四赏机布6匹。白布4匹，锅5口。（注：《辽东志》记：新安关是开原西60里庆云堡的关口，福余卫恍惚太从新安关进）。

上述材料多介绍恍惚太营，虽未提及土门儿营，但未必其中就没有土门儿营的商人；同时，恍惚太为土门儿的伯父，土门儿营有锡伯人，恍惚太营未必就没有锡伯人。总之，此期锡伯人在嫩科尔沁部族之中，曾多次来开原新安关鞑靼马市贸易。

察哈尔大汗控制开原边外

科尔沁部诸酋通过开原庆云堡新安关，在鞑靼马市进行互市或领赏，引起了喀尔喀诸酋的极大关注。

进入16世纪80年代，嫩科尔沁勾结西虏中的内喀尔喀、扎鲁特，致使暖兔、伯要儿率内喀尔喀弘吉剌部，以儿邓率扎鲁特部在到开原庆云堡鞑靼马市贸易过程中，共同的讨赏甚至抢掠，使得他们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和嫩科尔沁争夺开原边外牧地。

万历十一年（1583），土蛮汗又率领火耳趁(科尔沁)速把亥诸子十余万骑，“声欲略广宁、辽沈、开原、铁岭”。“自二酋勾东虏以儿邓、暖兔、伯要儿等为开、铁患，二酋亦遂为东虏所弱”。《辽夷略》也载：“福余卫之夷今弱矣”。《开原图说》等记载表明，锡伯人所在的嫩科尔沁逐渐为察哈尔所控制。后来科尔沁部奥巴洪台吉与努尔哈赤结盟誓词中所说的“自扎萨克图汗以来，我科尔沁诺颜们忠心顺从察哈尔、喀尔喀”，亦说明科尔沁部自土蛮扎萨克图汗开始，落入察哈尔大汗的控制。

锡伯参与女真之争

万历十年以后，随着万汗去世，哈达国陷入王位之争的内讧，叶赫国开始争夺军事大联盟的盟主地位，科尔沁锡伯人参与了此事。

万历十二年（1584）叶赫“结婚西虏”，以女嫁西虏哈屯恍惚太，借恍惚太、暖兔等万骑与歹商抅，攻猛骨孛罗。十二月，土蛮、火耳趁（即科尔沁）及速把孩等率十余万骑声言欲略（掠）广宁、辽沈、开原、铁岭等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开原以“市圈计”诛杀了叶赫二奴（《东夷考略》）。史料中常有“西虏”“北虏”之说，都是明朝人对蒙古的蔑称。

万历十四、十五年（1586～1587）间，“恍惚太勾西虏为开、铁患，亦中国一疥癣也”。1587年，叶赫国贝勒那林布录引西虏恍惚太等攻哈达国把太寨，明兵往援。明季瞿九思所著《万历武功录》“先是二奴父祝孔革为王台所杀，二奴报父仇，台死后，调翁可大及借龙虎兔、伯言、慌忽太、老思、卜儿孩、以儿邓等兵掠把吉、把太等寨。二奴调翁可大、者儿、忙吉共围猛骨孛罗。二奴略开、铁、辽沈，明军鸣炮，未敢深入，后借慌忽太二千余骑驰广顺关”。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二奴子卜寨，那林孛罗报仇，西连恍惚太侵海西哈达国王歹商，哈达国汗、龙虎将军猛格布禄也夹击歹商。”

恍惚太避居混同江

万历十六年（1588），喀尔喀暖兔、扎鲁特以儿邓等酋为了独占开原边外的利益，经过反复争斗，终于击败嫩科尔沁恍惚太、土门儿部众。

恍惚太、土门儿向东南发展的想法受到扎鲁特等蒙古各部的阻碍并战败，锡伯人随着嫩尔沁去往“离开原边外千余里”的地方，“避居混同江”，即到了距开原东北千余里的嫩江与松花江汇合处。《开原图说》记述避居混同江以后的恍惚太等科尔沁部诸酋驻牧地时说：“恍惚太、土门儿二酋位于开原城东北,，盖直营兀刺江口，居东夷地矣。兀刺江即混同江。”混同江,，一名兀刺江，清代又名松花江，源出长白山，北流会嫩江。

可见，1588 年嫩科尔沁部向西南方向的发展受挫后，恍惚太等失去了开原、铁岭西北近边牧地，而避居远离开原东北千余里的混同江江口一带，即嫩江与混同江汇合之。至此，史载嫩科尔沁“乃竟为西虏所残弱”，“积弱不振”，“避居江上，在开原“近边无牧地”，不敢入庆云市讨赏，独坐穷山，放虎自卫，取其反噬，固其宜也”，故“久不赴新安关市赏”。

