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玄宗时期，作为一代奸相的李林甫曾创造过一项纪录，那就是当了长约19年的宰相，为何说这是一项纪录呢！因为在玄宗执政的44年里，前后共换宰相就高达25人。
很多宰相不到一年就被撤换，也有些当了3、4年的，就比如姚崇、张九龄这样的名相，可想而知，李林甫能够连续当了18年零7个月的宰相，一直到后来病重才退休，对比之下，他确实是创造了最高纪录。
那么李林甫为何能深受玄宗器重呢！各路文人墨客都说是因为他奸诈过人、通晓权谋之术，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试问哪个玩政治的没有城府，没有手段！姚崇、张九龄这等久经官场之人想必论起权谋之术来也不会亚于李林甫，玄宗也不可能任用一个只会玩弄权术的人在宰相之位呆上19年之久，那么李林甫为何能够一路迅速升迁，久居相位呢！
李林甫出生于唐朝宗室郇王房，为李渊堂弟肃王曾孙，因是官宦世家，一入官场便如鱼得水，公元726年，李林甫在玄宗的宠臣宇文融的推荐下作了御史中丞，后任职刑部、吏部，接着是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官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加银青光禄大夫，就此如愿以偿的坐上宰相之位。
关于李林甫升迁为何升迁如此之快的问题，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认为李林甫是因为得到了武惠妃的帮助，但实际上，笔者则更倾向于是李林甫自身的才干和玄宗的刻意安排。
（一）出众的才干决定他的一路高迁
唐朝中期，经过玄宗早期的勤政，大唐开元盛世已定，并且玄宗晚年开始倦政，年过半百的他只想为这枯燥的政治生涯找多点乐子，因此他亟需一位忠于自己，并且有足够才干能够代替自己行使权力的人，根据《旧书·李林甫传》所记载：“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通过这段记载，充分的表明了李林甫的出色才干，并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林甫极其善于揣摩玄宗的心意，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有才干和忠于自己的人，自然进入了玄宗的视野。
（二）他的“身份”恰好契合玄宗的政治需求
唐朝的皇家自开国后就有一个不良传统，也就是皇帝几乎都对皇子采取“防微杜渐”之策，究其原因，在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以皇子身份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窃取皇位，因此，之后的唐朝皇帝和皇子之间便从未有过信任。
甚至玄宗也是逼迫其父内禅退位，因此玄宗对皇子则更加缺乏信任，这一点在其执政期间就先后废除了三位太子就可以看出，因此，玄宗他若想在幕后安然度日，则必须要有个人能够平衡住皇权与皇太子之间的势力，当时以张九龄等人为首的文官集团是支持皇太子的，而皇帝与太子的关系是父子，他们之间既属于内政，也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因此需要找一位身份合适的人在二者间进行缓冲与平衡，李林甫身为李唐皇族成员，其出身就恰好适合充当这个中间人，所以由他出面去平衡皇帝与太子间特殊的政治关系就再合适不过了。
通过以上所阐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李林甫升迁之所以通畅无阻，最接近的原因也就是他本身出众的政治才干和契合了玄宗当时的政治需求，他能够登上宰相之位有其必然的因素。
众所周知，自唐高祖武德年开始，唐朝所实行的赋税制度为租庸调制，什么是租庸调制，也就是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租庸调的制定和实施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法则会随之失效，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又不断发生土地兼并，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
根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天宝十三载，户981万，388万不课，530万课。口5288万，4521万不课，766万课。”从字面上看，由于唐朝的财政税收方式是租庸调制，所以其纳入这套税收系统的人口叫课口，有课口的家庭叫课户，因此在大唐登记在册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免税的，剩余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所交的税要用在朝廷开支、宫廷用度、洪涝灾害，加之大唐帝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家财政十分吃力，并且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由于均田制被破坏，因此租庸调制随之失效，导致了大量人口逃亡，所以唐朝实际的赋税收入则更加之低。
