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有哪些代表作家作品，历史上有没有重名的两个人？
我一直觉得我国的姓名特别讲究，名字中蕴藏一定内涵。我国的姓名不像欧美国家，欧美国家的名字相对比较固定。比如，俄罗斯的姓名只能从那几百个名字中选择，西欧的名字也基本上都是一些现成的名字。
由于欧美国家的很多名字都是现成的，所以你在大街上大喊一句，就有可能有好几个人回应你。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姓名的重名率相对较低。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口一直相对较多，而且有些姓氏人数很多，有些字的入名率又非常高，所以我国也经常出现重名的情况。
比如，全国竟然有近30万人叫张伟。李倩、李伟、李娜、王芳、王伟等名字的重名率也非常高。近些年，取名字也比较“诗意”，子涵、梓涵、紫涵、子轩、梓轩、紫轩等名字的重名率也非常高。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重名的历史人物，而且有些历史人物都非常厉害。重名的历史人物都在各自的区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我们来一起看看那些重名的历史名人。
韩信与韩信。两个韩信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处于同一个阵营。一个韩信就是大名鼎鼎的兵仙韩信，另一个韩信是韩国后裔韩信。史书为了记载方便，将韩国后裔韩信称之为韩王信。
韩信被称为兵仙，汉初三杰之一，西汉最大的功臣。没有韩信，就没有大汉江山。韩信先被封为齐王，后被封为楚王，然后最贬为淮阴侯，最后被冠以谋反的罪名杀害。韩王信依靠祖上的荣光也位列汉初异姓诸侯王之一，最终也成为刘邦剪除的对象，最后逃往匈奴。
刘武与刘武。说起刘武我们可能马上想到梁孝王刘武，实际上梁孝王有个堂兄弟也叫刘武。汉惠帝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刘武，被封为淮阳王。
李密与李密与李密。高中阶段我们都学过《陈情表》。《陈情表》也是高中阶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陈情表的作者为李密。此李密为西晋初年的官员，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孝子。隋唐英雄中有一位豪杰李密。此李密为隋末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瓦岗军的重要领袖，后来叛唐被杀。此外，北齐还有一位大员名叫李密。
李达与李达。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位代表中，有一位名叫李达。一大中，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人，后来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大学任教。建国之后，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等职位。
1955开国将军中有一位上将名为李达。该李达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长征。建国后，曾经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秀和刘秀。说到刘秀，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汉光武帝刘秀。光武帝被称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光武帝成功地将一个已经灭亡十几年的王朝拯救出来，创造了最具有中兴意义的光武中兴。
西汉时期，有一对著名的文学父子——刘向和刘歆。刘歆在汉哀帝时期曾经改名为刘秀。刘歆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非常高。刘歆和父亲编成的“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刘歆还编写了《山海经》。刘歆还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对于儒家经典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刘歆推算的圆周率为3.15471，称之为刘歆率。此外，刘歆还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东汉建立之后，刘歆自然不能再叫刘秀，只能被改回刘歆。
李通与李通与李通与李通与李通。李通为东汉开国功臣第32名，被封为固始侯。东汉末年，曹操手下曾经有一位名将李通，曾经帮助曹操击败张绣、袁绍，协助曹仁等。唐代宗李豫的第十八子名为李通。金朝的李通曾经官至吏部尚书。元代的李通是一位画家，代表作为《寓意编》。明朝永乐年间，曾经有一位知县名为李通。
马忠和马忠。喜欢《三国演义》的读者应该听过马忠。吴国的马忠为潘璋的部将，在临沮俘获关羽父子。蜀汉的马忠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刘备曾经评价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
张衡和张衡和张衡和张衡。仅东汉就有两位张衡。一位张衡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月球上“张衡环形山”、“张衡小行星”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张衡的《二京赋》和《归田赋》是汉大赋的代表作，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
东汉的另一位张衡是道教第二代张天师，张道陵的长子，张鲁的父亲，后被追赠“正一嗣师太清演教妙道真君”。隋朝时期曾经有一位重臣名为张衡，后被追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号为忠。明朝前期，有一位大臣名为张衡。
中国历史上重名的名人还有很多，比如汉朝卫青和明朝卫青、汉朝的陈平和现代的各个陈平、解放军中的大小陈毅、清朝的大小于成龙等。
如何全面准确地概括文学的艺术价值？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及主题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张茹倩、张启成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之离别，词怨皆深”的评论，认为江淹《古离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主要思想内容，又认真分析每首诗后，得出：第1、2、6、8、9、14、16、17、18、19是伤别；第3、11、12是叹时伤己；第13、15是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以伤别为主，宣扬及时行乐的仅两首。[19]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20]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21]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22] “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23]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生命形态论”。 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24]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25] “精神形象论”。 