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后期代表作品，你是怎样看待琼瑶和她的作品的？
专家解析琼瑶作品：她的爱情去除了很多烟火气
提起言情小说或者言情剧，没有人能忽略琼瑶这个名字。琼瑶的小说和影视剧影响着几代华人，她的作品中对纯粹美好爱情的描写，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或美丽或感伤的一帘幽梦。
虽然琼瑶的作品并不被所有人接受，甚至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时至今日，她的作品所构建的集体回忆不知不觉已写进了历史。
【创作历程】 从感伤到乐观 作品与经历同步
从1963年的《窗外》算起，琼瑶在50年里写了64部言情小说，有50多部改编成了影视剧，影响了几代人。仔细分析会发现，爱情主题贯穿琼瑶作品的始终，但具体到结局走向和风格的变化，是和琼瑶本人的遭遇高度吻合的。
记者仔细查阅了琼瑶的作品，发现早期的琼瑶是偏爱悲剧的。1963年她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就是一部悲剧，此时的琼瑶刚刚经历了一段无果的师生恋，让她对爱情的理解蒙上了诸多阴郁的色彩，书中描写的师生恋就有她自己生活的影子。此后，琼瑶与同样热爱写作的丈夫结婚，又因为写作的爱好而分开，因此这一时期的琼瑶作品都显现出感伤、压抑的特点。《窗外》之后，她接连出版了《烟雨濛濛》、《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菟丝花》、《潮声》等小说，这些作品大多以悲剧结局。
琼瑶在自传《我的故事》中详细描述过自己与朝夕相处的出版商兼经纪人平鑫涛的一段长达10年的婚外情，痛苦纠结的婚外恋成为她作品中常常描写的题材，这在《几度夕阳红》、《紫贝壳》、《我是一片云》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到了琼瑶写作中期的70年代，相恋十余年的琼瑶和平鑫涛历尽艰难，终于走到了一起，苦尽甘来的爱情生活改变了琼瑶的生命走向，也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1973年《心有千千结》开始，琼瑶的创作开始走向明朗、乐观的风格，尽管人物也会经历诸多磨难，但琼瑶尽可能地消解悲剧，呈现出皆大欢喜的结局。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还珠格格》将这种喜剧效果发挥到了最大。在琼瑶的后期创作中，则借助于不同的人物形象和爱情故事反复说明一个观点——“爱具有战胜一切的力量”。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很容易就陶醉在琼瑶编织的爱情梦中，也似主人公那般渴望神圣爱情的到来。
之所以有这种梦幻的感觉，是因为琼瑶的作品大多以俊男美女为主角，以纯洁的爱情主线、浪漫的煽情和诗情画意为手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爱情童话。
中国现当代文学暨台港澳文学研究专家方忠认为，“与前人相比，琼瑶尽管写的还是爱情，但融进了许多新的时代内容。她写了形形色色的爱情，有不同形态、不同时代的，也有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以至于有人将琼瑶小说称为‘爱情的百科全书’，尽管每部作品的具体爱情内容不同，但其爱情主题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追求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有道德有教养的爱。”即便是现实生活中所批判的婚外恋情节，在琼瑶的笔下都能显现出它的纯洁性，使人物的感情既超越社会道德又能吸引读者。
不少人将琼瑶视为无病呻吟、不食人间烟火的“闺秀派”或“新鸳鸯蝴蝶派”，有些人甚至把琼瑶小说称为“琼瑶公害”。
作家李敖也曾经批判琼瑶这种爱情至上的写法，劝导她“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并主张让她睁开眼睛看世界，“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但这并没有影响琼瑶的创作，她还是依然坚持每日关在自己的小屋里编织着自己的也是大众对于爱情的理想。
【后世影响】 切合时代需求 成大众文化标志
上世纪60年代由《窗外》引发的“琼瑶热”在台湾和海外不断升温，持续了近20年，80年代中期悄然渡海，一夜间风靡大陆，面对中国当代文坛的这一“琼瑶现象”，人们众说纷纭。
谈及琼瑶热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恰恰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感官娱乐和消遣类文学逐渐盛行，这时候琼瑶的出现恰恰满足了时代需求。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多元化东西太多，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因此琼瑶有点被淹没了，但进入21世纪之后，琼瑶和现代的“轻审美时代”又达成了共识，拒绝责任，拒绝承担，文学和影视仅仅是为了感官娱乐和情感释放做准备的，琼瑶又变成了轻审美时代的代言人，这一头一尾都是和时代的轨迹暗合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琼瑶作品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对女性婚恋观的影响上，这种影响是全方位。“上世纪60年代，台湾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这个时候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和8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的变化很接近，琼瑶的小说在此时出现，对整个华人社会都有很深的影响。她把对传统价值观的依恋，以及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心态表现得比较充分。”张颐武表示。