开原西边外辽河套牧场为人所占，慌惚太、土门儿失去开原近边牧地，向开原城东北迁移。《开原图说》记载“恍惚太、土门儿二酋位于开原城东北”。开原城东北本为叶赫国领地，必不允许锡伯来此争抢，锡伯人只能是向东北更远处地方迁徙，即叶赫以北地方。

雄据东夷

锡伯人随嫩科尔沁恍惚太等避居混同江江口一带后，虽然失去了明近边牧地和与明朝进行直接互市的机会, 但嫩科尔沁部牧地向东北腹地延伸，逐渐控制了海西女真北部地区。据冯瑗《开原图说》，“自恍惚太立寨混同江口，凡江东夷过江入市者，皆计货税之，间以兵渡江东掠。于是，江东夷皆畏服之”，逐渐威振江东，“雄据东夷矣”。

从此恍惚太安心在这里称雄，收取贡赋，“自混同以东黑龙江以西数千里内数十种夷，每家岁讷貂皮一张，兔皮二张，以此种富强，安心江上”，十分强大。

假如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是清？

历史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无法假设。

所谓君主立宪，就是以法制为保障的君权和相权分离制度。而君权相权分离，在中国古代就有。

明朝发展到万历年间，已经是相权高峰，就是内阁说了算，皇帝只是流程上走个形式。内容已经很接近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只是少了一个公开的成文宪法来保障。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一直都在演变，也给后世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始于汉代完善于唐代的分权设职，就有“三权分立”的意味。唐代的中书省负责立法，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大理寺负责审案。

后世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都在不断调整和改变，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

都说张居正的变法拯救了大明朝？

张居正变法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考成法”，是官 员的一种考勤方法。

成效是： 让朝 廷官员的出勤率大增，充分做好官员的本分，

有条不紊的管理好国家，让明朝得以延喘。

二是“一条鞭法”，是关于税收的，农民的税没有加大，却能为

国家收到更多的税。（防止地方官敲诈老百姓）

成效是：增加税收，让明朝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但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有时有些地方有旱灾，还会因“一条鞭法”而家败人亡。

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做出了什么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湖北江陵县人。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五岁就考中了秀才。湖广巡抚顾磷很赏识他的文章，说他是个能治理国家的人才。不久，张居正乡试中试，顾磷解下嵌犀牛角的腰带送给他，并且说：“你将来定会腰束玉带，这犀带不配委屈你。”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中了进士，被选充庶吉士，天天研究国家典章。徐阶等人都很器重他。

张居正长脸长须，眉清目秀，敢于办大事，自比豪杰。他胸有城府，叫人摸不到他的底。严嵩做了首辅，忌恨徐阶，同徐阶关系好的人因为害怕严嵩，都不敢同徐阶来往，惟独居正若无其事，严嵩倒也很器重他。后来居正升任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他同国子祭酒马拱关系较好，互相勉励将来干一番当宰相的宏图大业。不久，居正又领春坊事，迁升为裕王的讲读，裕王敬重他。神宗皇帝即位后，居正做了首辅，神宗皇帝在平台召见居正，对他进行鼓励，并赏赐了金银币帛和绣着蟒和斗牛的朝服。

作为嘉靖至万历时代的一位政治家，张居正主要是在万历初年执政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弊政，作了不少改革，影响巨大。

神宗皇帝实心委任居正，居正也慨然以天下大事为己任，朝里朝外都向往张居正的风度。居正劝告神宗遵守祖宗旧制，不必多作更动，至于讲论学术、亲近贤良、爱护人民、节省开支，都是急需办的事情，神宗很赞赏他的意见。于是对朝廷大臣进行了大规模的考核，斥退了一些不称职和依附权势的人。又下旨召集群臣，当廷饬戒，进行了整顿，文武百官都很害怕。居正执掌朝权后，以尊重皇权、考核官吏、赏罚信实、统一号令为主要工作。即使是万里以外，早晨下了命令，晚上就能够施行。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治罪，朝廷大臣感到难于处理。居正于是选用了他的儿子去把他绑了，朝弼不敢违抗。逮捕朝后，居正请免于死刑，把他关在南京的监狱里。

漕河通航，居正认为每岁粮赋过了春季才启运，这时河水弥漫，雨旱莫测，遇雨则决了堤防，遇旱则河道干枯，因此居正决定采纳管理漕运大臣的意见，督促船丁在十月里兑运，等到年初就结束了运输，从而减少了遭遇水患的危险。这一运粮方法实行了一个时期后，国家仓库中就粮食充足。