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26]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27]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渲泻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这千古绝唱。[28] “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仍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古诗作者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不能肯定，也不能盲目称赞所谓“感情真挚”，应深入分析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能模糊时代和阶级界限。随着思想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偏见，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二重性，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采取客观的、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评价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9]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30]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31]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上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又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形成了平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不少论文从艺术形式、创作态度、抒情方式、修辞技巧等方面总结《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倪其心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概括为：深入浅出的艺术构思，富于想象的比喻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在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之中。[32] 抒情方式。《古诗十九首》用浅貌表现深衷，用短语表现长情。潘啸龙结合具体篇章，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并加以延伸和具体化，认为“外在的抒写方式如长期托拟、遥映、交鸣、正笔反用手法取得“唤得醒、点得透”的艺术效果。[33]刘跃进从抒情方式的转变、独立精神的寻求上，指出《古诗十九首》呈现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它按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抒情方式是网状的复合的，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34]总之，真情是抒情诗的灵魂，不少作者从抒发真情实感的尽度审视《古诗十九首》的“爱情篇”、“友情篇”、“人生篇”，认为诗人向往真挚的爱情，渴望真挚的友情，追求真实的人生，在清新优美的诗句里，在低沉感伤的情调中，回荡着人间真情美的主旋律，闪动着诗人坦诚纯真的心灵。 美学风格。 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邓乔彬先后发表两篇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古诗十九首》论文，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对生活现象作了准确深刻的本质概括，体现出“美是生活”的精神。它不同于汉大赋对生活的游离，而是与生活的统一，且在表现生活美之中，创造了艺术美，达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并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真情美、浑厚朴实的自然美、意境浑融的整体美，对我国诗歌美学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35]盛树屏又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的重复变化的节奏美、整齐规范的形式美。此“五美”是对《古诗十九首》美学意蕴的比较全面地概括。刘迪才对诗中动物、人物、时间、空间等九种典型的意象加以审美观照，发现诗人目前之象无不成为诗人心中之意投射的对象而深深烙上诗人主观情感的痕迹。从意象与诗中呈现的情感氛围中透视出诗人的灵魂。[36] 语言特征。《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的炉火纯青的语言上。它具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质而不野，浅而不露。不虚矫晦涩，不闪烁其辞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是许多论文反复重复、极力称道之处。赵敏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把《古诗十九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总结为：是情真意切的艺术，是文人抒情诗的典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在追求思想表达的畅通无阻中，自然把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入全部情感之中。[37] （四）、《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地位 近20年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是把它和《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等进行比较研究，或侧重比较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程度，或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或评论它们的创作态势、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幼明得出的结论是：《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方向发展的开端，由叙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伊始。《古诗十九首》尽情地毫不掩饰地抒写个人情怀，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开创的比兴系统。[38]赵敏俐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形式上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创作了一种雅俗相间的文人五言新诗体。