除此之外，琼瑶一直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张颐武认为，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将时代的元素加入为作品服务是琼瑶长盛不衰的原因，“琼瑶在《还珠格格》时期把言情改造得幽默风趣，更加适应市场化的需要，甚至对后来的穿越剧都有影响。虽然琼瑶并没有像金庸那样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但是不可否认她是华人作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家。她的作品有稳健的价值观，对女性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中间保持平衡做了巨大的贡献。”
文/记者田婉婷
【专家解析】 琼瑶式的爱情太美好
琼瑶作品中的爱情基本是脱离了一切社会属性而孤立存在的，最经典的作品是前期的《婉君》。读初中的时候，琼瑶的书是一本一本的小册子，一本小说大概四五册，通常是一本册子大家轮流在寝室间传阅。那时学生的心智没有特别成熟，所以对爱情的憧憬还很美，把爱情当成神话和传说来看待。
很多人批判琼瑶，说她的作品对社会的反思和历史的批判不够，作为文学家所承载的审美和社会功能基本上全部缺失。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上是缘木求鱼，我们不应该问琼瑶索要这些，正如同不应该向茅盾、巴金索要纯粹的情爱一样。
琼瑶的言情小说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变过来的，但有一点不一样，鸳鸯蝴蝶派的很多小说中呈现的爱情都是哀情，这种哀情是和整个社会的压抑、沉重密切相关。琼瑶承接了鸳鸯蝴蝶派的情，却把哀去掉了，别看里面哭哭啼啼的，但不是哀情，却有点滥情，是泛滥的感情，这里的感情不指向任何东西，感情就指向感情本身。她的作品里，爱情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是爱情到底的。正因为琼瑶的爱情去除了很多烟火气，也令其受到几代年轻人的欢迎。
我曾经问过琼瑶的儿媳“琼瑶的生活和想象是否一样？”得到的答案是“她的生活非常简单，她对生活的理解跟她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基本是一体的”。一个作家把人格投射到作品中非常难得，在琼瑶的世界里始终不变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和美好幸福生活，因此她笔下的世界也是如此。
至于琼瑶作品中的三角恋、婚外恋等描写，我倒认为是小说构建戏剧性的需要，试想如果没有多角恋，无法想象两人的恋爱可以从头谈到尾。所以不要从戏剧伦理上去批判，这是小说技巧的问题。琼瑶的作品不是不够美好，而是太美好了，因为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不美好，而琼瑶却只选择了去描述感情。
茶馆的作者是谁？
《茶馆》的作者是包道乙包道乙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方腊帐下头目之一，梁山军征方腊后期的强劲对手，本来是在金华山出家的道士，善使混元剑，
之后跟随方腊，图谋造反，以邪作正。但遇交锋，必使妖法害人。有一口宝剑，号为玄天混元剑，能飞百步取人。协助方腊，行不仁之事。因此尊为灵应天师。包道乙虽有斩断武松左臂的战绩，但是除此之外并未有其他出色表现，而且在与混世魔王樊瑞的法术对决中占了下风，旋即在宋江大军攻打睦州时被轰天雷凌振用火炮炸死。
可在5年后受益匪浅？
谢邀。跟题主分享一下我的经历。25岁是我人生的低谷期，沉迷了两年后终于结束了那样的生活。27岁，我开始幡然醒悟，然后开始去做一些事情，现在感觉受益匪浅。最大的体会是，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坚持不懈去努力，你都会有很大收获的。
第一：坚持运动。我人生的低谷是离异，一下子没有了家庭的支撑，整个人空虚起来，于是第一反应是找事情打发空虚和无聊。
于是，我选择了爱好的运动。在单位，和同事打羽毛球，享受挥汗如雨的快感，以期忘掉心里的创伤。但是身体强健了，内心的空虚仍然会不时袭上心头，我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下来直面这样的现实，所以我选择了练习瑜伽。
瑜伽可以使人变得安静，体式温柔而有力量，在静静的冥想音乐中，我在感受内心的渐渐舒展，整个人变得特别安静，浮躁不安的情绪慢慢消失。
瑜伽是一件能够使人上瘾的事情，时间长了，我不满足于跟着老师练。于是，我考取了瑜伽教练证，也顺利开启了一项副业——瑜伽教练。
一边忙工作，一边教授瑜伽，在享受瑜伽给自己带来的变化时，我也有了一份副业收入，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生活充实而又有意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
特别是，在单位里，我成了运动达人的代名词，和同事们一起练瑜伽，一起策划组织瑜伽演出，也收获了不错的人际关系。
