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永军
《古今笑史》中有一个笑话，仅有10个字：“张旭大醉，以头濡墨而书。”意思是说，张旭喝得大醉之后，竟以头发蘸墨书写。
冯梦龙讲笑话，常配以有感而发的点评或质疑，每每予人以画龙点睛、一语中的的启迪。可这个故事，老先生却什么也不说，是对书法少研究不敢置评，还是不愿由是引起书法纷争？不得而知。显然，他将评点的伏笔留给了读者。
张旭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曾任金吾长史，故又称张长史。他擅长狂草，其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盛唐“三绝”。传说张旭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人称“张颠”。《新唐书·艺文传》中说：“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颠”者，疯也。这等用头发蘸上墨汁写字，不说在古代会被视为奇葩，就是落到现代人眼里，也会被看做耍酒疯搞笑。怪诞的是那个“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当张旭清醒之后，再看自己写的字，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想再写怎么也写不出来，就像古代许州那位老僧，睡熟之后喉咙发声如同丝竹乐演奏，醒来后竟然什么也不知道，如同天赐神功，不亦怪哉！
“尽信书，不如无书。”《新唐书》中的这个记载，其可信度有多少？冯梦龙没有说，但脑瓜中肯定打了问号。
与张旭同时代的诗人李颀在《赠张旭》中曾对张旭有此描述：“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鳌，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诗圣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依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留此存照，可以推论：张旭喜欢醉酒后写书法无疑。但这里也透出一个事实：二位诗人大咖均没有说张旭醉酒后有“以头濡墨而书”之怪癖。倘若真有此事，诗人应是不会吝啬笔墨的。《新唐书》的编著者系宋代的宋祁、欧阳修、范镇和吕夏卿等，时过境迁，却给出此等离奇的传说，自然难避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嫌。
尤需指出的是，张旭当时被称为“草圣”，醉酒后书写可以有，“脱帽露顶王公前”可以有，但用头发蘸墨汁往墙壁、纸张或绢素上狂草，不仅有辱“圣”的斯文，就事论事亦不可信。这一高难动作，且不说一个大醉之人难以把持，即使不喝酒之人也难以完成创作。如果不信，诸君不妨练一把试试，不吐个一塌糊涂，那才叫怪呢！除非是故意装醉，为了秀一个“不知醉与醒”。
由张旭“以头濡墨而书”的传说，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今日那些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的怪异书法表演。其过程，有的似与野兽搏斗，表情诡异；有的时而闭目做思索状，时而大声吼叫；有的用粗针管射墨，如同孩子搞恶作剧般往白粉墙上喷水；还有的脱个光溜溜，全身着墨，在纸上打滚留印……结果弄出的一堆作品，除了自己能解读，别人都不认识。
更搞笑的是，这种人又被所谓的小圈子推崇，倘若谁对此等书法予以质疑，就会被骂成“土鳖”，斥之为“井蛙”“夏虫”。而“张颠”“草圣”便成了其彰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招牌。
其实，假如眼睛只盯着张旭的“狂草”，将其大作视若醉酒“神赐”“不可复得”，乃是对“张颠”的曲解。与张旭同时代的书法家颜真卿说：“张旭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宋代黄庭坚经研究指言：“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人闻张颠之名，不知是何种语。故每见猖獗之书，辄归之长史(张旭)耳。”宋代陈思编写的书画专著《书小史》称：“张旭以善草得名，亦甚能小楷。”明代项穆对张旭的评价更鲜明：“其真书(楷书)绝有绳墨(指中规中矩)，草字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张芝)之亚，怀素岂能及哉？”由这些方家的评点，足见张旭的狂草，垫底功夫在楷书。他的酒后狂草，就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样，是内凝书卷气的飘逸挥洒，其书法的基础和书卷气是装不出来的，也是那些只注重表演、只图表象狂野甚至狂狠，而不讲究笔法、入体等最基本元素的书写者想学而学不来、想装而装不像的。
“草圣”是狂人，更是天才。张旭能书出潇洒的狂草，究其原因，除了他豪放不羁、卓尔不群的性格，还有高超的技艺作为底色。没有深厚的书学基础，没有自然灵动的书卷气息，没有真诚的性情，恰是后世效仿者只从表皮上模仿而最终难以学成其狂草的根本原因。
何谓天才？东汉杰出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说：“人生在勤，不索何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有感于此，当今一些幻想以荒诞怪异出招的人需要清醒：想成名成家固然好，可前提是得下点真功夫、长点真本事。不好好写字，仅凭三脚猫的功夫，专门模仿张旭书写时的忘我状态，冀望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哗众取宠，好比无根之水，无论真“颠”还是假“狂”，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徒留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