这一抒情诗的艺术典范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张亚新则专门论述了《古诗十九首》为建安诗歌的繁荣所起的启示、示范、和推动作用。它在体裁方面为彬彬之盛的五言诗黄金时代建安文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它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也直接开了魏晋文学的先河。[39] 综上所述，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但是也可以看出，交叉重复研究多，独具特色、有重大突破的少。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写作年代、思想内容、表现主题、艺术特征，尽管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仍有很多研究课题。如对《古诗十九首》的人性复归、生命意蕴、时间意识、时空感悟的研究正成方兴未艾之势。对21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曹旭提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意见：一是材料的收集，将隋树森未收集到的资料（各种古诗选本、后人拟诗、历代诗话评论、各种专著中等）尽量搜罗完备；二是资料的整合工作，把诗歌的意象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体式的层面、风格的层面结合起来研究；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拓宽视野。[40]我们相信21世纪的研究者会继往开来, 使《古诗十九首》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 参考： ······································ 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你值得拥有。
汉代政治散文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汉赋的几个发展阶段：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
骚体赋的代表作家及作品。
贾谊生平；《吊屈原赋》、《鵩鸟赋》体例形式上的不同。
汉大赋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家及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子虚赋》《上林赋》的美学特征：繁富美、夸饰美。
汉大赋模拟时期的代表作家及作品。
扬雄《长杨赋》、《羽猎赋》；
班固《两都赋》。
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家及作品。
张衡《归田赋》
《归田赋》的意义：开一代新的赋风，田园文学之先驱，骈文之先导。
汉代文化的特征？
“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汉朝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大气磅礴，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的雕塑，最具特点，其中马没有精雕细啄的修饰，而是用非常大气的大的轮廓去生动的表现出了马的形象
西汉承秦建制，许多方面继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汉初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采取简约宽松的政策。汉立国之初，朝中盛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对百姓生活极少干涉，并大量搜罗文献，允许多家学说并行。
汉初君臣，皆起于楚地。建国以后，他们对楚歌、楚声也多所偏爱。因此，楚辞在汉初得到极大的流行。“秦焚烧《诗》、《书》……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之长登帝位，其风遂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汉初的政论散文家有贾谊和晁错，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学性也较强。汉初之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并开始向新体赋转化。汉初的骚体赋作者因为缺少屈原那样的果敢精神，其赋作也往往强为呻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故而辞赋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转向铺张扬历，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生活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责斥变为温和的讽劝。
赋体的变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实践这种体裁的诗人作家，贾谊是汉初骚体赋作的唯一优秀作家。
西汉的经济力量雄厚，疆域广阔，汉代文学呈现出八方荟萃、气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气象。如汉之乐府，就广泛采集代、赵、秦、楚各地的歌谣，以“观风俗、知薄厚”。同时武帝大规模扩大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为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民间的文化营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此举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汉武帝时的诗人、辞赋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为开放，或写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史著，或以赋家之心，包举宇宙，总揽人物，大开大合，成就气象万千之辞赋。
《史记》是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记传体的通史。记载了从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由五种体例构成。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史记》中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还是在文章自身的结构及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这个阶段的大赋兼综南北、融绘古今，描绘千秋帝业，是汉赋的鼎盛时期。
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汉代的统一繁荣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视域，使山川风物可以走到他们的笔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是汉大赋的代表作。