其实，所有的运动都是相通的。有句话说：运动和读书，总有一个在路上。没错，先让自己身体强健起来，才有更多的资本去做喜欢做的事情。
第二：学习心理学。学心理学的初衷是为了自救，因为感情中经历了太多挫折，心情一度灰暗到几乎要抑郁。后来，有朋友推荐读张德芬的《遇见未知的自己》，然后就慢慢对心理学有了兴趣。
曲折的报名过程，枯燥的学习内容，都抵不过对一件事的热爱。参加了一个培训机构，每周都要跑很远去上课，然后和同学老师交流，后来进入了心理学圈子里，慢慢了解了许多心理学应用。
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在遇到问题时一起去探讨解决。改变了自己内心固执已久的想法，才知道，原来生活中许多事情真的是“一念之间”的差距，心态变了许多事情也会跟着改变。
当然，心理学证书拿到手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这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已经慢慢知道遇到有些事情时，不会再去钻牛角尖，而是会理性的分析，尽量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许多朋友说，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更加积极上进了。
当然，平时也特别乐于跟朋友交流、分享，无形之中，我也帮到了许多朋友解决了心理上的疑惑，这种快乐也让我自己有很大的成就感。
其实，学习心理学不过是学到了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不断去开拓思维，理性去做一些事情的。说到底，无止境的学习，才是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
第三：读书+写作。我从小喜欢读书，喜欢记日记，但是这些只是爱好。工作之后，发现身边好多同事没有继续学习的习惯，更没有输出知识的习惯，自己这样的坚持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我依然坚持去读书，记日记，并且在平时看电影和好看的电视剧时，也会将自己认为好的影视作品写成读后感，偶尔散发在一些公众号上，只是当成一个小小的习惯去做。
后来，听说有了自媒体，可以自己申请账号，自主创作，于是便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这方天地上。
坚持输入，持续输出，让我的写作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高。这对我的工作也有了很好的帮助，我在单位被领导重视，也开始了从事文字工作，写出的大材料也多次见诸报端。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所有的成就都离不开日积月累的坚持和努力，所以，无论你选择做什么，记得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至少有一个在路上。
当你坚持下去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和别人的差距在一天天拉大，你的收获终会在不知不觉中会点亮你的美，让你一辈子受益匪浅！
当时大多文人都去了？
鲁迅和郭沫若，是上个世纪左翼势力力推的两大知识分子，长期都是同一政治营垒中人，有人还说他们是现代的“李白与杜甫”。大体上，他们是同志，是战友。
可是，他们二人的关系，也是既迷离扑朔，又不免微妙好玩：互相似乎瞧不上，本有很多机会可一块把酒纵歌却有意“未曾一面”，王不见王。“笔墨相讥”的论战屡屡腾起，连官司都差点搞起来了。互骂起来，更是非常不堪的。文人吵架，一失态起来，风度未必就比汉口弄堂内的武汉大妈好多少。
用现在的话形容，他们二人，就是同一个朋友圈的，同在一个好友群，私下却没互加V信，或者干脆加过但拉黑了。尽管，时下那句到处流传的鲁迅名言，什么“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云云，确实是谣言，是自媒体瞎写，是有人对鲁迅栽赃，以他之名诋毁郭沫若。鲁迅是骂人作狗过，但骂的是梁实秋。
还有一个更为蹊跷的问题在于：鲁迅逝世前后，我们的郭沫若先生，跟学过家乡川剧似的，忽然换了一张必恭必敬的脸，竟以鲁迅传人自居起来，逢人说项，无及不颂，陡然一夜之间变身为迅翁肝胆相照的师友徒孙。这番转变，只看俩人私交来往，的确是没啥起承转合过渡的。从这一点看，老郭确实是个妙人。
所以，当1936年10月19日早晨，鲁迅在上海病逝的消息，传至日本东京时，旅居此地的郭沫若，虽通宵写出悼文，字行间深情款款，评价则至高无上，可到底是由衷而发，抑或逢场作戏而已，大家都摸不准。
说当年鲁迅出殡，几乎知名文人倾巢而动，唯独不见同阵营的郭沫若，言下之意肯定不至于去追究他的“失敬”，而是要侦察俩人关系的真假虚实而已。八卦闲扯中，亦有深意在焉。
总体上，无需刻意粉饰，就材料说话，郭沫若本人这边，长期以来对于鲁迅没啥好感，甚至有点厌恶，当不是乱揣瞎说。可以说，假若不是形势比人强，鲁迅突然被推上神坛，郭沫若的态度也未必会陡然翻转，后半生甚至动辄“谬托知己”起来。郭老一生，都是很懂得察看风向的。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鲁迅比郭老师年长11岁，是文坛前辈；经历也很相似，都是地主家庭出身；都曾扶桑留学，且开初都是学医的；此后的政治志向也极趋同，都曾想靠医学救助弱民,都一样最后弃医从文,决意搬起文学为武器,拯救愚众，施行启蒙。可偏偏，他们却不可捉摸地交恶。
在我看来，这其中，固有理念差异的横亘，但更多的，当时性情不和、文人相轻、意气之争致使的隔阂。他们均是才情盖世的文人，也都是坚贞的爱国者，不管私德怎样，这一点“认证”俩人都是没问题的。可郭沫若自出道，却也以“仇鲁”蜚声文坛，其“骂鲁生涯”1928年6月一直持续到鲁迅逝世为止，炮声十多年不断。
