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5000年文明的源头，目前来看，就在双槐树。”在5月7日举行的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发布会的现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如是说到。
这个距今5300多年，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河洛中心区域的仰韶中晚期遗址被证实是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并被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那么，这个河洛古国的都邑究竟是何面貌？专家又为何认为它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
（双槐树遗址全貌）
黄河流域唯一且规格最高的都邑性质中心聚落
既然是河洛古国的都邑，双槐树遗址的位置一定要有所讲究。
通过对比既往在周边范围内所发现的遗址后，考古人员发现，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它的北面有黄河这一道天然屏障，其他的遗址呈扇面分布在双槐树遗址的南面，各司其职，而双槐树正好位于扇把的位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告诉记者。
而在双槐树遗址残存的117万平方米的范围内，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九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无一不在说明这里的高规格。
“通过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等各方面分析，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而以它为中心的这个聚落群，也是这个时期、这个区域规模最大，且唯一的大型城址群。”顾万发说。
它为中华文明礼制核心提供了来源
“三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神圣的数字，尤其在建筑学和文化信仰里，‘三重’这种结构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宫城皇城最标准的配备，而这种结构，在5300年前的双槐树遗址我们就能看到。”顾万发谈到双槐树遗址的三重环壕时说道。
而像三重环壕这样象征中华文明核心礼制的雏形在双槐树遗址并不在少数。
那些中心居址内的建筑，不管是从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尤其是在中心居址前面，有一处面积巨大且曾被多次使用的大型夯土基址。
在这个基址上最早的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而在它之后修建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这些都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顾万发说。
（F12，图中红圈为北斗九星位置）
但最关键的发现，还要数中心居址内代号为F12房址前，以九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
早在2019年6月，与双槐树同时期的青台遗址也曾发现有北斗九星的遗址。
顾万发介绍说，结合此前青台遗址的研究，目前已经确定，这个北斗九星斗柄的指向，正好与冬至的方向吻合，“冬至对于古人的意义重大，一般古人都会选择在这一天进行祭天活动。”这就说明，早在5300年前，中原先民对“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时”的观测利用就已非常精确，并且已经有了天文、人文、地文合一的初步文化观念。
还是这座代号为F12的房址。
它的面积达到了220平方米，并且位于中间位置。有趣的是，在它的前面不仅发现了“北斗九星”，在建筑中心还发现一头面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它的位置刚好在北斗九星的上端，对应北极的位置。”顾万发介绍说。
古人将北斗和极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斗极”，斗极处于星空旋转的中心，群星绕其旋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似乎都是随北斗指向而来临，因此古人认为北斗是天地秩序的制定者、天地万物化生的中心，而北极星又有帝星的称号。
（F12房址内麋鹿）
“可见这间屋子里并不是普通人，而把北斗九星和象征北极的麋鹿都放在他屋子前面，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这些发现都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团结、向心、中和的礼制核心早已出现并有确切的科学来源。”顾万发说。
它代表了延续不断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
双槐树遗址最为著名的出土物应该就是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这枚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的牙雕蚕，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
“这正好与青台和汪沟出土的彩色丝绸相互印证。能够比较确定地说，这里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产生丝绸的地方。”顾万发介绍说，虽然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河洛古国，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再结合在双槐树遗址中的其他发现，一个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的文明发展模式逐渐显现。
（牙雕蚕）
也正是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生生不息，是与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的中原发展模式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如是说到。
它是“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而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
（双槐树遗址内人祭坑）郑州市文物局供图
来源：大河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