居正又设“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成绩。起初，部院复奏行抚按勘各官员，往往稽延不报，居正命令要按事情的大小和情况的缓急来限定时间，误了事的就要抵罪。从此以后，凡事官员都不敢瞒混，办事都很严肃认真了。

张居正认为御史在外常常凌辱巡抚大臣，要想狠狠地整治他们，凡事稍有不合，马上加以斥责；又下敕令对他们进行长期考察。给事中余懋学请求居正实行宽大政策，居正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讽刺，便撤了他的职。接着御史傅应祯提出同样的意见，并且说得更加恳切，也被关进监狱，施以杖刑后充军。给事中徐贞明等人，一齐带着食盒拥进监狱探视，都被逮捕起来谪贬外地。御史刘台巡按辽东，误奏捷报，居正援引旧例治为有罪，刘台反而抗章弹劾张居正专权放肆等不法罪状。张居正非常气愤，皇帝因此下诏把刘台逮捕入狱，命杖一百，然后充军到边远的地方。居正假装上疏挽救他，当时仅仅夺了他的官职，过后，还是把刘台充了军。从此那些给事中和御史们更加畏惧居正。

当时最重要的边防是边东、蓟门、宣化、大同一带。居正喜欢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能够用各种手段驾驭他的部属，因此人们都愿意为他尽力。鞑靼部族的领袖俺答已经和明朝交好，很久不为边害。惟独“小王子”领十多万人，从东北直至辽左一带，因为得不到互市之利，屡次骚扰边境。居正用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镇守蓟门，王崇古、方逢时为统兵大员镇守宣大。李成梁努力作战，打败了敌人，功劳很大，封了伯爵。蓟门是京师的屏障，乃军事上的要冲，他更为重视，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守卫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戚继光训练兵士，用战车和步兵配合骑兵作战，警惕防守，凡十六年之久，保证了京师的安全。居正很支持他们，因此边境平安无事。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也几次破敌有功。浙江民兵再次闹事，张居正任用张佳胤前去安抚，马上得以平息。所以人人都说张居正知人善任。

边防稳固，天下太平后，群盗又纷纷而起，甚至有的进入城市，劫掠官署的仓库。各级官吏往往隐瞒不报，居正严令禁止这种行为。对于隐瞒盗情而不报的人，哪怕是素称良好的官吏，也一定要罢免。捉到的盗匪就要立刻处决，各级官吏自此谁也不敢掩盖事实情况。劫掠边疆海隅的钱财粮米达到一定额数，照例皆处死刑，然而这些罪犯往往被长期监禁或死于监狱。只有居正主张尽快把他们杀掉，并且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的势力因此由衰而终。

慈圣太后将要回慈宁宫，便对居正说：“我不能早晚抚视皇帝了，恐怕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好好学习、勤恳地办理政事；辜负了先帝的委托。先生负有教育和保护皇帝的责任，和别的大臣不同。请代替我早晚教诲他，帮助皇帝以德自教，贯彻先帝临终的遗命。”不久，居正的父亲死了。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居正，提出“夺情”的建议。居正动了心，他向皇帝请求不到堂去办公，而以青衣、素服、角带在内阁处理政事和侍从经筵讲读，又请求辞去年俸。皇帝都答应了，到神宗举行结婚大礼时，居正穿着朝服参加办事，给事中李涞说他不合礼节，居正大怒，把他贬降为佥事。这时候神宗皇帝对居正更加器重，赏赐给居正手札，称他为“元辅张少师先生”，以礼相待。

当时，神宗皇帝后、妃嫔的六宫已逐渐完备，古仓储蓄的银钱很大部分是用皇帝谕旨向官府索取并被命令送进宫中供应开支。居正将户部进呈皇帝的收支账目奉上；给皇帝看，并说每年收入抵不上开支，请求皇帝把户部的账目放在座位的旁边，经常看看，量入为出，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皇帝又命令工部铸造钱币以供给开支。居正以为铸钱所得到的利益抵不上开支而停办。诤谏的官吏请求停止苏、松织造的任务，皇帝不许。居正又向皇帝当面请求，方才减半。神宗在文华殿，居正侍讲完毕后，把给事中李涞请求抚恤江南灾伤的奏疏给神宗看，请求赈济灾荒。又说，“皇上爱民如子，而在外面的各级官员损公营私，剥削人民，欺罔君上，应该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皇上也应该注意节省开支，对于宫中的一切用费、服御、赏赐、布施等，也应加以裁减。”皇帝点头答应了。居正认为江南贵族豪绅，仗势欺人，有些奸吏刁民互相勾结拖欠赋税，于是选拔精明能干的大员严行监督责办。这样赋税才按时输纳了。国家的储蓄也一天天充足起来。

