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众多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此“九大镇国之宝”涉及金银器、青铜器、石刻壁画、文献书简、书法、绘画、工艺品、陶瓷和玉器等九个领域，每件国宝在所属领域中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一、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
二、青铜器：西周利簋
三、石刻壁画：秦石鼓文
四、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
五、书法：《平复帖》
六、绘画：《五牛图》
七、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
八、陶瓷：定窑孩儿枕
九、玉器：渎山大玉海
一、太阳神鸟金饰：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太阳神鸟金饰为商周时期的金器，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现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太阳神鸟金饰整体为圆形薄片，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20克。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目前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其本身亦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太阳神鸟金饰又随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象征着中华民族如神鸟一样，实现了千年飞天梦。
太阳神鸟图案反映了人类早期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阳光是生命的源泉，因此成为人们最早崇拜的神。中华先民把太阳和在天空中飞翔的神鸟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神鸟在驮着太阳飞行。太阳神鸟是古蜀人早期部落的图腾，“金乌负日”表达了中华先民向往太阳、崇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二、西周利簋：武王伐纣亲历记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中国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准确的时间，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一件不大的铜器，以它不多的文字，为pj上古史中一个重要的疑案作出贡献，足见其弥足珍贵，利簋无疑是一件国宝重器。
三、秦石鼓文：大秦帝国的“东方红”
秦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二尺，直径一尺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 ，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诗歌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祖烈公及始皇帝的重大历史事迹进行了歌颂。既歌古也颂今，用诗歌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画卷。
四、西汉《孙子兵法》竹简：为孙武、孙膑正名
西汉《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山东省临沂地区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山东博物馆。此批竹简整简、残简共4942枚，还有数千残片。主要为长69厘米、长27.6厘米、长18厘米三种，墨书隶字，每简字数多少不等，整简一般为35字左右。抄成于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其中《孙子兵法》竹简共105枚，是《吴孙子》13篇的足本，并有佚书4篇。佚篇中的《吴问》记载了吴子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政治制度的问答;《黄帝伐赤帝》《四变》《地形二》是分别对《行军》《九变》和《九地》部分内容的解释和发挥。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的还有《孙膑兵法》（232枚）,证实了《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证实了孙武、孙膑实为两个人，各有兵书传世，揭开了自宋代以来关于孙武和孙膑是否为一人的历史谜团，为辉煌的中国兵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因此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在作战中经常阅读《孙子兵法》；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战略专家根据《孙子兵法》，提出改善美苏关系的“孙子核战略”，其后更出版孙子的语录供军人阅读。《孙子兵法》还成为美国、日本等国企业家进行商战的必读之书。
五、《平复帖》：见证汉字流变
《平复帖》是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书的一封信牍，系中国现存最古的一件名人墨迹，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帖为作者陆机写给友人，谈论疾病的信件，因有“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称为《平复帖》。此帖纸本，草书，纵23.8厘米，横20.5厘米。内容是对贺循、吴子扬、夏伯荣3人的品评，共9行84字，无款。书法古拙，用秃笔中锋，转折处很少顿挫，表现出浓厚的隶草风意。黄绢隔水上嵌月白绢签，宋徽宗金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信札卷后有明董其昌跋及清溥伟、近人傅增湘等跋。钤唐殷浩印、宋“宣和”、“政和”双龙玉玺及明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张丑及清梁清标、安岐、成亲王永瑆、载治等鉴藏印。后归张伯驹，捐赠给国家。《东图玄览》《妮古录》《清河书画舫》《真迹二录》《清河秘箧表》《南阳法书表》《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墨缘汇观》等书都有记载。
从武周时期王方庆临摹先人王羲之、王献之等而成的《万岁通天帖》看，东晋时楷书已经成形，再证以西晋写经，可以肯定有隶书特点的章草《平复帖》是西晋真迹，它一方面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同时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陆机的《平复帖》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其上盖有历代名家的藏书章，帮后人层层把关。所以在书法国宝中，《平复帖》是堪称“镇国之宝”的。
六、《五牛图》：重金购回的神妙绝品
