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的一个深夜，聂叙伦正准备休息，突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来人正是他的好友，省秘书长的儿子。
只见友人情绪激动，拉住他的胳膊说：“不好了出大事了，你家弟弟聂守信上批捕名单了，是在我爸办公桌上发现的。我问他这些人真要抓起来吗？他说全部逮捕，一个都不能漏掉。”
聂叙伦大惊失色，马上和家里长辈商量，然后通知聂守信：“你赶紧逃吧，去上海，找那里‘云丰申庄’的老板，就说是替我顶职的。”
在亲友的帮助下，聂守信勉强凑够路费，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恋恋不舍最后看了一眼老屋，就出发了。这位18岁的青年，只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里，也将离开心爱的女友，他不知道的是，这一走此生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十八年前，1912年2月14日，云南昆明城南甬道街72号的“成春堂”药铺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聂守信出生了。
聂父是一位中医师，兼营药铺，他家在当地算得上中产阶级。可惜仅仅过了四年，这种中产阶级生活戛然而止。聂父因为肺结核撒手人寰，母亲彭寂宽和6个孩子顿时陷入了困境。彭寂宽当即做出决定：自学医书，继续经营药铺。
亲友惊闻，个个摇头，只因彭寂宽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大家认为她是个普通家庭妇女。而事实上，彭寂宽仅凭自学已经通读了经典书籍，连聂守信认识的一些字，都是她手把手教的。
这个倔强女子果然通过了医生资格鉴定，重新撑起了“成春堂”的门面。可是她坐堂问诊、制药卖药，肩扛两份重担也仅能解决温饱。每日收工后，彭寂宽会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盘点收入，一边轻声叹气。
再苦再累，都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彭寂宽的信念。等到聂守信6岁时，被送进了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之后入学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
母亲的辛苦，聂守信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省钱，他从未买过一本教科书，每次都是将同学的书籍借来，一字一句手工抄写。聂守信打趣说，自己这是在巩固记忆。他很快获得了学杂费减免奖励，同时担任了班长职务。
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这名学霸还是个文艺青年，他组建“家庭乐队”，参与各类演出，担任了校乐团指挥，而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正是母亲彭寂宽。
彭寂宽祖籍玉溪新平县漠沙镇，当地流行玉溪花灯，她从小耳濡目染，是个唱灯高手。生养子女以后，故乡的花灯成为了精神抚慰，彭寂宽常常在孩子们耳旁随口哼唱。
小小婴孩聂守信，总是伴着优美的曲调沉沉入梦，或在醒着时，聚精会神听母亲娓娓道来，感动到热泪盈眶。玉溪花灯，成为了聂守信的音乐启蒙教材。
聂家附近有一个木器店，老板邱木匠热爱音乐，聂守信每次路过时总能听见笛声。时间一长，他来了兴趣，拜邱木匠为师，学会了吹竹笛。接着，又拜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奏月琴。
快乐的日子美好而短暂，高小毕业那一年，聂守信选择了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这所学校收费低廉，允许走读，可以节省下不少费用。
中学生聂守信，当时没有想过当音乐家，他的偶像是蔡锷将军。“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加入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刊物。他又报了英语补习班，结识了柏希文。柏希文向他灌输西方先进理念，鼓励他学习音乐理论知识。
虽然音乐素养提高了，但聂守信的目光离音乐家反而更远了，这位年轻人刚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在加入校共青团读书会以后，聂守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秘密加入了“济难会”。他还借着张贴文艺活动通知的机会，偷偷将宣传标语和传单贴在不显眼处，居然一直未被校领导发现。
