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包括歌舞乐技和祭祀、祈求、禳解、还原、驱逐、治疗等，是羌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艺术的源头。
傩的原始形态是中国古代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由端公主持、群体参加的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祭仪。它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种原始信仰，是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
傩，即陕南区域内端公的所有表演，包括歌舞乐技和祭祀、祈求、禳解、还愿、驱逐、治疗等，羌语叫释比。傩是羌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傩的原始形态是中国古代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由端公主持、群体参加的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祭仪。它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种原始信仰,是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种远古的原始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被誉为“艺术之源”。傩艺包括傩的观念、傩的文化根基、傩俗、傩舞、傩歌、傩仪、傩戏、傩神傩面、傩坛(堂)、傩器、傩画以及有关的驱鬼禳灾、祭祀祈福酬神纳吉活动和还愿求子、度关、疗疾、娱神、建筑、慰亡等活动。
傩存在的基础，是羌族万物有灵观念和多神信仰。傩艺所昭示和代表的文化,始终伴随着社会演进的足迹，是巫文化的一支和原始农耕文化结合的产物, 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 傩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在农耕时代,农人劳得爱作了一年,岁尾年初要与鬼神对话, 要自己乐一乐,也让神乐一乐,要把线可恶的鬼疫赶出去,把企盼已久的平安幸福祈祷来面对鬼神,既要谦恭畏惧,又得不失长、签自尊,表情颇为难扮,于是,干脆戴上假面，两全其美，一举四得，把人、神、巫、鬼搅和一起，在混沌中歌舞，粗犷呼号，分不清是对上天的祈求，还是对上天的无奈，辨不明是对神鬼的敬畏，还是对神鬼的强迫，表现出来的是战胜自然的孔武精神和追索生存空间的强烈欲望：鬼，你滚蛋吧，你消灭吧！神，你遵循我的意志，降福给我吧！
傩文化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宗教文化事象，由傩祭、傩舞发展而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傩艺是傩文化的载体，渊源于古代傩仪和傩舞、以驱邪和酬神为目的的民间宗教仪式，形成的准确年代已不可考至迟在汉代已有傩艺傩技的雏形出现，宋代已有初具规模的傩戏出现，而蜕变出傩戏的傩仪和傩舞，则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以致更远。
傩文化最原始的形态是傩祭，它是一种驱赶疫鬼的巫术活动。关于傩、傩舞的具体活动，古文献里的记载，大多为模仿动物跳舞，以除四方疫鬼，兼有祈福禳灾之意。
《竹书纪年·帝舜元年》记载“即帝位……击石拊石, 以歌九韶,百兽率舞。”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拾遗记·炎帝神农》记载:“……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八音克谐。”
记载中的“百兽率舞舞百兽”等,就是模仿动物的动作进行的祭祀舞蹈。中国半坡出土的石器时代陶盆上描绘的鱼头象，有的专家认为也许是原始的图腾脸谱。
《古今事类全书》卷十二·十二月条:“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中为溺鬼。一居若水中为魍魎蜮鬼。一居宫室区阳中,善惊小儿为小鬼。於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 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
“前岁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害除,亦曰傩。”
《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后汉书·律历志》：“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腊，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后汉书·礼仪志》、《隋书·礼仪志》、《唐书·礼乐志》和《东京梦华录》等古籍文献中，都有关于傩祭及其具体情况的记叙。
