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潜在写作代表作品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提出潜在写作这一概念的谁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
- 1、论述十七年的潜在写作
- 2、潜在作品的含义（需用文学理论的专业知识回答谢了。）
- 3、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流派有哪些？最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 4、潜在写作的学者的“潜在写作”
- 5、什么是地下文学，代表人物，艺术特色，创作特点是什么？
- 6、潜在写作的概述
论述十七年的潜在写作
时间概念：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突出点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地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潜在作品的含义（需用文学理论的专业知识回答谢了。）
潜在作品这个词说的很少很少见，一般都说潜在写作，想必你说的潜在作品，就是指潜在写作背后的作品。
在西方文坛，卡夫卡是潜在写作的典型人物。直到他死，他的作品还没有闪光。
卡夫卡属于没有得到认可，甚至说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作品的文学高度的一类人。
潜在写作在我国的体现方式略有不同，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作家的思想太超前，比如汉朝董仲舒作为学术界领军人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质疑儒术的人怎么办？站出来质疑就废了。那就私底下写呗。所以潜在写作的性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文人，泛泛的说是有思想的人，对于社会权威或者统治阶级的一种折中。
普遍而言潜在写作的东西更具有价值和生命力，因为里面全是耿直而真挚的思想。
不过对于这个名词，如果从字面意思上看，所有和正式写作不相关，但是带有写作性质的东西也都可以叫做潜在写作。
比如古代的奏章，普遍而言大家不会觉得这是文学作品，但是不排除有的奏章或者公文，具备了文学作品的特质。这类东西也可以叫做潜在作品，但是除了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人，说这个概念的人比较少。
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流派有哪些？最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现当代文学流派
“鸳鸯蝴蝶”派
所谓“鸳鸯蝴蝶”小说的产生和广受欢迎，同当时上海女学生群体的形成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爱情的题材，总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读者。于是，言情小说在女学生成倍增长的上海应运而生。当时，许多专登言情小说的报刊杂志，在上海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啼笑姻缘》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压轴之作。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
九叶派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七月”派
“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在其名诗《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作品中，他们超越了自己40年代的作品中 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与牛汉的《半棵树》显示出处于逆境中 的生命的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诗派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伤痕文学
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寻根小说流派
“寻根小说”的实验，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革新与推进，具有不寻常的实践意义。这一点，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印证。“寻根小说”的创作实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位写过类似“寻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写过《文学的“根”》的韩少功，写过《文化制约人类》的阿城，写过《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文化的尴尬》的李杭育，写过《我的根》的郑万隆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在小说主张方面的鲜明态度，足以使他们成为“寻根小说”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但在与“寻根”、与文化意识相牵连的小说创作的现象方面，譬如说，一些并没有公开主张“寻根”的作家，如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等，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新作品显示了审美思索与社会文化意识及批判精神的联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井》，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觅》……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与新的姿态同“寻根小说”的艺术主张产生着某种呼应的效果。
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亿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伟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
先锋派
当代的“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90年代的乡村小说流派
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臂》、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
潜在写作的学者的“潜在写作”
“潜在写作”是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概念：“这个词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潜在写作”是在没有写作自由的特定时代里的地下写作。“潜在写作”并不专属于文学创作者，坚韧的学者同样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潜在写作”。在“文革”那样的不正常年代，知识分子被驱逐到知识和学问之外，失去了研究和写作的权利，不仅造成了学术的大面积荒芜，而且也消解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给他们带来难以抚平的心灵伤害。“潜在写作”作为一种精神例外，在挑战自由限度的同时，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