志向远大的聂守信，挥笔写下了一篇《我之人生观》，提出了“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理想。
他不愿再当传统好学生，瞒着家里报名了“学生军”，远赴外地，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越南、香港、湖南郴州，辗转多地之后，这群年轻士兵在广州散了伙。流落异乡的聂守信，因为资历不够落榜黄埔军校，不得不靠着友人接济，垂头丧气的返回了云南。
当兵道路走不通，文艺之旅却有了意外收获，在与音乐教师张庾侯结为好友后，聂守信开始学习小提琴。知音相见恨晚，他们十分合拍，由张庾侯作词，聂守信谱曲，一首《省师附小校歌》诞生了。歌曲在校内外流行起来，聂守信一举成名，那年，他只有16岁。
聂守信还与一帮朋友成立了“九九音乐社”，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实行男女分校，聂守信参演话剧时，经常要担任女主角，他塑造最成功的角色之一，名叫“马莉亚”，久而久之，“马莉亚”成为了他的外号。
一次话剧演出，16岁的聂守信认识了女孩袁春晖，年龄比他小一岁，共同的音乐节奏牵动着两颗年轻的心，他们的约会情景通常是这样的：聂守信即兴演奏一曲，袁春晖紧跟旋律边唱边跳，关于音乐，他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坐在公园长凳上能讨论好几个钟头。
袁春晖爱吃点心，聂守信便记住了她最常去的那家店，努力存钱，默默买下一些。熬到休息日，两人一见面，聂守信总能像变魔术一般，从兜里掏出包装精致的零食来，让袁春晖既惊讶又欣喜。
深入了解以后，聂守信得知袁春晖也是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将其抚养长大。同病相怜，两人的距离更近了，称呼也变得有趣起来，袁春晖会半开玩笑的喊他“聂四狗”，聂守信则直接送她昵称“吹吹灰”。
袁春晖老家的房前，有一棵缅桂花树，每年树下都会落满一地缅桂花。袁春晖将这些花做成工艺品，挂在胸前的衣服纽扣上，聂守信见了很喜欢，也拾起一些夹进书本当便签，慢慢地，缅桂花成为了这对小情侣的特殊暗号。
知儿莫过母，彭寂宽觉察到聂守信恋爱了，她对这个姑娘颇为满意，却不知此时的袁春晖正处于闲言碎语中心。袁春晖身边人都觉得男方家境贫困，根本配不上她。加上男友事业心重，整天想着救国，袁春晖急需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
她向友人倾吐苦水，说自己每晚睡觉时一闭上眼，脑中全是聂守信被其他女人拐跑的画面。可惜这一切，聂守信看不到。
虽然男友不知道，但他的母亲似乎感应到了，彭寂宽写信劝说聂守信：“你们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下把婚事办了，人家女孩子可等不起。”谁知聂守信回绝道：“现在就谈婚论嫁、生养孩子，会陷进家庭小圈子出不来。我是为社会而生的，要在这个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情。”
见儿子心意已决，彭寂宽只好放弃。另一边的袁春晖又气又急，这时来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人，那就是袁母。她不断给女儿做思想工作，反复强调自己作为单亲妈妈的不易。孝顺的袁春晖非常心疼母亲，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向聂耳信提出分手，表示两人不要再联系了。
袁春晖其实还抱着一丝幻想，她以为聂耳会主动来找她，请求她不要离开自己，谁知这个呆子没有任何表示。袁春晖哪里晓得，聂守信对她的话信以为真，他选择留在原地等待女友回心转意。阴差阳错之间，两人的故事按下暂停键，时间冻结在了1930年。
此时，即将毕业的聂守信，被政府列入了逮捕黑名单，他只能匆忙逃离昆明，奔赴上海。
沪漂初来乍到，仅是生存下去就十分艰难，拖着行李的聂守信，拿着三哥聂叙伦的介绍信，走进了“云丰申庄”上海分号。聂守信的主要工作是采买、拉货、包装和邮寄香烟，月薪15元，这个待遇比当时的底层劳工还差。
虽然生活艰苦，聂守信还是用攒下来的钱购买书籍，学习英语、日文。一次，他帮助朋友租借电影胶片，获得了100元的丰厚报酬，立即就将50元寄回了老家，其余的一半扣除房租、生活费以后，全部用来购买了一把二手小提琴。
于是，在“东方巴黎”逼仄狭窄的弄堂深处，响起了小提琴声，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舒曼、巴赫的作品，聂守信废寝忘食地练习着，优美的旋律回荡在锅碗瓢盆的市井上空。