屈原的《九歌》是中国最早描写傩舞的文学作品。这是一场原始、淳朴而又虔诚的歌舞:
坛场上所祭的神中，第一位是“东皇太乙”。主祭端公神情肃穆，穿着挂满了玉饰、叮当作响的法衣。满堂身穿艳丽的服装、个个花枝招展的巫女轻盈地舞蹈，舞起来的时候，就像百花开满了神殿。这是一场作为序幕的群舞。
接着“云中君”做空中翱翔状上场，端公唱出盼望神灵降临的心愿。云中君在云层中渐渐隐去,“湘大人”上场了。她漫步在湘水岸上等待着心爱的湘君，可是湘君没有来。她便唱出低沉的哀歌忧伤浸透了她的心灵。湘夫人刚刚离开,“湘君”便来了。他和湘夫人一样, 同样地深爱着对方。看不到跳湘夫人的时候，他也唱出了内心的痛苦。接着是“大司命”出场,风神为他开道,雨神洗净云路的尘埃。他独自舞着、唱着,倾诉着对爱情求之不得的感伤。“少司命”上场,他默默无语地舞着, 在满堂美丽的巫女中，注视着其中那个自己钟情的女子。太阳神“东君”驾着龙辇,发出隆隆响声。风流潇酒的“河伯”上场了,他和女孩子们已经玩乐了一天，此时日落西山，他和她们仍然难舍难分。紧接着这些令人快乐的场面,凄厉的“山鬼”出现了。她是那样美丽苗条，但本来含睇宜笑的脸上却冷若冰霜。《国殇》是最后一个节目，这是一场男巫的群舞。他们都扮作战士的模样，为捍卫自己的家园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宁死不屈。歌队唱出了对他们的颂歌。
最后,又是一场巫女的群舞，她们手拿春花，祝愿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像春兰秋菊样茂盛，天长地久。演出就在这欢乐的送神曲中结束。这是何其精彩的演出现场记录。
屈原被后世尊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正因为有了《九歌》,这一千秋美誉才当之无愧。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种“前歌后舞”,实质上就是傩舞。原始傩舞中的动作更纯粹、更自然,不矫揉造作, 粗犷中不失细腻，豪放中间杂柔美,与歌、舞、环境结合,天衣无缝，妙趣横生，使人仿佛回到远古，时光倒流了数干年。
这些舞蹈形式中还有面具舞。舞者各戴假面具，或执兵器做攻战姿态，或扮作神兽，手持各种兵器模拟驱赶追杀状。与假面具舞相近似的还有各种拟兽舞蹈, 舞者的面具有的似猪,有的像猴。这种舞蹈一部分变化为民间龙舞、狮舞等拟兽舞蹈的表现手法之,另一部分继续保留原貌,并且变得更加纯粹, 这就是傩舞。
在汉画像砖中就有手持各种兵器的舞蹈,舞者手持棍棒、剑、刀、戈、矛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剑舞。汉代剑舞的形式多样,有独舞、双剑对舞、一人舞双剑等。这种兵器后来演变融入端公的道具。汉代的音乐往往与舞蹈、杂技等融为一体还保持着先秦时期歌、舞、乐为一体的原始形态,音乐多为伴奏存在。乐器主要由打击乐器构成,以鼓控制节奏。鼓在乐队中起着指挥的作用,古人称鼓“为群音之长”。
秦汉时代是我国乐舞、百戏、伎艺发展的重要时期各国的乐舞文化、乐工艺人，皆会集、融合,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乐舞与百戏伎艺。也是我国艺术发展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此时的民间娱乐、杂舞百戏,颇受上层统治者的喜爱。
如今陕南羌区的傩艺中,鼓乐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它指挥着镲、钹、罄等。在以后从傩舞中脱颖而出的地方戏剧“端公戏”中,鼓乐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傩技的形成也始于汉代,是幻术的变形与提炼。汉代是中西方幻术艺术交流的时代。当时中国本土的幻术就是由皇家支持的大型幻术表演,如汉武帝的角抵大会中的“鱼龙曼衍”,实际就是幻术。据《史记·大宛列传》载, 汉武帝为了夸扬国家的富庶辽阔,在元封三年春天举行了盛会,演出了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有各式角抵戏的表演,如“七盘舞”和“鱼龙曼衍”, 还有戏狮、搏兽的驯兽节目。盛会上还有安息国王的使者带来了黎轩的幻术表演家表演了吞刀、吐火、屠人截马等魔术马戏节目，这些奇技异巧，使四方来客大为惊叹。可见汉代是中国杂技的形成和成长期，最后在东汉时代形成了一种以杂技艺术为中心、汇集各种表演艺术于一堂的艺术形式“百戏”体系。这就是后来傩技中“上刀山”“过火海”“开红山”、“下油锅”、“翻枪盗子”、“趿铧顶鏊”等幻术表演的雏形或缩影。汉代百戏伎艺表演中有一类“象人戏”’，是指佩戴假面扮成动物、人物、神仙的伎人表演。秦汉时期这种娱乐性质的“象人戏”非常盛行。相传早在尧舜时即有“百兽率舞”之说，即由人装扮成各种禽兽形象表演的舞蹈。实际上，“象人戏”就是用于驱鬼逐疫的“傩舞”、“傩戏”经过改变而已。
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的《总会仙倡》，是由艺人乔装成动物、神仙和传说人物，带有故事情节。这就是舞台戏剧的雏形。如今，陕南傩戏的“文坛”中同样有《张三讨口》、《十二月探花》、《孟姜女哭长城》等曲目，内容包括爱情、诉讼抗争、祭祀等，极具故事情节性，融歌、舞、乐于一体，地道的原始民歌和原始舞蹈、原始道具(面具、乐器、服饰)，古风古韵，幽远绵长；加以傩技中的幻术，能把人带入神秘莫测的意境。