他的总基调，是抨击鲁迅乃“法西斯”，是“二重反革命”，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流毒五湖四海的中年青年，必须踏倒方能前进云云，此外还给扣上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帽子，让鲁迅很恼火。不仅对鲁迅为人嫌恶，就连鲁迅的文章，他都是轻蔑的，晚年还难得真诚坦白，“我自己也委实过傲慢,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
也因此，他们本来有好些机会，能够坐下来尝试着冰释前嫌，但一致地都选择了回避。1927年1月,他们人都在广州附近,可未曾会面；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上海定居，不久郭老师也避祸于沪上，前后呆了4个月，都爱到内山书店小坐,可从来没见过面。你说是无意错过吧，可他们的师友圈子、交际往来之人，基本都是重叠的，况书信也方便，也没见到鸿雁一片传书，公开的文章还是不可开交地骂来骂去。
伪造的康某书法细想，俩人有啥大仇么，又的确没有，泰半还是性情不同、理念有异、文人相轻所致吧。
大概也因了这些事实，当1936年10月19日鲁迅作为“民族魂”被北方盖棺论定时，老郭突然如丧考妣起来，后半生更是深情款款，才让人怀疑他的诚意。
而鲁迅这一面来说，总体上他对郭沫若的观感，似乎也可几句话归结：他对老郭的学问是看重的，也认为他是可团结的爱国者与同志，但是对其私德意见很大，以为是“才子加流氓”式的上海滩“新才子派”作风，充满不信任感。
老郭论私德，确实不免让人非议，风评始终不佳。他论起家世，本是四川乡下一贩卖鸦片的生意人子弟，家族性的那种商贾气，诸如投机取巧的聪明劲，冒险赌博的胆魄力，畏怯权力的怯弱样，生长环境未必没有作为精神遗传给他带去影响吧。考其生平作风，鲁迅送他的经典名言“才子加流氓”，虽刻薄尖酸了点，可以公心论，也未必全然是毁谤吧。
相应的，鲁迅生前，对郭老基本也没啥好脸色，经常冷嘲热讽，时不时刺激下。鲁迅一辈子，骂人无数，可骂得最狠的，其一恰是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珂罗茨基”，直白讲即才子中的的流氓痞棍。鲁老讽刺人，喜欢说人“才子”，有点类似现在人看人傻帽，就说他是“诗人"。
这种恶况，直到1935年9月，才有点转化迹象。那时，鲁迅开始病重，似乎自感时日无多了，而上头又有传令，让他多团结同志，多让下小辈，他的笔调、口吻才松懈了不少。床榻上给同仁写信，主动表态，要与郭沫若先生加强合作，一同战斗。说是非常时期，大伙“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云云，是既摆明矛盾还没尽消，但体现自己的高风亮节。
另一方面，即便是关系僵持阶段，迅翁对于老郭，又是时刻关注的，对其才学似一直也挺看重。他委实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喷子”，是有那个肚量客观看待敌与友的。就《鲁迅日记》看，即便是在郭流亡东瀛期间，郭所编、撰的古文字学书籍共12种，鲁迅似大部分都细加阅读了。
我们可以看到，总12种著作，就有10种，被鲁迅郑重记录在书账之中，且其中9种是他自己专程跑街上购买的。在给许广平、冯雪峰等人的私信中，他也真时有要联络老郭的意思。只是，天不假年，也造化无常，各种因缘难凑，直到鲁迅溘然长逝，他们凶隙的疙瘩也没能完全解开。
后来，郭沫若曾写出《告鞭尸者》一文，坦然说，“鲁迅生前曾经骂了我一辈子,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可彼时鲁迅都墓木已拱了。
总之，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据郭沫若自己说，他是极为悲伤的。他当时还在日本，到处找报纸，待终于看到讣告，“我的眼睛便不知不觉地酝酿起雨意来”。
他当时没去丧礼现场，自然属于没有条件；没有立即予以回应，应该是说鲁迅刚逝世时，对他该如何“盖棺论定”，其实还有待观测。郭老一生识时务，没有贸然出头，符合他的一贯言行。他经常是“事后诸葛亮”，见尘埃落定了，就不吝各种“补充”、扩展、延伸，以他的文彩四溢之笔。
实际上，在郭沫若的后半生，鲁迅差不多已成为他最崇仰的两三人之一。他无数次追悼告白。他说，鲁迅“是不朽的”，是他“难得的老师”，是“我们中国民族进化的一个杰作”，越往后调子越高。并且，他还自豪地宣告，他“与鲁迅感情是相通的”，反正就是如兄如弟如学生的亲昵。
后来，也就是差不多10年过后，也是他郭沫若，首先撰文疾呼，希望将每年的10月19日，定为“鲁迅节”，并设立“鲁迅博物馆”。他还倡议，各地“多多塑造鲁迅像”，要把西湖改为“鲁迅湖”，把北京西山改为“鲁迅山”，种种言辞真是觉得感人肺腑。
只是，我常不怀好意地揣度，不要说我等了，即便是鲁迅本人，听到鼎堂老师口中吐出的这些至高无上的谀颂之辞，他会高兴吗，他会相信吗？我还相信，这个疑问会永远存在。
去世的时候多大年龄？
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之死，日本医生误诊加鲁迅自身原因导致
鲁迅说过，在下雪的早晨，吐两口血，由丫鬟扶着，去看梅花，是至好的享受。只是鲁迅没成想“一向很少生病的他”，这一次，真的永远离我们而去。泪目。
鲁迅先生死于自发性心胸，而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去世的时候才55岁，非常令人惋惜！鲁迅的地位，只看毛泽东的评价足矣，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地位如此之高，死的却如此蹊跷，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有何秘密？