而长安作为大唐的首都，也是大唐子民最为向往之地，当年希望在长安找机会发展的人，和如今的北漂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根据《旧唐书》所载：“（京兆府）旧领县十八，户二十万七千六百五十，口九十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得知在唐朝建立之初，长安地区的户籍人口90多万，到了天宝初，户籍人口高达196万余人，净增了百万人口，翻了一番还多，人口多了，粮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汉的水利灌溉系统早已残破，曾经接受灌溉的4.5万顷田，缩减至只有6千倾，因此唐朝时期的关中，早已不是经济重心，面对大唐的困境，李林甫为宰相时作出了两项政绩使其获得了玄宗的充分信任。
（一）税制改革
开元二十四年，礼部尚书同门下平章事李林甫上表，提出把各地将常年稳定的收支部分编定核算，即年年遵照执行，不再改动，也不再编报，此一定不变的财政收支计账即称长行旨。之前唐代规定每年岁末各级政府逐级向上编报本地财政收支结余状况，其报告册簿称计账，计账内容浩繁，凡公财公物之出入结余，需逐项编报，每年仅一州计账用纸即达50余万张。
此意义有三，第一，度支从全国总列到地方分列，第二，推动租庸调制度改革，突出土地和人口的税源，第三，推动量入为出成为国家的显性财政原则。
（二）通过采取手段制造长安繁荣假象
李林甫为了让玄宗更加信任自己的能力，他通过两个手段让粮食紧缺的长安展现了富足繁荣的假象，第一个手段是“和籴法”，这种方法起源于汉武帝时期，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在丰收的年份或者粮食盛产的地区，政府以低价收购粮食屯藏，来避免粮食歉收的时候出现饥荒，李林甫用手中的权力大量购入外地粮食令长安粮食储备量富足。第二个手段是“赋栗助漕”，李林甫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长安的繁荣假象，于是他通过加收长安附近县城百姓的赋税来弥补漕运不足的问题。
通过以上所阐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李林甫他的政治才干和手段都十分高明，玄宗作为一个爱面子的主，自然对李林甫所作出来的政绩和面子工程是予以肯定的，根据《新唐书·高力士列传》：帝斋大同殿，大力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
其实玄宗除了看中李林甫的合适身份和他的政治才干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李林甫的为人，众所周知，李林甫作为一代奸相，他为人很阴险奸诈，他嫉贤妒能，喜欢排除异己，并且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因此人们评价他为“口腹蜜剑”。一般来说，虽然官场上拉帮结派，打击对手是常态，但俗话说“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大家通常都会留有余地。
但李林甫恰好相反，他要么不出手，出手就一定要把对手彻底搞垮，如此狠辣，自然就会造成你断了人家的前程，人家就会恨你一辈子，而李林甫树敌越多，玄宗则对他越满意，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看看玄宗是个什么人！唐隆元年，李隆基联合他姑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了韦皇后，把他老爹唐睿宗李旦扶上了皇位，自己与太平公主一起执掌政权，史称“唐隆政变”。在两年后，李隆基又逼迫他老爹禅位于他，玄宗登基仅两年，就与曾经的盟友太平公主翻脸，他再次发动先天政变，将太平公主赐死，从此独揽大权。
可见，玄宗他绝对是个心狠手辣，行事果断，权力欲望非常强烈的主，而李林甫在官场上树敌众多，玄宗就可以在他日后没利用价值之时将其一次性解决，不留下半点拖拉，毕竟太多人反对他了，因此他绝成不了气候可以威胁皇权。
李林甫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一旦他哪天失宠，有的是人会落井下石。
这段引用的文字的意思是，李林甫的儿子曾涕泪交加的劝过他，说父亲你权势过大，得罪的人又太多，一旦有祸事，那将会是万劫不复，但李林甫说：“形势如此，就算知道是如此又能怎么样呢？”
果不其然，在李林甫刚死后不久，玄宗就顺应民意，把所有的“锅”都扔给了李林甫，他下旨剥夺了李林甫的所有头衔和爵位，抄家，子孙贬官后流放，一代奸相李林甫终如众人所期望的那样身败名裂。
综上所述，站在玄宗的角度看，李林甫确实在各方面都契合他的政治需要，并且李林甫的政治才干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唐的财政困境，因此玄宗选择重用和处处包庇李林甫，只为自己能够享有盛世明君这个名声的同时还能尽情享乐，但玄宗机关算尽却没想到因为李林甫而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
通过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李林甫为宰相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因此他破坏了唐朝“出将入相”的制度，他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因为他认为胡人没有文化，不识汉字，即使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入朝为相，这样他就能长期占据相位，正是因为李林甫嫉贤妒能，断了边将入朝的路，让唐朝重用胡将，这才有了后来的安史之乱。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唐纪》
《旧唐书》
《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