傩戏孕育于宗教文化，脱胎于傩祭、傩舞、傩歌，是多种宗教文化互相渗透、混合的产物。陕南羌区各地的傩戏，无不受到巫、道、儒、释宗教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宗教是傩戏的母体，傩戏是宗教的产儿，联系母体与产儿的，则是民俗活动。
傩祭活动目前主要表现为还愿、禳灾祭祀、纳吉等形态，端公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治病、求子、保安、清宅、小孩过关都要请端公“跳(调)神”。端公是宗教职业者，又是傩戏的导演和演员，这种双重身份，推动着傩戏的传承和发展。陕南地区，特别是宁强、略阳羌族聚居地，融合了楚、蜀人口及文化，羌、氐、巴、秦、楚蜀文化源远流长，民风崇巫，信仰原始宗教，是傩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所以，陕南傩戏受巫、道、儒、释的影响较深，主要表现在傩戏的道具和傩戏的曲目方面。
从汉代开始，傩文化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演变，延续至今已数千年，虽已式微，但依然普遍而神秘。
汉代，一次傩祭是牵动朝野的全民性活动。民众参与的主要方式是随声唱和，至今，傩戏中仍然保留着这一形式。这种形式后来演变为戏剧中的“帮腔”。
宋代，每有傩艺活动，观看的人群情激奋，四周山呼海动，可见人人心所愿之。
明代，傩戏演出时出现过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场面。这呐喊声中应包含“帮腔”和欢呼，因为这是祭祀、是祈愿、是逐疫、是娱乐，是大家的节日。但明代对傩艺中的傩技及与神灵对话的部分加大了限制，并写进了《大明律·礼律》：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煸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这一律刑看似遏制左道乱正之术和结社集会，其实，和明初白莲教起义和羌人如田九成等利用傩艺傩技造反不无关系，是用法律的形式对民间结社聚会加以限制，预防民间起义的发生。
清代以来,情形有所改变。清光绪年《宁羌州志·艺文志》载“......巫觋号端公,不识拜何佛;锣鼓与金铙,嗷嘈响一宿；勿药占有喜，逐谓能祈福，愚民诚可欺,彼固神其术......”由其可见傩味的改变，由祭祀娱神、娱人逐渐变为借傩舞傩技以逐鬼驱疫为名谋财骗物。这，也许就是傩舞傩技日薄西山的原因。当然，这背后与战乱、贫穷也有很大关系。
陕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人口结构，傩文化资源非常丰厚，主要分布在宁强、略阳、勉县、镇巴等深山羌区乡村。这些独具魅力的傩艺、傩技、傩俗、傩面,组成了富有陕南地方特色的傩文化艺术,是原始信仰、祭祀仪式民俗风情、音乐舞蹈、雕画艺术的复合文化载体，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堪称原始艺术的“活化石”,2007年,被汉中民间文艺家协会申报为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要解读陕南文化，先要解读陕南的羌族傩文化。只有在认识傩、读懂傩、了解了傩文化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后，才算真正读懂了陕南的文化。横看成岭侧成峰解读陕南的方法无数，不同的角度，便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受。然而，通过傩文化解读陕南，则是一个最民间、最通俗、最捷径并最清晰的视角。因为傩是文化的源头。
陕南傩艺历史悠久。《汉书》、《宋书》、《地理志》中都有“汉中之人......好祀鬼神”的记载。正是这种巫觋之风，为端公戏的出现奠定了艺术根基和群众基础。端公为人迎神、庆坛、禳灾、祛疫演唱的跳坛戏”，以驱邪逐魔祝福还愿为表演内容，后来逐渐引进和融汇了其他戏剧形式的音乐唱腔和部分剧目，还吸取了当地丰富的山歌民谣和民间舞蹈为滋养，逐渐淘汰了一些颂神歌词与祭祀节目，至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62)，端公戏已完全形成。
宁强、略阳自夏商到明朝末期,境内一直是羌民族的憩息地。据记载,羌人有以战死为吉、病终为不祥的尚武观念,所以在宁强、略阳的历史上,多有羌人被利用、羌人谋反、因羌设治的记载。
由于陕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变的建制沿革、错综的民族习俗等诸多因素,又深受荆楚、巴蜀、秦陇文化的影响,傩, 这种古老的文化就找到了适宜生长的土壤。而宁强、略阳是羌氐故地,自古尚巫, 又有巴山、秦岭南北阻隔,交通不便,外来文化很难冲击,使之成为陕南秦巴山区民俗文化的天然储存地,傩,就被永久贮存在这块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土地上。
