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新发表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的学术论文，写作背景是我于2020年1月前往广西调研，在东兴边境口岸等地活动，了解到了一些之前不太清楚的事情，收获很大。这里，我将其分成四个部分，按顺序发在头条上，供大家参考。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敬请尊敬的各位网友批评指正哈！不得不说，京族是我们向海发展中的代表民族。
秦统一后，中原农耕技术渐入岭南，封建生产逐步取代原始氏族生产。五岭是因秦乱而建立的南越国避中原战乱的天然屏障，赵氏政权凿井蓄水，令民使用锸、锄、铫、铧等中原器具，使得“岭南农业在南越国时期才有较大发展”。然而，彼时岭南尚未建立冶铁业，与其气候和地质条件共同导致封建社会早期的岭南农业依然弱于中原，“直至唐以后，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开发”，其中，“岭南东、中和西南部农业发展程度呈递减性差异”。《交州记》记载交趾郡和日南郡民众“依海际居，不食米，止资鱼”，但也与食米之人换取物资。可以说，秦汉以降的岭南农业在中原农业影响下，逐步孕育出海洋文化，尤以京族为代表。在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剖析我国独特的海洋民族之京族的文化产生及其海洋内涵，利于保护京族文化，增进全民族海洋认知。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引入拉德克利夫·布朗，后者认为“应当注意文化的变迁过程”，社会学中国学派逐渐在英国功能学派影响下自主产生，在广西民族地区展开社区研究。笔者认为，“京族文化”可被理解为依循这一学派对社会功能结构的解释而时空性形成，即从京族社会结构出发，立体式理解京族文化。
一、跨域文化的原初形成
丁部领于970年建立丁朝并成为宋藩属国，越南自此走向独立；至后黎朝前期黎宪宗时期，袭明南部边境，继续向周边扩张。在此过程中，在岭南文化影响下，形成了越南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艺术特点，如“11-12世纪出现的寺门曲，是今日越南重要的民俗艺术。1509年，后黎朝黎潆杀威穆皇帝夺位，年号洪顺。洪顺三年（1511年），涂山和瑞溪（今越南海防沿海）等地的越族“十二家先”约数十人跨海逐鱼至福安里（东兴），以其渔产条件优良而定居。又自南北朝后，北方郑氏和南方阮氏割据对峙，随后爆发西山农民起义，又有渔民避乱至东兴。各“家先”带来了彼时越南元素，形成以京族三岛为地域纽带的命运共同体，构成了京族文化的原初起点，表现为“海洋文化、岭南文化与越南文化的杂合……语言相近和生活方式的相对同一”。
该解释思考了京族文化跨域形成史实，能回应单一越南文化作用而带来的政治诘难，但未究形成的更深层动因。事实上，早期京族文化与越南文化都深受汉文化影响，《京汉结义歌》中唱有“一代春秋功在汉……吾民与汉原非陌生客”，《琴仙》歌颂了龙王为女求两卦的故事，含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史学家和生物学家还通过考证族源，探究了京族文化的原生性：生活在长江以南地区的百越一支之骆越族，是越族的直接祖先；部分京族人祖先也源于中国汉族，后迁入越南生活；秦汉至宋初，同属中国的交趾与内地交流频繁，安南骆越族逐步演变为京族（笔者按：包括越族一部分）；东兴京族从越南迁来，但其基因库受广西其他民族影响大。从功能学派视角，早期京族文化形成还与明中后期对越南的失控有关，又由于白银涌入等政治经济原因，导致中央政府对边疆管控力度式微，沿海越族北寻渔场的非自然风险变小。因此，早期京族文化是16世纪前中期汉文化在涂山等地经多重传播后，随人口迁徙“北返”至京族三岛的海洋变种。
二、海洋性与农耕性的融合