神宗最初亲政时，居正曾编纂古代治乱兴亡的事迹，凡一百多条，绘成图画，用通俗的话加以说明，使皇帝容易明白。这时候，居正又让儒臣就记录太祖等先人活动的《宝训》、《实录》分类编纂成书，共有四十个内容：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汉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邪，纳谏，理财，守法，儆戒，务实，正纪纲，审官，久任，重守令，驭近习，待外戚，重农桑，兴教化，明赏罚，信诏令，谨名分，裁贡献，慎赏赉，敦节俭，慎刑狱，褒功德，屏异端，饬武备，御戎狄。其辞多切中要害，请在讲经后闲暇时进行讲解。又请设起居注官，以纪录皇帝的言行和国内外大事，每天用翰林官四员入朝充当，按皇帝的命令写作诗文或作顾问。神宗皇帝都很满意地接受了。

居正自夺情复起后，有些偏私放纵，对于官吏的贬黜或提升，多根据自己的爱憎，这就招致了许多人的怨恨。万历十年三月，张居正得了病，神宗皇帝叫张四维等人处理内阁中的一般事务，至于大的事情都送到居正家里请他处理。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神宗皇帝下令停止朝会，用九坛祭奠，按照国公兼师傅的礼仪为张居正办丧事。赠上柱国，谥“文忠”，归葬江陵。

明清时期的绘画有什么特点？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书画艺术上在总结、摹仿古人的基础上同样做了大量的花样翻新，使得明清艺术和明清诗文一样花团锦簇、流派纷呈、一派繁荣。明清时期的绘画从理论到实践，是一宗巨大的艺术财富。

明清的绘画，特别是山水画和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揭示自然物象的美和通过山水花鸟画艺术以寄情寓性以及对笔墨的状物抒情的追求创造上，都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 绘画中的木版插图和木版年画相应也得到蓬勃发展。

明清时期的画家们都颇注意追求笔墨风格和画面的效果，而且表现出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画家用绘画艺术形式概括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它体 现着与作者生活理想相联系的审美理想。

在明清绘画的诗意的想象和艺术风格中所 体现的美的理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高雅、古拙、稚朴、天真、泼辣等审美情趣的追求。

朱升最后什么结局？

“猥琐发育别浪”翻译成文雅一些的表达方式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元末明初之际，有一个人向明太祖朱元璋提出了如此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战略计划，此人就是明代开国谋臣之一的朱升。一个文采斐然，知识渊博而又能审时度势知进退的完人。

朱元璋曾经对朱升有这样的评价：“国朝谋略无双士，翰林文章第一家”，又多次称赞他是“老实人”。可惜朱升虽然自己躲过了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清洗，他的儿子朱同却最终结局凄惨。今天笔者就来聊一聊这对父子。

朱升，徽州休宁人（今安徽省休宁县），生于元成宗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此时大元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去世都还没几年。换句话说，朱升的一生基本是在元朝度过的。朱升八岁开蒙，此后辗转多个学馆，最终拜在同郡人陈栎门下。十九岁之时经陈栎举荐考中秀才，得以在故乡一边务农，一边开馆讲学，生活足以温饱。

元顺帝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朱升登乡贡进士，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授池州路学正。元代的学正，是从九品的芝麻绿豆官，主要负责讲说经义文字，导约规矩。但不知是何原因，朱升一直拖到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才去赴任，此时他已经52岁了。

就在朱升赴任不久，蕲州罗田人（今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徐寿辉起兵反元，建国号为宋。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三月义军攻克徽州，兵锋距离朱升所在的池州路已经近在咫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元廷调集大军集中围剿徐宋政权，义军领袖彭莹玉战死，国都蕲水被攻破。面对险恶局面，徐寿辉等人并未放弃，而是化整为零，继续坚持抗争。此时的朱升已经预感到大元气数将终，他毅然辞官隐居徽州石门（今安徽省歙县石门乡）开馆讲学。

蕲、黄盗起，弃官隐石门。数避兵逋窜，卒未尝一日废学。—《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

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七月，朱元璋手下大将邓愈、胡大海率军攻下徽州。胡大海接着领兵攻打婺源，邓愈则奉命镇守徽州（此时已改名兴安府）。就在这段时间，邓愈发现了朱升的才能，将他推荐给了朱元璋。据朱升之子朱同日后的记述，双方见面的地点是在南京。朱元璋虚心求教，朱升则提出了那句千古流芳的著名战略构想：

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明史卷一百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