据当时及后来医学界专家说，鲁迅当时的病情虽严重，但是还是可以医治的，关键就在于把他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治疗及时的话，鲁迅可以多活五六年，至少可以活到60岁；如果治疗不及时，鲁迅最多活半年。而长期给鲁迅治疗的日本医生须藤却存在误诊，说并无积水，在诊治鲁迅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鲁迅死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一份治疗报告。他虽然写了，但与实际治疗并不相符，后来须藤就不知去向了。
一、鲁迅到底有没有患慢性支气管炎、胃病？
须藤医生长期给鲁迅治病是按照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那么鲁迅有没有这两种病？有。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10月至12月，记载了鲁迅数次“腹痛”、“胃痛”的经历。10月12日“夜腹忽大痛良久，殊不知其何故”，13日“腹仍微痛”，11月9日“夜半腹痛”，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2月5日，医生“云气管支及胃均有疾”，6日则“觉胃痛渐平，但颇无力”。因此须藤医生给鲁迅治疗这两种病也可以说对，但须藤却存在明显的误诊现象。
二、鲁迅病情的时间脉络
1936年1月3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腋肩及肋均大痛。第二天去了医院医治，这以后病情时好时坏。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鲁迅就请熟识的日本医生须藤来诊治。此后须藤医生每天来给鲁迅打针，鲁迅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3月8日，鲁迅又突然又发低烧。3月31日，共产党人冯雪峰打电话找茅盾，商讨之后，茅盾又打电话给友好人士史沫特莱女士，托她找医生。史沫特莱请来了当时在上海的美国肺科专家邓肯医生，该医生检查了鲁迅的肺部后，说了两个字：严重！他对鲁迅的家人和朋友们说：恐怕过不了这个年。但这位美国医生又说：最好住院治疗，或是转地疗养，如果治疗的好，可以多活五六年，甚至可以再活2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有住院治疗，也没有转地疗养。从1936年6月5日起，鲁迅身体日渐委顿，起坐都有些困难。
为了查清病情，家人和同事们于1936年6月15日把鲁迅送到当时的上海福民医院拍了张胸部X光片。1936年10月初，鲁迅病情有些好转，10月8日他还去了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并和青年木刻家黄新桥、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人座谈合影。10月17日下午，胡风等人陪同鲁迅到内山书店闲谈，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来了，鲁迅还要周建人替他找房子，想搬家。但没成想18日凌晨，鲁迅气喘不止，病情急剧恶化。鲁迅费了很大力气写了便条给内山完造：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了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落款是" L 拜 十月十八日"便条写得很吃力，字也有些歪斜，这是鲁迅在世写的最后的文字。
须藤医生来了以后，就给鲁迅打了针，但不见效。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说完便与世长辞。
三、鲁迅到底死于何病
为了查清鲁迅之死的真相，1984年2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了9个医院23名专家召开“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结论是：“根据病史摘录及1936年6月15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为：一是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二是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三是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鲁迅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记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这份诊断书领衔签名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放射科教授荣独山。
2006年4月，鲁迅之子周海婴又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对同一张X线胸片再次审读，书面诊断如下：“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左侧的第七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结论：鲁迅先生之死的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面死亡。这种科学结论，终于揭开了长达48年的鲁迅死因之”谜”。