《五牛图》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又名《唐韩滉五牛图》，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作品白麻纸，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五牛图》中的五头牛从右至左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各异。一俯首吃草荆棵蹭痒，一翘首前仰缓步前行，一纵峙而鸣，一回首舐舌，一络首而立。整幅画面除右侧有一小树外，没有其他的背景，因此每头牛可独立成章。韩滉用粗壮雄健而富于变化的线描，表现牛的骨骼和筋骨，以赭、黄、青、白等色彩表现五牛毛色的不同，且根据牛体的凹凸施以不同颜色，具有立体感。“点睛”是牵动全局的关键，画家将牛眼适当夸大，着意刻画，使五牛瞳眸炯炯有神，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所以元代大画家赵孟頫题道：“五牛神气磊落，希世名笔也。”
《五牛图》画卷上无作者名款，在拖尾的后纸上有赵孟頫、孔克标、项元汴、弘历、金农等自元及明至清十四家题记。《清河书画舫》《珊瑚网》《郁氏书画题跋记》《六研斋笔记》《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篇》等书均有著录。《五牛图》的身份家世当是清晰而明确的。乾隆在画中的题诗是“一牛络首四牛间，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唯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
韩滉《五牛图》卷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堪称“镇国之宝”。
重金购回的神妙绝品：
韩滉《五牛图》的流传沿革，根据画卷上的诗文题跋等可知曾流入南宋内府，元代时经赵伯昂、赵孟頫、元太子等人之手，明代项元汴等收藏过，入清，曾藏于浙江桐乡汪氏求是斋，金农曾两度观赏《五牛图》，最后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此后《五牛图》流入清宫。 清朝末年，画作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到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五牛图》几经辗转，被香港企业家吴蘅孙买下。20世纪50年代初，吴氏企业濒临破产，吴蘅孙自知无法再完好地保存这幅名画，便忍痛决定出售《五牛图》。消息传出后，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周总理立即给文化部下达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名画终于回归祖国。
七、真珠舍利宝幢 ：北宋苏州工艺集锦
真珠舍利宝幢是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制作的一件珍贵的佛教艺术品，是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的一个存放舍利的容器，现收藏于苏州博物馆。
宝幢通高122.6厘米，发现之初被放置于两层木函之中。主体部分由楠木制成，自下而上共分为三个部分——须弥座、佛宫、以及塔刹。须弥座，呈八方形，象征着佛教中的八方天，分三层，包括底座，须弥海及须弥山。须弥海山通体描金， 海面四周升起八朵描金木雕祥云，“四大天王”站立在云端之上，手持各种武器，气势非凡，而站在他们边上的“四天女”则是温柔美丽，阿娜多姿。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托起一根海涌柱，上面即为须弥山。一条银丝鎏金串珠九头龙盘绕于海涌柱上，传说是龙王的象征，掌管着人间的旱涝。须弥山上面分别站立着佛教传说中的 “八大护法天神”，天神由檀香木雕刻而成，形态夸张，神态逼真，大有呼之欲出的感觉。
护法天神中间所护卫的，即为宝幢的主体部分——佛宫。佛宫中心为碧地金书八角型经幢，经幢中空，内置两张雕版印大随求陀罗尼经咒，以及一只浅青色葫芦形小瓶，瓶内供奉有九颗舍利子。
华盖上方即为塔刹部分，以银丝编织而成的八条空心小龙为脊，做昂首俯冲状，代表着八大龙王。塔刹顶部有一颗大水晶球，四周饰有银丝火焰光环，寓意为“佛光普照”。
真珠舍利宝幢造型之优美、选材之名贵、工艺之精巧都是举世罕见的。制作者根据佛教中所说的世间“七宝”，选取名贵的水晶、玛瑙、琥珀、珍珠、檀香木、金、银等材料，运用了玉石雕刻、金银丝编制、金银皮雕刻、檀香木雕、水晶雕、漆雕、描金、穿珠、古彩绘等十多种特种工艺技法精心制作。可谓巧夺天工，精美绝世。整个真珠舍利宝幢用于装饰的珍珠差不多有4万颗。塔上17尊檀香木雕的神像更见功力，天王的威严神态，天女的婀娜多姿，力士的嗔怒神情，佛祖的静穆庄严，均被雕刻得出神入化。
从真珠舍利宝幢身上，可见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美术的繁荣和精美，同时也可见北宋时期吴人高度的审美水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八、定窑孩儿枕：观音赐子，栩栩如生
定窑孩儿枕，高18.3厘米，长30厘米，宽11.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定窑孩儿枕是一个枕头，但它的形象却是一个素面光洁的孩儿。孩儿伏卧在床榻上，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脚叠压稍稍抬起。孩儿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着团花纹。枕身釉为牙黄色，底为素胎，有两个孔。这件孩儿枕造型精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
定窑瓷器以白瓷为主，大都为实用的瓶、罐、碗等，孩儿枕是难得一见的器型，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件定窑孩儿枕不仅是宋代风俗的见证，也是研究宋代文化和陶瓷艺术的珍贵实物。
九、渎山大玉海：酒瓮里的改朝换代
渎山大玉海，中国元代玉器，又名玉瓮、玉钵。器体呈椭圆形，高0.7米，口径1.35～1.82米，最大周围4.93米，约重3500公斤。玉料为青灰夹生黑斑色，产地南阳。整块大玉雕刻而成的渎山大玉海颜色青绿，石质柔和细腻，图案精美，形神兼备，玉渎内外有十几种动物图案，用龙、螭象征蒙古汗，下面有羊、鲤鱼、犀、螺、蟾、蚌、鳌鱼、马、兔、豚、鼠头鱼等。现藏于北京北海公园玉瓮亭。
渎山大玉海是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1265年）下令制作的，由大都皇家玉作完成。其制作意图是为了反映元代国势的强盛。渎山大玉海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代表了元代玉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也预示了明清时代又一个玉作高峰的到来。
元代的渎山大玉海是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鲜有出其右者，且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元明清三代都有历史记叙，承载的历史记忆非常丰富。大玉海从广寒殿到团城，也间接反映了北京的历史变迁，综合考虑，可以作为镇国玉器之首。
渎山大玉海之歌：
沧桑渎山大玉海，天下古玉我为尊。
可盛美酒三百石，伟哉体重近万斤。
天精地气亿斯年，钟灵毓秀铸玉魂。
元朝世祖忽必烈，回师送我大都门。
几百工匠呕心血，精雕细磨五秋春。
通宵达旦尽豪饮，好大喜功宴群臣。
清初不幸遭火焚，遍体鳞伤光泽陨。
真武道人不识宝，浑作菜缸几十春。
乾隆皇帝有慧眼，四次诰命修我身。
重新雕琢更辉煌，千磨万击还坚劲。
两代君王崇拜我，精美雕刻世绝伦。
我本南阳独山玉，堂堂祖籍明世人。