陕南羌族傩艺由于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宗教与艺术长期混合的独特形式，并且是多民族、多层次的，可以从中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古风民俗。它对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民俗学神话学、戏剧学、戏曲史的研究，具有“活化石”的意义。
由于宁强、略阳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傩这种宗教与艺术混合的独特形式，并且是多民族、多层次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貌、古风民俗从中可见一斑。对我们研究文学、宗教、民俗、神话、戏剧、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提供了活的化石。
陕南羌区对羌人历史、羌汉融合、端公传说有很多故事。
宁强民间羌族口碑相传:“洪水滔天”时期,在洪水退尽后,人间只剩伏羲女娲兄妹,为繁衍人类,兄妹决定成婚,但又不能违背人伦, 于是兄妹商量,从两座山上各滚下一扇石磨, 磨合而成亲。石磨果然合在一起。兄妹还不信认为是偶然,又决定人在一座山上抛下一根针,一人在一座山上抛下一根线,如果线穿在针上就成婚。针线果然穿在一起。这就是天作之合。于是他们成婚了生下一个无手脚的肉团, 这就是混沌。他们将肉团砍成小块遍挂于树上, 第二天凡挂肉块的地方都有了人家,从此人类开始繁衍。为纪念伏羲女娲,人类把他们的形象雕刻成偶像,供奉膜拜。这就是最初的祭祀活动，专门负责祭祀活动的人，就是端公。
蜉蝣朝生暮死,倏忽生；龟鹤遐龄延年，长寿象征。事物的存在自有存在的理由，生命力的强弱自有强弱的理由。
傩文化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在陕南存在了几千年，至今不绝,不是用迷信、糟③路相等简单的字句能够概括的, 在时间这条漫长的路上，傩文化走得太远了，由汉唐宋明盛年期，慢慢进入了清、民老年期。经过“文革”这场大方相士之不同图像病，虽然幸存，却已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了。
“文革”时期，随着“文革”的烈火在陕南羌区农村愈燃愈炽，在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总能见到端公和“四类分子”站在一起，他们接受的批评也是亦庄亦谐的成为批判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佐料，使批判会的气氛变得轻松，给了参会的人种乐趣。
但批判会一完，端公们或许又会立即被人请去“迷信”。因为在农村，医疗技术十分落后，每家每户总是不可避免地有人要生病，有事要不顺，要还愿祭祀这些，都少不了端公。而这些参与批判端公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或干部群众，都不约而同又到别人家去，一边帮忙，一边看端公了，那神秘莫测的绝技，变幻无穷的舞步，亦庄亦谐的唱词，耳熟能详的唱腔，使人难以忘怀。这些，是广大农村唯一的娱乐。
这种娱乐活动是建立在病痛等灾难上的，是人所不愿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活动。不得已而为之，将灾难和欢愉有机糅和，可见羌人对待灾难的态度。
农村，是端公和傩文化生长的沃土。
从端公的表演,观看者对端公就有了理解,由此知晓了诸多的民俗活动、吉庆和禁忌、神灵鬼怪知晓了人类的起源,知晓了做人的道理,更知晓了端公是一种含歌舞、音乐9 雕刻、绘画、诗歌、叙述等在内的综合性文化。
随着羌人的迁徙和其他人口的迁入,有很多有关迁徙的传说。
宁强县广坪镇83岁的何正举和77岁的冯永发两位老人在上溯了他们三代祖师一百余年的傩艺历史后说，在他们师徒的传承中，无论是舞、技，都有羊皮鼓。两位老人的腿脚已经极为不便，腰身有些僵硬，可那份热情远胜当年，表演极为虔诚，让人感动。在挪腾跳跃中，将古代战争的激越、战争间隙的娱乐、戍守的艰辛、征战的不屈、世俗生活的乐趣表现得淋漓尽致；将祖先的保佑和神祇的护佑下得到平安的感恩，表现得入木三分；将对未来的向往表现得迫不及待。羊皮鼓悠远的声响，鼓把上铁环的撞击，腰间神带上铃铛的伴奏，法衣的飘舞，构成一种神秘的气氛，把人带向远古逝去的岁月。鼓声停止，铃铛停止，所有的声音全都停止，只有那种意境夜色样越来越深，越来越浓，把人紧紧地包裹着，不让走出来。也走不出来，挪不开步。
据何正举关于羊皮鼓舞起源的传说讲述：天宫的神羊为了除邪扶正，搭救羌民，下凡助人。玉帝得知勃然大怒，命他立即返回天宫。羌民不舍，牵衣拽肘不忍神羊离去。神羊于是拔下一只羊角，交给百姓说：“今后若遇灾祸，只要吹响号角，我立即就来。”又拔下舌头做令牌，割下一片羊皮做鼓，取下角环做鼓柄上的响环，解下脖铃做腰铃，一件一件交给羌民。从此，民间便兴起了羊皮鼓，并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羌民就以敲鼓、摇铃、吹角号，表示对神羊的祭祀和祈求神羊的保佑。
像这种有关傩艺、傩技、傩器、傩画的传说，在民间，特别是在端公中间，流传的版本极多。
来源：《陕南羌族》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