四、须藤何许人
须藤，全名须藤五百三，日本冈山县下原村人。1897年毕业于冈山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后作为日本陆军军医辗转于北京及台北等地；后在日本国内善通寺预备病院和姬路卫戍病院等处工作，还以军医身份任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海州)慈惠医院院长。1918年退伍以后来到弟弟做生意的上海开设“须藤医院”，后成为内山书店同仁以及鲁迅一家的主治医生。到上世纪30年代跟鲁迅交往时，他已是一个有三十多年行医经历，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了。同时他还是军人团体“上海在乡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团体是主战的。
早在1933年的时候，鲁迅的好朋友内山推荐须藤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看病，因为周海婴从小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特别是哮喘厉害，顺便鲁迅身体不好的时候，也给鲁迅看病。鲁迅在后来得了肺结核且出现严重症状的时候，须藤在诊治鲁迅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从没有提到鲁迅的主要病症是肺结核，甚至连怀疑、诊察化验也没做！美国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鲁迅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突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咯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没有针对鲁迅的病情，做积极的治疗，用药方面也未见变换，甚至于没有建议养病，连一个医生最起码的劝告义务都没履行。因此我们怀疑须藤医疗技术水平不行，存在误诊。
图为内山完造和鲁迅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这么信任须藤呢？
第一，须藤医生是由他非常好的朋友内山所推荐。内山，全名内山完造，汉名邬其山，是旅居中国上海的日本商人，主要经营内山书店，是鲁迅先生的挚友，创办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蔑视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内山完造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平等、和善，一点都没有当时日本人的自以高人一等的态度，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位好人、中国人的朋友。内山推荐的医生，自然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第二，须藤给鲁迅儿子周海婴治疗的效果非常不错，可以说除了须藤医生外，别人给周海婴治疗效果都不好，并且在鲁迅病重之前，治疗时间就已长达三年半，次数有150多次，这就慢慢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进一步信任。第三，鲁迅把须藤当成了好朋友，还经常互相请客吃饭，赠送礼物等，已然超出平常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所以鲁迅才如此的信任须藤，对于邓肯医生的建议，貌似也不是很信任。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建议改由美国医生治疗，鲁迅仍属意须藤。直到去世，都是须藤看的病。
鲁迅去世后，鲁迅夫人许广平从须藤的治疗报告中看到，须藤把肺积水的诊断时间提前了个多月，并不符合当时实情。此外，许广平说须藤用的是激素类针剂，是日本产品，用后病人表面症状消失，自我感觉畅快，但事实上却是令病情蔓延了。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之死有须藤误诊之错。
鲁迅之死，自己也有过失之处。在抽烟这个事情上，有些任性。
鲁迅21岁抽烟，每天至少要抽3包，醒着时基本是烟不离手。他抽了35年烟，烟瘾又这么大，那个年代的香烟没有过滤嘴，对肺的损伤更大。
鲁迅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后，经常咳血，呼吸困难。医生一再要求他不能再抽烟，但鲁迅管不住自己，经常一边抽烟一边剧烈地咳嗽，医生只好反复规劝“丢掉香烟吧。”他才把烟扔掉。
鲁迅去世后，上海有人怀疑是须藤害死了鲁迅，理由是这位须藤是日本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团体是主战的。怀疑归怀疑，但至今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是须藤故意谋害先生。
鲁迅先生走了这么多年，但我们依旧怀念他，他是真正有骨气的人。诸位觉得呢？欢迎关注。
如何系统地学习文言文？
「写古文，985中文系大教授也闹笑话，要学好其实只需2本书」
古文当然是不好学的。100年前先祖们的那些文章，汉风、唐韵、宋意、明清风流，都已经成了我们“熟悉的陌生人”。这就是令大家满面羞愧又痛心疾首的“文化断层”现况。