但是，汉家独尊儒术，大兴经学，使生动活泼的《诗三百》变为“诗经学”。伦理化、政治化了的“诗三百”其文学意义则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汉代士人常要凭借解经之功得官职，他们不象先秦士人那样可以用外交、军事等手段为君主夺取霸权，士的地位及主体人格在这个阶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赋家也更多地表现出宫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提一些建议和批评。因而汉文人的赋作大多是“润色鸿业，劝百讽一”的作品。宣帝时辞赋也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者。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开始托古改制，然而改制并没有成功。王莽在学术上提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被立为官学。扬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经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复古特色，但行文流于艰深。其杂文《解嘲》与东方朔《答客难》前呼后应，倒是很有现实意义。
西汉的文学家都有哪些杰出的贡献？
西汉的文学史学大儒名贯天下，多以儒家思想，和独特的史学视角记录叙述了西汉二百余年大气磅礴，威震远播的天朝气象，其中的贾宜，司马相如，司马迁，董仲舒班婕妤，班固为文学大家。对文化专承和宏扬中华文明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伟大作为，贾宜的过秦论令人耳目一新，班固的汉书亦为一本不可多的的历史巨著。
刘勰对魏晋时代的诗风和代表作的评论？
（一）刘勰重视文学的革新与通变，肯定魏晋赋家的创新与开拓性的成就。
“魏晋赋首”大多是在魏晋赋的体制发展、演变，题材的开拓，思辨内涵的揭示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创造出优秀篇章者。王粲是建安文坛上第一位大量写作抒情小赋的作家，他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赋体文学从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转型的特点，是建安新赋风的积极开创者。左思《三都赋》、潘岳《藉田赋》《西征赋》是魏晋赋坛上少有的京都、典礼大赋和纪行长篇，因此颇令人注目。刘勰在《才略》篇称左思“尽锐于三都”，潘岳“钟美于西京”，与《诠赋》评价态度是一致的。
陆机《文赋》用赋的形式表达文学批评观点，反映了魏晋人对辞赋题材的积极开拓和对赋体创作的大胆实践。成公绥《啸赋》乃是魏晋新的音乐题材作品。啸，非丝非竹，而是“肉”，却能表现出丝竹难以企及的妙音，实为别具一格之音乐。其《天地赋》题材崭新，意象宏博广大，意含颂美，也是西晋赋坛的佳作。
郭璞《江赋》是第一篇以浩瀚奔腾的长江为对象的作品，是东晋江海赋的奇构。袁宏《东征》《北征》二赋，当时影响极大，时人称誉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 ［2］（《袁宏传》） 由此可见，刘勰推举的“魏晋赋首”乃各擅胜场，在魏晋赋坛上都具有开创之功。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1］
正是从通变的角度、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不同时期的文学，他论诗、骚、赋、论等各体文学，均能揭示出文体发展之特征，给予各个时代的创作以准确的概括和把握。“酌于新声”，“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就是刘勰的通变观。这种通变观在魏晋赋首的标举评价中同样有明显表现。
（二）刘勰对魏晋赋首创作的推崇，尤重宏大题材和体制，追求赋的宏丽美。
刘勰所推崇的魏晋赋首的作品，从题材上看有汉赋传统题材:都邑、藉田、纪行、音乐;有新题材:江海、登览、论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题材宏大广博，或物象宏大，如都邑、江海;或场景宏大，如藉田、典礼;或活动空间广阔，时间悠远，如纪行、登览;或思维空间阔大，驰骋想象自由，如音乐、文论。
由于题材的宏大广博加以铺叙手法的运用，这些作品多体制规模庞大，表现出对汉大赋的继承。
魏晋时期乃是赋体文学从散体大赋繁荣时期走向抒情小赋发展的新阶段，虽仍出现一批体物大赋和长篇抒情赋，且颇引时人的注目，但它们毕竟不是魏晋赋的主流，而不过是两汉大赋的余绪。最能体现魏晋赋坛创作风貌的是那些形式多样，情感内容丰富，体制短小活泼的咏物抒情小赋。然而，刘勰在标举魏晋赋首之名篇佳作及创作特长时，却专注于大题材和巨制长篇上。
事实上，魏晋名赋家们大多在抒情小赋的创作上取得了远比他们的长篇大赋更为突出的成就。王粲、曹植、阮籍、向秀、陆机、陆云、潘岳、成公绥、张协等都是抒情小赋名家，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大大推动了赋体文学的发展，在大赋衰落之时，魏晋赋家们以振起一代新赋风为己任，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发的抒情小赋繁荣的局面。
但刘勰对魏晋赋坛、赋家抒情小赋的突出成就却少予关注。这种现象正好说明，刘勰持以大赋为正宗的观点，对大赋从题材到体制情有独钟。刘勰推崇徐干，或者可以从这点上得到解释。
在建安赋坛上，无论从题材的开拓、内容的创新、名篇佳作的特出诸角度看，徐干均难有“赋首”之高誉。旁人勿论，曹植的成就即远高出徐干，为什么刘勰推崇徐干而不是曹植?或阮籍?或向秀?或者可以这么说，徐干曾作《齐都赋》，颇有齐地舒缓纡徐之风，刘勰出于对传统都邑题材的重视和以大赋为宗的观点，因此推举徐干。
（三）刘勰对魏晋赋首作品的推举，瞩目于作品的政教讽谕，表现了重讽谕的赋学观。
《诠赋》中明确表达了刘勰对赋讽谏内容的强调，曰:“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反对徒有华美的形式而缺乏讽谕意义的作品。《诠赋》中所推举的魏晋赋首各家作品都具有大题材大体制且富有讽谕性和经世致用的特点。
请看，《三都赋》赞美魏国之贤君依先王制度，以仁义礼乐治国，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朝君主的颂扬和希望。此赋迎合了期盼中兴的西晋士人的心理，故产生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藉田赋》歌颂晋武帝行藉田礼，劝稼穑、重农事，勤政爱民。
《西征赋》写作者赴任长安令时一路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积德延祚，莫二其一”的治国思想和忠于职守，取信于民的为官从政之道。郭璞《江赋》描写长江宏博富赡、多姿多彩的状貌，表现了对江南美丽富饶的赞美和热爱。
《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 ［3］（卷十二） 其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袁宏《东征赋》《北征赋》咏史鉴今，赞颂江南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人杰地灵，英雄辈出，为东晋立国江东树立信心，表达了对东晋王朝的拥戴，立意与《江赋》同。
王粲虽失意伤世而功业之志未泯，其《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执著于建功立业的追求。成公绥《啸赋》，仍不离“独善兼济之志”。十分清楚，刘勰对魏晋赋的举荐，讽谕内容是重要的一个条件。
可见，从“通变”精神出发，刘勰对魏晋赋家的创造性劳动以及辞赋成果虽然加以肯定，但他更多推崇和关注的是巨制鸿篇且具有讽谕意义的大赋作品，这种批评上的偏颇，乃源于刘勰一以贯之的“尚宏丽”、“重讽谕”赋学观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