小提琴演奏了不到半年，云丰申庄昆明总部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分号紧跟着倒闭，聂守信失业了。
这个青年胡乱翻看着报纸，想从中寻找一点职位信息。天无绝人之路，《申报》上的一则广告吸引住了他：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明月歌舞剧社”招练习生，包吃包住，每月10元津贴。
聂守信决定去试一试，他抱着心爱的小提琴出发了。6个录取名额，上百人前来应试，竞争异常激烈。
第一轮开场，聂守信忐忑不安地站在考官面前，衣着土气破旧，自我介绍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拿琴的手紧张得无处安放。不出所料他发挥失常了，磕磕碰碰错误频出，一首曲子都没有拉完。
接着的几轮，他又表演了钢琴、口技、二胡，整个过程人都是蒙的，连他自己都不清楚是怎样结束的。工作人员让他回去等消息，当时聂守信就觉得自己没戏了。
谁知几天后好消息传来，聂守信被“破格”录取了。原来，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黎锦晖，当年上海滩演艺圈的风云人物。在考场时，黎锦晖一听小提琴声，就觉察到了聂守信的潜力，他对身旁人说：“这孩子早年丧父，一人在外闯荡不容易，音乐基础差一些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他。”
黎锦晖没有食言，马上安排乐队首席乐师王人艺亲自辅导，面对难得的学习机会，聂守信格外珍惜。几个月后，他毕业成为正式工，月薪25元。
物质生活有了保障，老师王人艺却离开了剧社。聂守信又找到意大利小提琴家普杜什卡，每周一节课程，学费占到了他工资的一半。大上海花花世界，诱惑无处不在，其他青年都去追求时髦生活了，唯有聂守信留在宿舍楼里刻苦练琴，每天七小时。
练着练着，他荣升剧社首席小提琴手。演话剧、排舞蹈、拍电影、接触大明星，打开新世界的聂守信仍不满足，借着全国巡演的机会，他在上海开往天津的轮船上，找到黎锦晖说他想学习作曲，黎锦晖哈哈一笑，劝聂守信先改掉乡音，等国语学好后再教他。
黎锦晖是那个年代推广国语的先锋，曾经著书立作，经验丰富。加上聂守信极具天赋，仅用两三天时间，就学会了一千多个汉字标准发音。接下来是简单的作曲练习，聂守信不仅进步神速，还连续写出了30多首音乐作品。
聂守信有一个神奇的技能，那就是模仿能力超强。斗鸡眼、缩鼻子、模仿各种人声，还能动耳朵。社员们都感叹：“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聂守信嘴里说出来。”聂守信的耳朵火了，圈内人开始喊他“耳朵先生”。
活泼开朗的耳朵先生，在联欢会上再次展示了耳朵一前一后运动，节目名为《聂耳博士演讲》。表演诙谐幽默，逗得黎锦晖前仰后合。事后，黎锦晖特意买了一份礼物相送，包装盒上赫然写着“聂耳博士收”。聂守信索性接受了老板的建议，从此改名“聂耳”。
聂耳越来越受重用，被提拔到了管理岗位，可是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持续多久，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朋友从云南来信，提醒聂耳：“不要在娱乐圈沉沦下去了。”
他陷入了思考，然后拿起相机去偷拍日本人的军舰，也拍下了混乱不堪的上海。这位20岁青年心情复杂，决定做回理想主义者。
他结识了忘年交田汉，加入了左翼剧联，并对黎家班的靡靡之音感到厌倦。正巧黎锦晖接到了拍摄《芭蕉叶上诗》的任务，两人在讨论创作思路时，聂耳强烈反对添加低俗内容，双方不欢而散。
让黎锦晖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聂耳的理念纷争，会为自己和团队带来灾难。当年7月，聂耳署名“黑天使”在《电影艺术》上发文，标题为《中国歌舞短论》，内容全是对剧社和黎锦晖个人的批判。犀利的语言，有些偏激的观点，给明月歌舞剧社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时间流言四起。
黎锦晖尚在愤怒中，接着一记重锤让他震惊，8月，聂耳宣布退出明月歌舞剧社，这位昔日的爱将和战友，头也不回买了去往北平的船票。黎锦晖没有挽留，只是亲自把聂耳送到了码头。
在北平的三个月短暂而忙碌，这里是文艺青年的聚集胜地，聂耳的朋友圈继续扩大，他们一起演出，一起宣传抗日救亡。在天桥和贫民区，聂耳听到了底层劳动者的心声，收集到了更多的创作素材。