因诗词“平仄”引发争议的名教授古文写作，数千年来都是中国读书人必备的文化技能，是否高明另说，可论性质确实属于ABC级。可不妨沮丧地说，五四之后旧学式微，如今泱泱中国14.2亿人,真能写得一手文旨雅驯、不出洋相文言文的，都找不出几号人来，尤其是40岁以下年轻一代，近乎绝迹。去年清华开学典礼，迎新标语都能赫然写成“热列欢迎”，还能说什么呢？一群明星，都有输入法联想功能了，不还是在微博中把“国士无双”都能敲成“国土无双”？
就在前几日，网上媒体猛吹一位海南本科毕业生用“文言文”写的的论文致谢词如何出类拔萃，可稍微一看即知连字句都不通，读来只能令人尬到一身鸡皮疙瘩。如今大陆年青一代，我至今没见证过有一位，能将文言挥洒自如的。倒是对岸，个别“才俊”写得有板有眼，一些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公告、文言的报章，彼地也是可以常常看到，令人生发“礼失求诸”之慨。不说普通人了，现今985大学文史系教授，又有几位能写得一手好文言呢？非妄自菲薄，而是惨况如此。
记得前些年，江浙某百年名校校庆，其文学院院长，也是鼎鼎有名的古典文学大腕了，亲自出马写了一篇贺文，可结果呢？短短1千多字，从用词到意旨算掉牙不说了，连出乖露丑处都比比皆是，一腔热情只会换来笑话。这荒芜状况，你说如何教出古文英才？当今学界前辈中，我所知道的，也就陈永正、龚鹏程、项楚、刘梦溪、徐晋如、段晓华、刘宁诸位先生，所写古文还是可以读的。
至于有实力入《续续古文观止》的精彩文章，至今应该一篇都没。近几十年，我们荣辱与共，我们同病相怜，全体交上鸭蛋。
至于说，我们这些穿牛仔裤、着短丝袜的现代人，为啥还要回头学习古文，疑问也必须得到理清。
金庸荣任浙大文学院名誉院长，也被同行“炮轰”学识不够过我个人不是个复古主义者，对所谓“国学”及当下“国学家”们，一点好感都没有。但是，历来还是很主张，凡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国人，都有必要去多了解文言文、尽可能多读点古书，甚至可以话都能试着写点古文。“日暮涂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些词句写得多好啊，100个余光中200个余秋雨也写不出来啊，怎么忍心说不要就不要了呢？难道真得登黄鹤楼时只能一声“靠”才时髦才摩登么？
我想，系统学习文言，归纳起来，目的无非有二：一是读得懂古书，二是进而写得了古文。能读古书，理由很浅白，就是文化需要传承，不能彻底断根，不要最后落得跟韩国越南人一样，看自家祖先留的东西剩下一脸懵逼不知所措，这叫“数典而忘其祖”，甚至是“自退为野人”。也许是我个人偏见，假设末世来临，只能带走一两本书，我就绝对不会拿上什么《汪曾祺散文》或《洛丽塔》甚至《红楼梦》，而是会放上《庄子》《陶庵梦忆》之类古文。这又不是有意有所轩轾，而是出发点就很简单：无论任何门类国别的书籍，都不如中国经典古文一样，如此美好又如此耐读，出门半生还如初见。
至于为何要学古文，理由也很简单：对于任何中国写作者来说，古文的那份高贵、典雅、庄严与精炼，单单修辞术都是无可取代的。优秀的文言文，优雅精微，曲深隽永，那遣词造句，那声韵律调，是余韵不穷，又庄严妙曼，近乎美之极致，有些人读来不自觉都会摇头晃脑。古典文言，处理素材的思路，表达主旨的智慧，安排结构的技巧，精粹语言的功夫，言在此意在彼之策略，依然还是今人要写好白话文最好最深最厚的资源，联系白话文写作，从不同角度分析作家文心，完全可以借鉴并找到古人方法的门径，从此照亮灵思的暗区，让美好的文字汩汩而来。
近代以来，虽然白话文取代了文言，但是一流的现代作家，比如鲁迅周作人张爱玲汪曾祺沈从文乃至余光中张大春王鼎钧等等，无一不是具备深厚的古文功底。如今很多名作家，读书太少学养过欠，古典文学几乎就是文外汉，写写诗歌写写小说还好，但一操弄散文就马上露底，那些白开水般毫无韵味、拖拖拉拉似漏气的汉语，真是不堪卒读啊！文风，太单薄粗粝了！
当代负有盛名的中国作家，从路遥到莫言，从麦家到刘慈欣，坦白说论“文笔”就是很差，反正我是看不下去的，尤其是散文集。是他们才华不够吗？显然不是。而是作为中国作家，他们用中文写作，却对汉语的前世今生所知太少了，从遣词造句到语感意境都太断裂了，有时甚至像一个老外在鹦鹉学舌，如何不生涩？
合格的古文、高级的古文，如辜鸿铭所说，是“语言高雅、表达自由、字词简练、意义完满”，好妙到不可方物。这种有点不食烟火的好，有时容易让人望而却步，以为终身都学不好。我始终都觉得这是个误区。
当今学界，论文笔，论文言交融，我觉得龚鹏程是最好的在中国所有旧学问中，古文其实是最好学的，何至于“一怕周树人，更怕文言文”？写古典诗词，至少需要点天赋，并非人人皆可为之；但是，若要写出合格的文言文，实际要求并不高，至少不会比练习书法难，不会比长跑辛苦，不会比高中数学考到60分难。文言文有啥好怕的呢？说穿了，只要智力水准不要太低，只要多诵读，多涵泳，自然水到渠成，没有学不会的。我的一位好友，在湖北襄阳某校教书，见班上一位学生喜欢阅读，遂指示他背了10几篇古文，半年后模仿写一篇文言作文，已经有鼻有眼了。古文难乎哉，别自己吓自己。
依我看，学古文的问题，最容易出现的一大障碍，在于不好教，容易被误导。从实际情况看，不说一般中学老师如何方法不当，直把人弄得见到古文就烦了——因为这些老师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可谓一代又一代循环“残害”。事实上，那些文章名家也容易带偏方向：
老作家王鼎钧，被认为“用一流的文言素养去写白话文章”博学多才满腹经纶的学者，因为自己素日也不怎么写古文，看得多写得少，笔杆不免粗疏，太缺少创作体会，往往偏向文献学；那些成就非凡的作家，则每每讲得天马行空，旁逸斜出，难以进入学理的境地；而学养与创作均非比寻常的大手笔，又基本不屑于这样的工程。比如王蒙余秋雨可以写出几本《老子》著作，但讲不好古文写作课程，而林谷芳张大春那些才子又懒得“对牛弹琴”。如此，“名师”遍地都是，“明师”却一个难求。