“文革”期间，在运动最猖獗的时代，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整日挨批受整，学术研究被迫中断，几乎找不到一丝自由呼吸的空隙。受尽凌辱的经济学家王亚南在1969年告别人世前说：“过去有一个学者讲过‘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沉默也是有程度之分的。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潜在写作”是沉默的中间状态，介于爆发与灭亡之间，既不甘于死寂状态，又要寻求在高压中喘息，是一种柔韧的反抗方式。但是，在“文革”中，学者们难以逃脱被抄家的厄运，大量书籍资料被烧毁，手稿流失。“潜在写作”实质上已经成为受难者在废墟残骸上的痛苦自救。历史学家魏建猷花费大量心血搜集的学术资料卡片在抄家中被没收，被造反派用水浸泡后归还回来。他在接受审查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用的是清一色的楷体字，其总量几乎与他的全部学术论著相等。历史学家陈直被认为搞“复古”而遭到批判，几十本手稿被当成“四旧”付之一炬，几十年辛苦钻研的成果令人绝望地化为乌有。为了挽回这一惨重的学术损失，陈直白天打扫卫生接受改造，晚上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关门闭窗写作。到1976年，陈直把原来的200多万字手稿进行了恢复性修订补充，出于“一朝被蛇咬”的教训，陈直先生在毛边纸上用楷体、草体字同样内容抄写了3份，共有几十本，六七百万字，算是上了多重保险。烧了又写，写了又抄，正是这种无声的执著和倔强使得学术火苗在风雨飘摇之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一份光亮。同白天在检讨交待中受辱相比，陈直夜晚的潜在写作虽然是在清贫艰苦、提心吊胆中进行的，却沉潜着一种大快乐。和陈直进行同样的“地下工作”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学术真理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能够使学者们不惜代价地去追求、去奋斗。
“潜在写作”是一种地下写作，学者连同他的研究成果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写作中断、书稿流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险状态中笔耕不辍，而最终却连作品都保不住，这恐怕是最让学者心疼的事情了。因“新人口论”而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虽然人口问题研究受到了政治批判，但是，马寅初并没有因此而放下学术抱负。1962年至1965年，马寅初把自己关在家里，潜心撰写农业经济学专著《农书》，他认为：“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农书》的书稿是马寅初用毛笔在一张张宣纸上写就的，裱糊成长幅，卷成书卷，用白纸封好，显示出他对学术的敬重。马寅初清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百万字《农书》的出版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他用这种近乎庄严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和真理的热切追求。可是，马寅初的家人因担心给抄家者留下把柄，将《农书》手稿连同书籍资料、书信、字画等付之一炬。据说，他们是在小锅炉房里焚烧这些珍藏的、成堆的手稿和文物竟然将小楼里的暖气片都烧热了。1951年，70岁的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时说：“我要争取再活三十年，服务三十年。”到1982年辞世，马寅初以101岁的高龄笑傲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再活三十年”的目标算是达到了，“服务三十年”的心愿却被政治风暴吹得无影无踪，连潜在写作的成果都没有保全下来，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像这种丢失手稿的憾事在“文革”中并不少见。历史学家蔡尚思在“文革”中经历了家破人亡的厄运，大儿子蔡夏惨死，手稿和藏书也流失殆尽，其中就有其呕心沥血写成的70多万字的书稿《中国思想史通论》。
在焚书时代，学者的“潜在写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他们随时会因为研究和写作而招来灾祸，更难以预料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是否有问世的那一天。但是这漫长的暗夜并没有吞噬他们的学术热情，让人想起廖沫沙的诗句：“坑灰未冷心犹热，读尽残篇断简书。”“文革”后期，随着政治空气的缓和，学者们的潜在写作比较普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自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荒疏了好几年，1972年，我重整笔墨，恢复了研究生涯。”这种恢复是自觉进行的。1972年离自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也还有一段距离，要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恐怕为时尚早，学者们更多是怀着对学问的执著潜在写作的。历史学家方国瑜体弱多病、视力不好，但仍坚持做学问，“想此生勉力治学，略有积稿而未经编定，终为憾事，遂从1973年春开始清理、改造旧稿。将其稍有可取者编录定稿，得友人誊写清本。五六年间竭尽心力、目力，完成数总共四百万言。”一位七旬老人在那样的年代里完成了400万字的学术著书，恐怕仅仅用“勤奋”二字来描述是远远不够的。“文革”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学者们的努力下，一些被撤销的科研机构逐渐恢复。1971年，张岱年结束了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干校的劳动锻炼，回到北大哲学系承担了中国哲学史教材宋元明清部分的编写任务，得到重新梳理学术思路的机会。1972年，陈望道回到部分恢复的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随即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论文，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历史学家陈旭麓在“文革”后期主编了《中国近代史丛书》，并参与了章太炎著作的编注以及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的整理，为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活跃都不是突兀而来的孤立现象，“文革”后期学者们的“潜在写作”，为80年代的“文化热”埋下了伏笔。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价值，有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作家阿城就指出，“我觉得70年代算是一个活跃的时期”。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这种活跃是学者们在沉重压抑稍微舒缓而自觉复位的结果。
什么是地下文学，代表人物，艺术特色，创作特点是什么？
地下文学也称为潜在写作，是不同于时代共鸣的知识分子想要迫切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心声而去创作的文学。
严格地讲，一九四九年后仍渐渐出现的中国地下文学主要地呈现为地下的诗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诗歌刊物、地下的诗歌出版物及不断出现的地下诗人聚会及朗诵会，诗人，担当了地下文学历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见证。
地下文学最初的发端应该是在60年代初，经过文革十年的锤炼，到了80年代地下文学也迎来了它的高潮期，《新诗潮诗集》等作品与90年代走向地上，走上舞台。
扩展资料：
有关地下文学的文学常识
《1966-1976的地下文学》由杨健所著。文学——社会思潮的风向标。“文革”十年，文艺界一片萧杀。但是在地表的高压和萧杀下，却生发和涌动着激情澎湃的思想岩浆。
包括红卫兵文艺、新诗歌运动、知情歌曲、知青文学、手抄本、民间口头文学等，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农村的谷场上，甚至是干校和监狱里，到处都有地下文学的声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下文学
潜在写作的概述
“潜在写作”是学术界第一部完整探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潜在写作的专著。全书分为“被边缘化的文学路的延续”、“从现实战斗精神到现代反抗意识”、“民间意识、文人心态与文学精神”、“‘共名’时代的个人觉醒”四个部分，作者力图从这四个方面梳理这一时期的潜在写作现象，钩沉文学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在时代底层的延续和演变，从而打破以往当代文学史研究只注重当时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一局限，指出在一个一体化的时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精神仍然有其多元性的遗存。
关于潜在写作代表作品和提出潜在写作这一概念的谁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