离开北平之前，聂耳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以后，1933年初，聂耳站在了公司影棚秘密角落里，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聂耳在电影圈从打杂起步，做过场记、剧务、伴奏，担任过演员、导演，在各领域均表现出色，因此获得了“万金油”的称号。当电影《母性之光》开拍时，聂耳以劳动号子展现生活节奏，影片插曲《开矿歌》诞生，成为了他的处女作，这也是聂耳与田汉合作的开始。两人趁热打铁，接着又创作了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聂耳很有孩子缘，他认识了卖报女童“小毛头”，买走了两人相遇那天所有的报纸。几日后聂耳再次找到她，当了解到女孩的可怜遭遇以后，一首《卖报歌》从他脑中酝酿出来。聂耳教会了“小毛头”这首歌，伴随着女孩走街串巷，“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化作了儿童经典旋律。
进入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担任音乐部副主任以后，聂耳迎来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仅1934年一年，他又写出了《毕业歌》、《开路先锋》、《新女性》、《大路歌》、《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优秀作品。
日理万机的聂耳，形容自己是“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可是他心底里始终藏着一个人，那就是袁春晖。终于他从朋友口中得知，袁春晖在亲友的催促下嫁给了一个商人，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破灭，聂耳半天缓不过神来。
也许是后悔了，聂耳写信告诉朋友自己在“艰苦地进行思念”，初恋遗憾收场，生活还得继续。1935年，老搭档田汉草拟了剧本《风云儿女》的故事框架，为影片创作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得知消息，主动请缨要求作曲。
他还没拿到稿件，田汉就被当局逮捕了。所幸在《风云儿女》编剧夏衍的火眼金睛之下，人们找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稿纸，有几个字显然被茶水浸过，不太好辨认。聂耳接过歌词，灵感像潮水一样涌出来，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
聂耳正准备下一步修改时，党组织来消息说，他又上了抓捕名单，现在需要去日本暂避。4月15日清晨，聂耳坐上了开往日本的邮船“长崎号”，到达东京后仅半个月，他就修改好曲谱，寄给了国内的友人司徒慧敏。
5月9日，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第一次录下了歌曲唱片，5月24日，《风云女儿》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实现首映。响彻中华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了时代最强音。
影片上映不到两个月，不幸降临，7月17日，聂耳来到了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当他在鹄沼海滨游泳时，一个大浪猛扑过来，聂耳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等到打捞上来，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天不纵英才，聂耳的生命定格在了23岁。
好友张天虚匆忙从东京赶来，认领了聂耳的遗体，并在当地火化后带了回去。
田汉听闻噩耗，泪流满面，颤抖着双手写下了悼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夏衍悲痛不已，一番乔装打扮后，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金城大戏院，在聂耳追悼会上做了最后的道别。
这位音乐家在逝世后，又回到了18岁青春年少时离开的家乡，他被安葬在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绝笔，聂耳最终没能听到那个完整的合成版。
聂耳离奇身亡引起了各方猜测，有人说，聂耳游泳技术不是很好，这纯属一次意外；有人说，聂耳的身上有血迹，怀疑他是被特务暗杀的；还有人说，特务们并不知道聂耳的行程，他有可能是自杀的。然而这些说法都充满了争议，至今他的溺亡仍然是个谜题。
后来世人在整理聂耳的遗物时，翻出了大量干枯的花瓣，有的夹在书本中，有的放在箱子里，那分明是初恋袁春晖最喜欢的一种花，是那挂在胸前扣子上永不枯萎的缅桂花......
文 | 筱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