更何况，搞文言的、学文言的、写文言的，也是内部掐架得很厉害，理念上始终存在分歧，也给如今的古文写作领域带来困扰，弄得一些人无所适从。这些人，大体说来，分两派：传统派与改良派。所谓传统派，主张完全学古人，如今多数聚集在“国学党”，是彻底的复古主义者。而改良派呢，则认为应该适应现代人习惯与时俱进，在不显得别扭前提下，可以尝试文言交融、言文合一，甚或进一步浅俗化、生活化、口语化，让一般人都能看得懂且觉得好。但两派的问题都很严重，传统派是食古不化，搞出一堆“之乎者也”的假古董，迂腐得很；而改良派，其做法实为调和白话文言，最怕的是高不成低不就，成了夹生饭。我个人，当然更赞赏后一种。只希望他们可以提高能力，比如写出刘永翔、龚鹏程诸位那种程度，典雅又不失新鲜，真是好文字。
学古文，当然不是回去摇头晃脑之乎者也其实呀，真要学好古文，我这外行都觉得不用太向外攀缘，路径一直都是很简单的：1，趁着年轻多背点古文，越年轻越好，年纪大了也不用焦虑自卑，学一点是一点无非见效慢点而已；2，唯二步骤就是找到好选文，且不断仿作，这就是吴宓说的，“文章成于模仿”。事实也是如此，虽古今之大作者，都只能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先形似到神似，然后别出心裁，自成文章。
既然如此，那选什么书精读精背，进而精心模仿呢？理论上，所谓模仿，对象只要古代佳篇就行。说白了，只要是第一流之作，管他左马班扬还是韩柳苏欧还是汪中张惠言，都可以“拿来主义”做范本。
但是，这种选择也有最好的参考成例，那就是我们的古人事怎么学古文的。过去的时代，也就是解放前的旧社会，中国读书人学古文，大体离不开两本“启蒙范本书”垫底：一为《古文观止》，另一则是《昭明文选》这两部书。一时一古，一重散一重骈，双峰并峙，同途并驾，各臻其妙。这两部书，至少清以来，就是读书人家必备标配。
而且，似乎很有默契地，对于这两部文章选集，不同阶层的读书人，也会自觉地有所分类：普通人家子弟，目的无非想把文章写通顺，可不敢奢望做什么杜甫韩愈这等大文豪，也想着顺便能对科举考试也有点用，那就是把《古文观止》背熟了；还有一类人，出身好，要么是上流社会，要么是世家子弟，父师们给的“训练教材”基本都是《昭明文选》。得其益、承其统、尽其妙，于是皆顺理而成章，各得其风流。
为什么会有这差别，又为什么需要这种区分？只因为，《古文观止》专收无韵的“散文”，而且所收文章都属于常见且好读的，朗朗上口还没啥偏僻字，对于使用繁体字时代的人们来说，私塾上个一年两载就没有什么文字障碍了，硬背个二三十篇日常作文完全足以胜任。所以，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印行以来，就风靡天下，乡下士绅子弟几乎人手一本，以至于到了现在，旧书贩还能很轻而易举又廉价地收一堆《康熙字典》与《古文观止》回家。
简单地说，《古文观止》这书，本就是康熙年间绍兴私塾先生吴楚材与吴调侯叔侄俩编写的，是落魄秀才自己弄得教材，目的是便于教课之余还想挣点稿酬外快，而预设读者就是乡下小孩或普通百姓，完全就是“秀才编给秀才看”，眼光不可能高、篇目不可能复杂，属于“大众款”；而《昭明文选》呢，乃梁朝太子萧统带了一群彼时顶尖文化精英所编，明显档次极高，所以所收“古文”不仅骈文居多，也几乎句句金玉，难字僻典等拦路虎触目皆是，这样的“古文启蒙书”非精英家庭不能办。但是，我们历史上的文化大家们，从李白杜甫到陈寅恪钱钟书，几乎都是把《文选》“读烂”读出来的。
今日古典文学教授之典型：他会讲解诗词，却再无能力作诗词若要学好古文，这两部书绝对是绕不过的，而且可以根据目标看选哪一本。只是有模有样文从字顺，《古文观止》多背诵，也就差不多了；但若是要立志第一流，则完全可以踢开《古文观止》，直接上手《昭明文选》了。如今市面上，《古文观止》选本很多，也没什么差异，只要正版没错别字就不用多挑；《昭明文选》版本要求是专业多了，但幸运的是“吾生也晚”，整理本、点校本都适合一般读者看了，也不用太犯难。只是，依我看，最合适的大概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6册本，其余不免太专业了，留给中文系博士与教授们钻研好了。这是取法乎上，先难后易。《昭明文选》都能读通了，看啥都势如破竹小儿科。
推荐版本从大体实践看，这两部书训练出来的子弟，效果大概是会有所区别的：比如近人中，胡适父亲早死，在安徽绩溪乡下可读到的无非几本《古文观止》，所以他文风清浅朴实，但也味同嚼蜡，水准不高；我乡前辈饶宗颐先生，潮州本地首富兼文坛大佬之子，人家5岁开始就熟读《文选》，日后文章自然古雅馥郁，一看就是高级士大夫文笔。大概怀着感念的心情，他从此自号“选堂”——此“选”，即《文选》是也。
至于到了当下，因为国人的文化素养，比之民国前人，那是滑铁卢式的大退步，所谓“速速则不达”，上大学之前的小孩子、或缺乏基础的普通人，若要学古文，我意《古文观止》依然是无可取代的最佳范本。书读得多一点，想要更上一层楼，则最好拿起《昭明文选》“硬啃”几遍。《昭明文选》的选文实在太好了，只要攻克其字词语法障碍、多思索其结构与义理，再勤加练笔将文章智慧转化为写作功力，有了这种最高品质的营养消化吸收，鲁迅周作人这种文章大师都可期，还怕区区几篇古文写不好？
我个人，对《昭明文选》的重要性早有所闻，但一直都不重视。最直接的触动，还是前些年还在上学那会听了一个学界大佬的讲话。那晚，在一间小教研室里，他意味深长地谈及读书心得：“我这几年啊，什么都没做，就是每天一个字一个字扣《文选》，后悔快60岁了才补课，悔之晚矣”......这位大佬，姓氏恰与作家刘震云一部小说的主角同名，当时已是中国中文专业最高研究机构的一把手了，那番话、那个神情，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当然，不学懒惰如我，也是“哀之而不鉴之”，只能继续感叹“悔之晚矣”。唯一的好处，大概是晓得了“文章大师”们是怎么炼成的，日后教小孩教家里子弟，得略窥门径一二：那就是熟读《昭明文选》，再不济《古文观止》也要出口成诵个一二十篇吧！我这无知无畏还话痨的外行，如是我闻我闻如是，就瞎说到这了。
2021.5.25，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