在元末义军中，朱元璋的发家条件算是比较差的。因为在他的周围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样的豪强，每一寸土地的扩张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而在朱升的劝说之下，朱元璋坚定地奉江北的韩林儿龙凤政权为主，让刘福通的红巾军和元军主力纠缠，他本人可以腾出手来猥琐发育。这也是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张士诚兵围安丰，企图将韩林儿和刘福通一网打尽之时，朱元璋不顾陈友谅大军压境，拼了老命也要去救小明王的根本原因。韩林儿要是被张士诚杀了，他朱元璋怎么办？自立为帝？条件还不允许。反过来当时极力反对此行的刘伯温，恐怕要么是战略眼光差劲，要么就是居心叵测，就盼着龙凤政权垮台。

朱升自从在60岁的年纪出山之后，一直担任朱元璋身边的近臣。由于朱升比出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的朱元璋大了近三十岁，老朱对他的感情甚至是“亦师亦父”。由于二人同姓，朱元璋一直称呼朱升为“宗长阁下”，还曾经说过“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这样的话。

韩林儿蹊跷去世后，朱元璋改龙凤年号为吴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开始为建国称帝做准备。当年四月二十二日，是朱元璋之母的忌日。此时的朱元璋大业将成，可是回想母亲当然凄凉去世的场景，还是情难自己，忍不住在朱升的面前痛哭流涕。以老朱的性格，恐怕也只会在最亲近的人身边才会如此失态。

丁卯，仁祖后忌日。上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吾呼与偕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讫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三》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惩于历代后妃干政的弊端，让朱升等儒臣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目的是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在大明建国之前，李善长、徐达和常遇春就已经被封为宣国公、信国公和鄂国公。三位国公的诰文，则均出自于朱升之手。同时老朱感念朱升年老，特地允许其可以“免朝谒”，也就是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壬辰，以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年老，免朝谒。—《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已经71岁的朱升正式向朱元璋提出退休回乡的要求，也得到了老朱的同意。朱升先是回了自己讲学多年的石门，并最终在此离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二月，开国谋臣朱升寿终正寝，享年72岁。

在朱升后裔于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所撰的《翼运绩略》中，称朱升在退休前为自己的儿子朱同，向朱元璋讨了一份免死铁券。这些后人在编造先祖故事之时，往往不动脑子。所谓的免死铁券，是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的时候才出现的，朱升退休的时候还没有这玩意儿呢！

当然朱家后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朱升之子朱同，是他老人家在41岁的时候才有的独子。对于朱同的结局，《明史》称其为“坐事死”，某百科称其“坐蓝玉案，赐自缢”。那么朱同到底是怎么死的？又是因为牵连到哪个案子里面呢？

和他老爹很像，朱同也是一把年纪始终没有出仕。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39岁的朱同才举明经出任徽州府儒学教授。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举人材出任吏部司封员外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44岁的朱同升任礼部试侍郎。

丙寅，（升）吏部司封员外郎朱同为礼部试侍郎。同，前翰林学士升之子也。—《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三》

仅仅一年以后，朱同官职上的“试”字就被取消，成为了正式的礼部侍郎。当年年底，朱元璋特赐袭衣给朱同以及佥都御史詹徽。詹徽之父詹同，当年和朱升一样都是老朱身边的近臣。从这个角度看，朱元璋对于朱同也好，詹徽也罢的第二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可惜朱同在《太祖实录》中的记录，就此戛然而止了。詹徽倒是死于日后的蓝玉案，朱同如果也是，没理由不予记录。在朱同所著的《覆瓿集》中，记录了他的一首诗《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其二》，内容是这样的：

自知廉洁可匡君，岂料颠连更殒身。七载仪刑多制作，百年经史岂无闻。人情汹汹何时定，世事茫茫总莫伸。九死一生何足报，尽将心事付苍旻。

此诗题下有朱同自注：“乙丑三月”。明初乙丑年是洪武十八年，而在当年三月，《太祖实录》在第一百七十二卷己丑条下有这样一段记录：“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

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此案之中郭桓等人的贪污集团合计黑掉了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明史》中称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全都被杀，那么朱同身为礼部侍郎，自然也是难逃一死。

结语：朱同虽然写诗明志，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到牵连。但是在朱元璋整顿吏治的重锤之下，恐怕也顾不上顾念当初朱升定鼎之策的情分了。好在朱同是因为贪污案被杀，并没有株连家人，朱家后人尚可在石门平安生活。

当年朱升在世之时，为自己选定了风水宝地詹田，死后也最终葬在了詹田。至于如今位于盐城的朱升墓，则大概率是一座衣冠冢。这一支朱升后人的始祖，可能为其七世孙朱从馨，其身份则是到盐城从事盐业生意的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