由于山海相连，京族人聚居三岛后，继续以渔业为生，也与山区农耕民族交流，京族古乡约便是用汉字书写，这种融合也直接反映于民俗。以“哈节”为例：其三种叙事来源，有两种分别与汉族《白龙岛》传说和壮族歌仙传歌有关；哈节所崇拜的各主神和陪神中，兴道大将军、点雀大王和广泽大王与越南相关，但其他神灵多源自内陆，如高山大王，反映出京族与高山地带的联系。京族丧礼中也广见道教（正一派）文化的存在，反映在选择墓地和丧葬时间等，“降生童”与内陆巫术异曲同工。渔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融合还反映于文学：“各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接受影响……大都是以自己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为基础”，《天神赎罪》反映了京族人从事农耕，但镇海大王依然是京族神奉的核心；京族民歌唱有“做完农工做海工，潮退落滩挖沙虫”、“爸爸去打鱼，妈妈去插秧”，实际上，“历史上的京族以杂粮煮稀饭为主食，副食以海鲜为主”。这种融合还体现在红坎村旧哈亭记有“汉族潘姓夫妇捐地，以求牌位能被供奉于哈亭”。在经济基础发生渐变的同时，带有汉文化宗长制色彩的“翁村”也成为京族社会管理中的核心制度。因此，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渐融是京族与农耕民族交流的根基。从16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除主体性的渔作外，农业、小手工业和盐业等广存于京族社会，东兴肉桂甚至成为京族名片。“稻作农业生产的兴盛，带动了相应口头叙事的发展与交流”。
稻作生产对京族人产生影响，有着深层动因。来自族源的历史影响是直接原因，越族和京族哈节的共同主神之点雀大王源于土地崇拜，表明“家先”在涂山等地非是绝对的以海为生，汉文化的农耕基因对彼时越南影响颇深，对“家先”也不例外。稻作被作为集体记忆和能力带至三岛，“家先”只是换了生存地域，而非生存方式。然而，促使京族人发展农工盐业的根本动因，依然是三岛与陆地的高度毗连带来的农耕人群对渔品的需求。京族渔产除满足族群需求，多作为交换农耕物产的媒介，导致耕作文化夹生于三岛。《颂德圣公》中记载了德圣公降临人间给族民的教诲，“德圣公，曾教诲三句话，为国理事，不能废礼仪：‘一是佛，洁净二字；二是汉人，不分民族你我；三是心愿，福德处处均是’。住深山的民众，也要寻找相识”，意指京族要与山区壮汉瑶等族友好交往，这是长时期生产交往中形成的民族关系自觉，也促进了京族及其文化内涵发展。可见，在四个多世纪里，京族文化从早期汉文化海洋性变种逐渐发展成陆海复合型海洋文化。
三、向海发展中的边际文化
由于农作地域和物种的扩大，以及以渔产为基础的海洋第三产业兴盛，这种陆海复合型海洋文化自20世纪中期又有新变，经典表现即是京族的现代建筑物，开始带有明显的越南式法国风。实际上，农作扩大与20世纪50-80年代的国家农业政策高度相关，京族人开始围海造田。20世纪80年代后，京族人逐步恢复渔产。随着中越和解带来的边贸互通以及与越族的部分历史渊源，京族人开始涉足以渔产为媒介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以及以煤炭交易为代表的边贸经济。京族文化从一种与自然环境产生良好生态适应性的陆海复合型文化，经过国家政策影响和区域环境刺激，在多元因素介入下，彰显出“积极的边际性”，即对各种文化进行比较整合，以充实自身文化。
20世纪90年代后，京族文化产生的积极边际性，一方面源自疆域毗邻和山海相连的地理特征，内陆文化和越南文化在此产生汉文化基础上的边际交集，又因历史上该地带处于战乱等不稳定范畴而累积的跨时空影响，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边际存在和塑形空间。如“在京族史歌叙事中，一般以‘代代’和‘十几代’等家庭代际概念表述时间”，极少用政权年号。这是京族文化积极边际性产生的史地因素。另一方面，90年代后的京族人面临着来自北部湾西岸，因国内国际政治转变和与自身族源有联系的越族所致的各种刺激，对藏于其中的新兴文化即使未充分理解却也未拒绝，如京族传统服饰“奥黛”在外部刺激下，更加时尚化。因此，当代京族文化是以汉文化海洋性变种为基础，具有陆海复合型特征的边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